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特征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在没有完整改革方案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正统的“转型教义”里，增长是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产物。不过，虽然正统的转轨政策强调“一步到位”的改革计划，但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经验已经说明，它们的转型经济在这种方案下所经历的却是长时间的衰退而不是增长。正因为如此，早期对经济转轨的研究多集中于转轨的比较学。这类文献试图说明的更多的还是中国的转轨政策为什么避免了像俄罗斯和东欧那样的经济衰退。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中国经济转轨的“增量”特征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盛洪主编，1995）。但是，由于这个所谓的“增量”主要表现在新兴工业化部门（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因此，对于中国的渐进主义的转轨政策究竟以什么可辨认的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学家内部便存在着解释上的分歧。这个分歧基本上可表述为，乡镇企业部门的扩张在中国究竟应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经济发展过程还是应该解释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努力？（注：威兹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1996）就典型地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来解释乡镇企业的扩张。）
我们认为，理解上述分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后的持续经济增长是否已经显示出显著的“工业化”特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不应该再像很多研究那样仅仅考察乡镇企业部门，相反，我们需要研究经济的增长学本身。因为在增长经济学的框架里，增长过程中是不是表现出“资本深化”的趋势是反映“工业化”特征的重要信息。
在本文，我们构造和依赖的基本理论是，对于一个以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为特征的计划经济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横向进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改善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因此，在逻辑上，中国在改革后的高速增长似乎就应该主要由资源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所产生的静态收益增量来解释。可是，根据一般均衡的原理可以推知，静态配置效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下降。例如，农产品计划价格的自由化在其初期虽然将大大提高产出水平，但是随着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并轨”，产出的增长将递减。（注：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哈勒根（W.Hallagan）博士在与我讨论时提到的这个论点。）以此而论，资源从低收益率部门向高收益率部门的转移所推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是“一次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通常可以由“动态效率”的度量指标TFP的估计来检验），那么，资本的迅速而持续的积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源泉，而这个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工业化”。当然，我们知道，正如东亚的增长模式所表明的那样，依赖持续的“工业化”的增长方式不是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Young，1994）。
本文认为，这个解释框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寻找支持这个解释框架的证据，在经验上，一个重要的观察量标是资本形成相对于产出的速度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时间变动模式。因为，根据由索洛（Solow，1962）发展起来的标准的理论，假如动态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表现显著，那么，正如大多数市场经济所经历的那样，资本的形成与产出将保持基本一致的增长关系，从而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将维持稳定和下降的动态模式（布兰查德和费希尔，中文版，1998；Young，1994）。因此，检验经济的增长是否主要为持续的工业化所维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是否经历了典型的上升趋势。
在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张军，2002）。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虽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记录，但是在过去的10年，增长率似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要继续维持第一个转轨10年的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图1，GDP的增长速度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朝均值靠近并在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低于均值。作为一个完整的增长画面，图1不仅显示出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初期所经历的高速增长的波动曲线，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了过去10年来这个增长曲线所表现出的持续下降的表征。我们认为，解释改革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任何经济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它的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要能够解释它的增长的可持续性。
图1 中国的GDP增长率（1979-2001，离差值）
本文安排如下：在第2节，我们将讨论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市场化转轨过程与转轨后的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工业化特征的实证分析安排在第3和第4节，在那里，我们分别计算和估计了资本—产出比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时间变动轨迹，并考察了资本深化的进程。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简单的理论框架
为了从理论上厘清中国改革后时期的经济增长是怎样发生的，我们首先在理论上区分静态的“配置效率”概念与“动态的”或“技术的”效率概念，然后我们说明并演示静态的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我们认为，配置效率的改进在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经济转轨初期可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它可能最终导致资本的深化过程，提高资本-产出比率，从而降低产出增长率。
图2 配置效率、动态效率与增长
图2中，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为PPF，横轴表示产品H的数量，H为资本密集的产品或者重化产品。纵轴为产品L的数量，L是劳动力要素比较密集的产品或者为消费品。PPF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所可能实现的最大的潜在生产能力。假设两种产品H和L之间的市场价格线由通过C点的切线表示，其斜率即为两种产品的价格比率。我们在这个图上给出点B、C和D。改革前的初始经济结构用过度投资重化工业的点B来表示。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定义，我们把B点向C点的移动定义为静态的配置效率的改善，因为这个移动将满足两种产品的转换率之比与它们的价格比率相等这个均衡条件（在C点，PPF线的斜率与市场比价线的斜率相等）。另外，我们把从D点向C点的移动被称为“动态的”或者“技术的”效率改进。因为点C处于PPF线之内，因而从C点向A点的移动可以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线（PPF）的外移。
现在我们可以来刻画并讨论中国的“增量式”转轨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关系。所谓“增量改革”，是相对于“存量改革”而言的，是指用新增加的资源或收入按市场信号进行配置并从边际上对被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修正，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产出的增长（林毅夫等人，1994）。根据这样的定义，我们在图2中用B点向A点的过渡来表示这个“增量”改革的含义。很显然，根据这一定义，“增量改革”是通过将新增的积累向受抑制的部门配置，即通过在边际上矫正被扭曲的经济结构的方式来推动产出增长的。（注：林毅夫等人（1994）指出：“新增积累越是向受压抑部门倾斜，增长速度越快。事实上，由于在传统发展战略下，重工业被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农业、轻工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使后者得以在改革开始后成为承担增量改革功能的主导部门，并获得了迅速的增长，使改革及时获益。”）
但我们在这里将指出的是，产出的增长速度将会随着B点向A点的逐步接近而减缓。有趣的是，这个关于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在已有的文献里面并没有被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文献试图解释的还只是中国的改革方式在转轨初期为什么避免了经济衰退之类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在本文进一步关注增长的持续性问题，不仅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0年表现出了增长下降的时间模式，而且近年来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大量研究也几乎一致地发现，过度依赖“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不具有持续的动态改进机制（Young，1994；Lau and Kim，1992）。所以，我们认为，在以“增量改革”或者以新兴工业化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初始阶段，增长将会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这是配置效率或经济结构改善的结果。而根据一般均衡的原理，当资源配置的结构逐步远离B点以后，也就是说，在不断加速的市场化进程中，产出的增长率将可能出现递减。从理论上说，这可以是缺乏技术或动态效率改进机制的结果，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持续的“工业化”导致资本的生产力递减的结果。在现有的文献里，这个过程常常被定义为“资本深化”过程。
通常，“资本深化”过程的量标特征可以依据索洛在1957年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来源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来讨论。根据索洛（Solow，1957）的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成：（注：这里参考了布兰查德和费希尔（中文版，1998）使用的表达式。）
g[，y]=αg[，n]+（1-α）g[，k]+e
其中，g[，y]、g[，n]和g[，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余值，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它可以表示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速度。经过变换，上述表达式又可以改写成：
（g[，y]-g[，n]）=（（1-α）/α）（g[，k]-g[，y]）（1/α）e
此式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之和。如果TFP不能显著增长，甚至有恶化的趋势，但如果能不断提高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速度，即加快资本的积累进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一定的增长。可是，我们知道，资本的形成速度最终受制于递减的边际报酬定律并导致产出的增长不可长期维持。因此，在“粗放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产出比率的持续上升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量特征。这个量标在现有文献里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到。例如，杨格（Young，1994）在论文中粗略地比较了东亚经济与其他经济地区的增长方式，他发现：“在1960-1985年间，每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都经历了投资占GDP比率的显著上升。在1960到1980年，台湾的投资/GDP比率上升了1倍，韩国上升了两倍，而新加坡则上升了3倍……这个比率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GDP比率是不变的或者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布兰查德和费希尔（中文版，1998年）在分析美国经济从1874年到1984年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时也提到：“对资本的度量表明，资本与产出大体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所以，g[，y]-g[，x]（即资本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之差，引者注）接近于零……产出-资本比率的相对不变蕴涵了一个正的索洛余值，大体等于劳动份额乘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我们接下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讨论将集中在资本-产出比率这个量标上。
三、资本-产出比率
为了观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率的时序变动，我们首先计算“资本-产出比率”（K/L）及其增长率。为此，我们使用了关于“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下列定义：
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张军和施少华（2000）整理的总量数据来计算资本-产出比率。在那里，我们从中截取了中国经济在1978-1998年间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总量统计数据。其中产出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且产出（GDP，单位为亿元）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指数做了折实换算。对于资本存量数据，首先，1978—1990的数据来自贺菊煌（1992）对中国资产存量规模的估计研究，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并根据1991年—1998年各年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一步推算出1991—1998年各年度的资本存量数据。（注：一般来说，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通常为：（1）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2）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3）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即投入使用到完全报废的时间）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4）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5）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1979—1998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结果由表1和图3给出。图3比较清晰地显示，如果我们将1989—1991这个特殊的时段排除在外，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出，在1994年前，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基本上为负，这意味着，在改革后的将近15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实际上经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例如，1979—1994年资本—产出比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89％。根据表达式（1），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TFP）一个显著的增长。根据我们第2节的理论框架，这个增长可以用转轨初期的配置效率的改善过程来解释。然而，大概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开始有显著而持续的上升趋势。其中在1995—1998年间，资本—产出比率年增长1.92％。（注：根据伊斯特里和费希尔（Easterly and Fischer，1994）提供的资料，由于长期外延增长的结果，前苏联的资本—产出比率在苏联解体前的1950—1987年间平均每年上升约2.5％。）
表1 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1978—1998）
┌────┬────────┬────────┬───────┬────────┐
│时间│ K（资本存量） │Y（产出）
│K/Y 比率 │K/Y增长率
│
├────┼────────┼────────┼───────┼────────┤
│1978│24501
│6584.4 │3.721068 ││
├────┼────────┼────────┼───────┼────────┤
│1979│26574
│7083.1 │3.751747 │0.008245│
├────┼────────┼────────┼───────┼────────┤
│1980│28654
│7637.6 │3.751702 │-1.2E-05│
├────┼────────┼────────┼───────┼────────┤
│1981│30596
│8038.5 │3.806183 │0.014522│
├────┼────────┼────────┼───────┼────────┤
│1982│32717
│8766.2 │3.732176 │-0.01944│
├────┼────────┼────────┼───────┼────────┤
│1983│35076
│9718.8 │3.609088 │-0.03298│
├────┼────────┼────────┼───────┼────────┤
│1984│37936
│11192.4 │3.389443 │-0.06086│
├────┼────────┼────────┼───────┼────────┤
│1985│41828
│12699.6 │3.293647 │-0.02826│
├────┼────────┼────────┼───────┼────────┤
│1986│45937
│13824
│
3.322989
│ 0.008909
│
├────┼────────┼────────┼───────┼────────┤
│1987│50254
│15424.7 │3.258021 │-0.01955│
├────┼────────┼────────┼───────┼────────┤
│1988│55119
│17165.1 │3.211109 │-0.0144 │
├────┼────────┼────────┼───────┼────────┤
│1989│59955
│17862.1 │3.356548 │O.045293│
├────┼────────┼────────┼───────┼────────┤
│1990│64850
│18547.9 │3.496353 │0.041651│
├────┼────────┼────────┼───────┼────────┤
│1991│70045
│20253.2 │3.458466 │-0.01084│
├────┼────────┼────────┼───────┼────────┤
│1992│76553
│23137.1 │3.308669 │-0.04331│
├────┼────────┼────────┼───────┼────────┤
│1993│84872
│26258.1 │3.232222 │-0.02311│
├────┼────────┼────────┼───────┼────────┤
│1994│94695
│29583.1 │3.200983 │-0.00966│
├────┼────────┼────────┼───────┼────────┤
│1995│105590 │32690.9 │3.229951 │0.00905 │
├────┼────────┼────────┼───────┼────────┤
│1996│117585 │35825
│3.282205 │0.016178│
├────┼────────┼────────┼───────┼────────┤
│1997│130420 │38978.9 │3.345913 │0.01941 │
├────┼────────┼────────┼───────┼────────┤
│1998│145089 │42019.3 │3.452913 │0.031979│
└────┴────────┴────────┴───────┴────────┘
资料来源：张军和施少华（2000）。
图3 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1978-1998）
关于中国转轨经济的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动模式，现有的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变动的经验研究文献（如，Chen and et al，1988；Jefferson and et al，1992，1996）。尽管这些文献中不乏对已有经验估计的批评和针锋相对的争议（这些争论涉及到数据的来源和可靠性，涉及到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及处理数据的方法和技术），但是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改革以来技术效率的变动是很有意义的。
考虑到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所有制部门进行的，于是，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利用现成的数据资料选择对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做了总体性的估计（张军和施少华，2000）。在那个研究中，为了从总体上观察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把估计的时段扩大到了1952—1998年。与很多研究一样，我们使用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
ln（Y[，t]/L[，t]）=lnA[，0]+α[，T]t+α[，K]ln（K[，t]/L[，t]）+β[，1]D[，1]+β[，2]D[，2]+β[，3]D[，3]+β[，4]D[，4]+ε[，t]其中D[，1]、D[，2]、D[，3]、D[，4]这四个虚拟变量分别控制四个比较特别的时期。D[，1]代表1961—1964年，由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撤回对华援助的影响，这几年的产出明显较低；D[，2]代表1967—1969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1978年之后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则分成两个阶段分别用D[，3]和D[，4]来代表。之所以把这一阶段分为两部分，是因为1984年之前主要是农业的改革，而工业改革实际上是在1984年之后开始的。
我们对上述计量方程实施了最小二乘法（OSL）的回归。估计出的资本的产出弹性为α[，K]=0.499，劳动的产出弹性为α[，L]=1-α[，K]=0.501。然后，将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或TFP定义为：
TFP[，t]=Y[，t]/（k[0.499][，t]L[0.501][，t]）
第t年的TFP的增长率为：
tfp[，t]=（TFP[，t]/TFP[，t-1]）-1
根据这个公式，同时令1952年的TFP指数为100，我们计算出1952—1998年的TFP指数及具增长率。这里仅将1978—1998年间的计算结果描绘在图4中。我们发现，改革后的1979—1998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上升到大约2.81％，TFP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上升到了大约31％，（注：我们的这一估计结果与李京文等人（1993）的结果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经济改革对生产效率的改善起了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注：我们还注意到，1977～1988年，平均TFP增长率大约为4.1％，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1.9％，这是中国经济TFP增长的黄金时期：在这12年中，TFP一直保持着正增长。）但是，计算表明，TFP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有明显递减趋势。正如图4所显示的那样，尽管TFP指数还在缓慢增长，但是它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却显著恶化了。事实上，这个计算结果使我们想到了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2000）对国有部门的TFP在90年代以后增长减慢的估计结果，同时我们的结果也与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对国有和集体工业部门1988—1992年间TFP增长率下降趋势的估计相当一致。他们对这个估计结果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评论：
图4 中国经济的TFP增长率（1978—1998）
“对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出现减慢趋势的更深层原因也应该引起足够注意，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改革的潜力释放之后最终要象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走外延增长的道路？其内在必然性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资本形成与过度的工业化
以上从经验上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际上经历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已经典型地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TF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后增长主要是由以乡镇企业部门的扩张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的，因此，资本形成的加快与持续的工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在经验上检验过度工业化现象是否存在，我们打算观察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模式。我们在表2中给出了1980—1996年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的变化。在计算资本—劳动比率时，我们分别使用了官方公布的名义资本数据值和按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的实际资本数据值。在计算实际值时，我们使用了卢荻（Lo，1999）在“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绩效的再评价：1980—1996”一文中提供的数据。在这个总量数据中，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均按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部门做了细分。其中资本的数据按照资本的价格指数做了平减。1980—1991年的资本的价格指数来自于谢千里等人（Jefferson，etal，1996）的研究，而1992—1998的资本价格指数则是作者根据资本的价格指数与出厂前的工业产出价格指数之间的稳定关系推算出来的。将名义值换算成实际值的方法如下：第一，△K[，t]=K[，t]-K[，t-1]；第二，△K′[，t]=△K[，t]/P[，k]；第三，K′[，t]=K′[，t-1]+△k′[，t]，其中K为名义值，而K′为实际值，P[，k]为资本的价格指数。
我们发现，在1980—1996年间，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集体企业部门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比国有部门更快，而且无论是按名义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还是按实际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结果均为如此。这说明，集体企业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上经历着非常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考虑到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增量改革”中新兴部门的主要代表，这个结果的含义自然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说，新兴的工业化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实际上上升得更快，这自然意味着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工业化过程。
我们的这个观察结果与现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例如，陈剑波（1999）的研究也发现，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表现出令经济学家不能完全预料的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道路开始出现偏差，它的技术变化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资本的密集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陈剑波的数据里，乡村两级企业在1978-1996年间经了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平均资产规模的显著上升。
表2 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1981-1996）
名义值 实际值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大中型企业
19810.8
12.62 -0.01 1.74 5.27 0.33
19823.61 6.07 2.62 2.28 9.56 1.67
19836.23 10.64 13.45 5.03 10.10 12.06
19844.41 7.62 8.07 3.76 4.15 6.99
198513.75 14.81 4.74 5.48 4.97 0.78
19868.23 12.77 8.34 6.37 7.82 3.34
198711.54 15.52 10.25 5.47 8.85 2.76
198812.14 18.02 12.06 6.55 11.41 5.58
198913.91 19.02 13.52 6.51 12.52 4.38
199013.23 14.21 11.78 6.73 10.24 4.50
199114.62 12.70 13.80 6.01 6.32 4.08
199213.84 15.16 13.04 6.83 7.23 3.10
19939.01 20.04 2.22 7.39 11.78 1.25
199421.37 31.05 27.56 13.50 19.29 13.21
199531.66 8.20 22.89 16.91 21.26 10.83
199630.88 23.09 23.65 15.50 13.29 10.45
平均增长率 13.08 15.10 11.75 7.25 9.06 5.39
（1981-1996）
平均增长率 17.85 17.94 15.61 9.55 10.47 6.37
（1988-1996）
注：本表的单位为％。计算时仅保留了小数点以后两位，未做四舍五入处理。
资料来源：根据卢荻（LO，1999）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除了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外，在表2中我们还计算了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部门。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自然是，在改革初期，大中型企业本身已具有相当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并始终保持着与小型企业在资本—劳动比率上的差距。例如，我们在计算中发现，在1980年，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几乎是集体企业部门的7倍。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在大多数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装备了资本非常密集的技术。但是，由于集体部门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到1996年，集体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已经上升到大中型企业部门的1/4。当然，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仍在增长，否则，按照现有的增长模式，集体企业部门在资本—劳动比率上很快就会赶超大中型企业。
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快速上升并不是主要因为乡镇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陈剑波，1999；大琢启二郎等人，2000，中文版）。而是一个“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的结果。我们的含义是，由于特定的财产制度和需求环境，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从而导致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根据这一解释，不断提高的资本密集度主要不是劳动力实际价格的上升或上升过快的结果，而是乡镇企业部门过度投资的产物。
诚然，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还依赖于与国有企业的非正规联系而获得。国有企业淘汰的设备以及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乡镇企业获得技术的重要来源。因为如此，乡镇企业实际上选择了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的生产。典型的情况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它往往不是生产许多产品，而是集中单个产品的生产，而大多数生产是向城市国有企业分包来的（Naughton，1995，p155；陶友之，1988）。然而，这种分包关系并没有演变为稳定的分工和合作的契约关系。不仅如此，在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试图减少和摆脱对国有企业依赖的动机非常强烈。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发现，在无锡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向城市国有企业的分包所占的比重在1981年超过了70％，而在1985年下降到了21％。（注：这一数字是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出版物中间接得到的。参见波德和林青松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的乡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Bvrd and Lin，1990）第5章“市场关系与工业结构”的有关论述（尤其是第97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政策，虽然政府鼓励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广泛的所谓“横向联合”，但是这个努力并未得到乡镇企业的积极响应，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在1987年组织了对上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与外地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的大型调查，为我们了解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联合的复杂动机和方式提供了大量值得认真分析的信息。参见这一调查的研究报告《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1988）。）而如果没有与国有部门之间形成特定的分工和合作的稳定契约关系，那么，乡镇企业的进入在事实上就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我们认为，认识到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两大部门的这种进入—竞争关系对于解释乡镇企业部门快速的资本深化是非常重要的。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竞争方式提供任何理论的解释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我们希望为这个竞争方式提供一些经验的描述，以帮助说明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快速上升的原因。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方式，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并不能简单地和孤立地用乡镇企业较之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来解释。由于在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扭曲还存在，乡镇企业的进入既可能是因为它们有较之国有企业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可能是对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现存的一些经济扭曲的理性反应。具体而言，在一些国有部门留下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场合，乡镇企业的进入有助于矫正过于重化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这些劳动非常密集的生产领域，乡镇企业的确发挥了它们在利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纺织业，乡镇企业的进入则更可能是因为被扭曲的高利润环境所吸引，而且它们的进入实际上争夺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世界银行出版的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报告（Byrd，1992）提供了反映80年代中国工业组织结构特征的一些背景资料。例如，中国的纺织行业典型地表现出了多种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并存的组织格局。尽管有大量的国有大型企业，但80年代初，在17100家纺织企业中，有2/3的企业为地方小企业，仅有1/3隶属于纺织工业部和地方政府的纺织工业局。这当中，国有企业为3261家，城市集体企业2314家，国有与集体联营以及与香港企业合资的有66家（Sabin，1987，p231）。（注：从分部门来看，1990年乡镇企业进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为5648和3839家，进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分别7603和3506为家。在钢铁工业这个规模报酬递增并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导的部门，乡镇企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乡镇企业主要生产最终产品（钢材）。《中国统计年鉴（1995）》（国家统计局，1995）显示，1994年生产钢铁的乡镇企业达到17455个，它们提供了钢铁工业总产值的26％。）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进入是否在总体上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似乎是不能肯定的（注：哈勒根和张军（Hallagan and Zhang，1998）发展起来的关于“过度进入”的福利分析的理论模型讨论了这种过度进入的福利后果。最近杨格（Young，2000）关于中国区域生产结构趋同问题的统计分析似乎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不仅如此，由于过度的进入和竞争，该部门的赢利能力实际上恶化了。诺顿（Naughton，1995）曾经分析了乡镇企业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他发现，由于乡镇企业过度使用了劳动力，其生产并不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他也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制造业部门，乡镇企业的进入和增长实际上可能恶化了社会福利水平。
对于前一种情况，虽然乡镇企业发挥了比较优势，但是由于乡镇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乡镇企业的社区产权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竞争往往带有典型的“新古典调整”的特征；一个新的市场机会将迅速诱使大量的模仿者进入，价格和边际利润随之下降，直至市场饱和，利润趋于为零，出现均衡（Bvrd and Zhu，1991）。这种竞争虽然会导致效率的一次性改善，但由此形成的工业组织则毫无疑问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如创新、重组、稳定的买卖关系和信誉等）。而在与国有企业直接竞争的场合，由于国有企业部门，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装备水平比较高，所以乡镇企业必然面临如何能跨越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直面竞争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不断缩小（和赶超）与国有企业装备水平（即资本—劳动比率）差距的过程。这可以从乡镇企业新建项目的固定资产的平均规模和每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中得到部分证明。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17.51万元，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为17.21万元，而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51.65％（陈剑波，1999）。
乡镇企业能够实现快速的资本深化自然又得益于地方政府在信贷上的支持。在现有的文献中，地方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常常被解释为乡镇企业的一个效率源泉（Weitzman and Xu，1996，Nee，1994），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地方政府的介入降低了乡镇企业在进入市场中的过高的交易成本。但所忽视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介入干预了信贷市场，帮助乡镇企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预期，导致了普遍的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过度生产能力）的形成。而面对过度的进入，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又往往进一步选择提高装备水平作为竞争的策略，因为地方政府干预了信贷市场使得资本的取得比现有生产能力的组织重构更容易。因此可以说，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既是推动农村工业化，也是导致过度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六、简短的结论
在本文，我们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转轨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我们还特别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0年来所表现出的下降的必然性。简单地说，在我们的框架里，这个下降趋势大概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
在现有的文献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已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并且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东亚经济的大量经验研究而再次引起讨论。但是，在转轨经济学的文献里，虽然经济学家试图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避免了产出的显著下降和经济的衰退，可是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而我们之所以将工业化的问题纳入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转轨方式的思维过程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
检验过度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量标是资本形成的速度。我们对资本形成的经验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中国的经济的确开始经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而且在过去的10年，我们在经验上没有发现动态效率的持续改善的趋势，相反，所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大约1992年以后出现了显著的恶化。换句话说，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在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似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相对于产出的增长，资本的形成加快了。事实上。这也就同时给出了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趋于下降的深刻背景。如果这个增长的模式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必将面临东亚经济所面临的增长持续性的相关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这个遵循“渐进主义”和“增量”式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来说，挑战性的问题将不再是逐步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否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是增长将怎样避免过度依赖持续的工业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