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神经科学视野下的领导力研究与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领导力论文,视野论文,神经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领导力研究主要聚焦在领导特质、领导行为、权变领导和当代领导风格理论等主题，采用质性和量化研究手段探索领导力的影响机制和预测指标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往这些基于访谈、评价中心、心理测量和行为实验等方法的领导力研究，因为缺乏客观可信的证据而受到很大质疑。首先，以访谈或评价中心为基础的主观评估，其评估结果对领导绩效的解释量不超过10%(Bass et al.，2009)；其次，以心理测量为基础的评估法存在信息处理误差、评级错误等问题；第三，以行为实验为基础的研究容易受到无关因素的干扰，研究结果缺乏概括力，外部效度低。基于以往领导力评估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众多学者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试图开辟一条领导力研究新路径。 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及其技术的成熟应用，为领导力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并奠定技术基础。Rock和Schwartz(2006)发表的《领导力的神经科学》被认为是首次明确界定了神经领导学领域。2007年，Rock等人创立了神经领导学协会，正式提出了“神经领导学”概念：一个将神经科学技术运用到领导力发展、教育、培训、变革管理等领域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内容聚焦在决策与问题解决、合作与影响、情绪调节以及变革等。可以说，关于领导力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基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的领导力研究——已经得到了学者及实践工作者们的重视。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不仅使我们更好地解释人脑生理特性与领导力的关联，还为管理实践提供科学、合理的测量与开发依据，为领导行为改变与商业效果之间架起转换之桥。 领导科学权威期刊《领导学季刊》于2012年出版了一期生物学视角下领导力研究专刊，涉及领导力的神经机制、遗传基因和电生理等研究。从理论视角来看，生物学视角与认知神经视角的领导力研究方向是一致的，而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具体技术是有所区别的。本文重点以认知神经科学为视角，旨在揭示领导力的脑机制，阐述神经技术在领导力实践领域的应用，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一、神经领导理论发展 神经科学的出现拓展了领导力理论框架。就发展现状而言，领导力的认知神经理论基础还较薄弱，并存在一些争议：大脑活动是产生领导行为的前因变量，还是后果变量？Waldman等(2011)建构的两个因果模型为上述争议提供了有效的解答(图1)。模型1表示“大脑活动引发领导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大脑具有相对稳定的神经结构，能够引起一定的领导行为，而这种神经结构可以在个体静息状态下被评估。但值得注意的是，大脑在静息状态下不等于被动无激活，它保持着一系列潜在的神经操作。如果个体从事认知活动，大脑特定区域将被激活，此时大脑的活跃性会显著下降。模型2表示“行为/刺激诱发大脑活动”，即领导者的行为或特定实验情景下的刺激可以诱发大脑活动。该模型将领导行为或相关刺激作为自变量，而将相应脑区的激活作为因变量。该类研究采用神经技术记录被试接受视觉、声音刺激或操作任务时的脑或神经成像，最后，用脑结构或脑激活差异解释领导行为的作用机制。 对于上述两个模型，我们并不是去讨论孰是孰非。事实上，这两个模型互补，即从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操作机理，共同为揭示并丰富领导力与大脑活动的作用机理提供理论框架。因此，在今后研究中，我们应当结合这两种模型，既考虑大脑活动解释和预测领导行为的机理，又探索领导行为(刺激)的脑神经机制，以更好地揭开领导力的脑机制黑箱。
图1 领导行为与大脑活动具因果关系模型 二、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领导力研究成果 1.领导特质的认知神经机制 领导特质理论视心理特质为领导者区别于非领导者最重要的特征。基于领导特质理论的领导力研究试图探究领导者所拥有的独特心理特质及其神经机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人格特质、领导自我复杂性、同理心和心理资本。人格特质尤其是外向性和尽责性，作为杰出领导者的优秀心理品质之一，已经准确找到了神经基础：外向性对应眶额叶皮层中线，尽责性对应额回中线(DeYoung et al.，2010)。Hannah等(2011)提出领导者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特角色和属性结构的复合体，即自我复杂性，它能显著预测适应绩效。基于先前的社会认知神经研究，领导自我复杂性相关的神经活动主要集中在大脑的杏仁核、海马回(引自Waldman et al.，2011)。高效的领导者不仅要具备优良的自我复杂性，还需善于观察和理解下属员工的心理感受，即同理心。同理心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系统。情感同理与额下回、顶下小叶存在关联，认知同理与腹内侧前额叶皮质，颞顶联合区相关联(Shamay-Tsoory，2011)。此外，心理资本也被视为优秀领袖所必修具备的一种领导特质。Peterson(2008)采用EEG观察55位资深商业领导者心理资本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高积极乐观自信的领导者与低积极低自信的领导者在大脑左侧额叶皮层上存在一定差异。由上述研究可见，认知神经视角下的领导特质研究为经典领导特质理论提供了神经学证据。这些证据都表明，具备某种特质的领导者有着独特的大脑结构(激活水平)。当然，领导特质远不止上述所提及的内容，它还包括合作精神、敢于求新和品德高尚等，这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2.领导情绪能力的认知神经机制 情绪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y)作为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领导效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领导情绪能力研究主要聚焦在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那么，为什么高水平领导者更善于情绪表达和调节？神经领导学研究从领导情绪能力的脑机制切入，对上述疑问做出了客观的解释。 情绪表达是一种将自己的情绪传达给他人的行为或能力(Riggio et al.，2008)。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观点认为，高水平的领导者能更有效地进行情绪表达是基于大脑所固有的功能。Russell等(2003)指出，一个人所体验的每一种情绪(包括面部情绪和语音表达)都由不同的大脑区域共同加工而产生。Waldman等(2011)研究发现，社会型领导者和个人型领导者的大脑的右前额皮层活动存在差异。此外，一些fMRI研究发现，当患者负责管理情绪的大脑区域受损时，他们不能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情绪。这似乎从神经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能很好的观察他人的情绪并做出适当的情绪表达。 要实现高效领导，领导者还需善于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例如，抑制过度负面或积极的情绪(辱虐和偏爱)。Phelps(2006)指出情绪和认知推理是由大脑的杏仁核控制。杏仁核的基本功能就是调节认知活动和社会行为并使个体对情绪刺激做出反应。Goldin(2008)提出了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是指个人通过改变对情景的理解来改变自己的情绪反应，在前期能显著激活负责认知控制的前额叶皮层，降低杏仁核和脑岛的激活水平；表达抑制是指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行为，在后期能显著激活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综上，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在领导者的情绪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这点发现，有关领导者情绪能力的神经机制黑箱将逐渐被打开。 3.领导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领导行为在组织运营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愿景规划和应变能力，一方面对员工的行为和态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理解领导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Waldman等(2011)通过qEEG实验技术，结合访谈，让员工从社会化和个人化两个层面对其领导者进行评价，揭示了社会化愿景沟通在大脑右额叶一致性程度与下属对领导魅力的感知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会化愿景规划大部分是与大脑右前额有关。其解释是，大脑右前额负责控制或调节情绪、洞察他人情绪、整体性大局思考以及预测能力，而这些能力都与社会愿景规划密切相关。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员工在组织情境中易受到领导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源自镜像神经元的作用。镜像神经元能将接受到的感觉信息转换成个体内部的自动化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个体在无需复杂认知系统参与的情形下理解他人的行为与感受(Fogassi，2011)。因而，领导者在组织中应注重发挥榜样作用以正向影响组织成员。此外，也有研究开始采用认知神经技术来鉴定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在相同行为上的大脑差异性。Johnson等(2011)设计三个实验任务(选择主动警觉任务，听觉被动警觉任务和视觉被动警觉任务)，并依据任务得分将被试划分为领导者、非领导者和团队成员，利用qEEG来验证神经生理指标对领导力和团队绩效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视觉被动警觉任务中，领导者的中央和左侧皮层的θ波显著高于非领导者和团队成员，而在听觉被动警觉任务时，领导者的额叶和中线皮层的慢θ波显著活跃于非领导者和团队成员。 4.权变领导的认知神经机制 领导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仅包括领导者的特质、能力和行为，还包括组织情境和领导-成员互动，即权变领导。随着权变领导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各式领导风格层出不穷。变革型领导与和谐型领导作为当代领导风格的经典和前沿理论，其神经机制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Balthazard等(2012)利用EEG探索了神经成像技术在鉴定变革型领导与非变革型领导中的可行性和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EEG脑电图在鉴定变革型领导上相对较高的判别性能，变革型领导者与非变革型领导者的大脑前额叶和颞叶的脑电活动一致性和爆发时长等都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研究还发现变革型领导与大脑右半球存在较高的关联性，尤其是与右额叶、右颞叶和右枕叶密切关联，这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探索增强变革型领导素质的潜在或动态神经机制。Boyatzis等(2012)采用fMRI技术，结合情景回忆，观察下属员工回想与领导者互动时大脑活动的差异。研究显示，与和谐型领导互动的经验使被试的左颞上回、双侧脑岛和右下顶叶显著激活，而与不和谐型领导者互动的回忆则显著激活双侧额下回后、右额下回。 在应对复杂的组织内外环境中，领导者的决策以及与下属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并被视为领导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Caspers(2012)基于双加工理论，采用fMRI对经理人和非经理人的决策行为的脑机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经理人在决策中激活了尾状核，降低了血液动力反应；非经理人在决策中激活了前扣带回、顶上小叶和背外侧前额叶等区域。其解释是，对经理人而言，决策作为一项领导专业技能，体现的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大脑自动化加工过程，占用较少的脑区资源；非经理人在面对刺激时，需要调动大脑更多区域以进行刺激再认与刺激选择等加工过程。Hannah等(2013)基于EEG探索领导者适应性决策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领导者前额α脑波一致性程度越高，表现出的适应性决策水平也越高。Fairhurst等(2014)采用fMRI探究领导-追随合作的神经机制，在实验中，研究者基于影响力和任务难度的自陈式测量筛选出一批被试作为领导者，要求领导者与虚拟的搭档同步完成一个声音信号-按键反应同步配合任务，该研究准确地找到负责领导与追随合作的脑区——右侧额叶。 人类行为兼具自然性与社会性，如何在社会互动与文化背景下探索领导力的自然性是我们不可忽视、不容回避的研究议题。权变领导的神经机制研究为推动领导力自然性与社会性整合提供了启示，但研究中涉及的情境变量(刺激)还比较不多，未来研究可以增加一些社会情境变量以更深入而全面地解释领导力的认知神经机制。 三、认知神经技术在领导实践中的应用 领导力的评价、培训与开发历年来都是组织中最为重视的项目之一，然而，传统的评价与培训方法饱受质疑。认知神经科学的出现及其广泛应用，为领导力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探索之路指引新方向。结合认知神经科学中的脑成像技术，一方面，研究者和实践者可以基于大脑的相对稳定性，准确定位与高效领导力相关的脑区，用以甄选和评价领导者；另一方面，基于大脑的可塑性，通过大脑神经反馈训练来客观有效地提升领导力，增强领导者的发展意愿。目前，认知神经与领导力研究已经推进至干预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 大脑存在一个由众多神经通路相互关联构成的默认网络系统。基于默认网络系统，大脑结构和功能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在静息状态下能被观察和评估。因此，研究者和实践者可以在大脑静息状态下观察领导者的大脑活动以甄选和评价领导者。Dorneich等(2007)结合脑电图和心电图有效评估了英国某部队的排长和班长在模拟战斗实验中的认知负荷情况，评估结果解释领导行为的准确率达95%。Peterson等(2008)指出，通过脑电图能够鉴定出积极、充满希望感和心理弹性的领导者，以预测领导者在激励下属、建立愿景和营造积极组织氛围等方面的有效性。同时，通过脑电图还可以判断领导者是否存在一些诸如压力、焦虑、情绪耗竭和抑郁等心理问题，以便组织及时采取一些预防和干预策略。 大脑的网络活动模式具有可塑性，个体的行为、思维乃至环境都可能造成大脑结构的改变。基于大脑的动态可塑性，神经领导学提出一个目标：改变领导者的大脑，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领导。经过近几年神经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发展，这个目标正在接近成功。加州的ABM公司研发出能够增强军人认知能力的神经技术，包括超速巅峰状态训练器、疲劳警示监测器和大脑护镜等。David等把神经科学技术应用于商界，提出一个领导者大脑训练方案：领导者通过带上脑电设备，对照优秀领导者的脑电波状态来训练自己的大脑，提升领导力。上述这些应用方案的实质上是神经反馈训练。神经反馈训练类似视频游戏，受训者通过操作和控制自己的大脑来操作任务，达到预期脑区活跃(或脑电)目标给与奖励，否则给与惩罚，以此产生一种操作性条件作用，使大脑改变线路来适应期望的模式。 神经领导学在评价、甄选和培训领导者方面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前景，但要强调一点，神经技术是作为领导力研究和应用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代替掉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模式。今后的研究与应用应当将认知神经科学与传统的领导力应用模式结合起来，以更全面地研究领导力。 四、未来研究展望 认知神经技术的发展为领导力研究提供了源自神经科学的客观证据，能有效地揭示领导力的大脑之谜。当然，从现有的研究内容和数量来看，此研究领域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争议。基于认知神经视角下领导力研究的发展现状，以下几个方面未来将会引起业界学者们的关注并致力于解决。 1.神经领导理论模型的建构 理论模型是开展任何一项研究的基础，而当今大部分研究只注重领导者面对特定刺激或执行特定任务时所表现出的大脑活动差异，忽视了相关理论的构建。众所周知，理论模型的缺乏，不仅不利于研究结果的呈现和解释，而且给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升华大打折扣。Lee等(2007)在探讨脑神经理论问题时，便指出建构大脑活动与领导行为的理论模型目前还十分具有挑战性。究其原因，理论模型的建构并不是个简单的工作，它包括理论形成和理论精简，尤其是要在已形成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精选出有关认知神经对领导力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的理论。就神经领导已有的理论——具因果关系理论模型(Waldman et al.，2011)——而言，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刺激(领导行为)→大脑活动”模型，事后却未对模型的影响路径进行丰富和发展；而“大脑活动→领导行为(刺激)”模型主要用于实践领域并涉及到伦理议题，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在利用认知神经技术揭示领导者特质和行为的脑神经机制的同时，也应当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神经领导学的理论模型。 2.关于研究对象议题 迄今为止，认知神经视角下领导力的研究对象一部分是脑受损病人或精神病患者，另一部分是工商管理硕士、虚拟领导人物或下属员工，而以真实领导人物为被试开展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在被试选择上的疏忽，但更可能是因为处在高社会地位的领导者们，往往难有时间或者愿意参与此类科学研究。因此，研究者要争取真正领导者为实验被试较具有挑战性。其次，在以领导者为对象的研究中，焦点集中在高水平的领导者身上，尤其是著名领导人物和企业高层领导，而低水平领导者的研究为之甚少。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开展高低水平领导者的脑神经机制对比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去检查领导力在脑区上是否真的存在差异。最后，在研究中我们还需要思考：那些与领导力相关的大脑区域能否随时能被观察？能否通过干预神经系统能否真正实现领导力的训练和提升？ 3.大脑的加工网络 在Mintzberg提出管理行为的大脑半球优势理论后，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片面地将大脑某个半球视为领导行为的预测变量是个误导观念。例如，动作技能和创造力还没找到准确的大脑定位，而且大脑两个半球可能都与管理绩效相关(Hines，1987)。事实上，社会认知神经领域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复杂的领导行为并不是大脑某个单一部位所能解释。Lieberman(2007)研究发现，被试执行自我情绪体验任务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和执行与他人沟通任务所激活的脑区存在很大程度的关联。可见，复杂的领导行为可能需要大脑多个部位按分工与合作的原则一起运作。因此，未来领导力神经机制研究应当从单一的脑定位拓展到探索相应的大脑加工网络及其运作机理。 4.领导风格的神经机制及其比较 领导风格理论是当今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目前认知神经视角下的领导力研究所涉及的领导风格主要是变革型领导与和谐型领导，而交易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和魅力型领导等经典理论还尚未取得认知神经方面的实质性研究进展，因此，后续研究应当进一步对不同领导风格的神经机制进行探索。此外，Li等(2012)指出，不同领导构念，例如变革型领导和领导角色占用(Leadership role occupancy)有很大程度的基因遗传方面的共同性，即共同的遗传基因可以解释变革型领导与成为领导之间78%的共同变异。依据这项重大研究发现，未来的一个方向可能是探讨不同领导风格在大脑结构(神经机制)上的共性与个性。 5.基于神经技术的内隐测量 在当今的领导力乃至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大量基于问卷或个案法所搜集到的仅仅是研究变量的外显特征，而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一些诸如态度、情感和意向行为还具备内隐特性——一种自动化无意识的大脑加工过程(Becker et al.，2013)。近几年，内隐加工机制在领导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并丰富了内隐领导和内隐追随理论，但关于领导力和追随力的内隐测量还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随着认知神经技术与领导力研究的紧密融合，未来的研究可以将ERP(EEG)和fMRI等神经技术运用到内隐领导和内隐追随的测量中，即可从时间分辨上对内隐与外显加工过程分离提供脑电的证据，又可从空间分辨上对负责内隐和外显加工的脑区进行定位，以更好地整合领导者-追随者认知与行为的内隐与外显加工机制。 6.加强本土化研究 目前，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领导力研究大多源于西方，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是由于神经学技术设备在本土化的管理类研究中普及性还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领导力研究还处于本土化的初级阶段，构建和发展的本土理论还不够充分，也限制了领导力研究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领导现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的领导者的心理特质、情绪能力和领导方式等很可能与西方领导者并不一致。例如，家长式领导——华人组织中的本土领导理论——就与西方的变革型领导等理论在内涵和结构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探索本土独特的领导力及其认知神经机制，以此推动中国现实社会中领导力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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