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道德与环保——“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对话”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侧记论文,道德论文,资本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0-0108-03
2011年5月28-29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清华园举办了一次题为“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对话”的学术会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对话。鉴于国内应用伦理学研究长期处于分科割据、互不往来的状态，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在开幕词中说：环境与经济已互为因果，不考虑环境问题而仅就经济研究经济伦理，或不考虑经济问题而仅就环境保护研究环境伦理都已行不通。因此，沟通应用伦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努力可以从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的对话开始。本次对话主要围绕如下三个议题展开：
一、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长期研究道德资本问题的王小锡教授认为，道德的根本目的就是协调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而最根本的利益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领域，道德的存在就是为了经济发展。如若如此理解道德存在的目的，也就不会认为将道德视为一种资本是对道德的玷污。在现实中，道德就是一种无形的资本。例如，一个企业的信誉好就能使它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信赖，必然有助于它的资本的增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应该有道德含量，道德含量高的商品和服务才是受欢迎的，企业也才能可持续发展。
是否把道德看作一种资本与对道德的理解和界定有关。在刘福森教授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是道德经济，在现代市场中根本无道德可言，也不可把慈善行为看作市场行为，它是不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市场外的行为。曹刚博士认为，根本否认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是因为把道德看得过高，或者把“道德的”等同于“完全利他的”，甚至等同于“自我牺牲地利他的”。如此理解道德，就不能将道德视为一种资本。如果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依赖于“底线道德”，且把“底线道德”界定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则可认为市场经济有其道德维度。
有学者担心，把道德看作资本会削弱道德的超越性，从而会屏蔽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文明的道德审视和价值批判。有经济学家把“市场的逻辑”概括为“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变得幸福”的逻辑，其实现代市场还有另一副面孔：激励人们的贪欲！如刘福森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反自然、反生态的，它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激励人们“大量抛弃”，催促人们不断地消费“大量生产”出来的过剩商品。李伦教授认为，非人动物只是处于自然进化过程之中，而现代人谋求发展，变得越来越贪婪，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危机。因此，我们需要遏制恶性发展，为发展制定规则。人应该“像动物那样生活”，而不是像现代人这样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像动物一样生活”是一个试图纠正现代人致命错误的有趣的口号！
“资本的逻辑”就是永无休止地增殖。如果把道德完全归结为资本，那么道德非但不能遏制人们的贪欲，而且还会成为激励贪欲的精神力量。可见，简单地将道德归结为无形资本，认为道德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服务于经济增长是不合适的。但在特定论域中我们可以说道德是一种无形资本。
二、承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否就可以保护好环境
余谋昌教授指出，现代经济学设定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然价值论。“自然价值”是自然界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一样。现代主流经济学虽然也探讨环境问题，但由于缺失“自然价值”概念，故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有GDP的统计数字，而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数据，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会显现，对自然价值透支的补偿也就更无从谈起。这种以长期透支自然价值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实，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已部分地采用了余教授的思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只有为污染定价，让污染者付费，才能有效地遏制污染。主流经济学设定，一切价值(包括自然价值或生态价值)都可以用货币衡量，余教授至少部分认同了这一观点。主流经济学家与余教授的分歧可能在于：前者不认为自然界本身可以创造价值，而余教授认为自然界本身是能够像人类一样创造价值的。
但仍可质疑的是，承认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给污染定价”，就能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健康吗？能把一切自然价值统统归结为经济价值吗？
当然，完全消除污染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把污染控制在自然可承受、人类可忍受的范围之内。在美国经济学家卢夫看来，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何种程度的污染完全取决于公众的偏好和选择。而公众的选择又始终受经济学的一个简单原理——边际效益最大化原理——的制约。给污染定价，则意味着一定限度内的污染是个人或企业(法人)的权利。当明晰地规定了污染权以后，再进一步培育污染权交易市场，则能激励个人和企业去研发降低污染的技术和办法。“一旦价格设定，污染者可以根据价格采用一切措施进行调整。由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减轻污染，直到进一步减轻污染的成本高于那个价格。”
不过，为自然资源定价远比为商品定价困难，常常会涉及“非经济的”(或“非金钱的”)成本。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否认存在所谓的“非经济的”成本。拉里·E·卢夫在《有关污染的经济常识》中说：“非金钱的成本与其他类型的成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估算它们时难易程度的不同。如果洛杉矶港的污染物减少了海洋生物，这就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减少商业捕鱼的成本可以直接估算，它是将人员或设备从捕鱼业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的固定成本，加上他们在捕鱼和新行业所得的收入的差别，加上消费者损失——他们现在吃不到鱼肉而不得不吃鸡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这么直接的成本：孩子们和运动捕鱼者们失去了娱乐的机会，海洋生物学家失去了研究对象，等等。这一部分的成本显然难以测量而且可能很大；它们不可能为零，也不可能无限大。有人仅仅因为带刺海星和毛蟹的数量减少了就呼吁立即采取措施以降低成本，是由于他们将这些生物体的边际价值设为无限大。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一定会惊诧地认为他们高估了海星和毛蟹的边际价值。”
卢夫的上述观点代表着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据此可推断，不仅可以用金钱衡量生态系统(包括其中所有的非人物种)对人类的价值，而且不可把任何一个非人物种的价值夸大为“无限大”。当化工业的发展导致某些鱼类濒临绝种时，如果化工业的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收益(金额)大于这些鱼类灭绝所带来的损失(金额)，则继续发展化工业而让这些鱼类灭绝就是合理的。经济学家“几乎不为从现在开始5年后的世界而操心”。如果每一次具体情境中的边际效益计算都指示人们，应该继续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任由各种物种灭绝，那么，长期下去，地球生态就会崩溃，而地球生态系统崩溃这样的损失(成本)又可折合多少美元？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从来不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无视生态学问题。他们或许会说，这个成本就是放弃地球而迁移到其他星球必须花费的金额，可现实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可见，承认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实行污染权交易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但不能把一切生态价值都归结为经济价值。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价值是不可折算为货币的。在物种正加速灭绝的今天，每一个物种的价值也不可折算为货币，因为物种的灭绝会导致全球的生态崩溃。如果一项工程会灭绝一个物种，那么人们决不能根据“边际效益最大化原理”去决定是否实施该工程。利用市场推动环境保护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们偏好或价值观的改变，即对清洁环境和生态健康的偏好已优先于对物质奢华的偏好；二是通过生态足迹计算和立法为污染总量设定绝对界限。
三、主张敬畏自然是否就是鼓吹神秘主义
陈泽环教授在介绍施韦泽的思想时说，施韦泽对中国古代敬畏自然的思想极为重视，在施韦泽看来，主张敬畏自然的思想是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就其使人与无限者建立精神关系而言是深刻的世界观。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是伦理神秘主义。因此，陈泽环教授在评述施韦泽的思想时指出，我们不应再把“神秘主义”用作贬义词。
其实，主张敬畏自然未必就会陷入神秘主义。神秘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拟人语言具体描述超自然存在者，如《圣经》对耶稣的描述，《聊斋》对鬼怪狐仙的描述。自然主义者完全可以杜绝用拟人语言具体描述超自然存在者而同时心存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强以华教授所言，他只需要体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自然奥秘的无限性。
唐文明博士认为，现代性的要害不在“上帝之死”，而在“大地之死”。现代性理解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错误早已潜伏在西方古代思想之中，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犹太—基督教的自然观，都潜伏着人与自然(大地)的分离。当现代性高呼“上帝死了”时，自然就成了物理实在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完全的外在关系。人作为唯一的主体，用日益庞大的技术体系，以现代公司和国家的组织形式，集体性地征服自然。人类若想走出生态危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须转向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路，建立与大自然的内在精神关系(如施韦泽所言)。
总而言之，本次对话可谓“小而精，高而深，论而争”。与会者对会议主题有精深研究；议题之意义高远而深刻；有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且部分达到了不同研究进路的视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