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游离中的知识建构——新世纪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思与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知识论文,新世纪论文,边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1)03-0034-05
从20世纪50年代文艺学学科的创建伊始，文艺学走过了近60年的风风雨雨，纵观近60年文艺学学科的历史及其发展走向，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99年，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2008年。在第一个阶段，典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人性、文学主体性和意识形态等经典命题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这些命题基本上没有跳出学科的研究问题域和学科边界。因此，在这一阶段，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不断经典化的文本为基础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经典命题建构的合法性成为文艺学学科边界确立的重要前提，文艺学的知识建构体现出“确立边界，建构经典”的发展走向。而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一系列跨学科的命题，成为了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文艺学逐渐呈现出边界扩张和学科泛化的倾向。在这个阶段，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越界的“解经典”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体现出“消解边界，解构经典”的特点，这种对边界的消解以及对经典的解构，使文艺学学科发展呈现出新的转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当下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消解与当下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近十年以来，关于文化研究的出版物不断涌现，而文化研究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争论最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文化研究的涌现是文艺学学科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当下的文化研究已成为文艺学学科的代名词。对此，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文学学科不甘被边缘化，力图通过对现实的积极应对重返中心的调整与努力。”[1]而周宪认为，文化研究凸显了研究的政治倾向性，它要挑战的是文学活动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关系和压制。在周宪看来，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文化研究不是要完善文学研究，而是要瓦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另类’非文学性的思路。”[2]可见，文化研究的出现并没有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应当说，当下文化研究的出现，是文艺学学科对文艺现实做出的应有回应。这种回应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化研究的涌现，在我看来，其重要意义在于打开学科视域，促进学科泛化，解放乃至构建种种传统文学之外的意义。当下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终结和解经典的讨论就是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文艺学学科泛化的后果。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几年来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审美活动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拉什认为，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分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言说规则，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区分得较为清楚。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去分化”。在后现代文化的“去分化”过程中，有三个文化领域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第一，科学、伦理和审美的自主性消失了，审美进入了其他领域；第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线不复存在；第三，生产与消费、商业与文化中的许多界定都模糊不清，出现了文化的混杂和相互言说。[3](P11-14)其实，后现代文化中的去分化现象远远不止这些，如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的模糊等等。沿着拉什的思路，借用他的文化的“分化”和“去分化”二元范畴，我们或许可以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说。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文化的“分化”促使艺术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领域，它意味着现代艺术中“距离”的形成；而后现代文化取消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这意味着现代艺术中所强调的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逐渐消解。这种距离的消失体现为艺术与生活的界线被打破，日常生活进入了艺术，艺术也进入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实现了审美化。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的严格界限不存在，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严格界限也不再存在。
“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是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主题发言时所提出的。费瑟斯通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三种含义，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力求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4](P95)费瑟斯通以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命题为依据，认为若从消费性层面去探讨现代日常生活，那么现代日常生活有一个显然不同于传统日常生活的特性：日常生活与审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日常生活逐渐进入了审美文化的视域。与对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分析不同，韦尔施则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个体认识的审美化两个层面论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的美学化首先反映在“表层的审美化”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美。在韦尔施看来，生活表层的审美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并最终满足个体不断增长的体验需求。对生活表层的美化，韦尔施这样加以描述：“更美地生活是昨天的格言；而更美地生活、购物、交际和休息则是今天的格言。”[5](P119)韦尔施认为，除了“表层的审美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还体现于“深层的审美化”上。深层的审美化比“那种字面的、物质层面上的美学化更加深刻，它不仅对个体的独特构成产生影响，而且对现实的存在方式以及个体对存在方式的理解也产生影响。”[5](P6)在“深层的审美化”这一维度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再限于城市装饰、购物中心等审美视觉的更新上，而呈现为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中。也就是说，“深层的审美化”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变迁过程，它对于个体心理与他当代社会理论均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韦尔施在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同时，也看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问题。“总体的审美化带来了它的对立面，在没有什么不美的地方，也就不存在美；持续不断的追求刺激将会导致个体的麻木不仁。审美化由此进入了麻痹化。”[5](P25)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带来的并不是审美的愉悦体验，相反，它带来的是审美的钝化和麻痹化。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际上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扩展了人们的审美领域，使审美走出了传统的精英领域；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过度审美化又会麻痹个体的审美意识，导致审美能力的丧失。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借鉴了费塞斯通的“审美呈现”理论和韦尔施的“美学泛化”理论，并试图将其与中国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对接。如鲁枢元认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度，[6]赵勇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浮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7]在赵勇看来，我们应该更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8]毛崇杰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它使对平庸的和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主体沉湎于“世俗欢乐”，从而失去了人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9]虽然学界的讨论很热闹，但我以为，我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还是应当进行理性的审视，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理论的对接关系，势必会产生无法克服的错位感和落差感，进而导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误读。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的西方语境以及中国的讨论语境是不同的，因此对这个命题的讨论必须限定在问题的有效性范围。我们应当在明确的学科意识范围中去探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才不至于使我们的讨论流于空泛，甚至远离文艺学学科探讨的问题域。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另一讨论热点是“文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对理念的认识遵循着艺术——宗教——哲学的顺序，艺术最终要被宗教和哲学取代。此后，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10](P98)正式提出“文学终结论”命题并引发国内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是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2000年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终结”的命运。2001年，《文学评论》发表了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米勒沿着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观点，认为“文学终结”的依据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电信技术时代。“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11]米勒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以来各种发明对艺术的影响，指出了现代电信、电影、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变化，并得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随着文学时代的“终结”，“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11]米勒的“文学终结”命题，随即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争论。有学者认为，文学不会消亡，因为“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12]还有学者从语言的角度质疑米勒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如果不消失，文学又怎么会终结呢？”[13]
综观这场论争，学者们在讨论“文学终结”时的分歧其实来自于对“终结”内涵的不同理解，正如余虹所言：“‘终结’一词含混、夸张而悲哀，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隐喻。”[14]正是因为这个词的含混性，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消亡”，也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结束”，甚至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边缘化”。因此，对“终结”内涵的正确理解是消除这个命题歧义的重要前提。此外，在分析“文学终结论”时，我们还必须结合米勒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背景和语境。米勒在提出“文学终结”命题时引用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观点，即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因此，米勒认为，“终结”就是“消失，不存在”的意思。而且，米勒提出文学终结，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文学功能的弱化和文学地位的降低，他以其所在的加州为例，说明政府对教育文化的支持远不如80年代，在美国一直受人尊敬的文学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甚至成为被人冷落、嘲笑的对象。基于此，米勒感慨：“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11]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终结论”时，要密切联系米勒命题的特定语境。因为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感叹，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而这种语境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适合于用来分析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
我以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文学的终结”命题导向了新世纪文艺学学科研究问题域新转向，而这一转向进而又引发了文艺学的边界之争以及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建设的大讨论。
文艺学的边界之争是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的涌现，文艺学边界已被突破。如陶东风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改变了有关“文学”的定义，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15]陶东风特别强调，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范型和学科边界之合法性依据的文艺自主性观念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16]此外，金元浦也认为，随着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深入，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也模糊了，文学被边缘化了。“今天文学的文化转向绝不是取消文学的本体研究，而是在多范式多话语共展并存的多元对话时代，寻找更宽广更具包容性更富于生命力的研究方式。”[17]与提倡文艺学学科越界的观点针锋相对，有学者认为，虽然文化研究的涌现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对文艺学的学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即便如此，文艺学的边界也依然存在。如童庆炳认为，“如果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有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单纯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标准来勘探文艺学的边界，一味叫喊文艺学的‘越界’和‘扩容’是合理的吗？”[18]而朱立元也认为文学的边界也就是文艺学的边界，在他看来，文学的边界依然清晰，文学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没有消失。“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在可见的将来，文学的这条边界恐怕还是会有效的，难以突破的。”[19]
文艺学的边界之争，其内在实质是当下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思性话语的体现，也就是说，文艺学的边界之争是一种在“守界”与“扩容”的张力中对文艺学知识理论进行反思的话语之争。在传统的文艺学知识体系中，我们往往借助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传统研究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但当下的文化研究范式打破了这种格局，或者说把传统的格局颠倒了过来。今天的文艺学研究，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慢慢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去。从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渗透到文学当中，而今天的文艺学研究则把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沟通方法，逐渐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去。而这种知识体系的重新建构，正是源于文艺学边界的游移与变动，这正如李西建所认为的那样，“正因为坚持学科知识的移动与变化，才使得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现实境况之间，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关联与互动，现实不断地激活理论，由此生长出学科领域内大量的新问题。”[20]
继续深入下去，我以为，不论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还是文学典型和文学终结的论争，抑或是文艺学边界和知识建构的论争，等等，这些命题基本上都不能再归于传统严格意义上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域之内，而是跳出了文艺学学科的边界，呈现了泛学科和跨学科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知识建构体现出“打破边界，解构经典”的发展走向。
在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反思中，文艺学学科究竟应当走向何方？在我看来，文艺学的边界扩容必须在坚持跨文化与跨学科路径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应当是当下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品性。在文学文艺越来越走向泛文本时代，文艺文本变得越来越庞杂的当前，如果只坚持文艺学学科原来的理论立场、视野和方法是不够的，必须面对新的文艺文本现象，才能发挥人文学科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将文艺学研究置于多重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去展开研究。而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让不同学科与文学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让不同的文化形成文艺学研究的多维语境。当然，在强调文艺学学科越界的同时，我们必须还得坚持文艺学研究自身的独特性。文艺学是研究文学和艺术的，如果我们把文艺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审美维度抛弃了，也就等于取消了文艺学学科。因此，审美的视域和文学的维度始终是贯穿文艺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在某种意义上，90年代以后，文艺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文艺学缺乏学科自律原则。因此，我们应当对在文化研究维度上进行文艺学知识建构的观点表现持一种谨慎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文化研究对文艺学学科的合理性之时，必须强调文艺学的自身特性，这样，才能使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新的活力。
那么，怎么才是当下我们应当坚持的文艺学研究路径呢？我以为，这条路径就是文化社会学的路径。晚近文艺学的研究以一系列跨学科的非经典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体现出“消解边界，解构经典”的特点，这种对边界的消解以及对经典的解构，使文艺学研究方法呈现出新的转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德国学者曼海姆认为，“科学的、美学的和伦理的文化，作为不同的解释尝试、作为各种不同的生活方案和世界方案而相互对立。它们没有一个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们要重组世界构成因素的各种努力，事实证明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看似无法解决的张力，似乎获得了一种始料未及的和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作为这一过程结果的解决办法。”[21](P7)在曼海姆看来，这种解决方案就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强调文化、审美、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融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将文化社会学引入文艺学研究，不是实现文化与社会学的简单嫁接，而是强调从社会理论、美学、文化、日常生活等若干视角相融合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理论的具体现象与问题。在文艺学的研究方法论中，与文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方法是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文化研究方法。文艺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部分，也是传统文艺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而文化研究方法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文化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一度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误区。此外，传统的文艺学研究方法注重对文学本身的研究，这使得文艺学研究变得制度化与学科化。而当下兴起的文化研究虽然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文本之外，却淡化了文学的审美性。如何弥补这一缺陷？文化社会学的思路可以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文化社会学研究既注重对文学进行文化层面的挖掘，而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审美的维度。而当下文艺学研究的新问题域不断涌现，其中的不少问题，如审美现代性研究、视觉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日常生活理论研究、都市空间理论研究等，都可以从文化社会学的维度进行分析和讨论。文化社会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其思考方式、研究路径和合理成果对文艺学的研究方法的拓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为当下的文艺学新问题域的开拓与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维度。
注释：
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1999年起商务印书馆推出由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2)199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与文化译丛”。(3)1999年起译林出版社推出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4)2000年起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推出由张一兵、周宪等主编的“通俗(大众)文化系列”、“全球文化系列”以及“消费文化系列”。(5)200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等译著。(6)2003年起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研究丛书”5种。
②“文化社会学”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P.巴尔特在《社会学的历史哲学》(1897)一书中所提出。文化社会学有两个来源：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