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节俭之德及其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俭论文,试论论文,之德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人民御敌图强的法宝。那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效，人们生活日渐富裕起来的今天，还要不要长期地坚持节俭、崇尚节俭之德呢？这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本文拟作一讨论。
一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何谓节俭？节俭何以要称之为德性？“节俭”所涉及的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物质欲望和物质生活的一种主观态度，而不是客观上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
这种态度首先体现在一个“节”字上。《周易》曰：“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节制而又适度，“刚柔两分而刚得其中”，则万事通达；过分的节制（苦节）则不得其中。“节”是指节制有度，既不放纵无度，又不过分苛刻，谓节度。这相当于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道”。它要求人们在涉及情感和行为时，应避免过与不及。在“应该”的时候，为“应该”的目的，根据“应该”的情况，以“应该”的方式来感受情感和付诸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节”或“中道”讲究的是用理性的态度去处事和处世，它属于价值的领域，有应该与不应该、合宜与不当之分。是否持“节”，对个人是一个德性问题，对社会是一个道德风尚问题。
“节”这种理性的合宜的态度，用于对待物质财富、物质欲望和物质生活，就表现为“节俭”。所以，节俭不等于贫困，节俭的对立面是奢侈、浪费，而不是富裕。
节俭首先意味着“节用有度”，即合理地有节制地使用、消费物质资料，包括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各种资源，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作为创造财富的物质力量的劳动本身。贾谊曾说过：“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1〕靡即浪费。 节约而不浪费物质资源和财富便是节俭之首要意义。
“节约”不但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体现在消费上，是谓“俭”。历来人们把俭与奢相对照，“奢则逊，俭则固”。〔2〕“俭， 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3 〕这些古训都把节俭与奢侈作为两种对立的态度加以考察，可见节俭意味着不奢侈。奢侈的外在表现是过分地追求文饰、华美。古人云：“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文者称实而为饰，文对实已为两物，奢又文之过，去本远矣。”〔4〕这是很有道理的。人类的生活，不仅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维持生计，而且要满足舒适感、美感、荣誉感、享受感等心理需要，社会生活又要求一定的文明礼仪，因而就有了文饰。文饰本身无可厚非。人类文明进步到今天，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过分地追求文饰、讲究华美，以至把虚荣心、享受感的满足推向极端，不惜浪费物质财富，一味追求享受、豪华、炫耀，便成为奢侈。如果仅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看，奢侈的根源在于纵欲，节俭则出于节欲。这就是所谓“俭者节欲，奢者放情。”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奢侈的根源就不那么简单。美国社会学家、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曾对此作过一番历史的考察，指出，奢侈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与消费方式，源起于私有财产的形成、阶级的分化和消费的分化。当社会上出现一个可以免除一切劳动和物质生产又占有大量财富可以养尊处优的“有闲阶级”时，奢侈便应运而生了。“有闲阶级”为了显示其财富和在金钱竞赛中所处的优越地位，为了证明自己比同一社会中其他个人具有更加显赫的地位和权力，进行浪费性的非必要的消费，这便是奢侈。由于这一阶级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可以将其消费方式垂范于较低的阶层，使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们仰慕，甚至变成一种为许多人力所不及又力争达到的生活标准。于是奢侈演变为习俗和风尚。
凡勃伦的分析颇有见地，至少能帮助我们把握奢侈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是炫耀性，它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消费动机，既不是为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也不是为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发展自身的能力去一般地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是着眼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势，把消费视为博取名声的手段。这种动机源出于不顾一切地进行金钱竞赛，以更多地占有财富为荣的金钱文化。
其次是浪费性，既然是作为证明在金钱竞赛中占有优越地位的手段，这种消费就必定要刻意去显示自己能够经受金钱上的巨大消耗而不会影响其富裕能力。为此，就要尽可能地挑选具有特殊品质又经过特殊技巧精心加工的特殊物品来消费，并保持一定的消费量。既以炫耀富有和衬托他人之卑微为目标，此种消费便本能地表现为浪费。不仅对财物不加节制地消耗，对劳动产品毫不珍惜地挥霍，而且白白耗费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要役使一些人使之脱离生产。
再次，是高价性和贵重性，消费的动机既是炫耀，那就要在独特的享受中满足金钱上的优越感，因此代价高昂就成为必要条件。奢侈的追求固然不排斥美感，奢侈品也往往附有实用价值，但实用观念和审美观念在奢侈中都屈从于价格高昂的要求，高价和贵重逐渐成为奢侈者心目中的美感特征本身所必具的要素。低价品由于其价低，本质上就属于不美、不光荣的东西而被卑视。
最后是利己性和贪婪性，奢侈的动机是显示个人优越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显示他人之卑微与低贱。它所进行的是歧视性对比，其中包裹着一颗极其狭隘的自私心。加之，金钱的竞赛和虚荣心的满足不同于一般的物质需求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它本身是无止境的。因此，奢侈就带有贪欲无度，欲壑难填的特征。
上述四个特征表明，奢侈是通过消费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态度，它同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作为其对立面的节俭，则意味着一种相反的人生态度。“不绝欲，亦不纵欲”，不奢侈，不浪费，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做到文实相符，“节制在人”、“取舍于内”，不被物所役，以实现自立、自强。同时，也意味着推己及人的群己观，不做歧视性的对比。可见，节俭既是一种消费方式，更是一种关乎人生目的和人伦关系的德性。故称之为“节俭之德”。
二
节俭之德对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经济上看，俭可以富国裕民。崇尚节俭意味着对艰辛劳作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珍惜，本身体现着对劳动的尊崇。因此，节俭与勤劳互为表里。既勤且俭，就能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就个人而言，“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5〕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役物以时”、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节俭成风，勤劳成习，可裕民、可富国。相反，如若奢靡成风，浪费成习，惰者成众，那么社会财富非但不能积累，而且会被浪费和奢侈耗费殆尽。
这不仅是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也为近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所重视。以《国富论》著称于世的亚当·斯密就社会资本积累的角度论述过节俭的的经济意义。他写道：“诚然，未有节俭之前，须先勤劳，节俭所积累之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而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6 〕而奢侈者“不量入为出”，“滥用资本”，“夺勤劳者的面包豢养游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会陷全国于匮乏。”〔7 〕尽管亚当·斯密对剩余价值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但他基于劳动价值论对节俭有利于增加劳动投入，创造和积累国民财富的论说，无疑是有价值的。
从伦理上看，节俭可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德，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所谓“养德”，是说“节俭”不仅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德性，而且是其它许多德性得以养成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16世纪的阿拉伯著名思想家伊本·赫勒敦也有类似的主张。西方的新教伦理也曾把节俭所养成的对自发的欲望冲动的约束力视为遵守各种道德律令的基础。
那么，节俭何以能“养德”呢？首先，节俭乃是对自发的物质欲望的节制，它有助于养成对各种自发的、受欲望冲动支配的行为的约束力，培育起理性自制能力，实现“取舍于内”、“节制在人”，为实现道德自律奠定基础。相反，奢侈则意味着纵欲，易于养成贪欲无度，多求妄用，慕恋虚荣，放浪不羁的心态，动摇道德人格的根基。其次，节俭有助于明志、守节。它可以使人把身心集中到事业上来，立志去完成时代和社会所赋于的使命，而不致沉溺于声色，玩物而丧志。它可以培育坚强意志和刚毅精神，不致因物质上的困难而消沉。加之，“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以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节俭便可以坚持操守，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故曰：“志以淡泊明，节以肥甘丧。”再次，节俭有助于养成与他人同甘共苦的精神。孔子说“俭近仁”。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8 〕节俭者能克制自己的物欲，“节己不节人”，也易于体察他人的甘苦。相反，奢侈者贪欲无度，专欲益己，势必自私自利。社会上节俭成风就易于养成互助友爱的集体感与团结感。
从社会文明兴衰的角度来看，崇尚简约朴素还是奢侈享乐关乎民族的兴亡。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经总结了一条历史规律：“俭节者昌，淫佚则亡”。〔9〕唐代诗人李商隐总结隋与六朝衰亡的教训， 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宋代司马光在阐释“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一古训时强调，“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10〕着重说明节俭对社会安定的作用。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引秦、隋两朝，穷奢极侈，失尽人心而亡的教训，告戒说：“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11〕司马光和朱元璋都是从维系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节俭之德的意义，这固然不可取，但其中包含的俭以养廉，俭以防腐的思想，确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赫勒敦在考察阿拉伯人的柏柏尔人从游牧、定居到享乐生活的历史变迁后，也作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奢侈和享乐主义的生活使人失去意志和刚毅精神，而大家争相奢侈，则使与他人同甘共苦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丧失，最后社会失去了“阿萨比亚”（asabiyah），即失去了“使人们觉得彼此亲如手足的团结感”和“互相友爱，直至愿为他人而战、而死的集体精神”。于是公益不趋、公律不守、公责不尽，家庭、民族、国家都失去了道德的纽带，人心焕散，世风日下，社会便日渐走向衰落。
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在援引赫勒敦的历史哲学时指出，赫氏揭露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12〕他以此告诫美国人，“一味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和奢侈的享乐主义”已使美国社会具备了“同历史上‘荒淫制度’的类似性质”，其社会秩序已“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把社会粘成一体呢？”〔13〕
可见，节俭还是奢侈不仅是个人的生活态度问题。诚然，只要社会上有消费分化，总有一部分人会采取奢侈的消费方式，无需大惊小怪。但是作为一种社会风尚，作为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是崇尚节俭之德还是放纵奢侈与享乐主义盛行，却是关乎经济之盛衰，道德之维系，民族之兴亡，决不可以为是生活小事而掉以轻心。这是许多民族的历史经验。
三
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历史经验还有没有它的普遍意义呢？节俭之德是不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特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是不是已经成为过时之德了呢？
早在西方市场经济兴起之初，孟德维尔就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了“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主张，认为奢侈培植了“聪明和技巧”，带来了繁荣和福利；相反“随着傲慢和奢侈的减少，一切艺术和技巧都将相继丧失。”嗣后，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用边际效用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修改了“经济人”假说，把经济活动的主体设为一个贪得无厌、有无限欲望、又追求享乐的“经济人”，为奢侈和享乐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论据。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理出发，重新提倡“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信念。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赤字财政、扩大消费，用人为创造的需求来刺激经济。其结果，如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所说：“我们的生产资源的很大部分浪费在人为创造出来的需要上。……过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大量生产资源浪费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上。”〔14〕这种经济模式使消费者的需求和评价标准受到资本家为谋取利润而创造出来的需求和广告的支配。同时，在观念形态上则形成了普及于社会各阶层的以追求奢侈和享乐为荣的“大众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它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此类“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观念，也伴随着域外商品本身所负载的品牌、情趣、商品广告、各种文化品尤其是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通俗文化和理论学说，传入国内，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的观念浸淫了一部分人的心态。在有些地方，奢侈品的广告铺天盖地；“豪门气派”、“皇家风范”、“超级享受”之类的语言成为权力话语；斗富比奢之事时有所闻，甚至被一些媒介反复抄作。以致有些地方未富先奢。对此类现象赞同者有之，担忧者有之，漠然处之者有之。普遍感到困惑的是，奢侈是不是为现代化所必需，崇尚节俭之德是不是会影响经济的繁荣，耽误现代化的进程？崇俭是不是会回复到禁欲主义，否定正常的消费？凡此等等表明，辨明节俭之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在当今中国实属当务之急。试为一辩。
现代化自然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必定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不仅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增长和品质的提高，而且也表现为新的消费品，尤其是提高品、便利品的不断涌现，使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同时，许多以往产量极少仅能供少数有闲者享用的奢侈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能大批量生产，成为可供大众消费的提高品，甚至是必需品。因此，就必需品、便利品、提高品与奢侈品的界限来说，它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现代化的进程在客观上不断提高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变着奢侈品与非奢侈品的界限，因而也改变着以节俭与奢侈两种消费方式的具体的外在的形态。但是并未使节俭与奢侈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之间的区别消解。作为主观的内在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两者的对立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现代进程使两者的矛盾更加突出，从而把节俭之德的意义凸现于世。
首先，现代化的进程有赖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这两者都离不开节俭的精神。贝尔在分析西方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时，援引了韦伯关于讲究节俭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历史作用的论述，并指出：“工业社会特有的品格有赖于经济和节俭原则：即追求效率，讲究低成本，高利润，最优选择和功能的合理性。”然而，在他看来，这些原则的实现有赖于强调“工作、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的伦理精神作为动力。〔15〕这位以提出“后工业社会”论著称于世的学者，之所以要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重申节俭之德的重要性，正是有鉴于弥漫于美国社会的享乐主义的现代文化和奢侈之风，造成了“浪费冲动”，它同迈向后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工作精神和节俭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关系到“社会存亡”。
贝尔对美国人的警告，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颇有启迪。如果我们误以为奢侈有利于现代化，把与国际经济接轨误认为与西方的奢侈与享乐主义接轨，听任奢靡享乐之风蔓延滋长，听任它去吞噬崇尚劳动、工作、节俭的创业精神，那么就会出现未发达先奢侈的局面，而现代化的目标也将因缺乏精神动力而化为泡影。
其次，现代化的进程把生产资源的节约问题尖锐地提上日程。现代化使人类掌握了开发和控制自然的巨大能力，又加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加之，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大众享乐主义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把大量生产资源浪费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上，刻意用人为创造的需求去刺激消费，不断推出种种新奇的奢侈品，使资源的浪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上》用大量的统计数字证明，过量的浪费已将维持人类生命的四大系统——耕地、牧场，森林和海洋——作了极度的开发，使之负担过重，人均占有的耕地、能源、粮食和土地、原料都呈下降趋势。地球所能供养的人口和提供的物质资料都有一个极限的，人类正在趋向这一极限。如果不去纠正大量的浪费，人类以自己的才华建立起来的经济将会发生崩溃。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还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现代化理论，把经济增长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上，相信消费越多，生产越多，就业越充分的理论，是造成生产盲目增长，资源浪费，过度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共鸣。现代制度经济学家近年来提出，应当把“维持生计”作为经济的目标，致力于满足“生存必需品”和“提高品”的生产，而不能像主流经济学那样，以“个人需要无限制”为由，尽力去满足对奢侈品和“地位商品”的追求。
罗马俱乐部的预测固然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但它所发出的警告意在唤醒人们对危机的关注，以自觉地节约资源，改变奢侈与过度消费的风气。这一警告震聋发聩，引起普遍的关注。如今生态保护，资源的合理开发，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节用有度”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又重新发出光辉。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耕地、水源、矿藏的人均占有量均比较低。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贯彻“节用有度”的原则，更显迫切。党的十四大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任务，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形成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同时提出了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领域，都必须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粮，千方百计地减少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各行各业都要制定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的目标和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江泽民同志还告诫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大力弘扬节俭之德，使之蔚然成风。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最尖锐的问题是大众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带来的道德、文化和社会危机，它把节俭之德重新提上议程。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追求奢侈、享乐和满足无度欲望的消费成为风尚。昔日为少数有闲者独具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被推广而成为相当大的人群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注重游玩、娱乐、炫耀、挥霍的“娱乐道德观”（fun morality）取代了“行善道德观”（goodness morality）成为时尚。 此种风气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主流经济学把增长、发展作为唯一的经济目标，倡导“生产越增长，商品越新越多，消费越大，越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信念；而企业家则不断人为地创造需求，推出各种奢侈品以刺激消费。加之分期付款等刺激欲望的方法大量采用，强调挥霍，鼓励人们讲排场、比阔气的营销业的发达，具有广泛渗透性的广告业的兴盛，为之推波助澜。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一味鼓吹价值相对主义，推崇冲动自由，攻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念，使文化从严肃的艺术变成了经过“包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的“时尚竞争”。两者交相作用，使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形成普及于社会的、以一味追求个人的享乐、挥霍和奢侈为特征的“大众享乐主义”。其结果是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基础，酿成了“历史性的文化危机”。
贝尔在70年代末发表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在此书中所发挥赫勒敦的思想，意在强调，奢侈还是节俭涉及“如何在个人动机和民族道德意图中表现出的合法性”，这一“最深奥最棘手的难题”。〔16〕并警告美国人正视奢侈所形成的危机。
此说在经济学家中也引起反响。80年代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提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表明，在美国正经历着经济“敦刻尔克”。而“从最基础的层次上说，当今的经济危机导源于道德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由于社会的道德基础腐蚀而发生”。〔17〕“以自身私利为原生动力”的自由放任主义，及其衍生的享乐主义，则是道德基础被腐蚀的思想根源。
如今，这一观念亦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接受。有大牌战略家之称的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993年发表的新著《大失控与大混乱》，是一代表。他在书中写道，当今美国盛行的价值观念是“丰饶（Cornucopia）中的纵欲无度”。这是一种奢侈、放纵和无节制的享乐主义。它“主要着重于立即满足个人的私欲”，表现为“行为方面的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贪婪就是好’——80年代后期雅皮士的口号——对于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份的座右铭”。〔18〕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它表明美国“本身的社会正在逐渐丧失进行负责的自我控制所必须的道德和伦理原则”。〔19〕此番论说表明布氏同贝尔等人一样，把奢侈、挥霍、贪婪、放纵视为危及社会根基的现象。这也从反面说明节俭、自我克制对维系社会粘合力之重要，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是如此。
作为一位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己任的战略家，布氏的特点是从保持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的。他写道：“如果美国的伦理标准的实质是一味追求纵欲享乐，同时绝对数量甚众而生活贫寒的少数民族被排除在有意义的社会参与之外，那么美国社会是不能成为世界各国之楷模的，无论在道德方面，还是就实际经济方面而言”。〔20〕这段文字意味深长。
首先，布热津斯基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敏锐地察觉到，在一个收入差距甚大，两极分化严重的世界上，把纵欲、奢侈作为普遍的伦理准则势必造成“欲壑难填的消费者和饥肠辘辘的目击者”之间的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良的伦理道德传统，我们不能把勤劳节俭这个中华民族美德丢掉。如果我们的商界一味推销奢侈品，大众媒介大力展示豪华消费和富豪们的奢侈生活，文化界宣扬荣华富贵的人生价值，使纵欲享乐成为伦理道德原则，那又会造成何种社会后果！
其次，布氏立论的基点是美国要成为“世界各国之楷模”。他在书中还坦言，“外国模仿美国……这不仅是一个文化时尚、社会风气或消费方式问题，它本身还说明是一个政治问题”。〔21〕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消费方式的全球影响，足以“逐步淡化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性”，并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变成“拥有道德合法性的领导”。他之所以对“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提出警告，只是担心它使美国的榜样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害怕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大众得知美国人挥霍无度的消费，将激起对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反抗，以至“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22〕
这位霸权主义者的坦诚自白，从反面告诫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准则都是与本国的主权、民族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它所实行的经济建设事业相一致的。如果我们对西方推崇纵欲、奢侈的风气，失去警惕，势必对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影响。至于他们所谓的美国要成为“世界各国的楷模”、“外国模仿美国”等等，这不是什么新理论，只不过是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践踏别国的主权、民族和文化的霸权主义的野心。
综上所述表明，现代化进程并未使节俭之德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俭以养德，俭以防腐，俭以富国，俭以兴邦，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何况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更需要崇尚节俭之德。早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就告诫我们：“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23〕，“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24〕“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25〕我们应当努力把它付诸实践。
注释：
〔1〕《新书·道术》
〔2〕《论语·述而》
〔3〕《左传·庄公廿四年》
〔4〕《二程集·外书》
〔5〕《韩非子·显学》
〔6〕《国富论》，上册，第310页。
〔7〕《国富论》，下册，第312页。
〔8〕《孟子·离娄上》
〔9〕《墨子·辞过》
〔1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训俭廉》
〔11〕《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有丙寅》
〔12〕〔13〕〔15〕〔1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 第130、132、132、131页。
〔14〕《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问题》第44页。
〔17〕威尔泊、詹姆森：《经济学的贫困》，中译本，第264页。
〔18〕〔19〕〔20〕〔21〕〔22〕《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译本，第76、190、238、105、127页。
〔23〕〔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26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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