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国内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哲学基础以及当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颇有启发。仔细考察起来，不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问题的深处，其思想的内容、价值都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比如，在宏观上，如何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关系；在微观上，为什么在1840年前后中国实行民族保护主义，而在当代中国邓小平又自觉地、全方位地实行对外开放，其深层的根源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到底有何意义。从战争与和平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转变的内在根据是什么？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相比有哪些贡献。本文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这些问题。
一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正确地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科学论断，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
人类社会从地域历史到各地域之间相互联系的历史、从各民族独立的历史到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历史的转变，从经济角度说它是生产不断社会化、国际化的产物。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各民族主要是在孤立的地点上独立地发展着。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其结果，一方面造成生产关系领域不同利益集团对财富占有的极度不公平，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要求，是通过人们的利益关系来推动的。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需要转变为人们的动机和目的才对社会发生作用。大机器的出现，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劳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它要求开拓更广阔的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要求冲破地区间、民族间、国家间封闭的自然经济的束缚，建立起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一切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使国际分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前的国际分工是以工业国与原料国的垂直分工为特征的。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和正在使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为主，使天然原料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人工合成可替代的原料逐渐增多。水平分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各国工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发展为工业部门内的国际分工，发展为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这实际上把有关国家的有关企业组成了国际生产流水线，使生产成为直接国际化大生产。这样，生产的国际化不仅需要市场的国际化作为交往的平台，还需要资本的国际化使资本全球流动，而交通和信息的国际化又缩短了生产和流通的时间和空间，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导致了原材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化。这种趋势促使各民族由国内发展转向全球发展，迫使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想发展经济，不仅要依靠本国的资源、技术和资金，而且还要依靠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生产力的发展，普遍交往的建立，使各民族、各地区经济都卷入国际竞争之中。这就是邓小平的“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经济根据之一，也是中国必须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它适应了生产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不仅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需要中国对外开放，就中国自身的国情也需要对外开放。所谓国情，从狭义上讲，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经济结构及其主要矛盾，它既是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与社会状况的统一，又是其历史状况与现实状况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这是一切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依据，是党制订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我们现在的国情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中国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造成封建主义的东西根深蒂固，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先天不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受阻、以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早结束的基础之上，我们面临的是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且封建思想长期存在，因而反封建和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早期对外扩张时，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处在什么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并没有弄清楚，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遭受了挫折。这就是说我国的国情已是社会主义性质，但还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开放。”[1] (P266)这是中国必须开放的又一原因。
邓小平不仅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还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发展自己，那么通过对外开放能否发展自己呢？马克思专门论述过生产的社会化、普遍交往的建立对于发展生产力，保存生产力以及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当交往只限于内部时，人们几乎每天都重新发明；当交往只限于两个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单另进行，而一些纯粹的偶然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就会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各种发明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新开始的领地。“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 (P61)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不仅会迅速地传播，而且能持续传递下去，而历史的进步也会愈来愈呈加速度发展。因此，邓小平讲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要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这样，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不能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可以缩短、甚至越过发达国家技术发明的过程，直接获得最后的科学技术成果，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发展成本，缩短发展的时间。这是经济全球化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机遇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抓着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据之一。
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的状态。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大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二者呈现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立的二元结构，也就是西方依附理论描述的中心与边陲的世界经济结构。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使信息、服务、第三产业成为突出的行业，质量竞争将取代价格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出现了农业、工业和以高新技术为主而带动的服务业三层阶梯的世界经济结构。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是处于农业文明和半工业化阶段，面临着要同时完成工业化和发展高科技的任务。发展中国家怎样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严格说来，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不仅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需要条件，向高科技的转化更需要条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目前的机遇在于，它可以向两头开放。一方面向工业化跃进，发达国家由工业化向高科技转型，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些机器、技术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而第三世界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加快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提高工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向高科技带动下的服务业进行劳务输出，这是浅层次的开放，深层次的转型需要进一步研究。列宁曾经讲过，在一个文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更不要说掌握和运用当代的高新技术了。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正是以此为背景提出的，抓着这个机遇，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和初级资源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化跃进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话，但在新的高科技领域中这种优势不断减弱，所以如何向高科技领域的跃进还是一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正确地把握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特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带来各民族之间联系的思想。使马克思关于在世界交往中可以保存和快速传递生产力的思想，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与西方发展理论不同，他们看到了中心和边缘的经济结构及对立的根源，认识到了第三世界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困难。但是，放弃通过对外开放，实现这种转化的可能。而新自由主义，看到了生产的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可以使落后民族向工业化转化的可能，但是，不顾历史的责任和义务，以及现有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仅强调“机会均等”的竞争，是不可能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带来机遇的。
二
从政治角度看，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把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有机结合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曾经说过现代的社会“开放就进步，不开放就落后”，这一判断不仅涉及到开放与封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还涉及到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才是科学的。比如1840年前后中国为什么要拒斥对外开放，实行民族保护政策呢？而当代中国邓小平为什么又主动、自觉地实现对外开放呢？这涉及到民族保护和自由贸易、对外开放与维持国家主权的关系。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坚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具体地运用了这一理论和方法，是把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同阶段的状况和中华民族自身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是不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是用枪炮、鸦片、廉价商品向中国发起进攻，而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清政府腐败无能，民族的自主能力很弱，因此，那时若提倡“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其结果只能是丧失主权使中国沦为殖民地。而在当代，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并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国内经济实力已经增强。从世界范围看，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对资本和信息等科技的垄断，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掠夺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的财富。而高科技本身就是国际化的产物，不等价交换是不平等的交换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是争取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反对不等价交换原则。目前，若不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就不可能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也不可能掌握迅速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不努力掌握这些，单靠本国自身的力量，其发展速度是非常慢的。同时，只有参加国际范围内的竞争，才有可能改变国际不平等的交换原则，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贡献。所以在当代，谁要是闭关锁国是错误的，但是在开放中忽视资本获取利润的本质，丧失警惕也是错误的。因此，1840年前后的民族保护政策和当代的对外开放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在历史上，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社会主义的前苏联，都实行过关税保护主义。而马克思还是通过李斯特的民族保护主义拒斥贸易自由而发现了生产力理论。当然，我们说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讲，肯定1840年前后中国实行民族保护政策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并不是为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愚昧进行辩护。因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主张民族保护主义，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同时，晚清政府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愿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东西，这除了他们的封闭、狭隘、愚昧、无知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他们的封建统治的政权性质和阶级决定的。康、梁发动的维新变法失败，就是由封建专制政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因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从经济基础上削弱封建统治者的权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说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只搞君主立宪，也是削弱瓦解封建专制政权，这是封建贵族坚决反对的。由此，封建专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封闭、保守、夜郎自大的特点和我国生产力水平低，需要民族保护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是要通过开放，通过革命改造封建政权的问题，后者是生产力水平低如何保护本国的经济不受侵犯问题。所以，当时经济上的不开放和政治上应该开放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有个适时的问题，还有个度的问题，即开放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其它国家，并获取利润。他强调，“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1] (P319)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1] (P348)针对这种情况，科学总结中国近代丧失国家主权使中国无偿割让和赔款屈辱的教训后，告诉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 (P348)就是说对外开放，以不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安全并能发展自己为标准，这就是中国当代对外开放的度。在这个“度”的范围内的开放是合理的，超出这个“度”就由合理性变成不合理性。这里的“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安全”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政治安全问题，即国家的主权的安全问题。而国家主权的安全问题，是指个人、国家作为行为的主体其生存没有或很少受到威胁的状态。其二，是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各种冲击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包括一国内部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外资源的供给不被中断并获得有效的保障，还包括一国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就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关系而言，一般说来，经济安全决定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又必须服务和保护经济安全。这种状态，在一国范围内和在国际范围之间是不同的。就一国范围内，政治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前提，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础和核心。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二者的关系正出现复杂的状态，即拥有主权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打破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对经济安全保护的神话。所以，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仍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成为对外开放的标准更显得重要。正象温家宝总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可靠保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愈益加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和削弱国家主权的地位与作用。”[3] 也强调了对外开放与肯定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三
邓小平从人类社会历时性发展和共时性并存的现状中明确地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问题”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列宁关于时代性质分析在当代的新概括。
第一，“和平与发展”科学判断的提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当代的发展为根据的。时代主题的变化根源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时代主题的判断，但他们分析时代的性质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强调时代问题的重点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创立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并提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方式的残酷性，他们强调的是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性，突出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关系领域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忽视或者是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问题，没有侧重研究生产力是怎样在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下得到发展的，也不侧重研究生产力除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之外的发展动力问题。就是说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了列宁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冲出国内走向国际。列宁既强调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垄断的矛盾，又提出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突出强调的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即民族矛盾，明确提出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强调战争与和平是时代的特征。斯大林在列宁概括的基础上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矛盾，突出强调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毛泽东弱化东西矛盾强化南北矛盾，突出地从经济发展程度角度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中认识世界格局，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问题，很显然，邓小平弱化了生产关系领域的阶级利益对立的思想，国际关系领域弱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 (P105)第一，这是对当代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概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的结果。从生产力的发展看，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不仅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合作与依赖，而且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也需要各国的合作，这样以全人类为整体的共同利益渐渐凸现。另外，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主要不再是以战争的方式占有殖民地。而主要是以资本、信息、技术控制世界生产，以产品占有世界市场。这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不仅会影响到双方的经济利益，还会威胁到双方的生存。西方国家所谓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无非是运用非战争或非军事等间接手段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和渗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的标准行事，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同时，自殖民体系瓦解以后，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要求发展，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了，和平的力量空前壮大。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另外，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国内走向国际以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矛盾的紧张状态，二者的矛盾得到一定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的调整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些都成为制止战争促进和平的因素。虽然和平的因素在增强，并不等于和平的问题已经解决。邓小平是把“和平”作为问题提出并不否认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这就出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矛盾；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矛盾。这种状态要求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要以损害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共同利益不是超乎各种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的东西，它本身就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中，并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作用，也是不同利益主体行为的界限。如若某一行为主体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无视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也无视其他主体的利益，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仅突现了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也突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是核心，而南北问题的实质是二者之间的差距问题，即穷的愈穷，富的愈富。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1] (P281)他强调人类历史若发展下去是以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与不发达国家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如果不发达国家得不到普遍发展。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限制，就谈不上继续发展；反过来，如果发达国家得不到继续发展，就不能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创造条件，不发达国家也得不到普遍发展，所以，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可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和马克思在一国范围内强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性以及生产关系内部的对抗性关系不同，他侧重强调的是，在国际范围内生产关系自身的调整以及从生产关系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性质，然后再与中国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准在于，看它是否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虽然直接是指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判断生产关系性质的标准。他与列宁强调的民族矛盾也不同，他更强调利用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果说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一国范围内对抗性的一面，邓小平则在国际范围内更强调统一的一面。如果说列宁强调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和落后民族的生产关系的对立的民族矛盾，邓小平则更强调二者发展中的统一性。
第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提出，也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与合作，也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就本来的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它高于并优于资本主义。从现阶段看，由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二者的并存成为客观现实。这样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以什么标准来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成为这些民族的现实问题。过去“左”的教训，是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同资本主义制度等同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采取了一种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对此，邓小平强调：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肯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都是资本主义的。由此，提出向资本主义学习，大胆吸纳它的一切肯定成果，不仅是科学技术还包括先进的管理方法。二者并存的现实以及经济上的依赖与合作，就使二者矛盾的同一性地位不断上升，矛盾的斗争性也有新的历史形式。就矛盾的斗争性而言，两种制度反映的阶级利益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要两者同时并存，斗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但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它们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初期，社会主义思想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前苏联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学说变成了现实，资本主义极力用武力消灭之。在今天，二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也不会因两者在经济方面依存度的提高而不复存在。相反，二者的“博弈”更加隐蔽，更加复杂。有人撰文论述了二者对立、斗争的几种表现：[4](一)从竞争领域看，竞争的重点从军事领域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二)从竞争的方式看，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成为二者竞争的一种新形态。(三)从竞争手段看，二者和平竞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四)从竞争内容看，二者的竞争逐渐由体制外发展到体制内，掌握制定国际经济政治规则主动权的争夺将是竞争的一个新内容。(五)从竞争格局看，二者的竞争呈现非对称性，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严重挑战。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统一和竞争的状态，及二者的并存也是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根据。
四
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东西和南北问题正确把握的话，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
第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邓小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独特视角作出的正确选择。如上所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发展为共时性矛盾，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必须把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统一起来考察中国发展的道路，既要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又要从它们的对立中看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从前者他看到二者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差距。从时代的高度审视社会主义的中国，认为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速度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怎样发展？他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此，他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他的对外开放的思想是从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角度考虑的，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对外开放是如此，坚持发展生产力也是如此。他强调，只有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才能说、才有资格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但是，怎样对外开放？政治上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经济上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上面我们已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这里主要论述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少人沉醉于“世界无国界”的状态中，再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似乎不合时宜。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 (P78)可见，在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中他强调，自力更生是为主的。之所以为主就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只能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它所面临的问题是特殊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去探索；外国的技术只有和中国生产力的水平结合起来，才能转化成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不断增加自力更生的能力，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是为了加快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缩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同时，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不至于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才不至于成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附庸。所以，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自身的自力更生的能力，而只有不断地增加这种能力，才能有效地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反对过去那种把对外开放等同于崇洋媚外的观点，也要反对无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洋奴哲学；还要反对那种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看作是闭关自守，反对对外开放的观点。自觉地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5] (P91)
第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思想，为落后民族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找到了一条具体途径。马克思晚年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思考时，明确提出，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和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究竟怎样吸取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吸取哪些先进成果，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作过尝试。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的平行的市场的观点。邓小平针对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状态，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不仅是利用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应吸取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管理方面的经验。这与西方依附理论不同，依附理论从世界的联系中找到第三世界国家贫困、落后、依附的原因，那是由不等价交换造成的，但却没有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去寻找出路，而是强调割断和西方的联系，走一条封闭的道路，这就又失之偏颇。和现代化理论也不同，西方现代化理论否认第三世界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主张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的模式，实际上犯了把西方模式普遍化、绝对化的错误。邓小平强调在世界联系中开放，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其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作出重要的贡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论述了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因、过程及发展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的，必然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普遍交往的形成，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将为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所代替，但是这要经过矛盾双方力量的反复较量。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虽然很弱，且有可能会走曲折的路，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制衡力量，最终将取代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目前的全球化过程，正是两种力量既相互吸收、又相互斗争、反复较量、此消彼长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社会主义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中国社会力量发展的如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如何，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矛盾主次方面转化的时间和速度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主要论述了邓小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思想，它的思想和马克思、列宁思想相比有继承的方面，也有具体化的内容。(一)把马克思关于世界交往中可以保存和快速传递生产力的思想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二)深化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时代性质和时代特征的思想。马克思主要是提出分析时代本质和特征的理论和方法，并强调一国范围内的阶级利益对立，列宁突出强调国际间的民族利益的对立，毛泽东从经济发展的程度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而邓小平从当代社会发展的高度，从经济发展角度更强调国际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统一性。(三)为落后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条途径。马克思分析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条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为实现这一跨越提供了途径。当然，这些思想的提出并不是背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而是这一理论和方法在当代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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