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的新形势与经济增长的“扭曲尾巴”特征_经济周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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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806(2005)01-0001-06

一、引言

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增长态势,即出现了一轮具有“软扩张”性质的周期波动阶段(刘金全、张艾莲,2003年;刘金全,2003年)。这轮经济增长的“软扩张”将与我国1996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相对应,它进一步巩固和延长了我国在本世纪初期持续、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格局,从而进一步揭示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新态势(刘树成,2003年)。经济增长“软扩张”的出现,不仅预示着我们经济增长态势发生了改变,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

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是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周期是市场机制调节和宏观经济政策干预所产生的经济波动现象。经济周期不仅能够体现经济在特定时期的运行规律,也能够显示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自从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我国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重大改变。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中,有四个重要特征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是该周期中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维持在8.11%,该速度低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9.48%,因此该周期可以被视为经济处于“收缩”的经济周期;二是该周期内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该周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标准差仅为0.84%,该波动幅度低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波动幅度2.94%,因此该周期可以被视为经济处于“休眠”的经济周期;三是该周期内出现了总需求的持续不足和价格水平的轻微通货紧缩,出现实际经济活性和名义经济活性双重萎靡的现象,因此该周期可以被视为经济处于“休整”的经济周期;四是该周期内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顺周期的积极调控,因此该周期可以被视为经济处于“调整”的经济周期。

但是,随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1%和通货膨胀率提高到2.87%,我国经济运行开始出现了新的特征,并且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上述“旧”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也开始逐渐消失。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长期“拖平”状态的“翘起”,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轮经济低部位置抬高、经济稳定性继续保持和经济政策组合趋于稳健的新增长阶段。为此,本文将论述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所体现出的新态势和我国经济增长轨迹上所出现的“翘尾”特征,并分析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已经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初始形态:经济增长的“翘尾”特征

对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分析和判断,是建立在对以往经济波动过程考察基础上的。为此,图1给出了1953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年度增长率的时间轨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显著经济周期波动;为了集中考察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波动情形,图2给出了1990年1月至2003年12月我国名义GDP的月度同比增长速度(为了结合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我们仅给出名义增长率,图中的光滑曲线是利用H-P滤波获得的趋势曲线,柱型曲线表示对应的周期波动成分。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部分数据进行了季节数据的月度分解)。图2中的增长率趋势曲线显示出,从199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出现了四个典型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代表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比较的是名义增长率变化,导致一些阶段的增长率差距较大,如果加上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平减,则会缩小其定量差距,但分析所获得的定性结论仍然不变。

图1 195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轨迹

图2 1990年以来名义GDP增长率轨迹

第一阶段是1990年1月至1994年12月,这个期间出现了一条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攀升的通道。这个期间高速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经济高速增长(此间名义GDP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21.8%),同时伴随着十分强烈的经济波动(此间名义GDP增长率的波动程度为15.0%)。由于当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总需求过剩,导致此间社会总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十分强劲,经济中也开始出现持续攀升的通货膨胀,因此供给管理政策成为当时缓解各种供给“瓶颈”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第二个阶段是1995年1月至1997年12月,这个期间对应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的一段收缩期。随着社会总供给能力的逐步提高和社会购买能力的逐渐释放,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快速增长(此间名义GDP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20.6%),同时伴随着更为显著的经济波动(此间名义GDP增长率的波动程度为18.0%)。此间的实际经济活性和名义经济活性都比较活跃,总供给和总需求交互影响,共同拉动均衡产出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受到通货膨胀恶化的威胁,国家采取了及时的宏观调控,促使经济增长于1996年底实现了“软着陆”。

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这个期间对应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段稳定期。随着社会总供给能力的快速提高,社会总需求不足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市场形态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进入了“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此间的经济增长轨迹中出现了一条十分明显的拖平的“长尾”现象。需要注意的,这条经济增长的尾部轨迹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尾部十分平滑,此间的波动程度仅为2.88%(分别是第一阶段的19.2%和第二阶段的16%);二是尾部仍然具有较高的增长率水平,此间的平均增长率为6.7%。因此这是一条高位的“拖平长尾”(刘金全、刘兆波,2000年)。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这个期间对应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段扩张期。这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社会总需求不足对快速经济增长的“短边作用”开始有所放松,某些产品的市场需求开始增加,这导致了部分产品的供给出现不足,此时社会总供给又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经济开始部分地体现“总需求因素拉动为主、总供给因素拉动为辅”的特点,由此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目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7%,波动程度为5.94%。这种增长率水平和波动态势表明,已经开始的经济周期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该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起点是在原来拖平长尾的基础上进行翘起形成的,这从图2中增长率趋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区间增长率的轻微上升态势;二是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上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基础,这就导致这种扩张态势是“软扩张”,而并非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低下而进发的急剧反弹。因此,本轮经济周期仍然是一轮平缓的周期波动过程。

我国经济增长轨迹中“翘尾”现象的出现,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出现“软扩张”态势的标志,也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开始的标志,还是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为此,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长轨迹“翘尾”现象所引发的新经济周期给予充分重视。

二、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经济增长的“软扩张”特征

当1995年我国开始利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普遍担心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替代作用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降低,但是最终的事实是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即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当2002年经济出现增长加速的时候,人们也开始担心此轮经济扩张是否能够持续、是否会出现一条加速攀升的通道而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样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原因之一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初始阶段是以经济增长加速为先导的,如果经济周期封顶出现了经济周期的中后部的话,那么势必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提高,很有可能再次超过两位数;原因之二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加速仍然是投资加速为典型特征的,这是我国历次经济周期波动中最为典型的驱动因素,而投资加速一旦形成,要么容易形成经济的“过热”,要么容易形成硬性调控下的经济“刹车”。这些都是导致经济“大起”和“大落”的主要成因。

虽然本轮经济周期波动是以经济增长轨迹的“翘尾”开始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加速,经济增长轨迹中的“翘尾”只是抬高了整个周期内的平均增长速度,一旦“翘起”以后,经济增长仍然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因此,经济增长的“软扩张”将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我们获得如此判断的主要理由在于:

(一)本轮经济周期是经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后形成的,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经济扩张是1996年至2002年长达六年的蛰伏和盘整后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新的水平,不仅是连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张总需求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内在经济增长动能的释放。经济增长接近9%的速度,也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的体现。“自然增长率”水平对应着经济的某种“自然状态”,但不同的经济理论对经济的“自然状态”有不同的描述,例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自然状态”是经济系统中的充分就业,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自然状态”是自愿就业均衡,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自然状态”是经济系统的长期稳态等(Long and Plosser,1983)。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已经较大,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足,经济一直处于比较快速的增长过程中,因此适于我国经济的“自然”状态,应该是能够使得大多数重要变量变化率处于长期稳态的均衡状态。这样一来,经常将价格水平变化比较稳定情形下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当作“自然增长率”的近似。另外,虽然一些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宜速度争论颇多,但大都认为一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就具有形成经济“过热”的可能。由此可见,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效利用资源所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界限。

当经济运行接近自然率水平时,往往具有比较稳健的运行趋势和比较和谐的经济总量关系,因此上一个经济周期中我国经济增长轨迹中长尾现象的出现,也同当时经济运行接近“自然率”水平具有密切关系(这意味着上一个经济周期的“自然增长率”大约为8%左右)。由于自然增长率体现了经济的内在增长趋势,体现的是经济体制、市场体制和资源水平等条件下产出增长的自然能力,因此当经济接近“自然”状态时,经济运行便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抵御外部因素干扰的能力。正是因为本轮经济周期波动也接近了“自然增长率”水平,本轮经济周期初始时期形成的“软扩张”态势将持续下去,在保证经济波动稳定的同时,“软扩张”态势将成为该经济周期的基本态势。

(二)本轮经济周期中即使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组合形式有所调整,但是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以不断“微调”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一般是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行组合;在本轮经济周期开始时,则是由稳健财政政策与积极货币政策组合;在本轮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则将采取双重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在这些政策组合方式,即含有积极成分,也含有稳健成分,体现了经济政策调控的“微调”特征。事实上,宏观经济的“微调”就是采用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方向明确的适度干预,使经济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协同地进入到一个合理的区域中。宏观调控采用“微调”方式,更为注重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市场体制和经济体制自身的功能,“微调”的结果能够使经济接近自身的自然状态,从而使得“微调”下的经济更具有稳定性。“微调”在上一个经济周期的作用效果是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出现在经济增长轨迹上的“长尾”现象,在本轮经济周期的作用效果将是经济实现“软扩张”以后出现在经济增长轨迹上“翘尾”后的保持。

需要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微调”的有效实施需要比较严格的条件,在调控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它需要适宜的政策实施时点、实施期限、实施力度和有效的政策工具变量选取,并且在信息比较充分的前提下,需要坚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向(反周期或者顺周期)的规则性和政策工具变量的相机选择(货币政策、债券政策、税收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在本轮经济周期和“软扩张”的形成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实行“微调”的难度将更大,政策目标更为复杂,政策工具选取实施更为困难,此时则更应该注意“微调”的渐进性和连续性,并随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例如,目前的利率调整就体现了这样的政策调控方式,名义利率的轻微上升既向市场传达了贷款成本增加的信息,从信贷源头开始遏止投资膨胀,又为形成投资预期的项目留有从容融资的余地,还为治理通货膨胀的轻微抬头敲响了警钟。类似的调控方式还应该应用到投资管理和政府支出管理上,防止经济干预形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从而保证本轮经济周期中经济“软扩张”的最终实现。

三、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内在形成机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调整

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并没有十分明显的预兆,甚至人们当时对“非典”疫情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担忧。但是,当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1%的近年新高的时候,人们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可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并由此断言新的经济周期已经来临(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04年)。

为了对比寻求诱发本轮经济周期的原因,我们对经济“软着陆”(1995年1月至1996年12月,“旧”经济周期的开始阶段)和“软扩张”阶段(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新”经济周期的酝酿和形成阶段)的运行态势进行了水平值(同比增长率)和波动性(样本标准差)的对比,主要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国外需求和政府需求的变化情况,具体计算结果由下表1给出(月度名义值的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部分数据进行了月度分解)。

表1 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主要经济成分变化率的对比

利用上述结果,可以分析不同经济周期中,GDP构成成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形成将对经济增长同时产生作用。

(一)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消费需求在“软着陆”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为24.1%,而在“软扩张”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3.2%,由此可见,“软扩张”阶段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仍显不足,这意味着本轮经济周期继续面临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因此刺激、扩张和培育消费需求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着重点;相比之下,“软扩张”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外譬求却均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较“软着陆”阶段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且投资波动性也大大提高,显示出异常的主观操纵性和多重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确实引起了人们对新一轮“投资过热”的担忧(樊纲,2003年);而国外需求的平均增长率也较“软着陆”阶段提高了12个百分点,并且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加入WTO后全面融入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软扩张”阶段,我国国内需求出现了向外国产品需求的明显转移,导致进口增长率大幅上升,其平均增长率竟然高出“软着陆”阶段20个百分点。在开放性逐渐加强的“软扩张”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的“出(进)口驱动”特征将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来(Shah and Sun,1998)。

(二)本轮经济周期初始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社会总供给实现程度的工业产出增长对经济加速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由“软着陆”阶段的4.70%显著提高到“软扩张”阶段的23.4%,显著的波动幅度意味着社会供给水平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工业产出的大幅度攀升,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升级和加速,为刺激市场需求、培育市场需求和实现市场需求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经济中的总供给因素也开始促进均衡产出水平的提高,并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如果经济始终处于总需求的“短边状态”,则社会总供给需要被动地向需求总量调整,此时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果提高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培育和诱导需求的产生,从而增加事后的均衡产出水平,并保持均衡价格水平的稳定。寻求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要从需求方面入手,也要从供给方面入手,只有总需求和总供给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彼此协调,经济才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运行。因此,本轮经济周期中应该加强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的组合。

本轮经济周期中,我国经济将出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双因素调整,经济将进入“总需求因素拉动为主、总供给因素拉动为辅”的增长阶段。前一个阶段石油价格上涨和能源供给的短缺,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供给冲击,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供给管理给予充分重视,并加强主要原材料和战略资源的供给管理,以防止突发事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轨迹中“翘尾”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经济增长轨迹中的“拖平长尾”态势,不仅将我国经济增长代入了新的经济周期,而且筑就和抬高了新经济周期的增长平台。新一轮经济周期中总需求和总供给双因素的驱动、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的兼顾、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性和稳健性等,都将保证本轮经济周期中经济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新经济周期中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利因素多,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点多,经济政策的组合方式多,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多,但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具备的稳定性、经济政策操作的成熟经验、国内外市场发育的深度和广度等,都将保证我国具有“软扩张”属性的本轮经济周期的完成。

[收稿日期]200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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