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培赴沪演出史事略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略论文,演出论文,谭鑫论文,培赴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谭鑫培南下春申事略，最早见载于哀梨老人所著《同光梨园纪略》(1916年《小说新报》第二卷第一期起连载，1923年上海国华书局出版，全书收入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专书(下))，其《天津盛军小班开全桂》《吴蟾青开大观园》《刘维忠重开新丹桂》《小叫天来申颠末》等篇，述之较详，因其所记“至光绪三十年为止”，故言及谭鑫培南下共三次： 第一次，光绪五年己卯，石路翟善之全桂茶园，后入大观茶园，次年四月回京； 第二次，光绪十年甲申，四马路刘维忠新丹桂，当年十月回京； 第三次，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先后出演桂仙、丹桂、天仙，次年二月回京。 1917年5月10日，谭鑫培病逝，上海吴秋帆随即编辑出版了《伶界大王事略》一书(文艺编译社发行，民国六年五月初版)，其中述及谭鑫培赴沪演出凡五次： 第一次，光绪五年己卯，石路翟善之全桂茶园，后入宝善街大观茶园，次年四五月回京； 第二次，光绪十年甲申，四马路刘维忠新丹桂，封河前回京； 第三次，光绪二十年辛丑，先后出演桂仙、丹桂、天仙，开河后回京； 第四次，民国元年壬子，黄楚九新新舞台； 第五次，民国四年乙卯，搭新舞台。 1918年10月，周剑云主编《菊部丛刊》出版，其中《谭鑫培来沪之回溯(一)》(脉脉)、《谭鑫培来沪之回溯(二)》(民哀)、《南北梨园略史》(民哀)等篇涉及谭氏南下事，詹脉脉文中言“谭鑫培来沪不下七八次”，其所记大略如下： 第一次，搭金桂园(园主甬人，园址石路新民社，今翻造市房)，演五十余日返京； 第二次，三麻子所开之桂仙茶园，耽延两月，京乱平，携眷入都； 第四次，清季新舞台(在黄浦滩边)，演廿二日； 第五次，新新舞台； 最后次，开明新舞台，登台十日。 姚民哀《回溯》一文记谭氏南下共六次： 第一次，光绪五年己卯，石路翟善之全桂茶园，后入大观茶园，次年返京； 第二次，光绪十年甲申，四马路刘维忠新丹桂，十月回京； 第三次，光绪二十年辛丑，六月，先后出演三庆、丹桂、天仙，次年二月回京； 第四次，宣统二年己酉，十月廿六日出台十六铺新舞台，二十天期满，十一月廿日津浦车北返； 第五次，民国元年壬子，新新舞台，并言“《黄浦潮》小报寓讥于讽，日伺叫天之短，而新剧大家郑正秋氏亦出全力以监之”，合同满即搭新铭轮北返； 第六次，民国四年乙卯，夏末秋初，新舞台。 然其《略史》所云却与之大相径庭，所谓“李金鳌承佟四残局，续开金桂，不满一年，李犯案封闭，后盛军小班翟善之在石路开金桂戏园，原有班底角色花旦想九霄、青衣水上飘、武生张顺来，复邀小叫天、青衫孙彩珠、梆子老生达子红、大子红(即刘廷顺)等”云云，此处之“金桂”恐系手民之误。 姚氏之“六次说”影响深远(周剑云曾据此缩写过一篇，但载于何处，笔者未能记忆)，特别是关于《黄浦潮》与郑正秋的记述，流传甚广，以致成为“信史”。整个民国，凡记述谭鑫培南下春申者，均采信于姚氏，最有代表性者如林酡翁《谭鑫培赴沪六次》(《实报半月刊》1935年第一期)、小织帘馆主《谭叫天之一生》(《立言画刊》1938年第七期)，其文直如抄袭，后者更属七拼八凑。实则姚民哀之文，亦多采纳哀梨老人《纪略》一书，惟第三次来沪，改作三庆而已，以致谬论流传。 1990年1月《中国京剧史》上卷出版，其第三编第六节传记云：谭鑫培光绪五年(1879年)，应上海“金桂”园之约，与青衣孙彩珠等赴上海演出。《上海京剧志·谭鑫培六到上海》条(P354)云：谭鑫培先后到上海献演过六次，跨度37年。其所记如下： 第一次，光绪五年(1879年)，翟善之金桂茶园，后入大观，演出近一年； 第二次，光绪十年(1884年)，丹桂茶园； 第三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庆茶园，继而入丹桂、天仙茶园； 第四次，宣统元年(1909年)，新舞台； 第五次，民国元年(1912年)，新新舞台，麒麟童曾与其同台； 第六次，民国四年(1915年)，新舞台。 《上海京剧志》编写前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六次赴沪的时间、地点也是参照文献，特别是《申报》的考证结果，基本成为定论而得到广泛引用，当然现在有的文章仍会采用或参考姚民哀的旧说，比如张永和著《同光十三绝合传》，其中“谭鑫培”一章，便有“首次赴沪：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盛军小班管事人翟善之，在上海石路开金桂戏园(一说全桂茶园)”云云。 笔者对清末上海梨园史料的收集整理情有独钟，特别是报刊所登戏报及各类告白、启事等讯息，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从民国到当代，关于谭鑫培在上海演出情况的记载，存在一些缺漏与误解，为了尽可能完整反映谭鑫培在上海的演出轨迹，笔者整理了一张《谭鑫培赴沪演出剧目表》，记录他在上海不同时期每场演出的时间、场次、戏目、配演、广告以及这段时间内其它戏园的一些讯息，这张表的主要依据是《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以及《寓言报》、《春江花月报》、《消闲录》、《世界繁华报》等清末小报。由于早期文献缺乏，这张表统计的演出记录仍有盲区，以下的叙述，是对表格的一种补充说明，因水平有限，缺陷必然，是故谓之略证，还请方家指正。 1879年1月16日(光绪四年十二月廿四日)，金桂茶园在《申报》刊登的戏报(图一)下方，有“新正初二日开演客请新到京部谭鑫培孙彩珠等外玩”两行字，毫无疑问，谭鑫培初次来沪，是在金桂茶园演出。考察这天的戏报，可以发现这是个梆子班，所以会有“新到京部”字样，而“外玩”的含义，也就是“外搭班”的意思。这个戏班就是所谓的“盛军小班”，正式名称叫双凤班，由于是小班，所以又叫小双凤班。
金桂茶园历史很长，最早叫金桂轩，由熊金桂创办，坐落于英租界石路中市，房产与地基属于锦名洋行(英国人Cumine创立，又称宝桦或宝桦锦名，一家从事贸易与地产的洋行)，一期结束，洋行便将戏馆房产收回，然后刊登召租广告，等待下一个“胆大包戏馆”的人。1878年9月24日(八月廿八日)，金桂茶园在《申报》刊登《启事》云：“京都新到双凤名班，择于本月二十八晚准演新戏亮台。本班向在天津有年，各省驰名，每年春季挑选京都山陕梨园子弟，精工教习戏文，新排各样时戏，一切文武登场，新切奇彩，俱与别班不仝，特此预为布告。”该班演至次年12月9日(十月廿六日)期满(《申报》所刊该班《告白》自称“小双凤班”)，全班角色回津，次年(1880年)5月8日，拿能洋行在《申报》刊登《启事》云“盛军营务处，兹有双凤班全副行头发卖，贵客合意者，请至拿能洋行账房面看”(图二)，可见双凤班即盛军小班。 该班的角色有惊天雷、万人迷、碧玉珍、大子红、活天霸、飞来凤、宝玉黑、小青凤、黑候子、草上飞、水上飘、一斛珠、小茶呼、活吕布、双贵、双元、双庆、双寿、双飞、双燕、双龙、双虎、双魁、双玉、双翔、双才、双来、双福等，学生按“双”字排，切合班名。当年11月21日，从天津聘来达子红，继而再聘谭鑫培、孙彩珠等。根据1879年1月27日(光绪五年正月初六日)金桂茶园戏报可知，随同谭、孙一起到沪的尚有董三虎、寿鑫山、陈占奎、金三(山)、阮老燕、阎燕奎、刘恩祥、杨三元等京班演员(有言尚有秃扁儿者，实则秃扁儿1878年9月再次南下，始终在丹桂茶园新记演出，应是小秃扁之误，见后)，孙彩珠演至当年8月5日，次日起辍演北返。 谭鑫培在戏报上的名字一开始用本名，自1月30日起改用艺名“小叫天”(仅3月2日白天戏报为“谭鑫培”)，该期演出至当年的10月27日(九月十三日)，总共278天(10月4日至9日未见戏报)，可统计的戏目有64出，老生戏涵盖做工、唱工、靠把三工，程、张、余三大派剧目都有，比如《卖马》《状元谱》《琼林宴》《群英会》《定军山》《庆顶珠》《胭脂虎》《铁莲花》《黄金台》《打严嵩》《取成都》《金水桥》《回龙阁》《洪羊洞》《盗宗卷》《镇檀州》《樊城长亭》等等，其中《卖马》《挑华车》《状元谱》《琼林宴》《群英会》《定军山》《庆顶珠》《胭脂虎》《铁莲花》《黄金台》《翠屏山》《打严嵩》的演出次数较多。武生戏也不少，长靠、短打俱全，像《蔡天化》、《挑华车》《翠屏山》《探庄》《丁甲山》《罗四虎》等，还演了《三岔口》《盗魂铃》。期间小休数天，10月10日恢复演出，推出两出新戏：《战北原》与《空城计》，这两出戏是卢胜奎的名作，同班梆子老生达子红也经常贴演这两出戏，齐如山讲谭鑫培曾向达子红请教，应该就在这次金桂茶园搭班期间。 哀梨老人《天津盛军小班开全桂》一文，将金桂与全桂、双凤班与同顺和班混淆，以致谬传许久。据《申报》1879年9月4日(七月十八日)《讨债无凭》条可知，金桂茶园的老板是宁波人唐玉英(即詹脉脉所谓之“园主甬人”)，由他向锦名洋行租借戏馆，然后聘请双凤班，双凤班期满返津，续聘三麻子、夏奎章等人，再组全盛班(京班)，改称金桂轩全记，另开账本，地址仍在石路中市，当年12月17日(十一月初五日)亮台，次年(1880)1月下旬，丹桂轩仙记开张，三麻子、夏奎章等陆续离开，腊月封箱后即闭歇，空关三月，亏欠租金，遂由锦名洋行收回改造。7月31日(六月廿五日)戏馆重开，改名全桂茶园(见1882年6月6日锦名洋行《招租》广告)，这次聘请的班子叫同顺和(见《申报》7月30日全桂茶园《启事》)，其中就有“头次到申一等名角想九霄”和“初次回申”水上飘、大子红、一斛珠、活吕布、飞来凤等人，以及“双”字科的双庆、双虎、双龙、双庆、双合、双銮、双璧、双红、双全等科徒，这个班就是双凤班的延续，所以哀梨老人才会说“盛军小班开全桂”，因为他记错了，这才有了谭鑫培首次赴沪搭全桂的说法。全桂后改名天桂(1882年10月10日亮台)，其老板即天津流氓首领李金鳌，因全桂、天桂均是金桂轩的延续，各期承租人不同造成名称嬗变，便又有了“李金鳌开金桂”的错误说法。 谭鑫培1879年11月17日过班大观茶园，接孙菊仙后队(孙辍演即北返)，此时大观茶园的领班是黄月山。大观茶园系中桂茶园改名，据1878年1月16日《申报》登载的《梨园竹枝词二十首》云：“鹤鸣去岁创机台，中桂更名又续开。管领大观园一众，月楼去后月山来。”则中桂前身就是鹤鸣茶园。鹤鸣是奥国商人巴客所造，地址在宝善街，地皮属于兆丰洋行，由买办吴蟾清(一作青)负责出租，于1877年1月开台(见《申报》1月15日《请集戏友》启事)。据《申报》3月15日《札拿伶人》条可知，杨月楼因在鹤鸣登台演戏而被逐(杨先赴津，搭重庆班，旋入京搭三庆班，此亦谭鑫培膺聘南下之一大原因)，以致营业不佳，当年7月，陈双喜接盘，更名中桂茶园。1877年8月，黄月山承租金桂轩，改称月桂，但未开台全班即转入中桂，并改名为大观茶园(见《申报》8月6日、9月29日、10月4日所刊《启事》)。 谭鑫培在大观茶园一直唱到1880年(光绪六年)5月18日，辍演后即携妾张秀卿回京。第一次南下演戏，前后历时近一年半，在此期间，孙春恒先后在丹桂茶园全记、德记与天仙茶园演出，演出从未间断过，所谓孙春恒“嗓败辍演创新腔”一说也未必是此时的故事。他在大观茶园演出时，同班有一位文武昆乱不挡的老生演员林连桂，他是林宝奎、林宝恒的父亲，林树森、林树棠、林颦卿弟兄的祖父，人称“林老好”，老生各工戏均称拿手，如《落马湖》《南天门》《下河东》《双带箭》《胭脂褶》《汾河湾》《三击掌》《二进宫》《宫门带》等，和谭鑫培的应行很接近，特别是他的老头儿戏，连黄月山都是学他，以谭鑫培的好学，是不会放弃这位好佬儿的，有些戏码的安排也有些讲究，林似乎在为谭鑫培走台示范，这在他第三次南下，再次与林同台时更为明显。谭鑫培搭金桂茶园期间，5月21日(四月初一日)，三麻子回申搭金桂，三天泡戏《恶虎村》、《八蜡庙》、《南天门》，接着排演《白水滩》《二进宫》《定军山》《三岔口》《天水关》《桑园寄子》《镇檀州》《南阳关》《龙虎斗》《王英骂寨》等等，从应行到戏码，都有与谭鑫培一较高下的感觉，他比谭小三岁，那年未满三十岁。最终三麻子落败，6月16日，过班天桂茶园(小东门外喜椿茶园前身，非石路天桂茶园)，由此可知，谭鑫培前台人缘不错。 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记载，光绪五年己卯七月十八、十九两日，三庆班在史家胡同王文韶宅应两天堂会，其中有“谭金福即小叫天”戏码，此条为王芷章、宋学琦所采用，现在看来这条材料所属年份定为光绪五年不确，《王文韶日记》亦未记此事。两日堂会，尚有程长庚、杨月楼戏码，光绪五年腊月十三日，程长庚谢世，则光绪六年不可能，光绪五年谭鑫培在沪，则光绪五年不可能，按《申报》报道，光绪四年六月底杨月楼在沪，七月初七日为上海县照会捕房捉拿，移送英会审公堂，旋递解回津，则光绪四年不可能，杨月楼光绪三年由上海潜至天津，搭重庆班，旋为程长庚邀请，入京搭三庆班(见《申报》1878年6月4日《观剧繁盛》条)，则此两日堂会应在光绪三年举办。 笔者在查阅《申报》戏报时发现，“小叫天”的名字再次出现在1880年10月30日(光绪六年十月初五日)丹桂轩仙兴的戏报上(图三)，戏码是《三上吊》。
丹桂轩仙兴前身是星记，由天津人武津亭(永泰)接盘仙记而改名，入驻星记的戏班叫泰庆恒，这是武永泰(《申报》1878年6月24日《续记演戏情形》条写作“吴荣泰”，1890年3月31日新开天福茶园《启事》作“吴永泰”，均属读音之误，据1899年12月26日《添兵守隘》条，则作“升署广州协副将正任新会营参将武津亭参戎永泰”)、景四宝(庆云)、孙春恒于1878年春在天津成立，未几，孙春恒赴沪，景四宝回京，该班仅剩周春奎挑梁。在天津演出年余后，武氏率全班于1880年8月到上海，9月17日，接盘丹桂茶园仙记，新戏亮台，挑梁老生仍为周春奎，外加龙长胜。10月27日，星记改称仙兴，泰庆恒班转入小东门外喜椿茶园演出，但部分演员仍在仙兴演出，谭鑫培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仙兴演出的。仙兴这一期，小叫天的名字出现不多，多数在唱《三上吊》这个码的时候才出现。 1881年1月29日(腊月卅日)，仙兴盘与全记接手，园中除原仙兴演员外，前次随泰庆恒班过班喜椿茶园的常国泰等人也回到全记，光绪七年正月亮台，“小叫天”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丹桂轩全记的戏报上。这次他的名字出现较多，比如《下河东》《大神州》《五人义》《赵家楼》等。2月20日，全记停锣，3月14日，大马路西久乐园开张，部分演员又转到该园演出，4月8日，“小叫天”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西久乐园戏报上(图四)，所谓“新到小叫天”，同时还有小秃扁等人。4月28日(四月初一日)起，奉宪谕，各戏园停锣，“国服”开始，大批演员北返，谭鑫培是其中一人。这期的戏码有《花蝴蝶》《挑华车》《四杰村》《九龙杯》《通天河》《八蜡庙》《探庄》等，长靠、短打、武丑三工戏俱全，均为谭鑫培的拿手好戏，从应行与戏码分析，当时没有第二个“小叫天”有这样的本领，所以笔者以为，从丹桂轩仙兴到丹桂轩成记、再到西久乐园的这个“小叫天”，就是谭鑫培本人，这是他第二次赴沪演出，其起止时间为1880年10月至1881年4月。
按谭鑫培前次回京后，仍搭三庆班演出，此时程长庚已殁，由程章圃掌班，杨月楼挑梁，老生尚有卢胜奎，武生有池定儿、张长保等，据《中国京剧编年史》记载，光绪六年八月廿四日(1880年9月28日)，谭鑫培演出的剧目是《盗魂铃》(出自无名氏之《五十年前观剧日志》)，武丑应行，而该年出版的《都门纪略》亦置于武生之列(见王芷章《京剧名艺人传略集》“谭鑫培”条)，可见回京后的谭鑫培仍未得意。时汪桂芬已改行老生，孙菊仙返京后即搭嵩祝成班，声名颇壮，本班则受抑于杨月楼，时去古未远，风气仍尚“实大声宏”，无法以老生见赏于都门，不能一展抱负，亦是他二次赴沪的动机。刘菊禅所著《谭鑫培全集》中有《谭鑫培之略历》一文，其云“光绪七年春回京后，仍搭三庆班”，虽然笔者无法查到刘文来历，但这个说法与事实倒是比较接近的。据《中国京剧编年史》记载，光绪七年二月的三场堂会均属班串，然未见谭鑫培的戏码，武行戏码分别由张长保、沈小宝、任七十、俞菊生担纲，既然记入《都门纪略》，也算武行有数人物，未参与堂会班串的最大可能是他不在北京。 传统说法光绪十年甲申谭鑫培第二次来沪，搭刘维忠的新丹桂茶园。首先，依笔者考证，此次当属第三次来沪；其次，光绪十年甲申虽然不错，但由于《中国京剧志》的编纂者未能检阅《申报》以外的其他报纸，以致蹈袭前人观点而语焉不详。 自1881年7月26日(七月初一日)，即“国服”满三个月、各园恢复演出之日起，《申报》各家戏园的戏报广告只登载戏目，不再胪列演员姓名(偶尔会写上大名角的名字，比如汪桂芬、十三旦)，到1900年，天仙、丹桂、桂仙、天宝四家茶园约定，庚子正月起，不准外贴报单及刊登《申》《沪》各报，因此《申报》自当年2月4日起，除了髦儿戏班，各茶园一律不刊登戏报，从1901年起，连唱髦儿戏的茶园也不再刊登广告，直到1905年2月7日(正月初四日)才恢复刊登戏报广告，由于无从查考，《中国京剧志》也只能“语焉不详”了。 笔者根据《字林沪报》的记载，谭鑫培第三次在沪演出的起止时间为1884年4月22日至10月22日，演唱的戏园是刘维忠新造的、坐落于四马路的老丹桂茶园，泡戏《桑园寄子》(图五)，同行演员为大奎官(刘万义)，泡戏《取洛阳》。
图五 (《申报》4月22日戏报广告) 1883年(光绪九年)刘维忠向利记洋行承租元芳洋行位于四马路、大新街、正丰街地基一块，约五亩，租期廿年，租金年2250两白银，后减到1500两。刘维忠建造戏馆本拟出租，在徐炳玉、孙瑞堂鼓动下，决定合股自开(徐、孙股本均由刘垫付)，戏馆落成，抵押给公平洋行，再拿押款置办衣箱、约请名角，一切齐全，于当年12月26日(十一月廿七日)新戏亮台，馆名老丹桂茶园，但营业不佳，半月期满，亏损万余，遂由孙瑞堂邀请谭鑫培、大奎官南下演出，以挽颓势，也正是这个时候，发生天津流氓魏真劫持老丹桂演员想九霄的特大新闻。 老丹桂茶园持续时间较长，直到1887年1月，由于“每年陆续亏本，无从弥补”，刘维忠将老丹桂茶园“戏馆房及一切生财并店面房屋廿二双幢登报出卖，以清亏欠”(见1月7日《申报》所刊《启事》)，2月22日(正月三十日)演出结束，次日停业，由瑞生洋行接盘，并于2月25日在《申报》刊登《召盘》告白，然后奥商普记接开，三麻子开演《火烧第一楼》，至11月10日(九月廿五日)，想九霄接开，玉成班进箱，改称新丹桂云记。故而哀梨老人所谓的“新丹桂”，应指刘维忠“新开”的“丹桂茶园”，这是个俗称，对于刘维忠而言，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丹桂”，所以才会将四马路丹桂茶园命名为“老丹桂茶园”。 谭鑫培这次在上海演了半年时间，仍是武生、老生两工戏兼演，比第一次多了二十几出新码儿，比如《战盘河》《别母乱箭》《阳平关》《八大锤》《白马坡》《茂州庙》《审头刺汤》《御碑亭》《辕门斩子》《八义图》《取帅印》《太平庄》《鱼藏剑》《李陵碑》《天雷报》《朱砂痣》等，这次还有个特点，就是《金水桥》《取城都》《回龙阁》等王帽戏没露，演的最多的仍是《卖马》，可见这出戏和这个角色的深入人心。他搭老丹桂时，新开咏霓茶园有汪桂芬、龙长胜，天仙茶园有孙春恒，竞争非常激烈，虽然汪桂芬只有十几个戏码，翻来覆去唱，但仍受欢迎，而孙春恒就是那年死在天仙茶园的，唱的最后一出戏是《九更天》。 哀梨老人说谭鑫培性格乖张，所以与刘维忠格格不入，以致合同未满即北归。这倒是很有可能的。孙怡云曾对徐凌霄讲：老谭就是唱戏好，此外人情世故，一切模模糊糊。他不是个交际型人才，他晚年也是由几个儿子来帮他处理公事，他台上是个精灵，台下是个懵懂人，自然与八面玲珑、交友广泛的刘维忠格格不入了。谭鑫培这样的艺术精英，需要一个优秀的经济人，可惜那时没有这类人。 庚子国难，大栅栏的戏园子皆成瓦砾堆，演员的生存环境骤然恶化，孙菊仙避难天津于先，老万盏灯李紫珊逃亡上海(1900年11月)在后。李乘上海救济善会(9月成立)的逃难船到沪，一路颠沛，惊魂未定，经过静养，次月出演丹桂茶园，1902年11月28日在沪病逝，享年四十二岁。孙菊仙于1901年5月来到上海，重操旧业，挣钱养家，而北京的名伶们为了生存，也纷纷南下讨生活，谭鑫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第四次来到上海的。 在谭鑫培前来的除了万盏灯、孙菊仙外，还有贾洪林、余玉琴、贾玉书、小余三胜、小余子云、朱素云，后来的有路三宝(在沪搭丹桂胜记，冯子和是其得意弟子)、刘永春、孙怡云、贾丽川、王长林、灵芝草(就是丁剑云)、小金虎、田桂凤、金秀山(琴师王云亭偕行)、德珺如、金少山等，上海梨园呈现出纷繁灿烂的景象，群星璀璨。 谭鑫培此次南来，带着私房场面，琴师梅雨田，鼓师李华亭，还有妻子、女儿、儿子一大家，这次聘他南下的是桂仙茶园的园主、外号“马夫阿六”的张国英。 桂仙茶园，坐落在三马路湖北路大新街，地基属于兆丰洋行，李春来、应桂馨、张国英股开，李春来经理，1899年2月10日(正月初一日)亮台。其始，因应桂馨咆哮公堂潜逃犯案，未参与经理，10月结案开释，与李春来合同参事。次年8月，李春来因与应桂馨矛盾重重，遂退股，由应桂馨独掌大权，未几，即因欠租封门。9月启封，又因排演淫戏《捉拿张桂卿》，被工部局吊销执照，应将股份出盘，后归张国英经理，改称桂仙茶园国记，而谭鑫培南下演戏，正是张国英委托蒋宝珍赴京，与谭签订合同(光绪廿七年五月)，约定演出条款与期限。桂仙茶园在谭鑫培演期结束后，营业顿形减色，张国英将戏园盘给陈桂芬，桂仙茶园改称葆记，次年4月3日，因欠债累累而被钉门停业，再由张国英接盘，改称三庆茶园，于当月28日亮台，足见谭鑫培第三次南下搭三庆茶园的说法有误。 谭鑫培第四次赴沪，英租界有四家茶园，他搭了三家，桂仙下来，去杭州进香，唱了几场戏，回沪，然后进丹桂，丹桂下来，去苏州演个短期，然后进天仙，一直唱到1902年3月20日，本来是他最风光得意的一次，却因他对人情世故的随性淡漠，以及家人在亲情与公事上的分歧，以致闹出“土地拿老谭”(图六)、“刀劈夏侯渊”的大笑话，还造成桂仙(张国英)、丹桂(夏月恒)、天仙(赵锦)三家茶园园东之间出现隔阂，甚至影响到四班串演的进行。在夏月恒的提议下，1901年12月，恰逢九亩地梨园公所建成，迎神开光，四家茶园公同商议，拟订《梨园公所简明章程》四条：一，各园宜各除意见，通融办理，不得夜郎自大，互相龃龉，致伤同行之谊；二，凡老板少夥计包银，议罚若干圆，夥计接老板包银，演唱未曾满月，亦议罚若干圆，悉充公所中经费；三，如有宾主不洽者，不能迳由此园邀入彼园，须在他园一过，无论一半月、三两天，均可，违者永远不许在此间演唱；四，凡有他处聘来名角，包银、菜钱、房钱，俱有一定限制，不得过丰，亦不得过俭，总以适合乎中为是。这是上海梨园界从无序走向规范的开始。
这次南下演出剧目主要根据《新闻报》整理，前述，各茶园约定于1900年正月起，不再刊登、招贴戏报，当年8月7日，福仙茶园开演京班，在各报刊登戏报三天，应桂馨挟私报复，向会审公堂控告福仙违背定章，虽经驳回，但《申报》《沪报》两报未再继续刊登福仙戏报。由于同业约定只讲“《申》《沪》各报”，所以《新闻报》成了规避的例外，8月17日开始刊登丹桂茶园戏报，随后其他茶园效仿，最后蔚然大观，广告竞争异常激烈，这为我们研究庚子、辛丑年间上海梨园的状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谭鑫培此次南下，除了1902年2月17日至3月13日在天仙演出的部分剧目，由于《新闻报》未刊登广告而不全，其他都很完整，从而得以纠正前人的一些误传。 谭鑫培第五次南下，是应女儿之请，夏月润亲自到天津迎接，1909年11月6日(九月廿四日)启程赴津，一起乘火车至汉，曾去武昌大东门寻根，未果，然后乘江新轮赴沪(年齿已老，不堪海船颠簸，故以后各次来沪均是这条线路)，11月20日轮船进口到沪，12月8日在商办新舞台出台，戏报上的名字仍是“小叫天”(图七)，27日演出《取帅印》，次日起辍演，一共廿天，以老生戏为主，但还是演了一场《翠屏山》代“杀山”，因为当时人把《打鼓骂曹》之鼓、《秦琼卖马》之锏与《翠屏山》之刀并称为“谭氏三绝”。这次演出的场面、配角都是新舞台的基本人马，那年8月，新舞台开始排演文明改良新剧《新茶花》，正是新旧剧目交替的阶段。这时他在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已经发行，唱片公司利用他在上海演出的时机大作宣传，客观上也提升了谭鑫培的知名度，毕竟慑于名不如震于声，唱片的蝴蝶效应不容小觑，上海的“谭迷”日渐壮大。辛丑年，谭调大流行于花丛，名校书胡翡云之《卖马》，红极申江，谭鑫培也很赏识她。这次南下，流行的阶层更为广泛，这和票房的兴起与时尚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雅歌集就是这年成立的，而老派的高嗓子唱法也渐渐失势，孙菊仙受欢迎的程度大不如前(年迈是个原因)，汪桂芬亦于去年病故，谭鑫培成为伶界王座是个必然趋势。
谭鑫培第六次赴沪演出的时间、地点没有什么异议，惟对这次南下发生的一件公案，即“《盗魂铃》事件”，由于缺乏细致的梳理，以致传说众多。 这次是谭鑫培七次南下中最特殊的一次，几乎带了整个同庆班来，他想完整展示自己的玩意儿，可惜选错了地方。新舞台是上海第一个新式舞台，三层楼，近三千座位，他上次唱了廿天，风平浪静，似乎新式舞台对他没有妨碍，所以这次满怀信心，在汉口驶往上海的船上，他偶遇故友，坐谈甚欢，但他忘记了，一个人比一个班好伺候多了。首先新新舞台是当时上海最新最大的新式戏院，1912年4月4日开幕，三层楼，三千多个位子，他们全班包银一万八，食宿接送也归院方(外江班入京，一切都归自己开销)，再加额外“要菜”，院方成本很大。谭鑫培晚年虽然涨了调门，但音量不大，旧式茶园那座四四方方的舞台才是他的生命场，“谭迷”都以订到小池子为荣，因为远了便听不清楚。旧式茶园尚且如此，何况“座广场大”的新新舞台，于是便有了“声浪达不到远座上之耳鼓，化去六角大洋，而一字听不清楚，未免生憾”的评论(1912年11月28日《申报》第十版《纪二十六夜老谭之〈盗魂铃〉》)。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满足，便不能愉快地欣赏，也就“座客寥寥”了，这不是观众不懂艺术，所以关于新新舞台营业不佳的消息叠见报端。正是由于不上座，院方才派他演《连环套》、《盗魂铃》，才会不断让他演《空城计》、《琼林宴》、《碰碑》、《连营寨》等能叫座的戏，才会在期满后不断要求他“尽义务”，否则“《盗魂铃》事件”不可能发生。 那天谭鑫培身体不适，演出路数又与当时流行的杨四立(杨是北京科班出身，幼年曾为谭鑫培配演过娃娃生)完全不同，演出至半，因为“听不清”“敷衍”(杨四立这出戏里演唱各种小调能持续三刻钟)，已经倒好、哄笑不断，等上高桌，桌上放一把高椅，他跨上方桌，左手扶椅背，右手扶椅面，上身俯椅上，拿鼎，然后又站立椅上，作欲跳下状者再，又摇首者再，最后下桌椅，仍旧缓步而下(这应该是传统演法，杨四立下高桌则是自出新裁)，与能“翻五只台”的杨四立比，一点精彩没有，且“发音低劣，其细如蝇，满座哄然大笑”(见1912年11月29日《神州日报》之《记新新舞台之〈盗魂铃〉》)，冤大头李本初加了一句“并非不好，实因鸦片烟没有吃饱”(见1912年12月21日《申报》之《李本初声诉受辱情形》)，以致被剧场里“望清”沈小宝盯上，成了那天演出喝倒采者的替罪羊，种种非礼的确骇人听闻(图八)。
事件发生后，《图画剧报》首先发难，但郑正秋针对的只是“辱客”的行为，而黄楚九本人依仗外籍身份，自以为权势通天，所以强悍应对，非但不承认，而且继续高调宣传“伶界大王”，以致触犯众怒，舆论一边倒，《中华民报》的管义华率先提出“齐心不观伊台之戏”“非不观也，盖看客殊不能出钱取辱耳”(见1912年12月6日《时事新报》之《答蜚生喝倒彩问题》)，最终迫使黄楚九出让股份，退出新新舞台，取消伶界大王称号(图九)，演出才得以继续。
《图画剧报》发行于1912年11月9日，谭鑫培出演新新舞台，《图画剧报》大肆宣传(图十)，对谭氏的演出情况，以图文形式予以报道，对其艺术深为倾倒，评价甚高，并没有语含讽刺，事件发生之后，郑正秋等人的文章也只是针对黄楚九与新新舞台的行为态度，并不攻击谭鑫培本人。至于谭鑫培被迫推迟演出、刊登取消伶界大王称号的广告(由夏月润拟定)，则是拜黄楚九嚣张气焰所赐，而姚民哀所谓“新剧大家郑正秋氏亦出全力以监之”的说法亦非事实。郑正秋涉足新剧、组办新民社是在民国二年，那时他只是经营三、张石川发起的一个业余演剧组织秋——鸣社的一分子，旧剧演出很频繁。宣统二年冬月，他开始撰写《丽丽所戏言》专栏，为《民立画报》《民权画报》《图画剧报》《国华》《民权报》等报纸写了大量关于旧剧的剧评，他不是一个全然否定旧剧价值的激进人物，深得于右任先生的欣赏。既然他一不反感旧剧与谭鑫培，二无涉商业利益，三无所谓博取名誉，为什么要“出全力以监之”呢？他执笔直言，正如钱化佛所言，纯粹是出于一片公心。姚民哀还说当时有份《黄浦潮》小报，“寓讥于讽，日伺叫天之短”，实则与该事件有关的小报是胡枚宣的《黄报》，而胡本人与黄楚九有隙，事件发生后，对黄大肆攻击，甚而涉及人身，以致恼怒黄楚九，先刊登启事威胁，再运用手段导致《黄报》停刊，报馆关闭，资产拍卖，实则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特别指责谭鑫培本人，舆论攻击的对象始终是黄楚九，而《黄浦潮》小报早在谭鑫培登台之前，便因报道俞振亭的“花边新闻”而被租界当局查封，所以姚民哀所云真可谓“不知所云”了。 谭鑫培恢复演出后，全力卯上，异常认真，一扫之前“音低”、“不肯出力”之讥，演出非常精彩，观众热烈喝彩，并不因“《盗魂铃》事件”而嘲笑或抵制他，反而提议他“以后不再就宽大舞台之聘”(见1912年12月8日《时事新报》之《忠告谭鑫培》)，足见上海的观众不但能够欣赏其艺术，而且非常爱护他、体谅他。 这次赴上海，谭鑫培本来充满信心，虽然梅雨田、李华亭均辞世，随手换了裘桂仙，打鼓换了刘顺，终究也算好手，外带一大批配戏的帮角儿，是他迭次在沪最强的演出阵容，但因为演出场所的不当，他未能尽展其才，更受骄横的洋场大亨拖累，这次南下，并不得意。他这次来，除了在新新舞台演出，还参加上海伶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为新舞台演了一场戏(图十一)。在会议上，革命人士、反袁烈士南通人沙淦(别号愤愤)对他强烈批评，说他是“剧界进化之障碍物”(见1913年1月4日《民立报》之《愤愤大骂叫天儿》)，是他受到的真正针对其本人的一次“攻击”。
谭鑫培最后一次来沪，是他去普陀山进香路过上海，夏氏兄弟约请他帮忙客串十天，场面、配角仍同第五次一样，用新舞台基本人员，但是人缘之好，是前六次所不能比的。那时新舞台已经迁到九亩地，打泡第一天，风雨大作(往年上海这个季节台风极多)，但很早就客满了，而女性观众居然占了四分之一，当时有首《竹枝词》云：“名角登场报纸扬，争先恐后定包厢。怀春游女都称道，不及梅郎与贾郎。”(见1915年8月29日《时报》第四张《上海最近竹枝词》)虽盛况空前，然时风已变。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的演出，戏码和泡戏一样，仍是全本《空城计》(图十二)，那天更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蠕蠕如蛆”(见《时报》1915年9月1日《星期日新舞台观剧记》)，甚至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可称壮观。那年他六十八岁，艺术上的炉火纯青与舆论的一致推崇，使他“不当王而王”，这是谭鑫培在上海最风光的一次演出，尽扫前六次来沪的种种不快与失落。
根据笔者上述略证，谭鑫培一生到沪演出共七次，现综述如下： 第一次，1879年1月22日至1880年5月18日，先后出演金桂茶园、大观茶园，偕孙彩珠等同来； 第二次，1880年10月30至1881年4月27日，先后出演丹桂轩仙兴、丹桂轩成记与大马路西久乐园； 第三次，1884年4月22日至10月22日，出演老丹桂茶园，偕大奎官同来； 第四次，1901年8月20日至1902年3月20日，先后出演桂仙茶园国记、丹桂茶园、天仙茶园； 第五次，1909年12月8日至27日，出演十六铺商办新舞台； 第六次，1912年11月14日至1913年1月16日，出演新新舞台，在商办新舞台客串一场； 第七次，1915年8月23日至9月4日，出演九亩地商办新舞台。 最后想再谈谈“叫天”这个艺名的来历。 “叫天”是“叫天子”的略称，这是谭志道的艺名，不是他的外号。汉班与梆子班相同，演员的艺名多“隐姓埋名”，若月月红、牡丹花、大和尚者，可见一般。关于这个艺名的来历，前人的说法都以其嗓音近似于一种鸟鸣而得名，只不过有谓湖北所产，有谓口外所产，比如老生韦久峰曾言：“‘叫天儿’是一种鸟名，产自口外，鸣声清越，哀怨隽永，当时谭叫天唱老旦，嗓音很像叫天儿的鸣声，所以人都管谭之父叫做谭叫天。”(见1936年10月21日《北京益世报》东海一郎《关于“叫天儿”》)但笔者曾见另一说，谈者是一位与谭鑫培有交往、对谭派艺术及汉调均有所研究的湖北人士，《京报》创刊后的头几年里，经常以“无名氏”作笔名发表剧谈，与《凌霄汉阁剧话》成为当时剧评类文章的双璧。其云：“早年皮黄乐器原有僧道所用钵盂一物，其音清激幽扬，鄂人名为叫天子(今汉班仍用之)，谭父嗓盛时极类似之，顾曲者因即上以此等佳号。”“拙著《菊话》二所言之叫天为一种最小木鱼。”(见1920年12月2日、1921年1月23日《京报》第七版)，笔者以为这是最恰切的解释。 谭志道的唱腔有着浓烈的汉调气息，老生王玉芳曾向苏少卿示范过其《太君辞朝》的腔格：万(岁)(丝畏切念轻音)爷(啦)(加一啦字)不(轸)(准字轻音)臣妾表，背(趱)(转字尖字误)参(身字尖音误)哭嚎陶(啊)(加一啊字)，无(赖)(奈字湖北土音念赖)何我只得(啦)(加一啦字)金殿跪倒，我的万(岁)(丝畏切念轻音)爷(啦呦)(加啦呦二字)，“所唱纯为汉调，虚音闲字甚多，字音亦多湖北土音，尖团不清”(见1922年5月24日《新闻报》少卿《老叫天遗音》)，从另一角度活画了京剧唱腔的演变轨迹与早期风貌。 谭鑫培于光绪十七年八月新补庙首，抵杨月楼的缺，那年他四十三岁。按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公历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癸已”条云：梨园公所初成立之日，其首领谓之庙首，只程长庚一人，后陆续添至四人，如杨月楼、刘赶三、黄月三、田际云等皆曾任此职，向归内务府管辖，庙首皆四品顶戴。这便是“谭鑫培四十三岁得赏四品顶戴”的出处，算是“谭大王”的一个小小掌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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