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封印》：现代意义上的人和宗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印论文,宗教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七封印》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巅峰之作。1956年，他以35天的激情创作成就了这一电影史上的伟大作品。影片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中世纪，曾经背负着宗教使命、东征十字军中的一员——骑士安托纽斯·布罗克与他的侍从琼斯踏上回乡的漫漫路程。他在海边遭遇死神。骑士与死神约定，如果他能在对弈中获胜则可以活着，追寻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卖艺人约瑟夫一家及朋友斯卡特表演着关于生活、死亡的种种通俗剧，谋生、嬉戏，一路向前。一天，骑士主仆与约瑟夫一行相遇了。14世纪中期的瑞典，瘟疫肆虐。骑士却在与约瑟夫一家同行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宁静与快乐。在骑士的掩护下，约瑟夫一家穿越疾风骤雨，劫后余生，迎来黎明。而骑士带着一行人回到了家乡，见到了妻子卡林。众人在静听卡林读《启示录》时迎来了死神，他们跳着庄严的舞蹈，走向永恒的黑暗。
在伯格曼如梦如幻的影像世界，这与其说是一个骇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生命史诗。在充满寓意的情境中，伯格曼不断地发出形而上的追问。
现代性意义上的人：向死而生
首先是影片对死神形象的塑造。在《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塑造了著名的“死神”形象：雕塑般的面孔、阴郁锐利的目光、冰冷的语调、一袭神秘的长袍，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最永恒的关于“死亡”的记忆。
许多学者试图揭开“死神”之谜，并做了种种阐发。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死神”兼具了“上帝”和“撒旦”的双重身份，他既以“撒旦”的狰狞引起瘟疫、追赶善良的约瑟夫一家、迫害被称为“女巫”的可怜女孩，又以“上帝”公义之名惩戒不信与不洁的人。这实在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在基督教中，“上帝”和“撒旦”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的，不可能二位一体；再者，在基督教中，强调的唯一真神耶和华，不可能有“死神”一说。而事实上对“死神”这一形象的设置意图的解读，是进入《第七封印》思想内核的钥匙，也是理解伯格曼理性世界的关键。
那么，伯格曼在《第七封印》中设置了“死神”这一角色，究竟有何用意呢？其实，在影片的前半段，伯格曼已经把谜底告诉我们。侍从琼斯与教堂里的壁画画匠有一段颇有意味的对白：
琼斯：你画的是什么？
画匠：死亡在舞蹈。
琼斯：为什么画死亡在这里舞蹈？
画匠：为了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
琼斯：那他们就不看你的画了。
画匠：不，他们会看的，头颅比裸体的女人更有趣。……我画出了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样，人们就可以安心做他们想做的事。
为什么直接以人的形象扮演了“死神”？是为了让无形的“死亡”显性化、实体化，“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及其普遍意义”。死亡并没有在人们面前竖起遥不可及的屏风，而人们的困苦、挣扎，最终裹挟了生命应有的温柔和平静。为了进一步强化“死亡”的影像，伯格曼特意将故事放在一个瘟疫横行的环境中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死亡”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死亡”无处不在。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序幕与即将结束的场景，同是骑士一行人面对“死神”的情形，这是颇有寓意的关于“死亡”的首尾呼应，凸显了“死亡”。我们注意到，基督之信仰将生与死的两极分化融于同一层面，生是一个开始，死亦是一个开始；生是从上帝到尘世的过渡，死是从尘世到上帝的归回。而在《第七封印》中，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要面对死神，也就是说只有死亡的轮回，死亡之后还是死亡。这从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基督教视死为“新生”的观念，否认了从今生过渡到天国、从暂时过渡到永恒、从异土过渡到故乡的“生”。影片末了，这一行人中从未说过话的“哑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包括肉体与灵魂，个体生命消解了，而通往“灵魂不朽”的永生之路也是不存在的。
认识到“死亡”是生命中的真实存在，意义何在？在于让人们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具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性”。在将人从古典意义上的整体性(个体仅仅是宏观秩序中的一个环节)推进到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的过程中，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在基督教里，人本身成了超越于自然的存在者，具有超然于自然的精神性——然而，“人的这种超越性，这种精神性，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基督教认为的人之‘灵魂不朽’”。①“这种超越性维系在人灵魂的永恒性上，从根本上说，它与人的现实生活是分裂的。”②智慧如孔子者，冷眼瞥了一下“死”而言曰：“未知生，焉知死。”基督教把“不朽的灵魂”从属于永恒超越的上帝时，似乎是积极地面对现实的生活，实乃消极地回避了现实与未来，不仅把今生的美梦寄托于死后的永恒幸福，同时给身后神秘的死亡披上了色彩斑斓的美丽面纱。这就必然终止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背弃了人的自由，终止了人的真正的历史性。
因此，要使得人真正具有主体自由，成为创造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就必然要在时间中存在，受到时间的限制，从本质上说，生命应当是有限的。伯格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人只能存在于有限的时间里，人是有死的，切断了人通往“灵魂不朽”的永生的路，从而让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具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性。
于是，“死亡”使人惶恐又使人“安心”的悖论就迎刃而解了。正如画匠所言，“那样，人们就可以安心做他们想做的事”。死亡——肉体与灵魂的消亡固然令人不安，但是，正因为“有限”的存在，使人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动，“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必因为“彼岸”的存在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人在现实中获得自由，人的使命得到自我实现，未来便从上帝的手中滑落，完全被放在人的手中。没有彼岸的明灯，没有上帝的“因信得救”的恩宠，面对现实的漫漫征程，伯格曼骑士反复点燃希望之灯，并努力高擎在面前。
这个最应该笃信上帝的牧师之子经历了严峻、压抑、冷酷的童年，形成了内向、反叛的个性。他说：“这个严厉的中产阶级家庭为我塑造了一面墙来反击，使我愈磨愈锐利。”③同样，在艺术上，他也充满了冒险与反叛的激情。他认为，如今的艺术家必须自觉自愿地在巅峰之上翻跟头以满足观众，也必须以名誉做冒险来满足电影的需要。一个“锐利”的叛逆之徒、一个在巅峰上“翻跟头”的艺术家，终于在《第七封印》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声音，实施了他在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现代性的人的本质的探索，从而对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的人的价值观进行了彻底颠覆。
现代性意义上的宗教：追寻宗教的新价值
从以上的解读中，我们似乎听到伯格曼内心的声音，就如同尼采当年说“上帝死了”，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但是，伯格曼毕竟不是尼采，他是牧师的儿子，不管他对基督教怀有怎样愤恨、叛逆的情感，宗教却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融入了他的血脉。正如格非先生在《伯格曼的微笑》中所写的：“伯格曼在谈到自己与宗教的关系时，曾这样说：‘对我来说，宗教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对它，我从来没有不曾关切的时刻；每日每时都是如此。’对于伯格曼卓越的想象力而言，上帝既是一个资源，又是一个障碍。”④
在《第七封印》中，我们自始至终感受到浓浓的宗教气息，但是我们不能将《第七封印》解读为《圣经·启示录》的影像版。因为在伯格曼内心深处的宗教困境，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是“现代人内在的宗教需求与实存的宗教观的抵牾”，⑤正如西美尔在《叔本华与尼采》中所写的那样：基督教丧失了它对无数人的吸引力与权利。然而，生命对终极目标的需求却并未失去；相反，若这一需求在以前长时期内获得了满足，则每个人对终极目标的需求已然根深蒂固。如此，生命保存了对绝对目的的深刻欲望，特别是因为这个目的中的内容已经被排斥了，而它习惯于这种内在生存的形式。对终极目标的欲望是基督教的遗产。它遗留了对生命运动终极的需求，而这一需求继续成为一个永不能达到目标的空洞的强烈欲望。⑥众所周知，在西方前现代性的基督教已然逐渐被现代性所超越，而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超越。但是，后现代性的非稳定性注定要被一种相对固定的价值体系所超越。并且这种能够超越后现代性的文化类型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被凭空创造出来。而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经过数百年的改良和完善、现在西方社会仍有深远广泛影响的基督教，将为这种新的文化类型提供价值体系的核心。
伯格曼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既保留了宗教浓郁的气息和价值体系，也并没有把这种内在的宗教需求表达为“一个永不能达到目标的空洞的强烈欲望”。他把宗教这一特殊的精神需求与他的认知需求、审美需求完美地结合起来，摒弃了传统宗教与建制宗教，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灵魂深处的宗教价值，同时，凭借他无人可以匹敌的天赋，将宗教价值外化为《第七封印》这样的哲学与艺术的结晶。
在《第七封印》中，约瑟夫一家可谓是伯格曼“宗教价值”的隐喻式的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伯格曼一生孜孜以求的一切美好品质：单纯、快乐、善良、平和、富有爱心、谦卑等等。在整部影片中，约瑟夫一家并没有沉浸在基督教的庄严程式中，相反，他们是最平常不过的卑微杂耍者，但是他们却让骑士在“整个生命的无意义的探索中”找到了意义，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一个辉煌”。我们来看影片中的那个经典片段：
骑士与玛丽娅母子在长满野草莓的山坡上相遇。第一次，痛苦而深沉的骑士露出了由衷的微笑，一缕神圣之光在他的脸上驻留。之后，约瑟夫、琼斯、“哑女”一起坐在草地上用餐，约瑟夫唱起了《春天的歌》，和谐美满的气息，驱赶了“死亡”的阴霾。骑士感叹道“我会记住这和平时光。草莓、这碗牛奶、黄昏中大家的脸、迈克尔在沉睡、约瑟夫在弹琴……我会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我会用双手紧握住记忆，犹如这碗牛奶……我无比满足。”让这个痛苦沉思、不断探寻生命意义、不断质疑上帝的骑士“无比满足”的不仅是一个日常的温暖场景，更是在这场景背后隐藏的伯格曼的宗教价值观，也是这宗教价值观所承载的生命的深刻欲望与终极追求。
伯格曼的宗教价值观超越了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却巧妙地借助基督教话语，在《第七封印》中予以暗示：影片开头，沉闷恐怖的音乐突然被雄浑的人声驱散，曙光乍泻，一只鹰在晨曦中盘旋，一幅创世纪之初的情形，隐喻了超越与更新；“第七封印”的相关文字来自《圣经·启示录》，描写了末世情景，但是，“在《启示录》中，上帝最后的话语并不是审判，而是关于新的创造：‘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⑦原来的天地消失，来临的是“新天新地”，这一切都隐喻了伯格曼对宗教价值观的超越与更新。
那么，对宗教价值观的超越与更新的意义何在呢？西美尔在《现代人与宗教》中说：我们因普遍命运必定会感觉到的不宁和不安，沿着这种存在方向得到稳定：其观念是要使惴惴不安的灵魂保持平静，而且个别情况下我们“信任这种观念”，反映的正是我们的灵魂状态在其幻象影响下所获得的安全感。⑧
《第七封印》诞生于人类世界的多事之秋：朝鲜战争、越南抗法之战、第二次中东战争、世界的两极对立日益加剧、冷战拉开序幕。在这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面前，在人类世界经受着最为严峻的现实拷问的境况下，伯格曼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以他敏感的触角感受到了世界的丝丝缕缕的震颤，他说：“《第七封印》是一个隐喻，它从题材到情节都与当代现实与未来原子战争的威胁相联系。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因瘟疫而产生的恐惧中，如今，人们却生活在原子弹带来的恐惧之中。”⑨人类越是发展越是进步，却越来越陷入更大的毁灭的恐惧之中，那么，科学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呢？我们应该走向现代还是应当回归古典呢？现代性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交错运动纠缠不清的呢？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普遍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和失望。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给西方各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产生了精神空虚、道德低落的社会弊端。《第七封印》就在大师的现代寓言中表明了寻求宗教价值的意义所在：人类要调和自身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纷争，要在飘忽不定中寻找可靠的基石，要在酷烈的生存中找到正义与依托，在纷繁芜杂的多元中寻求整合，需要一种超验性观念的支撑，需要满足人的精神天性中献身于更高存在的渴望。
以上，笔者从现代意义上的人和宗教这两个层面对《第七封印》进行了分析：向死而生的个体的自由与创造的生命诉求，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的人的价值观的彻底颠覆；追寻现代宗教的新价值，是人面对现实、面对内心深处普遍的终极需求的精神抉择。由此揭示了伯格曼对于基督教的本质态度。
在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与英格玛·伯格曼的谈话》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真实的记录：
阿萨亚斯：您是否与神灵有过接触？
伯格曼：没有，我对此毫无兴趣……
阿萨亚斯：您不信神灵？
伯格曼：既信也不信。我认为有些人的周边有种抛物线似的东西，而我们则都被大气环绕着。时间并不存在，它所产生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瞬间。我们携带亿万个小微粒……显然，有些人，由于他们周围的抛物线能使他们抓住这些微粒并能够谈论它们。而我则一无所知……
阿萨亚斯：您认为电影可以将此捕捉到(围绕着人们的那些微粒)吗？
伯格曼：不行。当然可以将其捕捉到，但得加以改观。⑩
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我们携带亿万个小微粒”，这些小微粒传承了历史、汲取了现实，或许还吸附了天地宇宙的某些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气息。有些潜在的思想暗流也许连伯格曼自己也难以说清楚，然而，他用他天才的电影语言捕捉到了，在如梦如幻、时空交错的影像世界里——“时间并不存在，它所产生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瞬间”——上帝的形象在黑夜中消逝，而他凭借电影重新找到了穿越黑夜的伟大、神秘的道路，并在如诉如泣的镜像中，伯格曼向他者敞开自我，对现代意义上的人与宗教做了富有远见与创意的阐释。
注释：
①②引自王晓朝、杨熙楠主编《现代性与末世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50页。
③转引自刘森尧的序《魔灯的背后：伯格曼的电影世界试探》，[瑞典]英格玛·伯格曼《魔灯——伯格曼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页。
④引自格非《伯格曼的微笑》，《读书》2002年12月10日，第55页。
⑤同①，第188页。
⑥同①，第189页。
⑦同①，第234页。
⑧参见[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⑨引自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伍菡卿撰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⑩引自《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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