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倾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人评述汉代学术与文章，或谓秉承三代，如阮元云：“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①；或谓大汉继周，如李光地云：“秦恶流毒万世，复浮于莽……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②两说均合论两汉，可是后一则说明西汉惩“亡秦”教训与东汉继“莽后”复汉，已有所区分。考两汉制度，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落实到文章，又如清人何焯评张衡《东京赋》所云：“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③，亦影写制度。由此看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也有所不同，其中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内含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历史的思考，尤其是针对“亡秦”与“新莽”的教训表现出对宗法的归复与礼制的构建，当与赋家创作思想向儒学观转变相关，并昭示了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一、从西汉末年的两篇赋谈起 对两汉赋风的变化，前贤多从语言艺术着眼。如沈瑞清《读赋卮言序》论汉赋艺术之变迁：“贾有荀心，马兼宋骨，以若枚叔《菟园》，扬生《羽猎》，靡不穷文极貌，虎视西京。炎运既东，兹格少变，班密张妍，崔雄蔡逸，各营心匠，共吐意珠，铺陈之体，大开骈俪之途，渐导魏晋六代。”④以“密”、“妍”、“雄”、“逸”区分诸家特色，以“骈俪”明东京赋格之变。如果换个视角，从赋体描述内涵之变看东京赋格之变，就会发现东汉赋家更多地超越现实需求而转向史学审思，赋体本身的历史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赋风的走向。而这一征兆实际是从西汉后期特别是元、成以后出现的，与当时的政治与学术紧密关联。 考察赋体历史化如何体现于政治与学术，要在两点：一是儒学渐次当路，朝廷盛行以儒术缘饰吏治之风，特别是元、成两朝有关庙制的论争，既表达了学者对建设当朝宗法圣统的关注，又显示了一种对宗法圣统的历史反思与重构；二是西汉盛世言语侍从地位的渐次堕落，辞赋退于文学一途，与儒术缘饰吏治亦渐分离，而经学尚“古”之风的肇兴，又表现出对通经致用的“博士官”系统的挑战。由此看扬雄撰写于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的《长杨赋》与刘歆撰写于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的《遂初赋》，实与上述两点对应。为说明问题，试作分述。 先说第一点。这里又有两个节点，即儒术缘饰吏治与庙制之争。王应麟《玉海·汉制篇》记述西汉举人，以“御史大夫贡禹除诸葛丰为属”、“御史大夫萧望之除薛广德为属”与“丞相武安侯召(张)汤为史”等区分其“德行志节”、“经学”、“文法”，多方举士⑤，其中以儒术缘吏治为一要项。然则“儒生政治”在汉代的确立，以元帝用“醇儒”倡“德治”为肇始。这其中牵涉到朝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元成庙议”⑥，在旷时日久的庙制“亲疏迭毁”之争议中确定了高帝(太祖)、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庙祭的“不祧之宗”的地位。至于元成庙议的性质，显然与西汉到元、成之世重构刘汉宗法圣统有关。如果我们对照扬雄《长杨赋》的书写内涵与论述结构，尤其是戒淫史观与德教准则，正是以元成庙议为动因并形成其赋体论辩化特征的⑦。其中赋文主体就是对“高祖奉命……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的高帝之“天德”、“圣文……躬服节俭，绨衣不敝”的文帝之“俭德”、“圣武勃怒，爰整其旅……猎乎王庭……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的武帝之“功德”与“今上”(成帝)之“纯德”的描写，并以“颂”而寄“讽”，表达作者的史观。例如写成帝一段：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故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莋，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稉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获哉!⑧ 此借“翰林主人”之口叙述汉成帝狩猎长杨事，以“纯仁”彰“德”，以“浮观”为戒，颂中有讽，诚如何焯言：“客卿之谈，正论也；主人之言，微辞也。……借客卿口中入正论，此正妙于讽谏处”⑨。所谓“主人之言”，包括对高祖、文帝、武帝及成帝“功业”(德)的书写，然其“微辞”寄讽，要在彰德史观，其中包括以“汉德”继“周德”的内涵。《长杨赋》仿效周《诗》，其赋文“上帝眷顾高祖”一段取法《皇矣》“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赋文“熏鬻作虐……圣武勃怒”一段取法诗中“密人不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等⑩，皆可对应。因以史为鉴，使扬赋改变描写而为记述与议论，以致元人祝尧评《长杨赋》谓相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11)。这其中历史化特征宜为变体的重要内因。而由庙制之争再归复到以儒术缘饰吏治这一节点，又可见元、成后“醇儒”政治对学术包括辞赋的影响，这不仅在扬雄赋创作中有所体现，而且于其批评中更为凸显，其最具代表性的论点见《法言·吾子》：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12) 与司马迁评相如赋“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3)、汉宣帝评赋“大者与古诗同义”(14)比较，扬雄的“丽则”归雅之论与“孔门用赋”的赋家谱系，已同前此简单地以经义衡赋不同，更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 再说第二点。有关西汉献赋盛况，班固《两都赋序》记述“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时时间作”，以至“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故而阮元有“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的称颂。这里有两点值得说明，其一，西汉献赋之盛，在于武帝朝内官制度的强化，赋家作为宫廷言语侍从，地位较尊贵，且利禄之诱，激发赋家献赋热情，故赋作亦多迎合与针对现实而感发(15)。其二，孝成之世虽献赋之风未歇，如扬雄作为郎官扈从成帝并献“四赋”(《甘泉》、《长杨》、《羽猎》、《河东》)，然其文学侍从地位的衰落以及献赋风气的衰退，已然明显。班固所说的“论而录之”指的是刘向父子整理西汉艺文而言，而非鼓吹“孝成之世”献赋盛况，至于扬雄本人中岁以后的“悔赋”，包括“童子雕虫”之讥及对赋体“欲讽反劝”之思，内含了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忏悔。如果我们对照史书记述司马相如以赋“三惊”汉主的殊荣(16)，对照扬雄自省赋家身份的冷落，特别是到东汉赋家如班固、张衡一以撰“史”彰显，一因“孤技”幸进(17)，皆不由赋而求闻达，其中的演进迹象非常明显。也正因为汉代由西至东文学侍从地位的衰落，赋家的创作出现两种转向：一是脱离朝廷应制的个性化赋作增多，一是赋中“今”学衰而“古”学兴，而这一点又与当时经学肇起尚“古”之风，且对通经致用的“博士官”系统形成挑战有关。于是有篇赋作进入我们的视域，即刘歆的《遂初赋》。先看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牵涉到对这篇赋的评价：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
赋》，始用鹖冠之说……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18) 刘勰论“事类”，意在“援古以证今”，落实于赋文，对《遂初赋》“历述于纪传”的写法改变前人(屈宋及西汉赋家)而开启后世(东汉赋家)作用的提摄，颇具深意。解读这篇被赋史奉为第一篇“纪行赋”的创作，要有三点：其一，该赋创作源自作者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经古学”，并上《移让太常博士书》而获罪于大司空师丹等权贵，于是“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徙守五原”，故作赋纪事述怀(19)。其二，该赋引述《左传》事典八次，皆多晋国旧事，与作者谪贬之途“历故晋之城”相关，略举两例如次： 赋文：“执孙蒯于屯留兮，救王师于余吾。”事见《左传·襄公十七年》：孙蒯为春秋末年卫国大夫，出使途中于屯留被晋人所俘。 赋文：“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事见《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20) 这说明了赋引事典的地域化特征。其三，由于作者议立“左氏”而遭贬，故赋中多引《左传》事，又因“历故晋之城”而多引晋国旧事，这也使刘勰所评“叙于纪传”具有了双重意味，即“古典”(历史)与“今事”(现实)。而赋家无论是述史，或纪行，均采用纵向的思维与描述方式，诚如刘熙载《赋概》所言“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21)，“竖义”的加强，正表明赋体载史的书写特征。 由元、成之间，庙议产生的扬雄《长杨赋》的描述与议论，由议立“左氏”而产生的刘歆《遂初赋》的古典与今事，其中的原古、崇儒、尚礼以及议论化色彩与纵向描写的方法，无不指向赋体的历史化。而这一创作现象在东汉时代的京都赋与述行赋写作中得以发展，并大其堂庑。 二、京都赋的礼德宗旨 西汉赋的创作，骚体以抒写个人遭际与不遇情怀为主，散体大篇则以“游猎”题材为重镇，其代表作是孔臧《谏格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与扬雄的《羽猎》、《长杨》等，皆以夸张场景，谏王淫游为主旨。相比之下，东汉赋出现了极为鲜明的两大系列题材，分别是“京都”与“纪行”，其中或寓王朝之兴衰而以古鉴今，或述个人之行止而咏史寄怀，其书写方式均呈纵向思路，考论其因，就是赋体的历史化倾向。 关于东汉京都赋的产生，有赋体的创作前源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创作前源当属西汉的宫廷游猎赋与地方都城赋(如扬雄的《蜀都赋》)，一取宫廷，一取城市，然比较而言，西汉游猎、都城赋或以场景描绘以寄讽，或以形势与物产的夸饰以寄意，甚少史事抒写；相反，东汉京都赋虽得前者“宫廷”之旨与城市之形，却更多贯通古今的事类描述。就当时的政治背景而言，东汉京都赋的开山是杜笃的《论都赋》，其赋序谓“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又《后汉书》卷八十《文苑列传·杜笃》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22)显然，杜赋是因光武帝巡行西京之举而作，主张迁都西京而反对建都东洛。继此之后，今存东汉京都赋含残篇有傅毅《洛都》、《反都》，崔骃《反都》，班固《两都》与张衡《二京》，基本都是反对杜赋主张而赞成定都洛邑的。只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东、西定都之争的现实性渐渐淡褪，而演变成东、西之辨与礼制之争，其中内含了对东汉王朝合法(合“礼”)性的考虑。正因如此，东汉的京都赋作无不以史学的眼光考察问题，将现实之精神寄托于历史的思考。对这类赋的历史化现象，前人已有关注。如清人汪琬《乔石林赋草序》就赋体与史才关系陈论： 或谓：赋家宜于侈靡，史家宜于简直，二者之学不同。今使石林以赋才司纂修，得毋用违其长与?琬曰：非也。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之所谓大夫者，求诸《周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之属皆在焉，不必其无兼才也。刘向、扬雄之于汉也，盖尝葺天汉以后诸故实讫于元、成、哀、平，以续《史记》矣。及考其骚赋之作，则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叹》，雄之《长杨》、《校猎》、《反骚》诸文是也。世称班固《汉书》“文赡事详”，过于史迁，而东、西都赋则又叙述山川之险，都邑之雄，宫阙掖庭之丽，而究归于灵台、辟雍、明堂风化之盛，其辞闳深灏衍……。(23) 这虽然通论“赋”与“史”的关系，而以乔氏史职“纂修”且作赋为说，然其言有两点与本文论题相合，一则所举赋家史才以西汉元、成以降之刘、扬为主，其中隐喻赋体向史体的变迁；二则举班固《两都赋》为例，所述于“山川”、“都邑”、“宫阙”之后归于“辟雍”、“明堂”，又寓含京都赋的思想主旨由描绘形胜向书写礼制的转移。与此相关，两汉铺陈大赋形成了两种抒写模式，一种模式以西汉“游猎”赋为主，重在“省祸福”，主题为“训诫”、“改作”；另一模式以东汉“京都”赋为主，归于“观威仪”，主题为“昭德”、“宣威”(24)。区分赋家的创作主旨，则前者偏重经学的微言大义，后者更重史学的古今鉴识。 回到东汉京都赋创作文本，从杜笃的《论都赋》除赋前“奏”文明史实，“序”文论史事，其赋的主体部分论证“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也完全采用纵向的历史变迁之记事式的描写，分别是“昔在强秦，爰初开畔”、“高祖有勋……而呵暴秦”、“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富衍于孝景”、“孝武……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逮及亡新，时汉之衰”、“今天下新定……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安不讳危”(25)，以彰显西京的地位与事功。与之观点不同，傅毅《洛都赋》的今存文字，以颂扬“世祖受命而弭乱”的功绩，彰显“伊洛”之都，而谓“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26)，与班固《东都赋》意趣相埒。东汉京都赋的抒写模式，在班、张赋两都的创作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与杜笃《论都》不尽相同，班、张《两都》与《二京》分述两京的形态，可是以“西”为“宾”而“东”为“主”，其前篇《西都》(《西京》)模拟西汉赋风，以横向描写骋其势，如班赋分为六大板块，分别是地理(位置、沿革等)描写、城市(布局、景象、人物等)描写、京畿环境(其阳、其阴、东郊、西郊等)描写、群体建筑(宫室等)描写、重点建筑(未央宫)描写与狩猎、游观描写；张赋由“高祖始入”开始即展开横向描写，除了都城形势、宫殿建筑之外，更着力于对“元会”礼之“百戏”表演的夸饰，可谓极尽“体国经野”之势。然在班、张对西都(长安)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讽谏的精神，如《西都赋》中“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27)与《西京赋》中“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28)的叙述，以愚人自炫法，使读者了然其败德行径。而在《东都》与《东京》的赋作中，却全然改变写西京时夸饰物产、游猎的描绘手法，而以纵向的眼光与笔法罗列历代君主的德行，铺写他们的功劳与善政，如班赋中从高祖历孝武、孝宣到建武(光武帝)、永平(明帝)的叙述，张赋中由“高祖膺箓受图”而转向对世祖(光武帝)、显宗(明帝)的颂扬，皆用历史的眼光颂扬君主的功德，以惩其败德，这使隐含于西汉赋中的“体物写志”之“志”得以张扬、显豁，并成为东汉京都赋的主旨。 正因为班、张赋分写两都，以宾衬主，所以赋写东都绝不似西汉赋家如枚乘《七发》、相如《上林》的写法，即使如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东汉赋风的扬雄，其“祭祀”类(如《甘泉》)与“都邑”类(如《蜀都》)赋亦非班、张赋主旨所承效，相反，却是“游猎”类的《长杨赋》为其描写模式的蓝本。对此，近人胡朴安论班固文赋，已差得其意： 东京之文，兰台体最绵密，以《汉书》拟《史记》，虽乏龙门之奇，而核实过之。《两都》典丽堂皇，平子、太冲拟之皆有逊色。《西都》极众人之所眩曜，《东都》折以今之法度，宾主开合，极有抑扬。所以《西都》不见铺排之迹，《东都》不知议论之多。核其大体，一脱胎相如《上林》，一脱胎子云《长杨》。(29) 为什么《东都》“脱胎”于《长杨》，其实前之《论都》与后之《东京》亦同此传系，不仅在折衷“法度”与“宾主开合”，而且源于赋家对儒术的高扬与礼制的探寻，落实到创作文本，就是推尊汉德与礼义，故采用以“古”鉴“今”的思想方法。 这又可以提出一反问：东汉京都赋为何多损“眩曜”而重“法度”，轻铺陈而重议论，好为以“古”鉴“今”的历史思考?如果着眼于创作内涵而促变创作形式，关键在于一个问题即东汉建都之政权的合法性，并由此衍射的两个面向：“明德”与“尚礼”。 首先，东汉京都赋的“明德”观，既源自古代王者需“有德者居之”的传统思想，又与赋家到班、张笔下“宾、主”东、西两都的制度相关。比如张衡《东京赋》叙写“昔先王之经邑也……审曲面势，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一段，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于此录有两则眉批，分别是孙
“东都形势，亦自周来”，与何焯“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30)。尽管二人所论重点在“洛邑”制度，即东京法周制，西京法秦制，然其间的文化内涵却鲜明地判别了两京的极大差异。可以说，西汉是承秦制而法楚文，所以辞赋中的雄张之气与幽婉之情正呈示其两翼；而东汉则更多地法周制(尤其是东周周公定洛之礼制)，故亦法周文，辞赋创作转向雅颂之途与赡偶之风。仅就“明德”而论，所谓“大汉继周”在西汉时因废弃“暴秦”之“德”已有言说，而元、成之后儒术昌明，周德渐为汉人尊奉，亦为不争史实，然则在赋体文学中真正彰明“汉德”以继“周德”的，却是京都赋创制者中的“东都派”。如前所述，东汉京都赋的叙写模式源自扬雄《长杨赋》，但扬雄在赋中取法《尚书·无逸》周公谏成王荒怠之语以警时君的同时(31)，因影写当时学者力争“世宗庙”(武帝)不可废的情形，而对武帝之“功烈”大加赞赏，诸如“圣武勃怒，爰整其旅”、“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等等(32)，充分显示出对“势”、“力”、“功”的张扬。而秉承其意，如杜笃《论都赋》彰显“西京”，依仗的是山川“险阻”而“惧关门之反拒”，夸耀的则是“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鼓吹武功，而轻于文德。 与之不同，“东都派”的赋家如班、张之赋，无不以“德”为居位之首要依据，并由汉德追溯周德，梳理出德化途径与王权统绪。如班固的《东都赋》附《明堂》等诗五首，以彰赋意，其中“圣皇宗祀，穆穆煌煌”、“抑抑威仪，孝友光明”、“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等，无非“礼”、“德”二字，尤其是“皇德”侔“周成”之说，揭破了大汉承周的东都礼德观。而在赋文中，班氏在大量描述光武帝、明帝之“德教”后，则借“东都主人”之口批评“西都宾”夸耀西京势力而未识德教真谛云：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33) 其中论述关键在“汉德之所由”，即非泥于旧典的“驰骋乎末流”，而是大汉继周的生动活泼的礼德实践，其中内蕴着“精古今之清浊”之历史教训与经验对现实的指导与拷问。 这种历史意识在张衡的《东京赋》彰显汉德时尤为明显。张赋颂扬东都的主旨是“文德既昭，武节是宣”，所以他论及迁邑东都更加注重“古今之清浊”的历史意识：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祎而。”(34) 文中所引《斯干》，《诗·小雅》篇名，《文选》薛综注：“《斯干》谓周宣王俭宫室之诗也，今汉光武帝改西京奢华，而就俭约，合《斯干》之美。”(35)很显然，张衡从“俭德”的视角赞美汉光武帝东都宫室之制，正取法“周德”，同时又以盘庚迁殷与黄轩之德明其传统，因俭而刺奢，意味深永。而东汉京都赋之所以大加赞美“汉德”继周，还源自两大“乱世”教训，即“亡秦”与“莽政”，这正是理解东汉京都赋“明德”思想的历史根源。 其次，东汉京都赋的“尚礼”思想，既是“明德”观的基础，也是其外化的形态。在班、张描写“东都”的赋中有一突出现象，就是对汉明帝“礼德”成就的赞美(36)。这突出表现于因礼宣威的方式。如班固《东都赋》所述光武帝、明帝之德，归乎“制礼”，其中有现实施行的礼仪，包括国家践行的制度。其论“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增周旧，修洛邑”一节，则归于“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如写“朝会”之礼： 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37) 描写德教与贡物之“羁縻”盛况，全然一派以礼宣威的气象。这在张衡《东京赋》中主旨尤明，如其对明帝时朝觐礼的描写，着意宣扬大汉帝国四海臣服、万邦来朝的盛况，如描写天子出场时的肃穆、雄壮： 是时称警跸已，下雕辇于东厢。冠通天，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负斧扆，次席纷纯，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矣。然后百辟乃入，司仪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贽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38) 因礼仪制度而彰显汉家威仪，与周天子朝享诸侯之礼相同，在具体的描绘中完成了大汉继周之礼德思想的传递。赋家通过对礼制、威仪的宣扬，是希望读者能够对礼仪纲常存有服畏之心，当然也为了达到讽规统治者行为之目的。这也就出现了东汉赋家“尚礼”的另一面向，即因礼鉴戒。张衡在《东京赋》中批评“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代表了他以“礼”谏“奢”的思想基调。试举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评张衡《东京赋》数则为例： “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此句是作家手段。彼云同宅西秦，岂不诡哉?却说六王皆以奢丽自亡，则据雍自强，不攻自破。 “经始勿亟”至“居之者逸”。对《西京》中“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弗殊”四句。 “尔乃卒岁大傩”至“罔有不韪”。“大傩”一段，对前“角抵百戏”。言虽戏，亦祖宗之旧仪，先王之典礼也。西京尚武功，好远略，故铺陈角抵；东京宦者专权，故寓旨于侲童，皆有为言之也。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至“则齐德乎黄轩”。此称帝之作为同于数圣。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至“忽下叛而生忧也”。此皆托以讽谏之旨。 “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此指王侯以下，莫不隃奓，托西京以规切目前也。(39) 其中何论之精义，要在以东京之礼制对应西京之奢侈，以历史的鉴戒来警示当时(永元中)“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的行为，这也使赋家的礼德观与讽谏观得以结合。 清人王之绩比较相如、扬雄与班固赋风时说：“《子虚》、《上林》创见亦佳，后再蹈袭，则堆塞可厌矣。子云《甘泉》，加以诡谲，更不足法。孟坚《两都》，虽用铺张，犹不甚贪，其自谓义正扬雄，事实相如，亦实录也。”(40)以“堆塞”与“诡谲”之弊衬托班固京都赋创作的“义正”与“事实”，其中“实录”之谓，正与东汉京都赋重礼德观的历史化有着关联。 三、纪行赋的历史沉思 自刘歆以《遂初》赋题写“纪行”，从西汉末到东汉间纪行赋已成为一创作传统。因此，美国学者康达维以《汉赋中的纪行之赋》为题，合论刘歆《遂初》、班彪《北征》、班昭《东征》与蔡邕《述行》四赋，并引述和讨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部分西汉的纪行赋描写充满幻想的旅途，在神灵、女神及其他超自然生物的疆域中遨游飞翔”，而刘歆《遂初》及东汉诸家之作，更多描写人生的经历与真实的事件，尤其是到蔡邕笔下，其描写“在时间、地点和个人观点表达上都有具体化趋势”(41)。为什么会出现赋域中“纪行”由虚写神灵向实写人事的转变?我想引一段清人姜学渐论赋语以证其义： 余最爱唐眉山《诗话》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词，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学赋造词者不可不知。(42) 此引宋人唐庚《子西文录》中论诗语，以喻作赋之道理，其中最要紧者在“因事以陈词”，而这一点恰在东汉纪行赋中有明显表现。换言之，东汉纪行赋之所以异乎西汉“纪行”之虚幻描写而为真实且具体的抒发，诚如前引刘勰于《文心雕龙·事类》中称颂“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并以崔(骃)、班(固)、张(衡)、蔡(邕)踵武其后，所谓“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关键在赋中“人事”的提升，内含的也正是历史化的成分。 从西汉末到东汉时期创作的纪行赋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淡褪了西汉赋中“游行”描写的神氛与虚幻(43)，而是于真切的人生与亲历，感怀古事(捃摭经史)，寄托今情(华实布濩)，并以“历叙于纪传”的方式，呈示了赋体“因事以陈词”的特征。先看班彪《北征》与班昭《东征》两赋纪行途中的描写： 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愆。(44) 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征。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45) 班彪赋作于刘玄更始三年(25)，即光武帝建武元年，时赤眉军杀更始，为避三辅之乱，作者由长安往安定，投依凉州隗嚣，赋中所写，乃途中因所见而感发。上引一段赋文，是作者途经安定(西汉治所在高平)所述，先取《诗》义以叹行役之苦(46)，继则历述“亡秦”教训，包括蒙恬筑长城以劳民，结果被赐死而身首异处的下场，赵高与李斯矫诏赐死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以致昏庸乱政，秦政败亡诸史事，以古鉴今，抒写对现实形势的忧患与思考。班昭赋虽自言“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以《东征》摹写其父的《北征》，然作赋“因事”，则缘于作者从洛阳往其子任所陈留，故途中见闻，亦多自我之感发。上引赋文，写作者过“蒲城”(卫地)思古论今，叙写子路为蒲大夫“死而冠不免”、蘧伯玉贤德而不被卫灵公所用、吴公子季札“适卫”说蘧瑗、史鰌等谓“卫多君子，未有患也”，以及卫终败于翟等史事(47)，并以“知性命”与“忠恕”诸经义(48)，充分展示了赋家因事陈词蕴含的历史忧患与现实担当。而合观班氏父女的纪行之赋，如所引之段落，均因史事而引发现实慨叹，且终归于政治之“耀德”与品格之“令德”，这又与东汉京都赋的主旨切合，其中又暗含了赋家述“行”由西汉之尚“神”而骋“力”向东汉之重“事”而明“德”的转变。 与之相比，蔡邕的《述行赋》引述经义较少，抒写史事尤多。该赋写于桓帝延熹二年(159)秋，作者感于当时朝廷的戚、宦乱政，正直遭灾的现实，通过自己“有行于京洛”的行止，将途中所见与自己心中的情感融织起来，通过历史事件的追溯，彰显其“因事陈词”之纪行赋的表达。如赋中先写到达“大梁”时的情形云： 久余宿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忽朱亥之篡军。(49) 作者至梁地而忆史事，论及战国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窃符救赵”，尤其是对其使朱亥椎杀晋鄙而夺其军的行为，一改史家对其机智的赞许，而以“诮”、“哀”、“篡”诸字眼，将其视为阴谋诡计而予谴责。而这一赋家笔法，反映的正是作者对当时乱政僭越的讽谏，也表明了东汉纪行赋家以古“典”诠释今“事”的咏史而写志的手法。如赋中继写行历云： 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 其地名则有“中牟”、“圃田”、“管邑”、“荥阳”，而所述历史人物则因地而忆，则有宁越勤诚为人、卫康叔封疆治邑、管叔与蔡叔谋反被杀、汉高祖因纪信诈降计而得脱于项羽军围等历史人物与事件。这不仅是作者因史事而写心境，即蔡氏赋前所述“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赋“乱”所言“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而且其史事的拼接，可以给读者以更为广阔的历史之想象空间。于是我们阅读东汉纪行赋，往往淡化了赋家纪行之本身(包括景观与情境)，而更多去诠释与理解其中串联起来的史事，只有通过历史的写照，才能进一步参透赋者的用心与情志。 由于东汉赋在总体上的历史化趋向，所以一些言志赋与地名赋也具有纪行体的特征，其中较多咏史之目的与史学化的描写。例如冯衍的《显志赋》叙写家世，包括追述曾祖冯奉世(先将军)的功业，以彰显“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可赋中描写，却完全超越了家世与情志，而成为颂扬道德功业以惩戒败政的古史。如写“颂德”之功： 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悇憛而洞疑。高阳藐其超远兮，世孰可与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歌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与为朋；苗裔纷其条畅兮，至汤、武而勃兴。 写“败德”之政： 恶丛巧之乱世兮，毒从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浸淫而弘大。(50) 前则以尧禹汤武等圣王以彰功德，后则以战国之乱、秦政之暴以惩戒其非，其美德与败德，均非“事”而不显，这也成就了该赋以史为纲的叙写方法。而作为关隘胜迹，如李尤的《函谷关赋》写法也很奇特，除描写地舆景观，便以先秦、汉武、汉光武与汉明帝“四朝”之变迁为主构，如“自周辙之东迁，秦虎视乎中州”、“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修”、“中兴再受，二祖同勋。永平承绪，钦明奉循”(51)，完全同于扬雄《长杨赋》、班固《东都赋》与张衡《东京赋》的描写以及彰显“汉德”的方式，同是“大汉继周”史学观的体现。 东汉纪行赋的历史化倾向，也不仅限于人生行历赋的兴起，即使在赋家描写“神游”(天际游行)时，也能呈示出两汉赋风的不同。以司马相如《大人赋》与张衡《思玄赋》为例，两赋虽创作动机不同，一因汉武帝好神仙方术，所谓“见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赋》”，一因汉顺帝时宦官当道，并以张衡“为其患”而谗之，衡因“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后汉书·张衡列传》)；成赋后的结果亦不同，前者赋奏，“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后赋写就，不久“出为河间相”；然两赋均描写超现实的天际“游行”，则是相承且相同的。但是辨别其创作内涵，又有一明显区分，即相如赋写得飘忽神奇，其追述过往，鲜有真实事件，所及人物，除提到尧、舜，皆为神话，如“应龙”、“玄冥”、“含雷”、“祝融”、“句芒”、“玉女”、“西王母”等，所谓“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左玄冥而右含雷兮”、“祝融警而跸御兮”、“使句芒其将行兮”、“载玉女而与之归”、“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等，取材以《山海经》为主，完全是一诸神的世界。张衡《思玄赋》也是通过幻想空际游历，拟状超俗情志，但如赋中“出紫宫之肃肃兮”一段，连用了“紫宫”、“太微”、“王良”、“驷”、“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北落”、“河鼓”、“天潢”、“招摇”、“开阳”等星座名，显示了作者熟谙天文的科学性与征实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张氏追述过往，则更多地引用史书，同样具有“因事而陈词”的特点。试以赋中描写的顺序略举八例如次： 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说之生殷。 旦获
于群弟兮，启金縢而乃信。 心犹与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摅情。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 朝吾行于旸谷兮，从伯禹乎稽山。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王肆侈于汉廷兮，卒衔恤而绝绪。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 穆负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袪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 嬴擿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 汤蠲体以祷祈兮，蒙庬禠以拯人。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它辰。魏颗亮以从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繇迈而种德兮，德树懋乎英、六。(52) 上引事例，包括古史七则与汉史一则，古史引典包括《尚书》、《左传》、《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史事依赋序涉及高阳氏、舜、傅说、周公、周文王、夏禹、叔孙豹、晋文公、嬴政、胡亥、商汤、宋景公、晋大夫魏颗、皋陶等人物与事件，要在赞其懿德之美，而戒其败德之政。“窦号行于代路”数句，史料源自《汉书》之《外戚传》、《王莽传》、《佞幸传(董贤)》及《汉武故事》，其引述事件皆为汉代戚、宦乱政，充分表达了赋家的政治态度与现实情怀。 如果说相如《大人赋》主旨是讽喻武帝“游仙”，其描写仙界以隐喻其不可居，则张衡《思玄赋》通过其人生的思考以反思天界，阐发的是“天不可阶仙夫希”的不可信，前者多经师的微言大义，后者重史家的征实考信。由此一端，也可看出东汉赋家的纪行，无论“行路”还是“巡天”，皆多引史以证今，其中的历史化与具象化的描写，不仅促进了赋风的演变，也可引发我们对赋论的一些思考。 四、史学视域与赋的批评 汉人有关赋的批评，基本属于功用论范畴，考察两汉的赋用思想，又有很大差异，从某种意义来看，东汉赋用论的逻辑起点是对西汉赋创作的反省。在诸家论述中，王充、班固、张衡、王符的评赋语较为典型。如王充对西汉赋虚浮的批评，与他对当世文章的赞美相维系，其《论衡·定贤篇》指责赋体之失“实”云：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53) 而在《谴告篇》中他对相如、扬雄赋的非议更为突出： 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而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之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54) 将扬雄《甘泉赋》与相如《大人赋》并称，以罪二子之“赋颂”，这与扬雄批评“赋劝不止”的思想类似，只是王充对西汉赋虚夸的批判与他对当朝赋求“实”的颂扬并存。如《须颂篇》对班固赋中美明帝之“德”的赞赏： 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55) 姑不论王氏“誉得其实”是否真实，然其评赋与东汉京都赋创作指向完全一致。班固文学致用观包括了赋对当朝的美颂功能，故与王充论点一样，以批评西汉赋中的虚夸为前提，如《汉书》批评相如赋之“用寡”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56)如果与《汉志》批评相如等人赋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相比，这里显然增添了对相如赋“有可观采”的美意，所以批评“文艳用寡”，关键仍在实用。 张衡于赋鲜有专论，唯《东京赋》中一段批评相如、扬雄赋作文字，具有反奢侈、寓教训的“讽谏”之义： 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颓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57) 他认为赋达不到劝美刺恶的目的，起不到讽谏的作用，虽有美词，也于世无补。就这层意义而言，刘熙载《赋概》认为汉赋“至班、张则揄扬之意胜，讽谏之义鲜”(58)，明张承班义，不乏胜义，而落实于东汉赋家的致用观，则又不无偏颇。因为东汉赋家无论“美”与“刺”，均与以史喻今的实用思想相维系。又如王符《潜夫论·务本》一则合论诗、赋的文献： 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59) 其论着眼于“教训”，以证“道术”与“德义”为文之要则，以批评赋家陈“无然之事”，尽管王氏所指并非仅属西汉，但其求实而致用的赋论，则与东汉诸家的论点一致。 略举数则东汉人评赋语，其求“实”而反“虚”的赋论观中始终存在因“教训”而明“德政”的思想线索，如果我们以史学的眼光看待赋学批评由西而东的变移，我想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汉代的赋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附从于经学批评，这体现于汉人作赋用经与以经衡赋，又可从两个方面表明两汉赋论思想的区别。一方面，汉人倡导“赋者，古诗之流”，实缘赋本《诗经》的赋用论，然观西汉赋作与赋评，则重“风诗”，所以无论是“与《诗》之风谏无异”，还是赞美“诗人之赋”，以戒惕“辞人之赋”的“欲讽反劝”或“劝百讽一”，皆因“风”而尊赋体。东汉赋家在认同前人赋附于《诗》而有“讽谏”之用的同时，却更多地是针对《诗》之“雅”、“颂”的历史追忆与现实诉求。如赋中用《诗》，则多“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高声”、“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臣虽顽卤，慕《小雅·斯干》叹咏之美”、“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60)，无论引《诗》篇目，还是咏叹《诗》意，均归之“雅”。这种对雅颂的推扬，落实于赋论，最典型的就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论赋体“抒下情”与“宣上德”之用，其“雍容揄扬”，是“雅颂之亚”的理义。祝尧赋主“宗汉”，然却区别两汉赋用，不乏精思： 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眩矅，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 此赋两篇，亦一篇也。前篇极其眩曜，赋中之赋也。后篇折以法度，赋中之雅也。篇末五诗，则又赋中之颂也。(61) 前一条论西汉马、扬赋之“风”(讽)义，东汉班固赋之“雅颂”义，后一条专论《两都赋》兼“雅颂”，论“用”则甚得其“体”。我想补充的是，西汉赋家重“风”义，要在风诗主“情”，用之于赋，更多的是彰显“铺采摛文”中的微言大义；而东汉人重“雅颂”，要在雅颂之诗多述“事”，用之于赋，则更多地表现于借“事”明“理”，与赋家因“古”喻“今”的史学精神潜符默契。 这又牵涉到另一方面，两汉赋家用“经”，西汉偏重《诗》，东汉则兼重《礼》，尤以《周礼》入赋而变前汉之风气(62)。考查东汉赋用《周礼》，在班、张京都赋中最盛。如班固《西都赋》：“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引据《周礼·冬官·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郑玄注：“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也。”又张衡《东京赋》：“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李善《东京赋注》：“《周礼》：国中经途九轨。……又《周礼》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又注：“《周礼》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63)由此可见，班、张赋引《周礼》，重在天子之典章制度，其中寓含的正是赋家“大汉继周”的历史观。而与引《诗》取“言”不同，东汉赋多引《礼》(尤其是《周礼》)，其意实如扬雄《法言·重黎》论《周礼》所谓“立事”，这一“事”字，不仅彰显了东汉人重《左传》与《周礼》之“经”义的史学化，而且也深契于赋家的历史意识。因此，东汉赋家重《周礼》，正与当朝的礼制建设相关，也是“汉德”继“周”思想的呈现。清人王鸣盛根据《汉书·礼乐志》“礼略乐详”以及班固在《礼乐志》感喟“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的说法，认为“汉未尝制礼”(64)。此说虽遭到章太炎“汉律”即“汉礼”的反驳(65)，然王氏依据《汉书》(西汉事)所述，或未及东汉，值得思考，这从东汉时如曹褒倡言“大汉当自制礼”(《后汉书·曹褒传》)，安帝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等“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张)衡参论其事”(66)诸史实或可得到印证。所以在东汉，史家对汉礼构建的重视，赋家对《周礼》的引述以证汉礼之“继周”，有着共时性的特征，这又引起以下的思考。 其二，如果说汉赋家均有“依经立义”的思想倾向与述作法则，那么很显然西汉重在“小学”，而东汉重在“礼学”。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以汉赋家为例云：“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所谓西汉赋家因精于小学而多玮字，实与采用方音、方言有关，具有地方性的语言特征，而东汉赋的异称与僻解，乃因作者不通小学的原因，这也是后来章太炎感叹“小学亡而赋不作”的原由(67)。对此，从语言学的角度，万曼曾撰写论文《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68)，观文题就明确其看法及汉赋演变的意义。如果我们再从学术史的意义审视西汉赋尚多语言的表现，东汉赋更趋向于文本化的书写，就可以看到前者因“小学”多玮字而彰显其声响的效果与奇特的形象，后者则偏重于“礼学”更关注于经纬组织的结构。在最具代表性的汉大赋中，以“游猎”与“京都”两种题材为主，前以西汉赋家独擅，后则东汉赋家创制，然就礼义而言，均为“天子礼”的文学化构建。然比较其写作方法，又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试举天子郊祀礼的描写为例，扬雄《甘泉赋》云： 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而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绥，漓虖襂
。帅尔阴闭，霅然阳开，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
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声
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
遗风。陵高衍之嵱
兮，超纡谲之清澄。登椽栾而羾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兢。(69) 赋中诸多象声词与联绵词，以烘托天子郊祀的阵容与形象。再看张衡《东京赋》所写： 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殚。然后以献精诚，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带，珩
纮綖，玉笄綦会。火龙黼黻，藻
鞶厉。结飞云之祫辂，树翠羽之高盖。建辰旒之太常，纷焱悠以容裔。……清道案列，天行星陈。肃肃习习，隐隐辚辚。殿未出乎城阙，斾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于明神。(70) 其中大量引述周礼，如首取《周礼》“以正月上辛，郊祀告于上帝，祭天而郊，以报去年土地之功”义(71)，至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夏官·弁师》“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曲礼》“天子穆穆”等，皆融织于赋文意旨，突出的是礼仪与秩序。究其原因，其一是西汉赋家多精小学(如相如、扬雄)，东汉赋家多职史官(如班固、张衡)，故前者赋中有关“天子礼”的描写犹如《春秋》笔法，取微言大义，而后者赋中将“天子礼”融入制度，从而彰显其历史的变迁与承祧。刘勰《诠赋》评相如“繁类以成艳”、扬雄“构深玮之风”、班固“明绚以雅赡”、张衡“迅发以宏富”，风格区分，当与前述之学术变移相关。 其三，从汉人对赋的批评及后人对汉赋创作的评价，也可看出东汉赋历史化之变迁对赋风与赋格的影响。司马迁批评相如赋多“虚辞滥说”，班固主张赋家“雍容揄扬”以为“雅颂之亚”，都是就赋用而言，但其中展示出由“奇谲”到“雅赡”的变化，却正是两汉赋风的一大差异。概括地说，西汉赋以“承楚”为主，兼及纵横之意，以致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谓“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72)；章学诚谓赋“犹有诸子之遗意”(73)，章太炎说“陆贾赋……盖纵横之变也”(74)。刘熙载《赋概》甚至认为“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其奇诡可见一斑。而东汉赋意在“继周”，故以《诗》、《礼》变楚骚之奇谲风格，而趋向于雅赡明绚，其赋论观向“征实”发展，于是赋作也由西汉奇谲之情(主情)向事形之义(重事)变迁。这种现象，在晋人论汉赋时亦有呼应。如左思《三都赋序》批评马、扬之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之求实，孙绰赞美张衡、左思赋谓之“五经之鼓吹”(75)之宗经，尤其是挚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假象过大”、“逸辞过壮”，并延伸提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76)，用“情”与“事”以辨古与今。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诗之赋”与“今之赋”之间，其中由“情义”向“事形”的改变，东汉赋的历史化是否可视为一中转地带，是耐人寻味的。对此，我想再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绾合地域与时代对东京文章及赋的一段论述： 东京文士，彪炳史编，然章奏书牍之文，咸通畅明达，虽属词枝繁，然铨贯有序，论辩之文亦然。(如班彪《王命论》、朱穆《崇厚论》是。)若词赋一体，则孟坚之作，虽近扬、马，然征材聚事，取精用弘，《吕览》类辑之义也。蔡邕之作似之。平子之作，杰格拮摋，俶佹可观，荀卿《成相》之遗也。王延寿之作似之。即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辞直义畅，雅懿深醇。(如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是。)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绝不观；骚经之文，治者亦鲜；故所作之文，偏于记事析理。(如《幽通》、《思玄》各赋，以及《申鉴》、《潜夫论》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两都》、《鲁灵光》各赋，则记事之文。)而骋辞抒情之作，嗣响无人。(77) 所言屏绝“纵横”，鲜及“骚经”，以及改变“骋辞抒情”而为“记事析理”，于“东京文士”的创作思潮把握精到，然其中“士崇儒术”之说，更宜为思考。可以说，东汉赋家崇儒明经，渊承西汉元、成之世，这也是我以两赋(扬雄《长杨》、刘歆《遂初》)引起论述之由，而东汉赋创作因尊“礼”而主“事”，其于“汉德”承继“周德”的描述中，以史为鉴的精神不仅在制度化的京都赋中得以彰显，而且在具有文人创作之个性化的纪行赋中也有体现，个中原由与理义，或许才是表象的文风变移中的深层结构。 注释： ①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9页。 ②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1页。 ③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锡山启秀堂重刻本，第211页。 ④沈瑞清：《读赋卮言序》，王芑孙：《读赋卮言》卷首，清嘉庆八年(1803)邗上刊刻本。 ⑤王应麟：《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按：有关庙制之议，详见《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 ⑦详参蒋晓光、许结：《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⑧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8-129页。 ⑨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卷二《长杨赋》引，第357-358页眉批。 ⑩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 (11)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下》，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5页。 (12)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50页。 (13)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98页。 (14)班固：《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9页。 (15)详参简宗梧：《从专业赋家的兴衰看汉赋特性与演化》，氏著《汉赋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拙作《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文史》2005年第4辑。 (16)参见拙作《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7)范晔《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固弟超……乃驰诣阙上书……具言固所著述意……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又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3-1334、1897-1898页) (1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15页。 (19)有关刘歆“求出”事详见《汉书》本传。按：《遂初赋》收载《古文苑》，《艺文类聚》录有赋句，前有《小序》记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求出补吏……经历故晋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赋”(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490页)，是取《汉书》本传说法并冠于赋作本事。 (20)详见许结、王思豪：《汉赋用经考》，《文史》2011年第2辑；王思豪：《〈遂初赋〉用〈左传〉事典的学术史意义发微》，《文学研究》第1卷第2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1)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8页。 (22)范晔：《后汉书》，第2595页。 (23)汪琬撰、林佶编：《尧峰文钞》卷二十九《乔石林赋草序》，清康熙三十年(1691)西园书屋刻本。 (24)参见蒋晓光、许结：《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5)杜笃：《论都赋》，引自范晔：《后汉书》，第2598-2608页。 (26)傅毅：《洛都赋》，引自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一，第1103页。 (2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页。 (28)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0页。 (29)胡朴安：《读汉文记》，收入《朴学斋丛刊》1923年刊本。 (30)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上册，第211页。 (31)有关《无逸》周公戒成王，详见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0-634页。 (32)张震泽：《扬雄集校注》，第124页。 (3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8页。 (34)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56、157页。 (35)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36)对汉明帝“永平之治”的赞美，成为东汉赋学一明显标志，如傅毅《七激》中托“玄通子”之言“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一段，可与京都赋相关内容对读。 (3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2-36页。 (38)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16页。 (39)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62-863页。 (40)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十，清康熙刊本。 (41)有关康达维的引述与自述，详见氏著《汉赋中的纪行之赋》，原刊《“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收入[美]康达维：《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苏瑞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57-182页。 (42)姜学渐：《味竹轩赋话》，附载氏编《资中赋钞》，清同治六年(1867)刊本。 (43)有关自《楚辞》到汉赋的“游行”描写之变迁，参见谷口洋：《试论早期辞赋中的神怪与悲哀——从“游行”主题看战国秦汉宗教情感的蜕变》，载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辞赋文学论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2-111页。 (44)班彪：《北征赋》，引自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43页。 (45)班昭(曹大家)：《东征赋》，引自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45页。 (46)按：赋文“日晻晻其将暮兮”四句取辞《诗·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取意则如《六臣注文选》铣曰：“言思君子为怨旷，嗟行役为叹时。” (47)有关子路、蘧伯玉、季札及古卫国的衰亡，详见《论语·卫灵公》，《左传》之《襄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以及《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 (48)按：赋文“知性命之在天”四句取意于《论语·颜渊》：“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礼记·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49)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6页。按，引赋四句所述史事，详见《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50)范晔：《后汉书》，第992、994页。 (51)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第376页。 (52)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96-213页。 (53)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6页。 (54)刘盼遂：《论衡集解》，第298页。按：文中之“仙仙”，刘氏集解引孙人和曰：“《史记》、《汉书》作飘飘，《扬雄传》作缥缥。飘、缥音同，飘飘、仙仙义近。” (55)刘盼遂：《论衡集解》，第406页。 (56)班固：《汉书》卷一○○《叙传》，第4255页。 (57)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64页。 (58)刘熙载：《艺概》，第95页。 (59)王符：《潜夫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第八册，第8页。 (60)分别引自班彪《北征赋》、冯衍《显志赋》、班昭《大雀赋》、李尤《东观赋》、张衡《东京赋》与《思玄赋》。 (61)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前一则为“总述”，后一则为《西都赋》“题解”，分别引见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第140-142、227页。 (62)参见拙文《论东汉周礼学兴起的文化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3-65页。 (6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01页。 (64)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十一《汉无礼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65)章太炎：《检论》卷三《原法》附《汉律考》，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2、223页。 (66)详见《后汉书·张衡列传》，第1940页。按：张衡今存《表求合正三史》残文，所言即属正汉礼事宜。 (67)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赋之亡盖先于诗。……自枚乘外，贾谊、相如、扬雄诸公，不见乐府五言，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1-92页) (68)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国文月刊》第59期，1947年9月。 (69)张震泽：《扬雄集校注》，第48页。 (70)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第122-123页。 (71)《文选》李善注“祀天郊，报地功”引《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体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清洁也。”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11页。 (7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98页。 (7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74)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第90页。 (75)《晋书·孙绰传》：“(绰)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按：后世又以此为赋附于经之一批评路向，对此描述并张大影响者，如清人朱凤墀、朱安元、保瑞、孙文川与佚名作者有五篇《五经鼓吹赋》(收录庐江太守编：《赋海大观》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影印光绪二十年[1894]鸿宝斋四次重印本，第242-244页)，可参读。 (76)挚虞：《文章流别论》，引自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第1018页。 (77)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原载《国粹学报》第一年第1期，引自《刘申叔遗书》上《南北学派不同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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