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革命、利润率和次贷危机———个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危机论文,利润率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我国也出台了各种政策积极应对。而只有理解此次危机的根源，才能较为准确地判断世界经济走势，并制定我国相应的经济振兴策略。
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的研究单纯认为危机来自于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并对金融家的贪婪和欺诈加以谴责(Hellwig,2008等)；而后大家逐渐发现此次危机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引起的(Fratianni,2008等)，只不过不同的经济学家强调了不同的实体因素原因。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将生产和金融发展形成一个整体，引入了过多的外生冲击，随机性因素在解释中占据了过多的比重。本文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利用金融和生产的辩证统一体，说明了危机的原因和对建设市场经济的启示。
本文发现，这次危机是IT革命之后长期经济增长的调整。IT革命后的增长是美国战后的又一次黄金增长时期，高增长伴随着低通胀。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已经找到了控制经济周期的方法。但是，一次巨大的危机还是发生了。根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IT革命导致投资上升，资本深化必然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面对利润率下降，美国采用了扩大政府负债和消费贷款的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开发出了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各种衍生品。因为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国政府债务暂时没有问题，而消费信贷则蕴含着危机，具体体现在了此次的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品上。进而，通过银行信贷标准提高，产生信贷紧缩，金融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要走出困境需要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单纯刺激经济难以产生新一轮高速增长，至多是低速增长。
文章第二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现有理论解释进行概述，指出其共有的理论弱点。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弥补这个弱点。第三节就通过概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后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四节分析了这次危机的成因，概述了其孕育过程。第五节针对这次危机的成因，说明各国的前景，讨论了对于市场经济稳定周期的启发。
二、文献综述
面对次贷危机独特的金融资产，例如CDS和CDO，学者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危机来自于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和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监管机构措施不严的结果。所以，解决危机需要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发展，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例如，Hellwig(2008)认为2000年以来，在美国低利率和股市并不繁荣的刺激下，投资者开始寻找可以提供高风险的资产，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找新的盈利点。因此，可以同时满足二者的抵押贷款证券化高速发展。抵押贷款证券化分散了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风险，但也产生了系统性风险。特别投资主体(SIVs)的期限错配严重。SIVs投资的是长期资产，而其融资方式则是短期债务。当融资出现问题时，就必须抛售资产。而在利用市值计算的会计准则下，就会压低其他SIVs的资产，导致其他SIVs的抛售行为，压低整个市场的资产价格，并形成恐慌。此时所有人都开始担心其他交易者的对手风险，监管部门出于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考虑会介入金融系统，谨慎性监管措施开始发挥作用，但结果是进一步压低金融市场，导致崩溃。这个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金融系统的商业模式——发行—分发模式(originate and distribute)。在这种商业模式下，贷款发行人不关心贷款质量，而是将其证券化之后销售出去，从管理费中获得收入。这种贷款的信用级别很难得以保证，各种次级贷款会层出不穷。Kregel(2008)同样强调了这点，认为这种模式导致了本应甄别信用风险的金融机构失灵，其结果必然是贷款质量下降，以危机收场。Criado和Rixtel(2008)特别关注了这种商业模式下金融工具的开发和危机的传染渠道。Aglietta(2008)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是债务证券化的结果。Diamond和Rajan(2009)同样特别强调了在IT泡沫破灭后，人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银行在发行—分发模式的主导下错误投资，依靠短期债务融资，这种不匹配导致危机。李云林(2007)从次级贷款的发生、监管等方面讨论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和防范机制。
上述这些观点强调了这次危机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因素引起的，所以是特殊的。例如气球贷款增加了人们的后期还款压力，如果要不发生危机，就需要贷款人收入或者房价持续上升。如果不是这些新的贷款类型，危机就可以避免。但是，Foote,Gerardi等(2008)利用大量数据集，讨论了次贷的特征，发现次贷中的利率调整并不是大问题。同时，很多学者通过对于金融危机的历史进行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的金融危机都是相似的。例如Fratianni(2008)通过回顾17世纪到现在的金融危机，说明金融危机是一个频繁而且类似的现象。Reinhart和Rogoff(2008)、Lim(2008)等也都持相同的观点。而Dungey,Fry等(2008)则认为此次危机仅仅是传染的渠道和程度不同。
基于此，Borio(2008)认为政府不仅需要关注这次次贷危机的特质因素，还需要关注其与其他金融危机的共同点。要设计能够长期有效的政策，就必须关注金融不稳定的共同决定因素。由于金融资产本身的易变性，这些共同因素被归结到实体因素。
研究首先集中于封闭经济中。Fernandez,Kaboub等(2008)将这次危机看成是“明斯基(Minsky)”时刻，认为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可以解释这次危机。具体说来是因为收入不平等加剧，低收入人群真实收入增长缓慢，布什政府推行房屋民主计划孕育了次级贷款大发展，但是由于没有真实收入的提高，房价下跌必然会触发危机。Borio(2008)认为，所有的危机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过度承担风险和扩张资产负债表的结果。资金最终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感知时间维度上的测量困难、激励机制、金融系统内部和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正反馈4个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共同基础。这次危机也不例外，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标准开始下降，金融系统过度承担风险。同时这4个因素也说明了特质性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起到的作用。这些特质性因素是这些共同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新的金融衍生品并不仅仅使得风险难以评估，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导致各机构超额承担风险。Gorton(2009)认为危机来自基本面冲击，即房价下跌。李石凯(2007)认为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导致了次贷危机。
一些学者将分析置于开放的环境中。Perelstein(2009)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结果。因为美国贸易赤字，所以需要用财政赤字为贸易赤字融资，这导致了美国资本市场繁荣和泡沫，孕育了次贷领域的危机。Orlowski(2009)认为危机来自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信贷超常供给导致的资产市场过度繁荣。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9)认为外资需求美国的安全资产，导致美国只能自己持有有毒资产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Dooley,Folkerts-Landau等(2008)认为目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压低了实际利率，投资者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次贷就应运而生了。这些观点都集中于全球储蓄过剩，但是Taylor(2009)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全球储蓄率实际下降了。
因此，Taylor(2009)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人祸，来自于货币政策领域的失误。货币政策过松，利率过低，超额流动性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高房价导致违约率下降，银行开始过度承担风险，这促成了金融危机。此后，各国货币当局的失误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例如，在危机初期，各中央银行将银行间市场紧张看成了流动性问题，而没有发觉是风险因素，错过了拯救危机的最佳时机。
除了上述对于金融危机原因的讨论，Horta，Mendes等(2008)还强调了资本市场一体化导致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传染。
图1 新古典范式下的循环流转
总体看来，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讨论可以分为2类(Allen and Carletti,2008)：恐慌理论和基本面理论。恐慌学说认为危机是金融市场本身的问题，例如新的衍生品和监管不力，重点关注金融系统传染。基本面理论则关注金融系统的资金运用，即实体经济发展导致投资品回报下降，例如房价下降，进而导致金融机构产生不良资产，发生危机。但从逻辑基础上看，这2种理论都秉承了相同的新古典分析范式(图1)。
在新古典范式中，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分离的。因此，金融危机要么是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要么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引发的，但这种下降被完全当作外生随机冲击，没有和金融系统的发展联系到一起，没有必然性，完全是偶发因素。如前所述，目前的研究说明应该将重点关注到基本面因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理论能够将生产和金融联系在一起，在二者互动过程中说明回报率下降是如何必然发生的、金融系统又会如何应对，金融周期如何发展。这样就可以说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因素，即回报率下降导致金融危机，同时，也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反应说明特质性因素，例如各种金融创新以及其导致的危机的新特点。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实际上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尝试，说明了为什么在稳定过程中会导致不稳定。但是，其方法并不是将金融和生产联系到一起，构成一个系统，而是将信用评估使用历史数据这点作为核心。由于信用评估使用历史数据，则历史处于繁荣时期时风险降低，低回报的项目也可以贷款，而当发生不利冲击时(与生产无关，也是外生的)，就会发生银行坏账，进而导致金融危机。本文认为，马克思危机理论能够提供一个生产和金融循环的统一体，可以此为依据解释此次金融危机。
三、马克思危机理论
用马克思危机理论解释目前的金融危机似乎有一个障碍，因为正如Crotty(1985)所说，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重点是生产过程，正是资本主义模式生产过程蕴含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因此，只有对生产问题进行透彻讨论后，才可以添加对于流通领域的分析，例如商业资本等，并从中找到货币和金融现象。这种观点的证据是马克思仅仅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和第五部分详细分析了信用和金融中介，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理论抽象性很低，事实描述众多。这种章节安排和分析上的低度抽象性意味着马克思赋予了其较低的理论优先性，而重点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进行了高度理论化的分析。
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按照这种观点，对于流通的分析是事后添加的，从而也是金融和生产分离的二分法。本节将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的论述出发，还原一个马克思对危机的理论认识①，并以此为基础，在下一节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
总的来说，马克思是在流通和生产构成一个对立统一整体这一方法论下构建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以商品生产为前提，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所以分析危机过程需要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因此，并没有生产相对于流通的逻辑优先性。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中充分说明了这个方法论问题，同时《资本论》三卷的阐述顺序也反映了这种分析结构。在第一卷的前三章，马克思在高度抽象水平上、最大程度地抽象掉了具体的生产关系后，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SCP)的一般性质。从第四章开始，马克思才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内涵是什么。马克思在第二卷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在第三卷讨论了资本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这三卷构成了一个整体，商品和货币的发展进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是流通和生产对立统一的经济组织模式，抽象的资本必然体现为不同的形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都是以商品交换的理论模型为假设前提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理论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说流通和生产——的对立统一。这种演绎结构正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十七章中，马克思构造了一个关键概念，商品交换经济中的“抽象形式的危机”。这个概念说明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危机，但因为没有回报率必然下降，并不一定必然会发生危机。马克思对于简单商品生产中危机可能性的分析基于货币的功能。他指出，任何通过商品交换组织的经济系统都是无政府的，因此在结构上容易发生非均衡和危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具有的无政府程度和特征取决于在每一种模式中货币各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和对各种功能的制度支撑。这样，在马克思开始分析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他就说明了货币和信用的理论与危机理论是紧密交织，从而在分析上不可分离。
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时候会产生第一种抽象形式的潜在危机。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货币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了购买和销售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危机。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买和卖可能彼此脱离而产生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来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马克思，1975，第581页)。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时候仅仅需要观念的货币，测量了商品所有者对于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获得价值的期望。但是，无法保证商品所有者的期望一定实现。如果实际价值超过、等于或者不是很低于期望，再生产不会被打断。但如果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2个功能的过程中出现条件的巨大变化，危机就会发生，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仅仅是潜在的。如果从销售到购买的转型很平滑，危机也可以不发生。
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和发展造成了第二种形式的危机。马克思认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的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2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2种不同的职能。这2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马克思，1975，第582页)。
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进一步分离了商品循环中购买和最终销售的时间间隔。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参与人A在信用的基础上向参与人B销售商品，形成一个债务合约。参与人B必须重新销售这个商品(或者利用这个商品进行生产)，从参与人C那里获得用于完成合约的货币。
马克思进而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发生的2个要点。首先，参与人在某一时刻签订合约承诺交换未来某一时刻的货币(或者商品)。这些合约基于对于未来时刻价格和价值的期望。如果在合同签订日与合同执行日之间相对价格或者绝对价格水平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合约的一方——信用合约的债务人——可能无法履行他的合约承诺。其次，合约经济不仅导致了参与人之间的未来承诺，而且导致众多参与人进入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合约经济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很小的未预见到的事件会通过滚雪球似的合约违约导致再生产中断。这意味着参与人销售他们的商品或者按照正常的价格来销售商品都不足以避免危机：他们必须在给定的时间期限内按照要求的价格销售商品。
不过，这2种危机潜在可能性的理论还不是一个危机的理论，不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为什么一定会发生的解释，“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总是危机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最抽象的形式(因为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马克思，1975，第582页)。为了在抽象形式的危机中注入内容，从危机可能性中导出危机的理论，我们需要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危机倾向的分析与简单商品生产抽象形式的危机结合在一起。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下一步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危机倾向，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流通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是商品交换经济的高级形式。因此，对于简单再生产的分析是资本主义运动法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马克思，1975，p.585)。他告诉我们，“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2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的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马克思，1975，第582页)。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危机倾向的核心是利润率。在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中，利润率是底限。至少在正常时期，对于未来利润率的期望是由过去实际利润率的路径决定的，已经实现的总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推动者。足够吸引人的利润率导致了对于投资的强烈需求，同时也刺激了为这些投资的融资；令人失望的利润率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因此，经济扩张要求存在一个吸引人的利润率。进而，在任何特定历史阶段被资产阶级认为吸引人的利润率如果维持了一段时间将会产生一个预期，即令人满意的利润条件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结果，这种信心会导致产业资本家利用保留收益进行投资，同时去寻找外部融资源泉。同样的信心也会引导金融中介扩张信贷。充满动力的资本投资最初会增加利润；持续的高利润会增加信心，改善商业氛围。对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的风险评估会逐渐消失，导致使用更高的债务杠杆。资本投资会高度依赖债务融资：只要利率比期望总利润率足够低，企业就会寻找外部债务。在扩张的美妙前景中，不仅对于利润率的期望变得更加膨胀，银行要求的期望总利润率与利率之差会变得越来越小。马克思描述到，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行贴现率低……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马克思，2004，第459页)。
但是，当如下2个条件同时成立时，扩张进入危机。第一，扩张会受到总利润率下降的显著威胁；第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法则的分析认为，在扩张的某一时刻会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总利润率下降，这个分析的假设是循环阶段没有对于积累的阻碍因素。因此，剩下的是对于总利润率的分析。马克思认为，总利润率在扩张的早期和中期上升，然后下降。这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利润率下降。
四、利润率下降和次贷危机发生过程
我们利用上一节的分析框架，从投资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个过程分析为什么美国此次金融危机会由房地产市场发端。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美国近些年投资变化的原因。正如Jorgenson,Ho等(2005)所说，这一事件的逻辑是半导体价格下降导致IT产品③价格下降，进而导致IT投资上升，推动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动私人投资。在这一链条中，根据增长理论的一般原理，投资和经济增长是同时决定的，外因是半导体技术发展导致了其价格下降。
从图2可以看出，1959-1995年计算机产品价格年均下降15.8个百分点，1995-2002年下降速度升至每年31个百分点。而软件价格相对平稳，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下降。总体IT产品价格呈下降态势。
IT产品价格下降导致IT投资上升。图3是美国1990年以来IT投资相对于前一年的百分比增长率。1992-2000年，IT投资都呈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1995-2000年期间，IT投资的增长率维持在15％以上。但2000年以后，投资增长率开始下滑。
IT投资的迅猛增长将IT技术扩散到经济中的各个部门，提高了技术进步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表1是美国从1948年以来各阶段增长核算情况。1973年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度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从1995年起，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回升。与之前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就是信息技术资本服务④贡献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上升。如果进一步分解全要素生产率，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表2)。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后，资本的投资效益就会上升，自然导致投资增长。从图4可以看到，1992年之后，固定资本投资也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速，并在1998年达到了峰值。固定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推高了经济增长率。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5-2002年期间，投资贡献了3.59％增长率中的1.07个百分点。增长和投资同时决定，在正向IT技术冲击下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但当投资导致利润率下降后，这种良性循环就会结束。根据NBER的统计，经济在2001年3月达到顶峰，并于2001年11月到达谷底。
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表示资本有机构成的人均资本投入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那么就可能会发生利润率下降。表3测量了1948年以来美国各阶段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和促进增长的因素分解。可以看出，1995年IT投资浪潮以来，美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使得1973-1995年间的不利局面得以扭转。这一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对应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资本深化，特别是IT资本深化。同时，人均资本投入的平均增长率为3.42％⑤，高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43％。这就意味着，随着资本深化，利润率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下降阶段。
从图5可以看出，受IT投资导致技术进步的影响，美国的利润率——以非金融企业每单位增加值中利润所占比重衡量——开始呈阶段性上升态势，从1980年的5.6％稳步上升。但是，随着人均资本投入的增长，利润率在199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
为进一步考察投资与利润率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利用1948-2008年美国IT投资和私人固定资本投资年度增长率与利润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说明我们可以在1％的显著性上拒绝IT投资和私人固定资本投资不是利润率的原因，但是需要接受利润率不是私人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同时拒绝利润率不是IT投资的原因。因此，资本深化过程确实导致了利润率下降。利润率前景促进了IT投资，并拉动了总投资，但是这又导致了利润率下降。
一般情况下，利润率下降会导致经济危机。根据NBER的统计，这引致了2001年3～11月的衰退。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外部融资，即通过外部融资提高利润率。但是，为什么外部融资可以导致利润率上升呢？
回答此问题需要说明货币和生产的特征。在传统理论中，货币是外生的(图1)。央行通过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水平控制社会的货币存量。这样就产生了古典二分法，即货币与生产没有关系。实际上，货币与生产的因果链条开始于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贷款引致形成存款，即货币存量M，央行供应这些货币存量需要的准备金，形成“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寻找储备”(Holmes,1969)的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信贷、生产和货币同时决定，货币是经济的内生变量。
在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工人通过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相互联系，形成经济的循环流转(Lavoie,2003,2007)。这个循环流转之所以能够进行依赖于商业银行。由于生产和销售必须耗费时间，企业需要预付资金给工人，也就有了贷款需求。在银行认为企业可信赖的前提下，银行会给企业供给信贷，通过向企业的银行账户注入资金或给企业信用额度等方式达成。商业银行会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发生贷款后，商业银行可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贷款——借款人贷款户
贷：吸收存款——借款人存款户
从这个会计分录可以看出，贷款创造过程是无中生有，银行并不需要有存款就可以发放贷款。其发生的前提是银行负债必须被广泛接受。这样企业才会需要银行的信贷，银行也才可以满足其需求。如果工人不接受企业从银行的贷款作为其收入，那么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合约关系就无法执行，生产也就不能进行。正是将银行存款接受为货币使得银行可以不需要存款而发行贷款。企业以此存款为基础进行支付购买，例如支付工人工资。在获得生产资料后企业进行生产。生产结束后，产品进入市场，工人利用自己的货币收入购买产品。这样，货币回到企业手中，企业偿还银行贷款。不过，这里面似乎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即使工人的全部收入都用于购买产品，那么企业也只能够收回全部贷款，没有多余的钱还上利息，并获得利润。因此，必须有另外的源泉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利润。在封闭经济中，这就可以是政府和消费者负债，注入资金，为企业提供利润。在开放经济中，这就要求获得贸易盈余。同时，由于企业的贷款既有支付工资和生产原料的短期贷款，也有用于投资的长期贷款，因此，贷款长期化也可以为经济带来宏观利润(Rochon,2005)。
图6 美国家庭净储蓄率(单位：％)
数据来源：美国BEA网站。
图7 美国家庭净借出/借入率(单位：％)
数据来源：美国BEA网站。
图8 美国消费者信贷标准
数据来源：美联储网站。
因此，面对投资导致利润下降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经济政策的选择要么是通过激励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么是通过政府和消费者负债、贷款长期化和积极增加贸易盈余来提高企业利润，度过危机。在这些措施中，创新是长期政策，而政府和消费者负债、贷款长期化和积极增加贸易盈余属于短期刺激政策。
为应对2001年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采用了扩大政府和消费者负债的方式。从图6可以看出，美国家庭的净储蓄率⑥在1985年之前还能保持比较平稳，1985年之后开始大幅下降。进入21世纪后，保持下滑态势，特别是在2004年后下滑速度有所加快。根据图7中借贷量与家庭净收入的比例所示，1996年开始美国家庭从净借出变成了净借入，且借贷量占净收入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了高峰。根据前面所述内生借贷的逻辑，这种借款量的增加与美国金融机构在2000年以后保持了较低的信用标准有关。图8衡量了美国消费者信贷标准的紧缩情况，数据来源于美联储对于商业银行的调查。在美联储对银行家的调查中，商业银行要评估过去3个月中，对于消费者信贷标准是“相当紧缩”、“有些紧缩”、“不变”、“有些放松”和“相当放松”。用“相当紧缩”和“有些紧缩”的银行百分比减去“有些放松”和“相当放松”银行的百分比就得到了银行对于消费者信贷的紧缩情况，其值越小，表明消费者信贷标准越松。2000年以后，信贷标准就开始放松，特别是2004年以后，信贷紧缩指标为负，说明商业银行放松信贷标准的比率高于紧缩的比率，消费者信贷标准极为宽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利润率的提高。从图5中可以看出，2004年企业利润率产生了大幅跳跃，一举恢复到10％以上，并在此后保持攀升态势。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举债。图9描述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净借出(入)资金与净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净借出(入)比率基本稳定，而联邦政府则波动巨大。为了应对利润率下降导致的2001年经济衰退，美国联邦政府在2002年和2003年大幅提高支出。虽然其可支配收入有所上升，但大幅增加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导致高额借债，进而帮助美国企业提高了利润。
但是，在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这种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实际上是透支的收益，延缓经济调整的时间。因此，通过政府或者消费者负债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形式不同，政府负债出现问题表现为货币危机，而消费者贷款出现问题则为常见的经济危机。
对于美国而言，得益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其政府债务不会产生偿还问题。美国政府可通过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但是，美国家庭负债却难以长时间维持。一旦其出现问题，必然导致银行从流动性出发，提高信贷标准，导致信贷紧缩。因此，针对2002年以后美国政府通过政府负债和家庭负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特征，美国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为消费者信贷违约的形式。此次具体表现为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是一个特例。消费者信贷违约可以有多种形式，如信用卡危机。此次表现为次贷的形式与美国市场的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正如Hellwig(2008)所述，在美国低利率和股市并不繁荣的刺激下，投资者开始寻找可以提供高收益的资产，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找新的盈利点，可以同时满足这二者的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高速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此次危机就体现为了次贷危机。因此虽然危机是必然的，但次贷危机只是偶然，所以没有必要过度谴责信用风险转移工具，这些工具本身并不是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然，此次危机的具体形式是依赖于这些金融工具的。如果我们要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过程，就不能离开这些金融工具。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Hellwig，2008等)进行了恰当地分析，本文不再具体描述这个过程。
图9 美国政府净借出/借入比率(单位：％)
数据来源：美国BEA网站。
五、结论和启示
依据马克思危机理论，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来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美国IT革命后技术创新难以为继，资本深化速度超过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为了延缓危机，采用了增加政府负债和消费者负债的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能在短期内帮助企业利润率上升，但是不可避免会发生债务危机。由于有新的金融工具载体，此次危机呈现为次级贷款危机的形式，但其本质与历史上其他危机并无区别，只是不同的金融工具产生了不同的现象。因此，西方国家目前单纯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刺激经济是治标不治本。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产生长期增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会发生利润率下降的态势，从而经济会有陷入衰退的可能，这是人类经济史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根本的解决方式是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从而抵消利润率下滑的趋势。不过，创新不会招之即来，所以危机还是可能发生。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政府和消费者负债、贷款长期化和积极增加贸易盈余来提高企业利润，度过危机。但是，这只是为创新创造时间。如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依然没有创新发生，那么爆发深度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执行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时，必须注意配套长期激励创新的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而不能认为短期刺激政策能包治百病，舍本逐末，为刺激而刺激。因此，我国在面对这次危机的时候，需要在利用财税等手段刺激经济的时候积极促进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在这方面，Crotty(1985)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②具体过程参见附录。
③包括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设备。
④资本服务包含资本存量和资本质量两部分，投资一般仅仅衡量资本存量。
⑤资本投入增长率减去劳动投入增长率，即4.92％减去1.5％。
⑥净储蓄与家庭净可支配收入之比。
标签：金融风暴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美国次贷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金融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银行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