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科学知识的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科学知识论文,权力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科学的政治意义、科学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日益成为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它导致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意见分歧。例如，关于知识是什么，科学合理性的标准性在哪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这些分歧根源于基本的哲学观点的对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玛丽·赫西等人所肇始的对知识的新界定及对科学的政治效果的讨论与重视，同时还得益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及女权主义者对性偏见所形成的科学压制的揭露等，特别是福柯对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及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劳斯(Joseph Rouse)的科学知识／权力观，拓宽了传统的“政治”与“权力”的范围，把科学知识的政治学研究引向深入。可以说，来自不同方向的这种对传统知识观的修正图像，反映了知识与权力由相互对立排斥、相互外在影响到相互内在、相互生成的思想发展新走向。
1.什么是知识？
按照传统，科学知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根据实验证据或逻辑规则得到证明或辩护。它预设了如下一些有关知识的基本特征：首先，知识的获得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任何个人，不论是谁，只要他使用理性去思考，运用正确的、既定的方法原则，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客观知识、客观真理。其次，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想家都假定知识是确定无疑的，或不可纠正的。这种客观性导致了方法论的普遍性。最后，新理论不断取代旧的、失败的理论，知识是不断累积进步的。
20世纪50年代末，库恩、费耶阿本德、玛丽·赫西等人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观的根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关注科学发展的历史，充分重视科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势力对科学的影响，露出了认识论社会化、政治化的端倪。他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和宣传的事务。虽然科学是由个人来研究的，但本质上却是集体的产物。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信念、价值标准、技术等），各范式之间是不可比、不可通约的。两个范式之间的斗争恰如政治革命中的党派斗争：充满劝诱技巧，甚至包括使用武力。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按照这种理论，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如日心说等等，并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诡计”的胜利或“非理性”的胜利。他进而断言科学理性、合理性标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神话故事罢了，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因为知识不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不是向真理逼近，而是一个不断增加的、相互不一致甚至不可比的可供选择的汪洋大海。在20世纪，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怪物，压制人的本性，压制它的反对者，把人变成可怜的机械装置，因此他主张实行“人道主义的科学”，其根本途径在于科学与国家的分离。就此而言，费耶阿本德较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后者强调科学技术的理性造成对人的统治、人性的压抑。
新的社会化认识论更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念。知识不仅包括西方正统科学，还包括非科学的知识、“可疑”的人文学科以及其他不同文化中和科学的作用大致相当的各种信念如神话、巫术、魔术等等。布卢尔(D.Bloor)等人的强纲领社会化认识论，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活动及其成果。社会构造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则强调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社会学研究：科学的人工产品、公开宣传的技巧、科学研究的技能、实验室内的权力斗争、实验室与资金管理机关之间的权力斗争等社会因素，成为科学知识中压倒一切的因素。
尼采的“观点主义”(Perspectivism)对批判现代的传统知识观念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总结。他说：“就知识一词有意义的范围来说，世界是可认知的；但知识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意义。”（第648页）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知识、真理和方法。福柯把知识看做是话语的隐秘的运作，是话语或语言自身游戏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知识型之间没有优劣之别，因为一切知识都是意识形态，完完全全的意识形态，并无真正科学可言。福柯进而断言，认知主体和对象都是权力／知识这一复合物的产物，权力和知识互相产生，并非彼此外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福柯思想中最激进的方面。正因为如此，不少哲学家称福柯为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
2.什么是理性？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合理性问题。不言而喻，对传统理性的非难由来已久。各种批判众说纷纭。如果说早期非理性主义主要从认识论角度颠覆理性的权威性的话，那么战后的非理性主义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理性展开批判，即将理性与权力、极权主义联系起来，从政治上揭露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按照理性主义不证自明的假定：人是理性的动物，借助理性人们能够摆脱一切偏见和传统的束缚与影响。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笛卡尔和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性概念和科学主义首先受到马克斯·韦伯的批判。他在显示目的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之间作了区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有目的的合理的活动。这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统治的一种特别形式，其实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界，也控制了人。
利奥塔称黑格尔哲学为“理性的极权主义”，认为理性和权力是同一个东西，理性是用预知或辩证法掩饰的监狱、禁令、选择程序和公共利益。在这方面的批判中最有力度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攻击“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那个旨在把人类从神话、迷信和邪恶中解放出来的曾经高扬的理性，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新式神话，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包含有一种暴力的因素。后现代哲学家尼采则把传统的理性哲学家称为作茧自缚的“大蜘蛛”、“苍白的概念动物”。在他看来，理性对绝对真理的迷恋只不过是“幻影崇拜症”、“纯属孩子气”，因为“真理的标准在于权力感的提高”（第702页），而不在于明晰性。普遍理性是不存在的，任何在一个普遍的“科学”理性主义构架内的知识都是某种权力意志的假面具。
在所有的对理性的批判中，福柯的研究独树一帜。他通过考察文化的边缘问题“疯癫”，揭示出理性的历史特性，即一部疯狂史，就是一部残酷监禁、野蛮驱逐疯人的历史，是人类以理性名义对无理性的疯人进行血腥镇压的历史。换句话说，理性在根本上是历史的，理性不是自己的根据，理性是历史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代区分就是理性权力运作的结果。但福柯并不否认合理性的存在，而是主张有多种合理性。
劳斯也指出，取消理性的统治及其权威地位，把理性从高高的天上扯回平凡的现实人间，就意味着应把知识理解为“一种策略”，而不是确定的一种结果。其中，各种合理性断言及多种多样的技能、实践处于这种正在进行的策略斗争之中。
3.权力与科学知识／权力分析
福柯把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称为“法律的权力”——权力的一种极端形式。他认为应该赋予“权力”一词以更宽泛的意义理解。女权主义者则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power)”加以政治上的理解，提出“知识就是权力(power)”。
“权力”一词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政治、统治或政权、权势、权柄等，其二是指人类或个人、团体、国家所具有的力量、能力、实力等。古典的权力理论家把权力理解为由个人或社会阶层、国家政府、政治党派和团体教会拥有的操纵的。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贯彻、惩罚条例及其实施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权力斗争经常发生在如社会运动和选举、法庭斗争、制定和加强法规这类突出的政治活动中。福柯把这种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称为“法律的权力”(Juridical Power)——权力的一种极端形式，他认为应该赋予“权力”意义更宽泛的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探讨政治的科学哲学。批判的理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对自然的统治”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统治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马尔库塞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有着意识形态的功能。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它既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人对人统治的手段。
海德格尔和福柯以不同方式对权力作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两人都看到在科学和技术中各种权力形式的危害，关注多种权力的局部抵抗形式，但否认有权力理论，即否认有任何对权力及其运作的普遍说明。福柯认为统治或压抑不是权力的本质，研究权力不应该将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设为原始论据；首先应该将权力理解为众多的力的关系。权力无所不在，深深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社会中的一切机构，诸如学校、工厂、医院、家庭等等都普遍存在权力关系。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它产生知识、产生言谈（话语）。总之，“权力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什么结构，不是一些人拥有的什么权力，而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福柯，第345页）。
劳斯力图发展福柯的权力／知识系谱学的讨论去理解现代自然科学。首先，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理论的实践和实验室的实践——通过构造或独立受控的“微型世界”（实验室、诊所和场地等）产生可利用的、难以数计的现象——的相互增强。科学的创造发明产生了诸如显微镜、望远镜、放射性标记、云气泡室等多种多样技术，一方面使事物在其中揭示自身，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真相的“泄露”也只有在权威的解释之中才会被认可。因此，“实验室和场地同监狱、精神病院、兵营、工厂和学校一样，成为惩罚的‘区域’(blocks)，新的知识形式和新的压制（技术）形式从中一起产生出来。”(Rouse,p.141)其次，对实验室的改进和对世界的重新构造，同社会领域一样，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在这里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和权力之间的联结。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由于划分范围、区分和精练而被分裂了：由测量、计算和定时来标明，由新的可见形式、文件证明和算计所追踪。所有这一切都为了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在实验室、工作场地及其微型世界里扩展技能同扩展权力一样具有双向功能：既作用于被施与者，也反过来约束施行者。
可以看出，劳斯的权力分析不仅源于福柯而且与培根的思想有有契合点：权力、力量的施与对象都包括物质对象及其实践组合。重要的不是严格区分自然与社会或“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而是应对这种传统的区分进行再思考。从传统权力观、解放论者的理论到福柯的权力分析以及劳斯对科学知识的权力分析，反映了政治的、法律的权力向社会化的权力概念转化的认识历程。“权力”不再仅仅意味着政治或法律的权力。说某一实践包含权力关系，有权力的效果，或有效地使用了权力，就是说在某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中，权力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规定和控制人们可能的行动领域。这种扩大了的权力，福柯称之为“规训”——一种技术能力。同样地，“政治”范畴也拓宽了。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些似乎“非政治的”行动者和团体（如科学家集团）的日常实践也具有政治意义。忽视了这一点，把“政治的”领域等同于国家政府，势必会忽略现代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重要特征。同时，权力的场所（策源地）也从政府或某些特殊机构如政府行政部门、警察局、军队或国家机器手中扩展到一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无任何干系的机构，如学校、家庭、医院和实验室等。劳斯指出，以这种更宽泛的政治、权力观念去理解现代自然科学，势必会看到权力不仅从外部侵入科学和压制科学知识，而且权力关系贯穿科学研究中的多数日常活动。实验室内现象的构造、监视和控制的技巧和策略必须看做是现代社会中运作的权力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实验室内的科学活动，也直接包含有规训、压制人的各种形式。同时，实验室外科学知识的扩展必须强调更多的控制、调配技术。权力关系构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