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四十年——读《中美关系史(1991-195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风风雨雨论文,四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长达500多页的厚书终于摆到了我的案头上，尽管它姗姗来迟。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是在11年前，当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修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工作的陶文钊先生。那时，他已在那里干了近一年。美国政府很注意档案的收集，档案馆里的东西浩如烟海，要想在里面找到需要的东西，对生手来说如同大海捞针。但当时陶先生已能轻车熟路地找到通幽的途径。正是他带我拜会了管理外交档案的负责人，并向我介绍如何查找档案资料。此后，我只是利用学习的空余，偶尔光顾档案馆。而陶先生却在那里埋头干了一年多。他到底捞到了多少东西，那是可想而知的。
陶先生回国后撰文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档案资料的保存情况。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此后，他写了一些文章讨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但我总不满足，感到他手里还有积货未抛。打开《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一书，我顿时肯定这才是充分反映出他那两年辛勤耕耘的重要著作。
《中美关系史》一书详细地纪录了这40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全书共分8章27节，最前面是序章，简要地介绍了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至1911年中国同美国等列强签订借款合同这100多年的历史演变。书后附有译名对照表和参考书目。
这本书提到了一些我过去几乎没有见到的内容，如美国与广州革命政府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抱有一种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承认问题和关余问题上。1921年5月，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政府承认这是中华民国的唯一政府。他特别写信给美国总统哈定，称赞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捍卫者”，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但美国国务院却不屑一顾地把这封信退给美国驻华公使。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甚至污蔑孙中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为了争取足够的经费，也为了表明中国的主权，广州革命政府1923年提出收回海关结余的问题。各国驻华使节一致决定派海军到广州海面示威，阻止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美国代办认为，应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阻吓广州政府。他的主张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然而，由于广州政府立场坚定，列强的作法未能得逞。这两件事使我感到，虽然美国是个发达的独立的国家，但它并不关心别国的进步和独立。即便它可以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样板，它也不能作为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依靠。孙中山几乎一生都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到逝世的前几年却转向苏俄求助，其苦衷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使用大量的史料来探讨一些多年来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关于30年代的中美关系，如何评价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东亚的政策。1931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了被称为“史汀生主义”或“不承认主义”的声明。作者对这一声明及其所代表的政策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一方面指出，美国这么做是要维护其在华利益，坚持《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规定，以恢复东亚的均势。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这种愿望客观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是相吻合的”，这个声明“对在日本侵略面前常常表现出妥协倾向的国民政府既是一种支持，又是一种制约”。当然由于没有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这个声明的阻遏作用也很有限。
2月份，中国东北伪政权扬言要“独立”。在英国拒绝采取联合行动之后，史汀生又通过公开他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封长信，重申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并暗示：既然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实行军事扩张，美国也要考虑它是否还受《九国公约》的约束问题，美国增强在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立场使新闻界出现谴责日本侵略的浪潮。
年底，国联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英、法等国比较偏袒日本。1933年1月13日，史汀生告知英法政府：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如果日本得以将其意志强加于远东，那末一战以来为建立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国联也将威信扫地。他表示，美国支持国联作出明智的决定，并乐于与国联合作。书中指出：“史汀生的上述表态也促使英、法的态度多少发生转变”。2月，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对1票（日本）通过了“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它比《李顿报告书》更明确地谴责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行径。
30年代前半期，在东亚如同在欧洲，火药味越来越浓，但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制止日本的扩张企图。作者认为这同美国弥漫着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有关。美国人普遍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把数百万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流血，只是为了填满军火商的钱袋，美国不应再参与其他地方的战争。从1935年到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3个中立法，最后一个具有永久性质。它“严重束缚了总统和国务院的手脚，使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罗斯福为了试探民意，在芝加哥发表演讲说：要像对传染病人实行“检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以防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社会健康。这个讲话使参加国联大会的代表受到鼓舞，第二天便作出谴责日本侵略的报告书。这个讲话也使中国人受到鼓舞。但它却受到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连罗斯福的内阁成员也多半不支持他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刻从演说的立场后退了。
尽管如此，从1939年开始，美国一方面废除美日商约，对日本实行禁运；另一方面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并实际上允许部分款项用来购买军火，还通过了租借法，使中国能得到更多的战争所需物资。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全面研究，作者指出，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具有两面性，“只看到或只强调其中的某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只能以偏概全”。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基本点不是要通过绥靖日本而苟且偷安，美日谈判没有减弱美国事实上援华制日的势头，也没有在谈判中不顾及有关国家立场而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中出现对日妥协的情况，其中有出自美国利己主义的考虑，但也不能排除斗争策略、政治手腕的因素。
关于40年代的中美关系，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共、国民党与美国这三方面的关系，例如美国什么时候形成了扶蒋反共政策，赫尔利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此书明确地提出了其观点，并加以论证。作者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40年代初便决定了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书中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格局。罗斯福有三点想法，(1)建立大国体制。他认为战后世界应由美、英、苏、中四个大国来支配，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拉在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便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2)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需要，也是可能办到的。战争将使有的国家的势力扫荡出中国，使有的国家在华势力削弱，而美国却可以趁机扩大其在华影响。(3)消灭殖民帝国。趁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美国可以设法争取原殖民地的好感，缩小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一个稳定的友好的中国对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的盟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这样一个中国不可能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再者，美国也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因此，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的领袖”。
1944年为解决史迪威将军问题，罗斯福派赫尔利来中国。临行前，罗斯福嘱咐他要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赫尔利来华后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他报告罗斯福：“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于是，罗斯福断然调回史迪威。
为了解决国共矛盾，赫尔利曾与中共方面达成《五条协议草案》。这个草案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虽然赫尔利认为国民党没有好好地考虑共产党的建议和国民党的条件过于苛刻；但他想到罗斯福的指示和罗斯福同意调回史迪威的作法，他还是转过来支持蒋介石，压制共产党。
1945年初罗斯福接见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甚至把属于最高机密的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给他看，而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当时也还未见到这份文件。这充分表明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任，也说明罗斯福坚持扶蒋的政策。所以，当赫尔利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时，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即可把中国的反政府力量镇压下去。虽然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了，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发展到战后的扶蒋反共，已是不可扭转的形势。
由此，作者认为，赫尔利只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不过他不是消极被动的执行者，而是积极促成美国政策向扶蒋反共的转变。
《中美关系中》一书洋洋40多万字，我只能从中译出本人关心的几点作个介绍。长期以来，讨论中美关系的论著往往变成了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史。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力图改变这一点，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这一局限。从目录上看，如第一章共三节，第一节的题目“从共同行动到单干”标明了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特点，而第二、三节的题目“不为中国问题卷入国际纠纷”和“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都是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本书标题的份量还是以介绍美国为主。标题的另一问题是风格不统一。有的以时间为名，如“战争第一年”、“战后头半年”，而有的以事件为名，如“史迪威事件”，或以这个时期的关系特点为名，如“走向对抗”等。我认为应把第一种改为后两种，标题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我还要提一点可能是作者忽略的地方。1949年6月，中共方面诚意地邀请仍留在南京的美国前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京。这本是有可能沟通美国与新中国领导人的宝贵机会，却为美国政府所拒绝（第472页）。为什么？此书对许多重要的问题都作了分析说明，但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却没有解释。精彩的故事讲一半就断了，使人有点“扫兴”。
本书印刷上的错误还是比较多的。如第25页第3行、第27页正文倒数第2行都缺少半边引号。第44页的“12月2日换文之后”应为“11月2日换文之后”。对于图书出现的这类问题人们都习已为常了，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出版社和严谨的学者还是应小心为好。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建议，不仅对于此书作者，也对于那些将写大部头著作的学者：在这类的著作后面最好能有一个索引。国外出版的书籍一般都有索引，中国过去出书由于受排版印刷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用计算机写作，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用计算机来编排制版，搞一个索引不该再是什么难事。因此希望能早日见到带索引的论著问世，为研究人员提供方便。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