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有情共潮生——日本和欧洲的华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日本论文,明月论文,有情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侨社会”逐渐向“华人社会”转型，华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取向逐渐与当地社会认同，华人心态也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社会”与“华侨社会”结构性的差异，以及日本和欧洲现当代各种社会、文化、哲学、文学思潮的影响，都规定了日本和欧洲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与发展趋势。
一
古代日本的华文文学，以“汉诗文”为代表。奈良时代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平安时代曾一度占据文坛，江户时代再次鼎盛，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衰落下来。“汉文小说”创作虽没有“汉诗文”影响广泛，但古代小说的各种品类如神话传说、历史演义、笔记、传奇、寓言等应有尽有，时间分布于奈良及其后诸朝，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可以说，古代日本的华文文学，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为中日文化交流，为整个“中华文化圈”的发展，为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留下了共同的财富。
近代日本的华文文学，以本世纪头10年最为辉煌。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新文化思想中心由国内转到日本，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将日本作为思想政治基地。这一大批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社会政治倾向不同，文化怀抱各异，但在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总体目标下，他们“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创造了许多富有革命性的诗文，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尤其是一大批“革命仇满”的小说，如陈天华的《狮子吼》、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罗普的《东欧女豪杰》、冯自由的《贞德传》等等，其本意虽不重在文学，但由寻求真理以改变中国的革命激情所激发出来的文采，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和舆论基础，也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和日本华文文学壮观的风景。由于当前我国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不健全，研究范围大多限于“当代海外华人的华文创作”，且多囿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对整个华文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流播缺乏系统的探究，因而使近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许多空白点，这是今后亟需改进的。
本世纪初，是日本社会工业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英雄时代”，日本文学因之得到蓬勃发展。在小说领域，30年间，以森鸥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夏目漱石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为代表的“白桦派”，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新潮派”，以及《播种人》杂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劳动文学”，延绵不绝争雄于文坛，对当时互为一体的中国现代小说和日本华文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期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牧羊哀话》、成仿吾的《流浪人的新年》、张资平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后期如郭沫若的《骑士》、楼适夷的《盐场》、茅盾的《虹》、丘东平《沉郁的梅冷城》等，为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敌国。再后，中国革命胜利，中日分属东西不同的社会阵营。文化的交流虽然继续存在，华文文学的生长环境却已十分艰难。从40年代至8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华文文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它的重新发生，已是80年代末期的事情。
当前的日本华文文学是十分嫩弱的。1991年春，为征集日本华文中篇小说作品，我曾写信给神户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山田敬山教授，山田教授的回信非常直率：“据我所知，日本根本没有华文文学。华文报当然没有，只有《华侨报》，是日文写的，这张报纸从来没有登载过文学作品。”
到了这一年秋天，《香港文学》第80期却有了蒋濮的文章《谈日本“华文文学”》。文中说：
过去几十年来，以日本社会为背景的华文小说，数得出来的怕
只有郁达夫的《沉沦》和台湾作家黄春明的《莎约娜拉》两篇。随
着中国大陆的“门户开放”，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当他们度过了
最初的“谋生糊口关”之后，精神上的要求便抬了头，总希望能在
这异国的土地上拓展出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文化工作形式去进行生存
发展的哪怕一小片土地。于是前二年来，几种中文杂志便在各种背
景下，通过留学生的名义和努力问世了。
文中举出的比较专门的文学刊物有大阪的《荒岛》，小说的作者只举出蒋濮本人和另一位女作家小草（写过纪实性小说《日本留学三百天》）。其实，除了蒋濮所说的情况，我还知道，东京有齐涛等人组织的“留日华文作家联谊会”和“亚洲华文作家协会日本分会”，出版过一份杂志叫《东京》，维持了4年。 齐涛在给我的信中说得沉痛而悲壮：“我是日本地区作家联谊会负责人，但因大家都忙于生活（都在火线上），也就顾不得这个副业了。”可见，日本不是没有华文文学，只不过组织是分散的，创作是零星的，处于自生自灭惨淡经营的状态。加之中国海峡两岸长期分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观念的差异，使两岸流入日本的华文作家各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学社团，彼此之间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沟通，华文文学显得格外孤寂。“荒岛”、“小草”，这些刊物的名称和作家的笔名，本身已包含着对当代日本华文文学现状的评价。
二
欧洲的华文文学始于近代，始于从老弱、贫穷、封闭、落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最早惊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跨出国门走向欧洲去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那些动之于笔行之于文的日记、游记、诗文乃至考察报告，无形中构成了早期的欧洲华文文学。
不过，直到本世纪60年代，尽管有不少中国文学大师如巴金、老舍、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等都到过欧洲，都有过文学创作，但他们的文学运动都是个别的行为，个别的现象，不象近现代的日本华文文学，有一个可观的群体，有一种整个的规模和气势。
当代欧洲华文文学与美加地区的华文文学相类似，是在留学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欧洲华文文学与美加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形成三分天下各占其一的局面，其成绩和影响，都高于当代日本华文文学。
欧洲华文文学有比较统一的组织。1991年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黎成立，使离散分布于欧洲各地的华文作家有了相应的归属，使欧洲华文文学几十年来寂寞无援的局面得以结束，因而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也是七十年来欧洲华人文化界一项了不起的大成就”。
欧洲华文文学有一支比较成型的创作队伍。大约60多名作家群集在“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周围，其中如英国眭澔平、马森，法国吕大明、郑宝娟、瑞士赵淑侠、余心乐，荷兰林湄，比利时王镇国，德国郭名凤等，无论在创作方面或研究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潜力。尤其是赵淑侠的小说创作，不仅在国际华文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欧洲文化界也引起关注，几部长篇如《我们的歌》、《春江》、《落地》、《赛金花》等都已蜚声海内外。
在创作上，欧洲华文作家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身在欧洲，感受着欧洲的繁荣与富足，感受着欧洲的文化氛围。这使他们比较注重文本的策略和形式技巧的经营，作品普遍具有较高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华文小说已出现“代”的构成。如第一代王镇国，第二代赵淑侠，第三代林湄、郑宝娟等，近几年又出现一批新秀如王双秀、杨玲、池元莲等。“代”的构成，体现出欧洲华文文学的延续性，体现出华文文学在欧洲各地流传过程中形态的不断演变。各代所负载的知识类型、各代不同的心理感受经验和精神品性，可能产生不同素质的创作，创构出不同的文学生命样式，从而增强欧洲华文文学的繁衍能力与传播能力。
目前，我们所研究的欧洲华文文学作家群，主要成分来自60年代之后由台湾、香港移民欧洲各地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而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移民欧洲的大批作家还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如果加上这一部分力量，欧洲华文文学的创作将会有更大的活力和前景。
三
全世界的华文文学，除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能成为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或完全未被当地社会接受，或未完全被当地社会接受。如何在非本民族文化的包围中不断变化发展，实现新的整合，以获取自由生存的空间，取得普遍的认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共同面对的课题。日本和欧洲华文文学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中国文学向来以诗、词、曲、赋为正宗，小说只被视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残丛小道”。经史子集之中，没有小说的名分；三教九流之中，小说家居末流。彻底改变这一传统，使小说成为文学创作主流的，主要是受益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所学习和接受的新的文学观念，其中包括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和欧洲的华文文学，既发挥了良好的中介作用，又保持了与中国文学的同步性、一致性。
在主题、思想、内容方面，本世纪前50年的日本和欧洲的华文小说，几乎都呼应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社会性和功利性的要求。在日本，陈天华的《狮子吼》以“民权村”袖珍地绘出一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郁达夫的《沉沦》喊出了“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心声；郭沫若的《骑士》宣扬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楼适夷的《盐场》批判了机会主义；茅盾的《虹》以“梅女士”的成长，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的十年壮剧留下了历史的剪影。在欧洲，李劼人的《同情》以在巴黎患病住院时的生活感受，揭露了国内社会的冷酷、麻木、阴险与仇视；巴金的《灭亡》写出了病态革命者的悲剧；老舍的《二马》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批判了民族的精神弱点，表达了“身处异域，极爱祖国”之情；徐讦的《鬼恋》抒发了三、四十年代之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的彷徨感和幻灭感。在形式上，他们又普遍汲取了日本和欧洲文学的方法和技巧，如郁达夫《沉沦》以“身边小说”写“时代病”，是受到日本“私小说”影响；郭沫若、茅盾、楼适夷的作品，与日本的“劳动文学”、“普罗文学”息息相通；巴金的《灭亡》诱发于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徐讦的《鬼恋》，其浪漫情调和神秘氛围，被比作梅里美的作品。
本世纪后五十年（主要是60年代之后），日本和欧洲的华文文学发生了许多变化。以中短篇小说而言，如王镇国《最长的约会》以感情的摩擦写价值的摩擦，以爱情的选择写价值的选择；郑宝娟《燕子的季节》以“燕子”这种侯鸟为隐喻，通过爱情的挫折，探讨了人物感情和行为相悖的原因是来自文化的差异；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一方面用感情的龃龉，写海外的人生价值观念冲突，一方面用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比较，表达了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家园情结；赵淑侠的《翡翠戒指》以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写“时代加诸于人的苦难”，表现了“对故国种种情况的忧虑和割舍不断的怀念”；马森的《生活在瓶中》采用最前卫的现代表现方法，以大量的心灵独白塑造了一个忧郁而孤绝的青年艺术家形象，表达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因为他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已经使各种绝对的东西都失去了信仰；余心乐立志要“走出中国推理小说的新路”，向着通俗小说方向发展；林湄则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用充满域外生活气息和人生实感的情节，写“漂泊”的苦难和精神的“空茫”。
如果拿日本和欧洲华文小说前后五十年的创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前五十年它们关心的是“社会”、“革命”和人的“集体解放”；后五十年关心的则是“文化”、“价值”和人的“自我实现”。前五十年主要受欧洲、日本现实主义一派影响，风格趋向于“英雄”和“崇高”，并且几乎不问津通俗文学；后五十年则更多地接受现代主义文学观念，风格趋向“平民”、“平凡”，创作指向多元格局。从根本上理解这些差别和变化，给这些差别和变化以深度的研究和阐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有意义而又并不轻松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