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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异议》杂志2009年夏季号
评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所著《自由议程：为什么美国必须要传播民主》(The Freedom Agenda:Why America Must Spread Democracy,2008)和托马斯·卡洛泽尔斯(Thomas Carothers)所著《回归民主悲观主义》(Stepping Back from Democratic Pessimism,2009)。
促进世界民主的活动目前陷入僵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彻底惨败告终，这给民主进程——其实是入侵行为最迫切需要的理由——冠上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声，促使从这样的活动中抽身离去的原因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民主化进程的前景并不乐观。从民主本身的发展来看，20世纪90年代在将民主的“第三次浪潮”推向东欧、非洲以及拉美之后，民主本身便呈现弱化状态。由于新民主加深了俄罗斯的独裁统治，还有对伊朗神权政治越发越藐视，所以专家们指出，专制独裁占优势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最新的调查数据表明，对民主的悲观态度已告结束，所以仍然可以对民主进行谨慎并有原则性的推广活动。
来自纽约《时代》杂志的记者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开始着手从自由议程中来挽救几乎丧命于美国布什政府之手的民主推进活动。他生动地描述了2005年1月布什不同寻常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当时，这位总统声称：“我们国家自由民主的存亡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自由民主活动的成功与否。”布什总统采用经典的文学散文形式宣布说：“所以，在世界每个国家和文化发展领域里，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民主机构的建立，这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政策，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束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专制制度。”在这篇简短的演讲中，光是“民主”、“独立自主”、“自由”、“专制统治”这些词，就出现了47次之多。
不过奥巴马在2009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就表达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他在支持他的美国公民面前，强调说他“面临着经济发展严重削弱”的情况，“看着眼前的重大任务，深感卑微”，他将会寻找“一种让我们的经济继续前行的新方法”，其中包括一种提议，就是如果那些以腐败及压制不同政见的手段实行统治的国家，愿意“松开他们的拳头”，我们将会对它们“伸出援助之手”。在这篇演讲稿中，“民主”、“独立自主”、“自由”以及“专制统治”这些词语仅出现了5次。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并没有以全球需要转变作为演讲的结束语，而是将特有的反抗精神召唤回来，这种精神曾把乔治·华盛顿的军队从拖泥带水的爱国主义情节中摆脱出来，把强大的帝国军队从饥寒交迫中解救出来。
看起来，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在一夜之间就按上了“重置”按钮，而且不仅仅是发生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事实上，对ABB公司（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可以，但不包括布什）来说，很容易拿出过去8年来发展的一组数据。但奥巴马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希拉里·克林顿在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说：“我们应当将重点放在三个D上面，那就是国防、外交和发展。”有很多专家质疑，过去所重视的第四个D——民主又在哪里？
仔细阅读一下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演说和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2009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会得到答案。“为独立自主而游行”的活动已经结束，想要成为总统的候选人奥巴马在《外交》杂志做出了清楚的解释，因为这种活动已经成为“战争、酷刑以及强加于人的政权相互交替”在一起的复杂行为。奥巴马所倡导的民主促进行为已经俨然成为一种允许公民“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选择自己想要的领导人”，这种宽松的环境是“提供服务和机会的负责任的机构：强大的立法机构、独立的司法机构、诚实可靠的警察部队、没有压力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切的自由民主都来自于人民的愿望”。为了避免“疾病、恐怖主义以及各种冲突”，我们“需要投资建立一个有能力实现民主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能够建立健康的受过教育的社区，能够拓展市场发展以创造财富”。为了实现这个全盘民主促进计划，奥巴马承诺到2012年，将会为这个计划投资500亿美元的资金。
在2009年2月份，拜登稍稍修改了一下计划，并在慕尼黑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项战略计划：国防和外交是必须的。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采取发展和民主的手段，这两种手段是我国武库中最有力量的武器。贫穷的社会和发展受阻的国家……也许会成为滋生极端主义和各种冲突，疾病的温床。没有民主的国家会阻挠公民拥有合法正当的志向和愿望，也会阻挡愤怒和不满的发泄。
为此，美国政府在2009年3月28日宣布了第一个试验步骤，这项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略方针被很多人描述成为混杂的战略：“下一个步骤是必须采取统一的行动，使之产生最终的理想状态；消除基地组织的避难所，在巴基斯坦建立有效的民主的政府管理；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阿富汗国家，以便我们在作战军队撤出阿富汗时还能维持我们所承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计划。”我们要坚持做到不采用任何“命令他们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而做到将基地组织消灭掉，使巴基斯坦拥有民主政治，并且帮助阿富汗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使其政治和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不一定非要民主）。
是因为实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主要以经济条件为前提么？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这种传统的判断，詹姆斯·特劳布准确地指出，诸如极度贫困的马里这样的国家，尽管国家极度贫穷，没有经济能力建立能够传授民主思想的学校或新闻宣传机构，但它的文化却乐于接受广泛的质疑和商议这种民主形式。又或者是因为政府认为独立自主的阿富汗有能力做出任何可靠的保证以阻止基地组织的发展？这使我们回想起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塔利班神权统治以异常的独立自主发展能力，忍受着全面的、多边的国际制裁，仍然窝藏基地组织成员。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塔利班的领导人承诺将会举报基地组织成员，但我们能相信他们吗？
或者是卡尔扎伊总统虽为广大民众所信赖，但却仍然实施着无效的以及无视腐败的政府统治？政府是否考虑接纳一个更好的统治者，他不一定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取得胜利，但却在对抗基地组织的行动上比那些能够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更值得我们信赖？
为了避免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看起来像是一个不连贯的战略意外，我们应当参考特劳布所阐明的观点，就是应该怎样进行对抗？还有就是将美国历史上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促进行动集中起来加以参考。关于占领菲律宾的那一部分能够提供有效的参考，它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如何一面向菲律宾承诺给予民主自治权力，一面在菲律宾实行殖民主义行为，他们在实践中联合本地的统治阶层来满足安全和商业需求，进行着稳定而温和的统治。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上一直不断地被沿袭下来。共和党人士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获取商业利益；而民主党人士则更倾向于意识形态方式。但安全承诺是外交政策上一条恒久不变的法则。我们还可以用约翰·肯尼迪政府所实施的冷战政策对特劳布的观点进行补充。肯尼迪总统推动了民主进步行动，但肯尼迪总统也承认，在对多米尼加的外交政策上，我们有坚持原则和获取利益两种选择： “在这种优先顺序排列中，我们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建立一个体面的民主政权，还有一种是延续特鲁希略的政权统治，还有一种就是建立卡斯特罗式政权。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第一种选择，可我们又不能完全放弃第二种选择，直到我们能够避免第三种情况的出现。”
里根总统1982在英国国会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再次点燃了民主行动的火苗，但我们也发现，要想与那些联合美国反对左翼力量的专制独裁国家脱离友好关系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在克林顿任职期间，民主促进行动减少了冲突行为，这要得益于老布什总统所采取的消除冷战政策，这将有助于东欧、拉美以及非洲接受美国民主政策的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寻求“和平红利”，政府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以及前南斯拉夫政府统治陷入困境，民主促进行动就很少采取过联合协调一致的活动，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两个下属机构——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和国际共和学会——也不再提供资助。
乔治·布什开始制定一项新的政策，用来对抗充斥着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国家政体。“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布什总统必须要面对一个正在（右翼托洛茨基派）激进鼓吹全面向独裁开战的世界。但是，他的实际做法远不及他鼓吹的言行。就像特劳布所说，他赞扬民主，但却极少选择所赞扬的民主行动，当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总统大选中获胜后，便退回到了早期在埃及推进民主进程的努力状态。他也很少实际资助对特别贫穷国家的民主促进活动，比如马里这个正试图要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国家。
布什华而不实的高谈阔论与巴格达政治现实的相结合，败坏了民主进程活动，不过，这并不是民主进程活动逐渐淡去的唯一原因。其实，它有世界政体趋势带来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从事民主促进实践活动少数专家之一的托马斯·卡洛泽尔斯最近发表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他劝导说不要太高估民主进程的发展趋势，并且让我们退一步看看民主进程中的悲观情绪，从而相信专制制度很可能会复苏。
民主悲观主义情绪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那些特别脆弱的新民主政体国家。从那时起，选民就与那些不能提供物质进步的选举制度相抗衡，他们转向种族和宗教，而不是公民的党派。专制独裁的复苏是由于受到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的政治自信的吸引而发生的。
根据对非洲、拉美、亚洲以及东欧民主制度在社会中发展的情况调查，托马斯·卡洛泽尔斯表示，唯一有意义的重大变化就是俄罗斯专制趋势的加强。而在其他地方，民主的进步和民主的衰退一样迅速。孟加拉国和泰国的民主进程取得了成功，但也极有可能发生逆转，而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10年间在宪政选举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据美国“自由之家”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世界上的自由国家从“86个上升到89个，（这个数据中的）部分自由的国家从58个上升到62个，与此同时，非自由国家的数量从48个降低到42个”。
另一位民主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强调说，即使在今天——即使在布什总统执政后期，对公民选择最好政治体制的调查中，仍然有80%的公民选择民主政治。新民主政体的不稳定是事实，但远没有想象中那样非同寻常，在过去，这种不稳定性是各地区新民主政体普遍而典型的特点。目前俄罗斯的专制促进政策只给其最近邻的国家带来一定得影响，其有效性还没有扩展到邻国之外的国家。即便如此，这种专制政策已经深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样也深入到韩国和蒙古。
总之，不论是布什的政策还是民主悲观主义抑或是专制独裁的复苏，都是放弃民主促进行动的很好理由。但是，赞同这项政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尽管特劳布著述的副标题表示了对这种政策的希望，但他却很少阐述为什么美国公民（或者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应该试着努力推广民主。他的主要观点看上去是值得思考的。那就是如何使美国公民告诉其他国家的公民，如果你们想要民主生活，那就要等到你们的国家富强起来，等到你们国内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统一起来？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他同样提出了实际有效的理由。其中包括：
◆民主体制能够促进和平的发展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两个世纪以来，民主致力于在个人自由的理想与现行法治政府间维持平衡关系，并可能会使这种和平共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维持这种自由的和平关系，有助于解释冷战期间北约组织成功结盟的原因以及冷战自发结束的原因，因为原苏联／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实施了短暂的民主自由统治。从社会科学角度和战略角度的统计学意义上看，这些数据表明民主是值得保护和培育的；
◆民主能够促进人权，形成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并能够减少国家的政治压力；
◆民主有助于保护大量的民众在经受自然灾害的时候免受国家的冷漠对待，从而能够减少大规模饥荒危险的发生；
◆民主倾向于促进经济增长。尽管民主不会带来明显的直接影响，但民主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积极的间接影响，它通过增加人力资本、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治不稳定，以及扩大经济的自由发展等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民主能够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尽管独裁者有时会通过经济方式来获得广大公众的支持，而且这些专制社会的独裁者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对他们的经济平等进行辩护，民主选举参与范围的扩大趋势，最终目的往往就是当政治家在回应大多数人的更大福利要求时，减少不平等的出现。
然而，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并没有包治百病的功效。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商业利益的共享模式，使得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建立了和平的相处模式，而自由与非自由的国家之间又会发生额外的冲突。不是简单地拥有国际主义的自由观念就可以促进和平；还需要时刻谨慎地警惕改革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些不明智思想的指引性干预。自由的英国、法国以及美国一直以来都是最具有扩张性的帝国，它们有时会制定一些秩序和计划，有时也会导致一些混乱状态、压迫以及战争的发生。“解放”伊拉克只是这些代价昂贵的冒险中最新一项而已，我们仍然还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政治统治的改善。
成为民主国家的方法也同样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便会发现，如果这些国家的民主建设一步步走向成功，每实施一步，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点。这是一个好消息。但这种好消息也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在那些法制和公共机构薄弱的国家里，在那些将种族、宗教及区域严格划分和区别对待的社会里，政治家总是企图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
因此，民主是社会发生重大上升趋势变化或者潜在下滑趋势变化的重要力量源泉。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怎样创造机会使第一种情况发生，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避免第二种情况的发生？让我们以需要采用什么方式来加以避免为开始，以需做事情的合理期待为结束，从而促进国家民主化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避免重复过去布什政府所强调的“民主化进程的强制性”。在对伊拉克实行民主化进程失败之后，目前来看，这种方式已经不可能再进行重复，但是，从这次经验中我们得到的道德上及实践上的教训仍然需要牢牢记取。自治政府应该是真实的“自我管理”的政府，也就是不需要外国人的法律和法规来强加于自己的政府，不过，这种对外国人帮助的拒绝当然不包括真正善意的情况。并且，强迫他国民主化是没有用的。民主化不仅仅涉及政府“为什么做”和“怎么做”，还需要政府“信任”自己的人民来完成。除非这些人将自己的同胞看作是一家人，并且愿意缴纳税款，保卫自己的国家，并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民主才可能持续下去。即使是善意的外国友人，对那些想要解放自己的国家和获取自由民主、却不懂得怎么办的人提供帮助时，一般也会陷入三种瓶颈。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像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一旦发生争取民主自由的解放战争之后，紧跟着的就是内战爆发，而这些获得新权利的自由民主派发现，他们根本控制不住内战的爆发；或者是第二种情况，新的自由民主派在没有外国的帮助下就不可能持久掌握他们夺来的权利；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自由民主派发现，如果想要继续维持他们的国家权力，他们必须要像先前的独裁者一样使用武力来统治被解放的国家。这些倡导自由的革命者发现，他们不仅要对消耗的大量生命和革命成本负责任，而且还要为应付自由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比如由此产生的内战、殖民统治，或者是虽然标榜着新思想、但治理状况改进不大的暴政统治。
还要避免民主联盟试图取代联合国地位情况的发生。如果在应对世界任何重大挑战时也能够分出非民主和民主国家，那也是极其罕见的。有效的贸易谈判和有效的军备控制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共同参与，并遵守这些商定好的规则，而不需要在意这些国家是否民主国家。比如在迎接地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不仅需要那些已经完成民主化进程的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共同合作，还需要中国，俄罗斯以及那些正在（或者没有）进行民主化的非洲国家的参与和合作。事实上，对民主和平世界的最大希望就是能够说服非民主国家的爱国独裁者为了自身国家的发展而将他们的独裁权力转移给他们的人民。回避一个潜在的戈尔巴乔夫或者一个新的德克勒克并不是他们赢得信任的最佳方式。
实行民主转型是促进和平的最好方式。这可以采用激励与援助的方法，这方面有很好的例子可以向世界证明这点。促进民主的最好方法是间接地通过贸易、投资和外援来进行。从长远来看，这三种方式可以帮助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能够促进社会向上发展的趋势，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统治管理的要求。在国际民主变革的力量中——把他们想象成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击部队，最有力的武器是学生、旅行者以及商业投资人。这些人能够在本国人民与海外朋友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他们会对那些愿意冒险采取积极主动行为的公民提供帮助，并给予一定的机会。协助建立民间社会组织也有利于形成民主国家。而且，帮助健全法治，赋予新闻媒体言论自由以及建立教育机构，这也有助于对民主转变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就像卡洛泽尔斯在另一份刊物上指出的那样，如果用双边援助谨慎仔细地来辅助地方行动计划，那么双边援助将在民主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非正式的“民主社会”则能够在不破坏多边机构的前提下，有效地作为一种“行业”协会，来鼓励民主化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民主进程。
多边援助的方式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使援救组织自由地帮助受害者。最近新设立的联合国民主基金就在这种尝试行为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2005年的世界峰会一致通过授权决议，决定以民间社会组织为主要捐赠对象，每年给这些组织约200万～300万美元的援助，以促进这些组织采取措施对选民进行教育和动员。
卡洛泽尔斯表示，不必悲观，但确实需要耐心。特劳布则通过观察自由民主议程的历史发展和命运预测，表示和平战略是在民主国家的伙伴中间扩大和平范围的最好方式，同时自身也能从民主化过程的内部和外部效应中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