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中的一些认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多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2-0062-04
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是被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的导言中说：“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1]潘懋元教授指出：“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它不仅是各门学科研究成果的积累，更在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2]
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多学科研究方法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切实得以履行。但透过表面的一致，深究内里，就可以发现在一致的背后实际有着一些大相径庭的观点和做法。一些观点和做法甚至是与多学科研究的初衷和目的背道而驰的。本文从“为什么要开展多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和“如何开展多学科高等教育研究”两个问题着手，对这些观点作出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一
关于为什么要开展多学科研究，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及变化的迅速以及所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高等教育的研究应该求助于一些相关学科及其观点，来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其好处是，多学科的认识方法和角度，可以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和高等教育问题的分析家们视野更宽，而主观性更小。[3]
潘懋元教授在《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中认同并进一步发展和更为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意义。无论是从高等教育本身的构成来看，还是从高校培养人的教育教学活动，或是从高等教育同外部社会的关系和互动来看，都涉及诸多学科，需要多学科的支持。高等教育研究无论是基础理论的突破，还是现实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审视、探索，才能达成全面、深入的理解。他认为，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甚至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多学科研究状态，可以说，高等教育自身内在地蕴涵着多学科的特点。[4]
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皆在于，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是由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导致的。然而，同样是赞成多学科研究，有学者却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多学科研究与高等教育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直接相关。这种观点的依据和根源来自范式概念及理论。“范式”一词出自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库恩说，在一些科学领域，有些经典著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就被库恩称为范式。[5]范式规定了某一科学家集团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从而形成了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方向。
据说，在北美，判断学科成熟与否通常要采用库恩的范式理论。[6]每一个学术范式都有自己确定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学术评价标准体系、经典的培养体系与工作体系。由于学术范式通过专门知识体系为自己划定了一个明确的领地，规定了专业人员的从业标准，不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人无权对本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从而把外行堵在了门外。如果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高等教育研究自身距离学科尚远，只是处在一个没有确定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学术评价体系的前范式阶段。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缺乏学术范式屏障的前范式阶段，高等教育只能是一个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现象，其研究成果或许最终能帮助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就是把高等教育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的观点的要旨。[7]
二
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到底源于自身学术范式的缺失，还是高等教育复杂和特殊的本性？弄清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如果按照一些人的理解，多学科研究虽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方法，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高等教育自身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范式有关，而且开展多学科研究的意义仅在于借助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并帮助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学科，那么，这种无奈和期待是否意味着多学科研究只是高等教育研究在发展初期才有的个别现象，高等教育研究的羽翼一旦丰满，就可以不再借鉴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了呢？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它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库恩的范式理论大体来自于由科学史实例引发的思考，库恩提出的范式及其转化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作为依据来说明的。因此，其范式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以概念为例谈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时，认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出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则完全与它们的“自然的客体世界”相隔离。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的。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入社会活动时，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它们的原创性在丧失，即便最初它们在被建构时如同自然科学中的任何新发明那样新颖无比。这样，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从而不可能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8]由吉登斯的分析反观库恩的范式，可见基于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库恩范式所具有的不为外人所懂的行话，以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等，都不适宜于套用在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之上。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自然验证着吉登斯的话。而且，高等教育研究还不仅仅是一种只须描述和说明现象的“现象”研究，它更是一种探究人所做事情的行事依据和有效性、合理性的“事理”研究，它是为了做好某事而展开的研究，它应该既能说明是什么，又能解释为什么，还能讲出如何做。[9]这些特性都使得高等教育研究不可能去追求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将自己囿于割据式的独白之中，自得于所谓的学术范式之中，而实际上已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高等教育学还具有它特有的复杂性。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之间均有着复杂的联系和互动，高等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也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系统自身还具有自组织演化等特性。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复杂性科学研究，给类似高等教育这样的复杂系统带来了很大启示，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要求的正是多种学科的交叉和汇合。
因此，高等教育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由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是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决定的，并非因缺乏所谓的学术范式所致。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而言，不同学科的视角和观点是必需和有益的参与。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领域，无论它是否是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这个特点将是永久的。在这个开放的领域中，只有多种学科的观点汇聚一堂，共同审视和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情况，才能使高等教育的研究科学化，也才能使高等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有永久生命力的学科。
三
在明确了为什么要开展多学科研究后，我们还应当关注如何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起于学科建制，并在其后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步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学科群体系，在人才培养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理论体系和学术积累上还显薄弱。薄弱的学科基础导致一些研究者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时，容易将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来代替高等教育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直接搬用或简单拼凑其他学科理论的现象，如把某些高等教育理论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简单、机械地叠加；或有意无意地略去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直接搬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现象。在这样的多学科高等教育研究中，往往只剩下多学科一义，而不见高等教育的影子。
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理论，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以及话语体系，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各自的理论体系。一些高等教育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但热衷于在文章中频繁使用这些新理论、新词汇，而且以这些学科的逻辑为基准，企图为高等教育实践问题寻找药方和合法化依据[10]，并将其作为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立论的根本逻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提醒自己不要成为西方高教理论的从属理论的时候，这种拾人牙慧的多学科研究却很可能把我们的高教理论拖入一个成为其他学科理论的从属理论的境遇。
众所周知，教育学最初是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的，后来成为心理学的附属学科，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取代了先前心理学在教育学中的地位，教育学又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在多次的转变经历之中，教育学常常被视为这些母体学科知识的运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作为起源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和中国本土的科学，虽然没有经历教育学这样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今天，一些曲解和滥用多学科研究的做法正在使它面临着这种危机。一些高等教育研究者在多学科研究中本末倒置，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起，正在把高等教育变成其他学科的一种实践领域，用高等教育活动来验证和说明其他学科的理论，而不是借助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的问题和实践。长此下去，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不但会成为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而且高等教育学将可能像早期教育学那样，成为其他学科验证各自理论的活动领域，而不再是一个研究领域。
此类研究风气和做法如果不纠正，以上所述就并非杞人忧天。“任何学科的理论都应是与该学科研究对象相应的某种特殊的、相对独立和具体的规律的反映。”[11]对待多学科研究不但要采取“拿来主义”，而且要时刻谨记“为我所用”。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有机地融合起来，结合的立足点应放在高等教育这一现实活动之上，从而形成与高等教育实践真正相对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高等教育理论。
在开展多学科研究，借鉴别的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时，要在掌握这些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本质及精髓的基础上，再运用其方法和理论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而不是在一知半解、半懂不懂的时候，为了求新求异就仓促地套用，那样只是抓得人家的一鳞半爪，不但于高等教育研究没有什么用处，还有可能因理解有误而贻笑大方。
总之，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是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恒久方法。在运用这个方法时，既要有开放的胸怀，又要有独立的自信，更要有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关怀。高等教育不仅具有必须开展多学科研究的复杂性，更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特殊性。多学科研究的目的和落脚点应当放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丰富高等教育理论之上，而不应当成为某些研究者追逐其他学科的新理论、新话语，发一些貌似新颖，实则没有根基，昨是今非的观点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