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陲论文,女同论文,热线论文,城市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中国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全球化浪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而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更加带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话语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启蒙异性恋妇女反对异性恋父权制（heteropatriarchy），从婚姻、家庭、就业、教育、参政等层面争取两性平等，忽略了中国妇女内部（同性恋妇女与异性恋妇女）的差异。同时，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之间相互隔膜，难以形成合力实践抗争目标，导致女同性恋议题（lesbian issues）的讨论非常薄弱。在同性恋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论述以李银河与王小波1992年出版《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研究》为标志，许多受访谈的同性恋者都一致提及因为李银河教授的论著（1992 & 1996 & 2003）而改变了自己的认同，从中获得及时的心灵抚慰。目前，中国大陆有关女同性恋与公共政策、社会运动的研究依然甚为罕见。
就研究问题而言，笔者期望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两个议题：其一，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热线电话为经典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盲点；其二，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弱势群体如何借助国际与国家的公共政策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扩展进行当代反思。
从研究方法来说，笔者首先是运用“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亲临云南省卫生厅领导的云南健康教育所负责的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进行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在项目办主任王明医生的协助之下，与女同健康咨询热线电话的志愿者直接交流，并获得女同热线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其次，根据2003年7月16日的第一份热线电话记录到本研究调查的截止时段——2007年2月7日的全部通话文本，进行样本的内容分析，这是透过分类与统计来检视研究对象，女同性恋议题的明示意涵可以在资料数据汇集中演绎出来，但这一方法只能说明表象，却不能检视内容背后的深刻社会意涵，而且还忽略了女同性恋社群受到多重压制的痛苦体验和丰富情感。所以，必须借助质的研究去揭示表象背后的热线电话与女同性恋社群生存的社会情境，笔者再次对部分参与热线电话交流的女同性恋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并在昆明市区女同性恋聚集的场所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深度访谈。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引发了研究者探讨“社会性别化的资讯科技”（Harding,1986）。如台湾学者方念萱与林鹤玲的综述性论文《本地历来传播研究中性别研究分析》，就对社会性别化科技的语境内妇女与电话的讨论有所论证与诠释（2004:749－841）。再如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詹森（Sue Curry Jansen）也指出：“信息时代知识—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因为在西方语言和话语实践中，社会学和语言学建构的‘科技’这一术语导致了这种沉默”，“西方科技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这些历史注重的是工业和先进武器的铸造工具和技术，而不是分娩、烹饪或养育儿童的技能和策略。通常这些历史受到未经推敲的带有大男子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假设的护佑。当技术史提及妇女的时候（技术史很少涉及妇女），她们通常被构想成科技的消费者，诸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和传真机的使用者”（Jansen,2002:72）。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普遍认为：传播新技术在改变妇女的被动性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起对身处边缘地位的妇女而言，从新技术受惠与获利的程度很低，现实中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平等反而因此加剧。
台湾学者王雅各曾以“文化分析”的架构探讨包括妇女解放、黑人民权、同志平权①、反战、环境保护等的学生运动（Wang,1992:103－131），他也援用此范式理解台湾的同志现象，从同志借助媒介报导、创办同志社团和个别同志现身三个方面，以“文化型貌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社会运动进程勾勒台湾同志平权运动（Tongzhi Equal Rights Movement）的历程（王雅各，1999:247－251）。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秘书长赖钰麟则以成立于1989年的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为案例，援引Mcadam等学者强调的“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和诠释过程（framing processes）”三个决定社会运动的要素分析台湾同志运动的机构化问题，作者的研究发现——台湾同志社群对于同志机构的参与，很重要的是透过消费同志商业机构——同志酒吧、三温暖、书店、餐厅、网站等所提供的相关商品（赖钰麟，2003:79－114）。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运动与台湾同志平权运动有共同之处，但因社会情境的差异，大陆女同运动也自有其特殊性。因中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悬殊，笔者的研究并不援用西方女同性恋社会运动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而是以本土的案例剖析来呈现东方中国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健康热线咨询电话的图景，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亚洲中国的公共政策与女同性恋运动的本土经验与阐释。
三、热线电话的产生与通话内容的分析
作为毗邻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73个国家级贫困县，其省会城市——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旅游城市（世居26个民族），到2005年2月为止，实际暂住昆明市的流动人口总数已突破120万人，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4。自1989年在云南省边境地区的静脉吸毒人群中成批发现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2000年全省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达7973例，病人448例，死亡326例。专家估计2000年底感染者总数已超过5万人②。而来自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毒流行率为0.5％，1996年至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至2003年波动在2.0－2.9％之间，部分地区最高达7.6％。艾滋病毒感染在暗娼和孕妇中增多，导致女性感染比例扩大。同时，性传播成为增长最快的感染途径，占20.8％；吸毒传播下降到51.4％；另有27.1％的不明原因感染，专家估计多数是性途径传播③。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势，200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启动首个跨国政府的合作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China－UK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该项目执行期为2000年9月至2006年8月，计划使用资金340万英镑（约折合人民币4411万元），对每个省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而当时云南省每年的防治经费仅为400万元④。中英项目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负责运作，设立三项基金，即宣传教育基金、省级挑战基金和运用性研究基金，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发动民间力量防治艾滋病。经过项目组成员和专家，以及各级行政领导长达六年的努力，在针对男男性接触者、注射吸毒人群、女性商业性工作者、嫖客的干预活动，以及对感染者及其家属的关怀和支持方面，此项目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国家卫生部领导、英国国务大臣、国际发展署总司长、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等英国方面高层多次到云南视察项目，对中国防治艾滋政策与艾滋病行为干预的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近20个兄弟省市的同行和全国艾滋病综合示范区项目、全球基金项目、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计划生育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都专门组团，到云南考察和学习中英项目经验⑤。
在本项目对“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TD and AIDS for high－risk population）的实施策略与活动中，专门于2002年8月13日开通了“云南男同志健康热线”，本着“健康、交流、关爱”的宗旨，为男男性接触（MSMs）人群提供心理疏导与减压、情感分享与交流、信息传播、艾滋病性病咨询、服务的转介等方面的服务。热线自开设以来主要由男男性接触人群的志愿者进行值班，每周二、四晚20：00到22：00提供服务。2002年8月到2006年4月底，热线共收到1457条来电，咨询内容涉及性病艾滋病、心理、情感、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处理、活动场所、项目活动安排等，来电地区涵盖昆明、云南其他地州，以及外省市⑥。2003年6月，因有女同愿意做咨询热线的志愿者，故该项目决定开通“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每周晚19：30到21：30提供咨询服务，并规定每一次通话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6月热线开通之初，由于没有及时广泛宣传，并没有接到来电，笔者得到的最早来电记录时间是2003年7月16日，两名女同性恋者轮流值守热线。目前唯一的咨询志愿者阳光，从2004年11月咨询接线至今，她在2005年向父母现身，期间经过10多年的抗争，曾经被逼迫去看心理医生，她对同性恋的知识与信心源自于阅读台湾出版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在大学时段也积极参加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工作，她的热情、坚强与认真品质支持了热线的维护工作。在2006年以前，每一次热线值班可以得到项目办公室支付的交通费25元，2006年以后增加到30元。热线办公室设立在云南健康教育所楼内，与“云南同志健康热线”使用同一电话号码，每月电话开销不超过100元。云南健康教育所每月组织一次志愿者例会，每年举行一次志愿者年终会，期间有一些免费的聚餐与培训活动⑦。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笔者从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明医生处获得的2003年7月16日到本研究调查的截止时段——2007年2月7日的全部通话记录文本，具体统计如表所示：
从242份来电记录与开通时间相比较，“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并不热，除去热线休息的节假日，每周三晚平均约接1个电话，通话时间一般在5－25分钟之间，也有个别突破规定的特例。从来电声音可以自然断定性别，但有4份没有具体记录，并且从文献内容也无法辨别性别特征。其中59.50％是同女来电，38.84％是同男或异性恋男子来电。热线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也不主动询问对方的个人资讯，在来电者不明确自己的背景资料的情况下，无法判别其来电地区。北京、深圳、重庆、西安等云南以外省市均有来电咨询，从通话内容看，往往是因为顾虑在本地通话会暴露身份，或者是不了解当地热线服务信息，例如，一位贵阳的男同性恋，他不知道贵阳是否有同志热线，他与男友相处一年多了，已经被对方母亲发现，自己虽然是心理医生，但却不能与对方母亲沟通，希望通过热线找到张北川医生的电话⑧，请张医生与对方母亲联系，从而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云南省政府已经把这个热线号码公布于网站，使更多人可以获得咨询资源。项目组2004年以来，为增进大众对同性恋社群的了解，与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午夜1＋1栏目合作，展开同性恋问题的专题讨论，并有意识地在节目中公布热线电话号码，在217个不明确信息源的来电中，应该还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电话号码的来电者。
在咨询的议题统计中，艾滋病（7.30％）和性病（2.55％）主要是与高危人群发生了性关系而忧心忡忡的男同或是异性恋男子，担心已被感染而不能及时发现。16到35岁（占样本量的53.97％）是人生交往朋友的重要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女同问题聚焦于交友、身份认同、出柜、如何应对异性恋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也就是图表中的交友、情感／心理、其他议题的部分，这些内容的咨询占89.05％。北京的女同性恋组织曾经于2005年调查北京女同性恋者的压力来源，其中有81.8％是来自婚姻、生育、人际关系与自我身份认知，这个数据与昆明热线来电内容的统计类似⑨。有一位21岁的女同来电咨询，非常谨慎地询问电话情况，仅从她紧张而又小心翼翼的语气也可体会到她对自己身份的惶恐。而一位正在准备考试的20岁姑娘说：她很孤独、郁闷，除了上网，就是想自杀，讨厌自己现在的身份，甚至想做变性手术解决问题，同时，极为担心同学、父母知道她的身份。阳光还告诉笔者：“热线对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的同志来说，这是唯一了解信息和情感倾诉的渠道。一次打进热线的是个拉拉，当时她说家里逼她去相亲，她形容自己的心情是‘每次去相亲她都想自杀一次’，如果家人实在逼她，要不她就随便嫁了，要不她打算学完驾照就离家出走。这是很典型的同志面对家庭和婚姻的压力问题，当时我对她说：首先你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安抚她的情绪，任何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冲动做伤害自己也伤害家人的事，还有，你首先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让父母知道你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当时她一直失业在家），你才能争取自己想要的。”（笔者2006年12月23日的田野笔记）。一位25岁的女同说：她为了缓减与父母的冲突，找了个男同，假装自己的男朋友，回家与父母一起聚餐，这才缓和了火药味的氛围，没有想到，应付完见面，家中就催促结婚，她本人一点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也有女同电话咨询：为了应对家庭与社会的妇女角色压力，与男同的“形式婚姻”（即互助婚姻）是否可行？在中国家庭逼婚的重压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性选择，台湾的同女运动比中国大陆成熟，她们也运用这一婚姻形式混过（passing）父母的逼婚指令（郑美里，1997）。
而在异性恋掩饰的婚姻家庭内，同女与异性恋男性的婚姻并不稳定、并不幸福，一位倍感压抑，需要倾诉的31岁女同说，她刚办完离婚手续，很轻松，但又对以后的旅途感到迷茫，询问无聊之际要做些什么？希望热线志愿者推荐些好的女同题材的影片。同女健康咨询热线并不承担交友中介的任务，但在来电记录中，仍然有女同明确询问，甚至要求咨询志愿者提供个人资讯，流露出渴望与咨询志愿者交友的态度，但被咨询志愿者婉言拒绝。这是全国各地开通同志热线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缺少伴侣的同志希望热线架起鹊桥，说明女同性恋者寻觅伴侣的资源极其短缺。另有相当数量的女同来电咨询其他朋友如何出柜？很想参加女同活动，包括做志愿者，因为生活中缺少同女交往的资源与途径。阳光不但服务热线电话，而且以电话联络为契机组织女同性恋者的联谊和活动，她说：“联合昆明的拉吧一起做活动，参加人数要看活动形式，一般主题讨论我们会把人数控制在10—30人，联谊的话人会比较多，几十人到上百人都有。活动一般我会在云南的拉拉网站和QQ群里做通告，热线也是通知的途径，还有志愿者的宣传和转告。有一位朋友，两年多时间里经常打热线，有时候是情感倾诉，有时候就是为了聊聊自己对拉拉群体的看法，她很关注热线的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今年7月27日我在云南电台《午夜1＋1》做了一期‘走近女同热线’的节目，当晚有很多朋友在收听，还有一些外地的拉拉在网上在线收听了，她们也很关注这样的事，因为这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拉拉和拉拉自己交朋友的机会。”（笔者2007年10月25日的田野笔记）。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Kate Millett,1969; Gayle Rubin,1975; Adreinne Rich,1980; Charllott Bunch,1987; Monique Wittig,1992）已经完整论证了异性恋的霸权，但她们的研究没有认识到异性恋霸权的强制性对同女与异女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柯采新（Cheshire calhoen）敏锐体察到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ity hegemony）对同女关系的特殊性，呼吁“分离女同性恋理论与女性主义”（Separating Lesbian Theory from Feminist Theory）（Calhoen,1994:558－581），她的研究有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面，但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关于性的伦理道德和生殖再生产价值的特别定义，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传统，妇女的价值首先被定位为生殖再生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青年人必须履行的成年礼。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与家庭的关系，除了经济生产关系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家族主义。女同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约束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宰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dominance）的体系中，女同性恋经验被认为是不符合异性恋的性爱、婚姻与家庭的伦理规范，她们的行为属于社会性别越轨（gender deviant）。她们没有生活的公／私领域、缺少交友渠道、无力违抗传统婚姻，多数人只能违心地接受异性婚姻生活，没有发声的空间，更因为没有同性恋的知识而对同性恋充满困惑和恐惧（homophobia），同时，还不得不面对异性恋原生家庭要求妇女结婚与生育的压力。因此，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妇女通过反对男性霸权来获得平等地位，只体察到了异性恋的父权制（heteropatriarchy）对妇女的压迫，没有意识到同女与异女分别属于不同的性阶级（sex－class），更没有尊重同女内部有T婆（butchfemme）和施虐与受疟（S/M practice）的角色区分。同女遭受的压制力量不仅有父权结构，还有更为重要的中国社会的异性恋霸权结构。也就是说，同女的生活实践——女性情欲、同性婚姻都脱离了中国异性恋结构所要求的性爱、婚姻与家庭的伦理正轨，所以同女身份是见不得人的，不能现身（come out），亮出身份的“出柜”意味着受到异性恋霸权的惩罚。同女只有以扮装（drag）或者蒙混（passing）的形式获得异性恋专制中的女人位置。可想而知，异性恋霸权不可化约为父权，同女就是逃离异性恋婚姻宰制，也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因为同女没有合法的社会生活位置；而以异性恋婚姻掩饰自己的女同身份的压迫与痛苦也不是仅仅反抗父权制所能解决的。所以，在中国的女同运动的抗争目标应该是获得女同性欲（lesbian sexuality）、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的法制化，以及反歧视性少数群体法案的出台。
四、热线电话与公共政策、本土同女运动
虽然中国法律已经把同性恋问题去犯罪化、去病理化（de－pathologize）⑩，但同性恋社群仍然被主流群体（异性恋社群）所掩盖，尤其同女的处境艰难。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一方面存在与“高危人群”关联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没有得到社会接纳、理解与宽容的身份隐匿。他们／她们，甚至是已经知情的亲人，无不生活在密不透气的天幕笼罩之中，尽管这个天幕随着科学的普及和公共政策、法律的推进以及社会意识的改变会变得脆弱不堪，但目前，天幕的密封效果依然牢固。关怀同性恋者，还是只能借艾滋的议题来切入，可以预见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是一个交织着被歧视、被污名化（Stigalization）、被艾滋化、抗击艾滋化的过程（曹晋，2007）。男同因艾滋干预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女同因性行为距离艾滋感染较远，并不在防治的核心视野之内，也不像男同性恋者因性交方式容易感染艾滋病毒而使其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广受关注，以及中国社会对妇女生殖再生产和伦理身份的苛刻要求，所以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女同议题与女同运动都是不可见和不可闻的，异性恋社会对此问题冷漠而且无知；1995年之后，女同组织与出版物、网站浮出历史地表，尤其1998年之后，商业化的女同酒吧活跃起来，国际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的女同活动也日渐丰富，但资源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许多女同组织因缺乏经费和相关政策的持续支持，其自身又没有危机意识和长远规划，导致女同运动往往停留在联谊的层面。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对中国边陲地带卫生安全的关切，西部城市的女同问题才以集体组织的力量得以问津。
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China－Uk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作为国际社会卫生的安全治理项目，在政府与专家的指导下进行，2000年的项目计划中并没有设立女同热线的考虑，“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是经过女同志愿者的积极争取，才获得项目办公室的认同，最终得以开通，它仅仅是附属于项目的第二个领域——“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中的第三部分“男男性接触者干预”（Intervention for MSMs）活动的一个微小策略，而且女同热线的咨询时间也少于男同热线的咨询时间，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关于同性恋社群的公共政策关怀，往往着眼于男同，男同与女同的差异也被忽略了，所以还必须警惕同性恋公共政策内部的父权态度，应充分重视异性恋父权制文化下的女同经验，而非仅仅针对女同在异性恋文化里被当作性出轨女士。因此，女同社会运动借助公共政策实践自己的话语抗争必须意识到女同政治与女性主义政治既有重叠，但也有冲突。中国女同社会运动的目标应分离于本土女性主义运动话语，防止再造新的支配女同运动的霸权结构。
“云南女同健康热线”，在中英项目执行期结束之后，因其对和谐社会（harmony society）的重要影响而得到云南健康教育所、云南省政府的认同，继续服务，打破了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与地理空间的等级区隔，凸显出西部女同性恋者的主体性，维护了女同性恋者的媒介近用权。可见，健康热线的设立与机构化已展现出中国西部专业人士与女同志愿者对社会主流意识的偏见和政策不公正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中国女同社会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借助国际与国家资源提供的“政治机会”，不失为女同性恋者推进公共政策关怀与社会运动的有效策略。
因为热线隶属于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的策略活动，宗旨就是服务于女同性恋者的健康问题，其公益性而非赢利性的服务，融科普与爱心关怀为一体。热线咨询志愿者都经过专业知识与接线服务的素质培训，由于咨询志愿者本身是圈内人，项目负责人均为医学健康专家，他们／她们的咨询服务是建立在去等级化、去商业化的对话基础之上，以行动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协商性决策和平等参与。所以，热线咨询它不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科普说教，而且避免了一般科普教育杂志的等级面孔和门诊治疗的问题公开化，就如David Lester所论证的——把通话的亲密感和匿名性结合起来的经典例子莫过于热线电话（Lester,1977）。在中国还没有为女同性恋的性存在给予合法与公正的认同之际，也可以把女同热线电话，看成去中心的、平等的、可获取的、过程导向的信息技术，它可以促进表达和工具价值，它会构连整合以人为中心的、尊重差异的、资源丰富的和持久科技的公共政策设计。西方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对科技的社会性别化的论断，对当下东方中国的女同热线电话的阐释并不完全适宜。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女同性恋者可以创造经济的自主，但却不能逃避传统文化的身份管制，电话技术恰好为她们掩饰了在目前还不便公开的身份，如果没有电话的协助，女同的世界更加沉默与隐蔽。
新千年以来，同志咨询热线随着各类基金赞助的艾滋病性病项目的落实而在中国各大城市兴起，在一个爱惜面子的社会，热线电话给予了同性恋社群倾诉衷肠的渠道，尽管咨询热线服务是经过政府机构化、建制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但由于具有相对的匿名性，热线电话仍然为异性恋体制内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直接控制下的女同性恋社群交流提供了一种解脱和自由，直接挑战了主流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dominate gender's ideology）与异性恋话语霸权（discourse hegemony）。“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在顾全‘个人匿名性’的情况下，避免公开的个人“现身”，积极向异性恋社会发声，实现话语抗争，从而强化女同的性取向认同，并凝聚不可见、不可闻的女同社群，推进女同性恋身份的合法性的社会运动。这迥异于西方社会同性恋社群为争取平权的“个人现身”的示威游行，相比西方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这种匿名的、自主的咨询，志愿者以圈内人的身份和理解、体谅的语调娓娓讲述的应答方式，在当前的大陆社会也许更具可行性。
［致谢］感谢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明医生的全力协助，以及热线志愿者阳光女士的热情支持。
注释：
① “同志”（Tongzhi）是亚洲华语世界对同性恋的称呼，蕴涵着华人超越西方文化的同性恋身份界定。如周华山所述：“‘同志’一词，内里没有‘性’字，指涉的是高尚兼且政治化的志同道合、有志一同，期望着大‘同’社会的‘志’向，完全屏除传统论述中的‘性滥交’、‘性变态’、‘娘娘腔’的负面含意。‘同志’把同性爱非性化（de－sexualize），给主流媒介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却又非否定性事，仍然保留着同性爱的‘同’字打头阵，还有孙中山的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作弦外音，标示着高尚动人的政治情操。‘同志’一词，原指革命党内抛头颅、洒热血的党员。如今偷龙转凤把这个‘志’，变成‘性小众不受歧视’、‘同性别的人能真诚相爱’”（周华山，1997:362）相对西方文化对同性恋者的称谓，华语世界的“同志”是反本质主义的定义，“同志，成为自觉的政治实践，超越（同／双性爱）性取向的层次，是一种反身份、反标签的主体位置，依靠生活实践的界定和再界定才能落实的政治策略，一个超越‘同vs异’二元对立，指向大同境界的情欲政治身份。”（周华山，1997:363）。从台湾、香港与大陆的同志社群的运动经历来看，这个象征“志同道合”的团结同性恋社群的词语，从当年标准的革命政治身份称谓，过度到以“同一性”精神赋予受压制群体的褒义命名，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期间也显示出同性恋社群的可见性交织着复杂的歧视情境。本文“女同”一律指女同性恋。
② 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程与成效》，（Promise and Witness:Six－Year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HAPAC in Yunnan）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1页。
③ 数据由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笔者于2006年12月在云南昆明市田野考察时获得。
④ 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程与成效》，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14页。
⑤ 上述材料源自于笔者2006年12月对项目办公室主任的深度访谈。
⑥ 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程与成效》，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79页。
⑦ 上述资料源自于笔者2006年12月到2007年2月在昆明的田野考察（fieldwork）。
⑧ 张北川教授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医生，1997年创办针对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另类出版物（Alternative Publication）——《朋友通信》（被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收藏），该项目长期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他本人的医术与人品，以及《朋友》在同性恋社群中享有崇高威望。从本研究的统计看，《朋友通信》的确扮演了同志朋友的角色。
⑨ 数据来自北京同语女同工作小组2005年主持完成的《北京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报告》。
⑩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