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卡斯特罗时代古巴共产党管党治党经验探析*
胡柳娟
【提 要】 古巴共产党自劳尔·卡斯特罗执政以来，迎来了后卡斯特罗治理时代。劳尔执政期间，把党的建设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在管党治党方面取得了斐然成绩：以党的组织工作建设为突破点，提升组织工作质量；强化反腐机制，严惩腐败分子；提出和设立“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贮备”战略，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破除思想障碍，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这大大增进了古共的政党认同度和国际影响力，也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 后卡斯特罗时代 古巴共产党 管党治党
引言
性与稳定性。在此背景下，劳尔认为，古共作为“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1]，其本身的状况决定了治国理政水平。因而，为了提高古共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工作目标的决议》，突出了党的建设工作中各方面的要求，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本文旨在通过对后卡斯特罗时期古共管党治党经验考察，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一般规律。
古巴革命胜利60年来，古巴共产党成为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而其自身也经历了重大变革：2006年7月31日，古共迎来了第一次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了《致古巴人民的声明》，将最高权力移交给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六位领导人；2011年，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六大”上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1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选举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这标志着古巴正式迎来了后卡斯特罗治理时代。与菲德尔时代相比，劳尔主政的古巴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政治方面，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特权思想、腐败现象趋于严重，直接影响了古共的执政合法
一、以组织工作为突破点，着力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作为政党组织，高质量的组织工作直接决定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长期以来，古巴共产党受教条主义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古巴具体实际没有形成较好兼容，因而在党的组织工作上存在一些局限性。劳尔执政后，从党的组织工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突破点，实现了“理想之树”在古巴大地开花结果。
1.推进和完善党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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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古共推进和完善党的组织工作质量的重要内容。在古共党内，每项重大项目出台之前，首先会在广大党员中进行广泛讨论，并要求“党员在讨论和做出重要决定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2]这一举措引起党员干部的良好反响，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也提高了党的决策水平。比较典型的是对《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条例的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古共在全党范围内征求意见，通过把发动党团各级组织代表分成四个讨论组，召开6.5万次讨论会，形成了100多万条修改意见，提出增加三项内容的要求，最后在古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草案）修改意见，最终形成了指导党的建设工作的《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
2.推进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
密切联系群众是古共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古共“七大”修订的《党章》中提出“党和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通过党的干部和党员向人民学习，关注人民的评价、批评和意见并把其带到党的相应活动中，长期保持与人民群众公开对话的工作作风”[3]。古共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停留在纸上，而是体现在党的日常工作中，尤其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党员干部要向群众讲解组织任务和决议，并收集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监督。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必须征求党外群众的意见，这样不仅有助于检验党员的质量和威信，也有助于加强党员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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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把这种群众路线运用在治国理政中，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参与”。从2010年12月1日到2011年2月28日，古共组织群众就《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草案）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大讨论。据统计，共有891万群众参与了讨论，召开了16.3万次会议，其中300万人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提出了78万多条修改意见。古共“六大”通过充分吸收这些意见，对原《纲要》增加了22条新内容，最终形成和通过了新《纲要》。
3.摒弃不良党内组织生活，推进组织生活正常化
一直以来，古共工作重心在于发展停滞不前的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因而忽视了党的组织生活，导致党的组织内部生活出现了非正常化。从1997年至2011年的14年里，就停止了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近年来，组织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浮夸和形式主义；不考虑党员文化水平而采取过时的工作方法；召开冗长的会议，尤其是在工作时间召开会议（工作时间本应是大家，尤其是共产党员努力工作的时间）；不考虑党员的实际情况，上级领导机构强行频繁举行各种形式主义的纪念活动，并发表更加冠冕堂皇的讲话；在休息日组织既毫无实际内容、也缺乏必要协调的劳民伤财的义务劳动，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感。”[4]
对此，劳尔指出，党代会要定期举行，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要举行两次；定期召开党员会议，尤其是基层党组织，要求每月召开两次，一次是学习会议，一次是工作会议；核心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例会，或根据需要可以召开多次会议；每两年对基层党员进行全面考核；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活动，尊重党员干部的休息时间，并要求至少在72小时之前告知会议时间、议程等。
二、加强反腐败斗争，防止和惩治腐败行为
自2000年开始，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古共加大了惩处力度：2004年，清理不合格党员1.3万人，4.5万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2011年，腐败问题蔓延至党的高层，党内有包括1名正部级和1名副部级在内的25名高级官员因贪污罪受刑。对此，劳尔·卡斯特罗强调“腐败现象会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5]。他呼吁：“在目前阶段，腐败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它要比美国政府和它在古巴国内外的盟友花费上百万美元的颠覆和干涉计划更为厉害。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反腐斗争，首先要毫不犹豫地阻止它，然后再消灭它。”[6]对此，古共采取了以下反腐举措。
此次中国艺术家代表团由中国《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先生率领23位成员出席，参加作品展出的艺术家有张英超（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李倩（美国克利夫兰大学教授）、武非（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李永康（新疆艺术学院副教授）、李建国、朱林、罗泽仁、邓华山、张文山、鱼苗、罗彬文、胥文武、刘钦等著名立体造型艺术家和相关专业艺术同仁。
1.强化反腐监督机制
机构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是古巴反腐工作中的一大特色。在机构监督方面，早在2001年5月，古共就在中央、省和市三级设立了纪律监察委员会，对腐败和违纪行为进行监督；2009年8月1日设立国家“总审计署”，对全国所有政府部门和经济实体拥有绝对审计权力；2013年，设立了独立的监察审计部，该机构兼有监察和审计双重职能，各省下设监察审计办公室，整个机构大约600多人，其中，一半人在部机关办公，另一半则被分派至全国15个省的监察审计办公室办公，并接受监察审计部直接领导。
这种作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审计过程中先发现问题，在监察过程中直接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尽管，这些机构的设立在监督和预防腐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机构设立上存有行政隶属关系而没有从根本上切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利益关系，所以在此基础上，古共还开创了全民反腐这一特殊举措。通过设立由古共政治局委员领导的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大多来自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同时，监察审计部也无论举报投诉是否匿名，都会认真受理、采用不同手段详细调查。这样，大大提高了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反腐积极性和监督作用。
2.制度反腐和廉政建设相结合
古巴共产党在反腐败建设中，不仅对党员干部进行了强有力的权力监督，还有制度、纪律等方面的约束。早在1996年，古共就出台了旨在规范党员干部廉洁行为的文件——《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所有党员干部提出了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并详细列出了党员干部在廉政方面的要求。例如：规定党的高级干部不能因非公务在饭店消费、不允许部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在企业兼职、高档礼品一律回收等。这就从制度上确立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标准。这部法规一直沿用至今。2016年4月，古共“七大”新修订的党章中，要求全体党员“务求节约，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挥霍浪费”[7]。所以，在古巴国内，党内干部在衣食住行方面没有特供，享受着与普通民众同等待遇。这就从源头上预防了腐败行为的滋生。另外，在古共通过的《党的工作目标》决议中，把反腐败斗争列为党建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对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目的在于净化党员队伍。
东方宇轩忍住热泪，他决心已下，无论如何，都要看守这个桃源，我们用青春与热血，用心力与智慧，用艺业与武道，用过去近二十年的光阴筑成的梦乡。这梦乡不属于皇帝，也不属于江湖，也不属于我们几个人，更不属于木人与机关。
古巴学者认为，“腐败的本质在于以权谋私”[8]，滋生的内因在于对党员身份责任的缺失，需要用刚性的制度来约束，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营造外在廉政环境。因此，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建设廉政文化，倡导文化反腐；反对和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限制高档商品的消费；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强化廉政意识等举措巩固反腐成果。
3.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由此，古共在干部选拔上提出了新标准。首先要有优秀的品质和实际工作经验，再根据实绩进行逐步提拔。其次，打破了传统党内干部构成模式，大力改善干部种族和性别构成比例，选拔更多黑人和妇女担任领导岗位。在2016年的古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44.37%为妇女，比六大增加了2.67%；黑人和混血种人占比35.92%，比六大增加了4.62%”；[15]2018年，新一届国务委员中，“妇女占48.4%，有色人种（黑人和混血种人）占45.2%”[16]。
3.强化党员干部的培训
三、设立“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贮备”战略，优化党员干部队伍
古共认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干部队伍体系中领导职务老龄化、终身制以及业务非专业化等问题是导致党内干部队伍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对此，古共中央提出要调整干部队伍素质，建立“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贮备”战略。
(2) 长河坝工程动静叠加后廊道横河向最大拉应力为28.6 MPa，较静力条件下提高了8%，在廊道上游面两端，下游面河床中部有横河向较大易开裂区域。创造性地将廊道深入两岸基岩1 m，廊道与岸坡平硐的接缝变形相对已建类似工程得到有效减小，左岸接缝最大张开4.0 cm，较静力工况增大11.4%。地震后，高塑性黏土最大沉降变形值为26 cm。
综上所述，我国大多的水利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水问题，因此，堤坝防渗加固施工是水利工程施工中的重要内容，对水利设施的使用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于堤坝防渗加固技术的选择，则应该在分析渗漏原因以及类型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施工技术，秉着具体问题具体治理的原则，做好堤坝渗水病害的防渗施工。
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六大”中心报告中提出：“应将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最长任期限定为两届，每届五年”[10]；“干部队伍更新换代不影响古巴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和保障”。[11]同时规定，从“七大”开始，限制今后进入古共领导高层的年龄：“党的领导成员年龄不能超过70岁”“中央委员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12]同时，提倡年轻干部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吸引到领导高层中来。在2016年古共“七大”选举产生的142名中央委员中，2/3的委员是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出生的，平均年龄54.5岁，新增加的5名政治局委员和55名中央委员年龄均不到60岁。2018年4月19日，在古巴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选举了年仅58岁的迪亚斯·卡内尔，并组成了具有老中年三代结合特征的新一届国务委员会。可以看出，这种年轻化的梯队式干部培养模式，不仅可以让更多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而且是适应时代发展和变迁的必然选择。
2.坚持“德才兼备、各方兼顾”的干部选拔原则
1.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制，逐步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
后一类综合类院校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大多数还停留在技能训练层面，少部分达到生产性层面，极少做到运营类层面。
为解决古共党内“一些没有经验、不成熟的干部借助伪装和机会主义得以迅速升迁”[13]的问题，古共提出：“不得将党员身份作为担任国家和政府机构领导职务的必要条件，而应看其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领导人不能从学校和亲朋好友中产生，而应来自基层，从事专业工作，与劳动者保持接触，作为克己奉公、业绩突出的模范而逐步升迁。”[14]也就是说，在干部选拔标准上，不仅要把能力、素质摆在首位，还要看着其思想品质和道德表现。
对于任何政党而言，查处腐败案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坚持严惩腐败分子，才能把反腐肃纪的成果落到实处。为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古共对腐败行为采取了严厉的惩处措施。首先，古共规定，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在300比索（约12美元）以上，就将被免职。其次，自劳尔执政来，惩处了党内多名高级干部。2006年，将以权谋私的原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安·卡洛斯·鲁滨逊·阿格拉蒙撤职、开除出党，并通过开庭审讯，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7年，司法部原部长罗伯托·索托隆戈因涉嫌贪污欲携赃款2.5万美元出境而被逮捕。2014年，10月，古巴正部级官员阿尔伯特·西里多、副部级官员尼尔森·里卡多托以及其他多名高官，因以项目获得“特殊待遇”构成了严重的腐败行为，被判处长达15年监禁。第三，古共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上规定：“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他担任什么职务，一律开除出党”[9]。而在此之前，只有对犯有叛国罪的党员才给予开除出党的处罚，足以在党内引起警示。
2.3 指导学生制作个人简历，分享成功应聘技巧。高校辅导员作为过来人必然有一些制作个人简历及应聘的技巧，应毫无保留的与学生分享和探讨。如笔者就经常与学生探讨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巧妙利用网络平台为就业服务。以通过电子邮件投递个人简历为例，首先，主题应在尽量简洁的情况下明确应聘者姓名、联系方式及应聘职位，便于招聘人员明确应聘者求职意向与其联系；其次，邮件投递时间应尽量靠近招聘截止日期，这个做法是为了使招聘人员在大量邮件中尽早接触到应聘者的邮件，在还未产生审阅疲劳前可了解到应聘者的信息。
外表面取样检查结果:610份样本合格率100.00%;内腔取样检查结果:610份样本中,检验合格样本为555件,合格率为90.98%。外表面取样检查合格率明显高于内腔取样检查的合格率,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内镜检查中,共有55份样本检查结果不合格,细菌超标,不合格率为9.02%。其中,在内镜检查结果合格的555份样本中,胃镜、肠镜、喉镜与支气管镜的检查合格率分为85.62%、88.96%、93.43%、91.92%,详见表1。
古共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训问题。“尼科·洛佩斯”高级党校是古共中央唯一一所高级党校，每年在高级党校培训的学员超过4000人，最长培训时间达6个月。目前，在古巴15个省、168个市以及大部分县均设有党校，主要学习和培训的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卡斯特罗重要讲话、古共党史、领导科学与方法等。另外，在党校的学习方式也是多样的，尤其在省级和市级党校，学习培训可以脱产，也可以不脱产，利用周末或者工作日晚上的时间学习。这就大大提高了学员学习的灵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古共不仅对在职党员干部实施严格培训，在发展新党员方面也有严密的培训规定，每个人必须接受100个小时的党性教育才能被确定为新党员。这不仅可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党性修养，还能扩充和丰富他们的业务能力。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开放的国际市场对于我国编辑出版既是难得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挑战，国家的原始创造力不足，就难以针对自身发展的经济结构和贸易战略作出及时、有效调整，难以越过发达国家强势的文化壁垒，不断压缩自身的生存空间，丧失主体文化占据主流的地位。为了保证我国的编辑出版业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优越地位，避免我国文化被边缘化的风险，现阶段唯一的出路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编辑出版创新能力。为了适应这一时代发展趋势，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高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站在国家编辑出版行业发展的高度上，对高校的课程体系做出调整。
四、破除思想障碍，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
长期以来，受西方国家思想的影响，在古共意识形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两种极端思维模式，即“怀旧”思维和“自由化”思维。一部分党员干部希望回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党员干部则希望复辟到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在此背景下，劳尔指出，转变思想观念是破除思想障碍首当其冲的工作。对此，古共采取了以下措施。
1.转变观念，提出“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发展原则
长期以来，古巴实施“平均主义”和“定量供给”政策，尽管这两项政策曾经对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古巴经济模式的更新，上述两项政策的实施无法满足人民的全部生活需要。对此，在劳尔看来，坚持社会主义治国方略，为全体人民谋幸福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但社会主义“并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定量供给”，“不能用一个南瓜四家分来解释社会主义”[17]。为了发展和完善古巴的社会主义思想，劳尔·卡斯特罗认为：“过分的包办主义、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做法必须得到彻底改变。”[18]
除了在思想领域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大旗之外，在古共“七大”上，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念化”的问题，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新地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据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巩固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承认富有适度关联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管理形式，鼓励其多样化发展”[19]等主张。这不仅促进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良性互动，还解决了国内发展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创新
注释
[5]RaúlCastro, “Lacorrupción eseqivalenteala contrarrevolución”,el22dediciembrede2011.Seefrom http://www.cubadebate.cu/noticias/2011/12/22/raul-castro-la-corrupcion-es-equivalente-a-la-contrarrevol ucion/#.V71-MpHvjHI
在古共党内，为了破除思想障碍，除了强化对党员干部的业务培训、进行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之外，古共还强调要扭转思想，改进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把道德教育、爱国教育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古共一大特色作法。
在劳尔·卡斯特罗看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拥有强烈马克思主义意识者同样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古巴社会道德观也同样要求人们拥有诚实正直、团结奉献、谦虚严谨等品质，这些也恰恰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所应具备的品质属性。所以，古共提倡：“合理地利用我们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和手段去巩固人民的伦理和爱国联盟；发现革命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开辟基本满足个人和集体的合法合理愿望的渠道”[22]。
在教育方法上，劳尔提出要根据每一地区的具体特色和每一个体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增强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教育对象上，除了要覆盖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本身之外，还要辐射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对青年和儿童思想品质的培养；在传播途径上，古共提倡要积极发挥大众传媒及时、便捷等优势，公开报道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阻力，以便让党内外及时了解形势，共同寻找正确的解决办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是古共的精神支柱，但是古共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并没有僵化封闭，早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时期就指出：“新的革命者面临着一个如何解释这一学说并把它应用到我国特定的具体条件中去的任务”[20]。因而，在古共理论建设史上，马克思主义、马蒂主义、菲德尔思想、格瓦拉思想、劳尔思想等都曾是指导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劳尔自主政以来提出的“捍卫、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21]的目标原则和“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导向等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古巴早期领导者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体现，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古巴民族主义、古巴优秀文化、古巴民族资源相结合的本土化产物。它们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适应了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了古巴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突出了古巴的特色。可以说，劳尔·卡斯特罗的思想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和特色优势，又对古巴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作出了新阐释，是古巴政治理论上的又一次本土化创新。
[1]《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http://www.cubadebate.cu/especiales/2012/02/01/objetivos-de-trabajo-del-pcc
[2]PartidoComunistaDelCuba,ObejetivosDeTrabajo DelPartidoComunistaDelCuba,aprovadosporla primeraconferencianacional,2012
[3][7]《古巴共产党党章》（2016年4月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http//www.pcc.cu/pdf/documentos/estatutos/estatutos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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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2][13][14]《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六大上的中心报告》。http://www.granma.cu/septimo-congreso-del-pcc/2011-04-19/el-desarrollo-de-la-economia-nacional-juntoa-la-lucha-por-la-paz-y-la-firmeza-ideologica-constituyen=lae-principales-misiones-del-partido-19-04-2011
3.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6]“DiscursopronunciadoenlaclausuradelaPrimera ConferenciaNacionaldelPartido，enelPalaciode Convenciones”，el29deenerode2012.Seefromhttp://www.cuba.cu/gobierno/rauldiscursos/index2．Html
[8]SuñezTejera,GonzálezyRodríguezCarballo:“Las causasycondicionesquegeneranactosdecorrupción administrativaenCuba”enObservatoriodelaEconomía Lationoamericana,N166,2012.Textocompleteenhttp://www.eumed.net/cursecon/ecolat/cu/2012/
[9]转引自徐世澄：《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总而言之，高中信息技术科教师必须要肩负起提高教学质量的责任，根据实际情况，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应用新教学模式，这也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情况，以及课堂教学效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高中信息技术科教师在选择新的教学方式时，必须要对教学效果做出准确的评估和及时的收集。在这个前提下对教学方式做出适当的调整，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可以提升学习成绩。
[12]《古共七大政治报告》。http://www.granma.cu/septimo\congreso\del\pcc/2016-04-17\el-desarrollo-de-laecoonomia-ncioonal-junto-a-la-lucha-por-la-paz-y-lafirmeza-ideologica-constituyen-las-principales-misionesdel-partido-17-04-2016-02-04-53
[15]《古共七大召开及古巴模式更新的意义——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16]徐世澄：《古巴国家新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主席的历史使命》，《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
[17]http://www.cubadebate.cu/autor-castro-ruz/
(2) 初始时,励磁电流能够产生定位力矩,定位力矩的峰值点对应着磁力线经过磁路最长的转子位置,平衡点对应着磁力线经过磁路最短的转子位置,因此通过定位力矩能够进一步准确地判断转子位置。
[18]王承就、王莹瑛：《劳尔·卡斯特罗的社会公平思想》，《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9]许宝友：《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0页。
[20]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21]【俄罗斯】尼古拉·S.列昂诺夫：《劳尔考斯特罗革命生涯》，魏然、范蕾、李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22]《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http://www.cubadebate.cu/page/8/?s=Objetivos＋de＋trabajo＋del＋Partido＋＋Comunista＋de＋Cuba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2-0073-06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2.012
*本文为中组部课题《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8VSJ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胡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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