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帝俄晚期的西伯利亚开发 ①
王晓菊
摘 要：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西伯利亚开发获得了快速推进。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沙皇为核心的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给予极大关注，西伯利亚开发达到沙俄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俄国实施的修铁路、促移民、办大学、废流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远远超出以往西伯利亚开发的各个历史时期。至1917年俄国革命前，西伯利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束缚，西伯利亚开发亦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客观而言，帝俄晚期的西伯利亚开发对日后俄罗斯东部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帝俄晚期 西伯利亚 开发 亚历山大三世 西伯利亚大铁路
1886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帕·伊格纳季耶夫伯爵递交一份呈文，力陈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必要性。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作出如下批语：“我看过西伯利亚总督们的一些报告，我应当以遗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认，对于这块富饶却荒芜的边区，迄今为止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满足它的需要。现在是时候了，早该是时候了。”[注] См.:А.Корелин,С.Степанов.С.Ю.Витте-финансист,политик,дипламат.М.,1998.С.101. 这段看似平常的批语蕴含着大量耐人寻味的信息，如沙皇俄国对西伯利亚的认知与治理、西伯利亚在俄国的地位与定位、西伯利亚开发的历史与现实等等。亚历山大三世批语(以下简称亚历山大批语)折射出沙皇及以沙皇为核心的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的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西伯利亚开发热潮正在来临。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俄国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为背景，以亚历山大批语为切入点，多方位阐释帝俄晚期(1861—1917年)、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开发的动因与进程，为深入解读西伯利亚历史乃至俄罗斯历史提供新视角，且为丰富边疆治理理论提供一个实证。
一 俄国著名资产阶级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有句名言：“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注]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页。 。的确，在俄国历史上，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即是开疆拓土。本文论及的西伯利亚为广义上的地理概念，泛指今俄罗斯联邦乌拉尔山以东至太平洋沿岸、面积达1200余万平方公里的边区，其中包括远东地区。
正如亚历山大批语所言，西伯利亚是一块富饶的边区。早在17世纪，这里已是闻名遐迩的毛皮动物栖息地和毛皮产地。西伯利亚的标志物为貂，这是当时最名贵的毛皮动物。西伯利亚徽章上的图案则是被两根交叉的箭刺穿的两只貂，嘴里衔着西伯利亚汗国的王冠。西伯利亚最吸引俄国人眼球的是毛皮，特别是貂皮在欧洲市场上十分畅销，有“金羊毛”、“软黄金”之称。此外，西伯利亚河流众多、水产丰富，还大量蕴藏黄金、白银等矿产资源。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如饥似渴地向西欧国家学习科学技术，也着手对东部边疆展开大规模科学考察。基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方大考察的丰硕成果，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德裔历史学家格·弗·米勒教授将西伯利亚誉为“聚宝盆”，俄罗斯民族科学先驱米·瓦·罗蒙诺索夫于1763年大胆地预言“俄国的强盛有赖于西伯利亚”。
富饶的西伯利亚为何荒芜？亚历山大批语基本上给出了答案：“迄今为止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满足它的需要”。这实际上是亚历山大三世产生遗憾和抱愧心情的主要原因。那么，在亚历山大三世在位以前的300多年里，俄国政府缘何不满足西伯利亚的需要呢？这里试从三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西伯利亚辽阔而偏僻，俄国政府“鞭长莫及”。
边疆开发在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居于从属地位，边区之荒芜在本已落后的俄国实属一种较普遍的现象。19世纪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撰写了大部头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对俄国边疆问题多有阐述。论及高加索的经济开发，列宁指出：“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多，直到现在这种经济上的征服还没有完全结束。”[注] 《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 论及白海之滨的北疆，列宁说道：“拿‘遥远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来看，该省辽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开发”[注] 《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8页。 。1911年，俄国著名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注] 谢·尤·维特(1849—1915)，御前大臣、伯爵。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大臣会议主席，倡导实施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力主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成为俄国工业化及远东政策的关键性人物。 在回忆大约10年前初次到中亚的时候说过，“那里的富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当时这些资源并没有被利用，时至今日也没有开发”[注] 〔俄〕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 笔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第一卷(上)，李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西伯利亚作为俄国最辽阔、最偏远的一个边区，其经济开发更是迟缓。这里绝大部分区域人迹罕至，处于俄国中央治理体系中的“神经末梢”。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边区，其荒芜便不足为奇。
其次， 西伯利亚被当作“罪孽的袋子”， 俄国政府实行“惩罚式的垦殖”[注] 18世纪初，俄国开始重视流放犯在西伯利亚开发中的作用。沙皇政府不仅将苦役流放当作惩治罪犯的手段，而且当作开发边疆的重要形式，因而在西伯利亚长期实行“惩罚式的垦殖”政策。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伯利亚劳动力的不足，但西伯利亚流放、尤其是刑事流放日益造成种种弊端，成为西伯利亚的一大社会隐患。 政策。
由于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加之地处偏远，西伯利亚从一开始就被俄国定位为流放地。1598年，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在登基之际信誓旦旦地说，上帝作证，在我当沙皇时，……不会处死任何人，只是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1649年，俄国通过一部重要法典确立农奴制度，同时规定流放西伯利亚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根据1760年颁布的行政流放法，村社、寺院及贵族地主均可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犯有过失的农奴流放西伯利亚。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流放者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底层农奴、发动叛乱的射击军、农民战争和民族起义参加者、分裂派教徒，还有昔日的达官显贵，以及十二月党人、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党派活动家等等。由于实行“惩罚式的垦殖”政策，西伯利亚逐渐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苦役流放地。“把某人流放西伯利亚”这句话在俄国司空见惯，“西伯利亚流放”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字眼。
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乌拉尔山东麓的车里雅宾斯克，东至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于1891年从东西两端同时修建。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结束后，俄国采取依靠铁路进行征服的政策，于1896年通过《中俄密约》获得在中国东北修筑中国东省铁路[注] 即中东铁路，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支线，将位于外贝加尔的赤塔同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黄海的不冻港大连连接起来。 的权利。1904年，俄国在中国东北境内建成中东铁路，第一条欧亚铁路大动脉东西贯通。1916年，位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的阿穆尔(黑龙江)大桥交付使用，标志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罗斯境内全线告竣。
“结构力噪声”的噪声声源一般是机械工程的大功率发动机，细分可根据噪声产生机理不同分为燃烧噪声与机械噪声。其中燃烧噪声是在燃料在活塞缸内燃烧放出大量热能使得气体体积迅速膨胀发生爆炸冲击活塞缸及其周遭部件产生噪声。机械噪声则是在发动机正常进行运转时，发动机内部零件之间存在空隙相互碰撞导致振动继而引起发动机外壳表面辐射出噪音。
从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到16世纪统一国家形成，俄国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1581年哥萨克开始征服西伯利亚以后，俄国在亚洲的版图迅速扩充，以至于后来大大超过了欧俄本土面积。尽管这样，俄国的对外战略重心仍一成不变地锁定于欧洲区域。直到农奴制改革以前，俄国因忙于应对乃至主导强手如林、盘根错节的欧洲事务，无暇苦心经营偏远落后、周边环境较为简单平静的西伯利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治理滞后而粗放。西伯利亚各主要城镇以督军为行政长官，对内是掠夺资源、攫取利润的地方，对外则是东扩的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基地。
二 亚历山大批语折射出沙皇及以沙皇为核心的沙俄政府对西伯利亚的重新审视与深刻反思，反映了西伯利亚开发对于当时俄国的迫切性。那么，俄国政府做了哪些事情满足西伯利亚的需要呢？
第一，全力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1885—1886年，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帕·伊格纳季耶夫和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安·尼·科尔夫上将递交呈文，阐述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必要性。1887年，俄国政府正式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酝酿和争论数十年的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西伯利亚开发史上乃至俄罗斯帝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受到沙皇政府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当时俄国并不具备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物质条件(当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境内全线通车时，铁路线上甚至还有临时搭建的木头桥)，主要原因在于铁路沿线地理环境复杂，包括大面积的永久冻土带、沼泽地、山区、原始森林、湍急的河流等。但是，在财政拮据、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俄国政府决定举全国之力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铁路建设者主要是招募来的人，包括来自欧俄的农民和商人，还有大批流放犯、士兵及难以数计的中国劳工。
当踏入校园，走上讲台，真正成为一名教师后，每个新教师又会经历一段内心的矛盾、冲突、迷茫、怀疑、思考、调整、适应的过程。你会发现，书没那么好教，课堂没那么容易管理，学生或许也没那么听话，老师也没那么好当。当然，前提是你想成为一名“好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思考“我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生们？太严厉了学生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太宽松了学生们会不会松懈懒散？怎样做才能最有利于学生将来的成长和发展？”，如此这般纠结思考，学习参照，你才会慢慢开始找到做老师的感觉。
再者，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意义尚未凸显，俄国的对外战略以欧洲为重心。
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极大地拉动了西伯利亚移民运动的快速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职员参加铁路建设及铁路服务工作。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有许多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居民迁移到西伯利亚。仅在1896—1905年，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人数即突破一百万，大致相当于整个19世纪西伯利亚的移民总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则使西伯利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移民潮”。由于出台许多移民新政，1906—1915年，有310万人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比此前10年间增加了一倍。得益于移民运动的空前高涨，西伯利亚人口呈现大幅度增长。1897年，西伯利亚人口为543.8万。到1914年前，西伯利亚人口增至962.5万。位于西伯利亚南部的大铁路沿线地带凭借便捷的交通、良好的经济条件而成为西伯利亚的“人口密集区”。
第一，交通条件显著改善。
1890年11月，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受父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命访问南亚和东亚。尼古拉一行数十人途径地中海访问了希腊、埃及，过苏伊士运河，自印度、东南亚来到中国和日本。1891年5月31日，尼古拉亲临太平洋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西伯利亚大铁路奠基仪式，后来骑驿马穿越整个西伯利亚返回首都圣彼得堡。历时九个多月的远东之旅对年仅23岁的皇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帝俄内政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驾崩，尼古拉二世登基。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尼古拉二世被迫逊位，罗曼诺夫王朝随之垮台。可以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唯一一位踏上西伯利亚土地的俄国沙皇，但并非以沙皇的身份(一次是在即位前游历东方，一次是在逊位后举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毫无疑问，皇储尼古拉的远东之行表明东部边疆和亚太区域受到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预示着俄国外交政策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明显倾斜。
第三，广泛吸引外来移民。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为外来移民提供了现代化交通工具，西伯利亚迎来大规模移民浪潮。1892年设立的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负责铁路建设及其他一些辅助性项目，如向西伯利亚移民、土地规划、开采煤矿和铁矿、炼钢和生产水泥、发展水运及地质考察等。从中可见，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向西伯利亚移民。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充当实际领导角色的财政大臣维特高度重视西伯利亚移民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898年，……由于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我提出了移民问题，即无地农民可以迁往远东，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并一直伸向太平洋岸，让他们在西伯利亚荒漠上定居。”[注] 参见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408页。 为了缓和欧俄省份的土地危机，并大力开发亚俄新土地、巩固俄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于1906年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土地改革。作为这场改革的两大举措之一，向亚俄地区移民首次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俄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移民，如加大宣传力度、实行“移民票价”、实行合理的贷款政策、设计制造了特殊型号的移民专用列车、为移民提供150卢布资助金[注] А.П.Окладников, В.И.Шун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Т.3.Л., 1968. С.301. ，等等。
冯可儿一听，赶忙连连摆手，说，田总啊，你不是存心损害本美眉的自尊心吧？本美眉只能做潜伏的英雄，只能做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至于做电视台出镜的主播，还是非你莫属啊。
第四，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19世纪末，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加深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速延伸，流放制度成为西伯利亚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发展的严重羁绊。俄国社会各界、尤其是西伯利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1891年，在皇储尼古拉大公莅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那一天发布上谕，对苦役流放犯的某些政策有所放宽[注]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XIX в.—1917 г.).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2011.С.86. 。1899年5月关于建立废除流放措施拟订委员会的上谕承认，“惩罚式的垦殖”方式不可取，任其存在下去已毫无意义，且有害于西伯利亚边区；强制移民一直收效甚微，支持大批自由人迁往西伯利亚对于国家而言更为重要。1900年6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关于废除流放和批准以其他刑罚代替终身流放与短期流放的暂行条例的命令》。根据此令，不再将犯人流放西伯利亚(其边远省份除外)和外高加索，而是将他们移交感化所管教或流放萨哈林岛。这样，俄国正式废除了沿袭三百多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第五，大力促进教科文进步。
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谕令在托木斯克创办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校迟迟没有开学。直到1888年，托木斯克大学正式开学，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由此实现“零的突破”。最初，该校只有医学系，1898年增设法律系。在成立以后的十年内，该校共培养出303名医生。一些学者从首都来到该校执教，其中包括著名农业经济史专家彼·伊·梁士琴科(其三卷本著作《苏联国民经济史》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托木斯克大学图书馆成为当时西伯利亚最大的图书馆；1896年，西伯利亚第二所大学——托木斯克工学院(今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前身)在维特工业化浪潮中诞生。托木斯克工学院系西伯利亚工科教育的发源地，亦为当时俄国培养工程师的三所新型大学之一。1912年该校有正式教授11名、兼职教授12名。到1913年，该校有1167名在校生。1899年，随着中东铁路的敷设，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办了远东地区第一所大学——东方学院(今远东联邦大学前身)，以培养通晓周边国家语言、风俗的外事人员。
三 如前所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在西伯利亚开发中接连不断地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修铁路、促移民、办大学、废流放等，几乎每一项举措都远远超出以往西伯利亚开发的各个历史时期。至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前，在短短30多年里，西伯利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沙皇及皇储的出访路线是俄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风向标。譬如，为了富国强兵、争霸欧洲，彼得一世“力图从欧洲取得它所能给予的一切，亲自学会并使其他人学会俄国如此需要的一切东西”[注] 〔苏联〕В.В.马夫罗金：《彼得大帝传》,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7页。 。
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前，从莫斯科到远东地区路上大约需要半年之久。19世纪末，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西伯利亚的交通状况迅速改善。20世纪初，西伯利亚破天荒地拥有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绵延近8000千米的现代化铁路，俄国中西部与最东端的远东地区通过便捷的铁路全线联通。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大大缩短了俄国东西部之间的路程，有力地促进了俄国东西部乃至西欧与东北亚之间的人流物流，给昔日沉睡的西伯利亚大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西伯利亚大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地跨叶尼塞河两岸的铁路桥及铁路沿线的很多火车站也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现代派建筑的典范。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还修建了南西伯利亚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多条支线，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土路建设，从而使西伯利亚的交通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我又打量了一下屋里的摆设，心里更慌了，因为这显然不是在我家里。我不在自家床上睡觉又会在哪里呢，我努力回忆了几次，可脑子里始终是一截黏糊糊的空白。
第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1.1 一般资料 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肺科医院结核科收治的84例重症肺结核患者，收集时间2015年1月-2017年1月，采用信封法随机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各42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伯利亚城市建设获得长足进展。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对西伯利亚城市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城市数量和规模明显扩大。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一批新兴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今俄罗斯重要城市新西伯利亚。这里原本是为了修铁路而建的古谢夫卡村，1895年定名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20世纪初，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迅速成为地跨鄂毕河两岸的大都市及西伯利亚最大的贸易、
针对我国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近年来我国对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创新创业实验班的开展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对实验班创办的相关研究不够充足，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的重点主要侧重在以下方面。
这一时期，西伯利亚的科研教育等文化机构获得快速发展。除了前文述及的几所大学之外，西伯利亚还出现了许多学会、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1893年，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45年成立，1851年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次克设立西伯利亚分会)阿穆尔分会，主要研究俄国远东地理、历史和民族，以及周边国家中国和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学会是研究阿穆尔边区社会与自然的唯一机构；1884年，阿穆尔边区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于189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远东第一座方志博物馆，随后在赤塔、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萨哈林岛上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镇、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也相继建立了博物馆。
第三，人口数量大幅增长。
第二，委派皇储尼古拉访问远东。
第四，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交通中心和面粉工业中心，其人口数量迅猛增长，1917年已达6.98万[注] В.И. Пронин. Бюджет 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а в 1911 — 1916 гг.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2001. №2. С.90. 。另外，座落于叶尼塞河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太平洋之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亦获得快速发展。
废除农奴制以后，西伯利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自19世纪末，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工程成为西伯利亚经济的第一拉动力，领跑西伯利亚农牧业发展，助推俄国工业高涨。在物产既丰、人烟稠密的西伯利亚南部区域，大片荒野变良田。1913年，西伯利亚人均牲畜数高于全俄和其他国家，肉制品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占居一半的市场份额。到1917年革命前，西伯利亚粮食产量已占全俄的17%。西伯利亚谷物和奶油经由波罗的海港口大量销往丹麦和英国。“西伯利亚奶油业所提供的黄金比整个西伯利亚黄金工业提供的黄金多一倍”[注] П.Н.Зырянов, 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М., 1992. С.89. 。由于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开始有目的地对西伯利亚进行工业开发。西伯利亚黄金产量及其在帝俄黄金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采煤业成为继黄金工业之后西伯利亚的第二大矿业部门。此外，毛皮依然是西伯利亚的重要出口创汇商品。至1917年，西伯利亚毛皮占世界毛皮贸易额的40%以上。
第五，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与其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研发新的低GWP与低ODP的制冷剂，不如将部分精力投入到回收制冷剂并对其进行循环使用上面。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制冷剂的生产，又可以减少对大气环境的破坏，基于这些想法文中提出了一种环保加湿型空调。
四 亚历山大批语里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是时候了，早该是时候了”，言外之意即现在是满足西伯利亚需要的时候了，早该是满足西伯利亚需要的时候了，从而明晰地反映出西伯利亚开发的紧迫性。亚历山大三世之所以如此感慨，与其说他比以前的十几位沙皇更醒豁睿智、审时度势，不如说是当时俄国的内外环境所驱动。
其一，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西伯利亚的社会经济价值扶摇直上。
1861年，俄国通过农奴制改革而步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轨道。俄国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在深度和广度方向迅速发展。在广度方向发展便是向广大边疆地区延伸，各边远地区不由自主地成为俄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区被纳入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地旷人稀的西伯利亚遂成为俄国资本主义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增长，欧俄人口迅速膨胀，农村人口过剩现象愈益严重。西伯利亚强烈地吸引着欧俄无地、少地农民的目光。“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
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像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注] 《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7页。 同时，西伯利亚对工商业资本家极具诱惑力。在工商业资本家眼里，西伯利亚就像是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19世纪80年代，俄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西伯利亚在俄国国家政策中开始完全被视为一个富有潜力、充满前景的移居地和经济开发区，俄国政界越来越经常地提出有关加强俄国在东部边疆影响的必要性问题。
其二，东北亚国际格局风云变幻，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意义与日俱增。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12月—2018年7月在阜阳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治疗的50例早期脑卒中偏瘫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25例，所有患者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或者MRI诊断确诊。同时满足如下条件：①生命体征稳定，年龄40～70岁；②存在吞咽障碍，洼田饮水试验评定为4、5级；③意识清楚，可完成相关训练；④不存在严重言语、认知、视觉功能障碍及并发症。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卒中类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较性，见表1。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一败涂地，夺取黑海和巴尔干地区的梦想彻底破碎。面对这种局面，俄国一部分精英希望本国依靠在亚洲的扩张来补偿在欧洲的颓势[注] Ремнев А.В. Росс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мпер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ласти XIX в.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Омск：Изд-во Омск.гос. ун-та,2004. С.150. 。当时，中国因闭关锁国而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1860)，俄国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瑷珲条约》攫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包括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并与朝鲜成为隔江相望的比邻。为了在刚刚并入的远东南部地区站稳脚跟，俄国于1867年将富含毛皮和金矿的北美殖民地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近1100万卢布)[注] 参见〔苏〕谢·宾·奥孔：《俄美公司》，俞启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5页。 拱手卖给美国。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俄国的“远东政策”相抵牾，中国和朝鲜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特别是1880年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殖民地，都竭力仿效大英殖民帝国[注] 〔意〕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3页。 。英国已将触角伸向阿穆尔沿岸地区，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列强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与竞争愈演愈烈，亚太地区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俄国迅速调整对外战略，将目光转向东方。
（三）实验探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须提高。一轮复习补知识，二轮复习补能力。对考生区分度最高的两项能力就是实验探究和信息获取，平时练习刻意找这两类题型进行专项训练。
其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西伯利亚开发史上的作用亦不可否认。
国内外史学界普遍认为，亚历山大三世执政的13年(1881—1894)堪称俄国历史上逆流涌动的反“大改革”时期。然而，这种观点掩盖了当时俄国政策的多重性，其中既包括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而采取的保守措施，也包括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亚历山大三世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问题，在历史上以“调停人”著称。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俄国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可谓俄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在执政后期，亚历山大三世越来越关注边疆地区和外族居民。提振国内经济，其中包括西伯利亚开发，成为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冯一余顾不得听他们废话，拿了钥匙就发动汽车，那女的正冲着楼上嚷呢，一听到发动声，立刻噤了声，一回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车头上一扑，喊，你开，你开！也不怕车头上的灰尘脏了她的睡衣。
(1)部分高校创新创业实验班课程的体系安排和普通本科高校课程差别不大，尤其是在通识课程的设计上，难以做到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不难理解，俄国内外政策方针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皇个人。谢·尤·维特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代俄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19—20世纪之交的所有重大改革都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维特不止一次地强调，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绝对专制的皇帝”[注] 〔俄〕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 笔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第一卷(下)，李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55页。 ，“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性格，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注] 〔俄〕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 笔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第二卷，李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35页。 ，“只要他说过什么，言出必行，一言九鼎”[注] 〔俄〕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 笔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第一卷(上)，李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69页。 。毋庸讳言，亚历山大批语对西伯利亚开发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深刻意涵值得细心解读和领会。
五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西伯利亚开发获得了快速推进。尤其是在最后两位沙皇统治的30多年里，西伯利亚开发达到沙俄历史上的鼎盛阶段。
帝俄晚期的西伯利亚开发举世瞩目，昔日“富饶却荒芜的边区”变成了迅速崛起的开发区。与此同时，该时期的西伯利亚开发也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西伯利亚在俄国统一国民经济体系中依然是“国内殖民地”，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畸形，工业基础脆弱；西伯利亚各城市基本上属于商业城市。伊尔库次克即是典型的一例，该市以举办大型集市和交易会而闻名，西伯利亚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西伯利亚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西伯利亚长期充当欧俄地区的原材料附庸，俄国只是从该地区无止境地索取毛皮、黄金、白银等资源。以毛皮为例，由于竭泽而渔式地捕杀毛皮兽、掠夺毛皮资源，西伯利亚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动物资源日渐枯竭。需要指出的是，帝俄晚期西伯利亚开发之最终目的实质上并不是单纯为了西伯利亚这块富饶的边区不再荒芜，名为满足西伯利亚的需要，实则满足立足远东、争霸亚太的需要。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所推行的移民政策目的之一是使该边区少数民族俄罗斯化。当然，这种俄罗斯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西伯利亚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及欧亚文明交流互鉴，加速了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的进步。
1917年俄国大革命以后，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帝国土崩瓦解。但是，客观而言，帝俄晚期的西伯利亚开发对日后俄罗斯东部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为苏联时期乃至今日俄罗斯东部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内战中成为苏俄红军击败白匪的重要交通工具，后来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为战胜纳粹德国、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迄今为止，西伯利亚大铁路依然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干线，仍是连接俄罗斯东西部的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于1926年更名为新西伯利亚，这是今日俄罗斯东部最大城市、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此外，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因西伯利亚大铁路而迅速发展的城市依然是俄罗斯东部位居前列的城市。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西伯利亚开发势必获得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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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俄罗斯东欧中亚：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 2019— 2021)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俊东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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