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通史应如何评论修辞思想——就《中国修辞学通史》对修辞思想的阐释和评论所作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通史论文,修辞论文,思想论文,所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1 由郑子瑜、宗廷虎任主编， 陈光磊任副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注：五卷依次是：陈光磊、王俊衡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宗廷虎、李金苓的《隋唐五代宋金元卷》，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的《明清卷》，宗廷虎、李金苓的《近现代卷》，吴礼权、邓明以的《当代卷》。）（以下简称《通史》）是一部洋洋210 万字的研究中国修辞学自古迄今萌芽、成熟、发展的历史的专著，作者是陈光磊、王俊衡、宗廷虎、李金苓、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吴礼权、邓明以。作为《通史》的研究的史料的，是古往今来修辞论者们对修辞学和修辞现象的观点和评论，亦即修辞论者们以修辞学著作的形式体现的或以其他形式（如单篇文章、一段文字、甚至只言片语）体现的修辞思想。对作为史料的修辞思想的评论，对《通史》来说，至关重要。它反映了《通史》的作者们的修辞史观，凸显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而中国修辞学史著作应该如何评论修辞思想，《通史》又以自身的模式为修辞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而本文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评论《通史》对修辞思想的评论的得失，也是就此探索修辞学通史评论修辞思想的方法和途径。
1.1 面对有待评论的修辞思想，在进行评论时， 有时有一个阐释其内容的任务。因为有的修辞思想，颇难理解，不经正确阐释，是难以准确评论的。或者可以说，阐释本身也含有评论的性质。古代的修辞思想，阐释的任务更重。这是因为古文难懂。莫说卜辞金文，就是近世古文，理解也有一定的文字障碍。更因为古人的修辞思想，往往或者由于语言表述含混，可意会的成分多，可言传的成分少，或者由于认识本身就不够明确，科学性不强，因而给解读者造成难以理解的苦恼。《通史》看到这一点，说“这一苦恼也是旧派修辞学研究者共同的苦恼，而现代修辞学发展中，也需要解决这样的难题”（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17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而解决的办法， 是以现代人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和“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发古人的思想”（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 、 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比如《通史》引用了刘熙载《诗概》中的一段修辞思想：“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阐释其义云：“刘氏以‘醒’和‘醉’来比喻文与诗的不同之点，形象生动而又耐人寻味。散文较为明朗，作者的情感思想易于表露；而诗歌较为含蓄，且又富于韵律，须反复吟诵，才能体会其意味深长。正因为散文的语言较为直露，作者遇有许多欲说而又不便直说出来的话，往往不宜在散文中吐露，而改在诗歌中蕴蓄地表述，让读者由言外得之，正所谓‘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33 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刘氏的诗、文不同的修辞思想，经此以现代人明确的语言来表述和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释，所谓“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所谓“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之类的含混、虚灵、深奥、玄妙的难于把握的说法，也就不但可以意会，而且还可以言传了。
1.2 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释古人的修辞思想， 主要是使被阐发的修辞思想本有的而非外加的内容由浮泛虚灵变得实在明确，展示其本有的系统性。《通史》说：“由于《文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修辞学专著，因此陈骙在《文则》中对其修辞学理论与见解的论述不可能做到像现代的学者那样系统而科学。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研究《文则》就必须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发古人的思想，使其系统化，为今天的学者所借鉴。”（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通史》的确成功地为《文则》展示出如下的一个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的体系框架：“一、论修辞原则（一）贵贴切自然（二）贵明确（三）贵简洁（四）贵通俗二、论消极修辞手法（一）‘数人行事’论（二）‘起事’、‘尽事’论（三）助词用法论三、论积极修辞手法（一）‘取喻之法’论（二）‘援引’论（三）‘倒语’论（四）‘继踵’论（五）‘交错’论（六）‘同目’论（七）‘数句用同一类字’论四、论文体风格（一）评论一篇文章的风格（二）剖析一本书的文体风格。”（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11（目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种系统性的展示，当然有益于现代的修辞学研读者，如果已作古八百多年的《文则》的作者陈骙地下有知，推想也会欣然接受的。
2.1 《通史》在《总论》中申明：“研究修辞学史， 就要对古今重要修辞学著述进行评判，也包括评论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分析他们运用方法的得失，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修辞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通史》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科学的发展史，往往也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史，使用‘工具’的发展史。”（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302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基于这种认识，《通史》对修辞思想的评论，十分重视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评论方法的现代化、科学化本来就是现代修辞学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现为在评论时肯定、称赞被评论的修辞思想自身运用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同时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以之作为视角来评论修辞思想。如肯定了何伟棠《永明体到近体》运用了定量统计分析法，（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肯定了刘焕辉《言语交际学》采用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科学方法，（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肯定了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中采用了修辞研究中形式化的方法”，认为他“在采用新方法对汉语修辞学进行全新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在论述“‘显比喻和潜比喻与比喻的社会文化制约性’问题时，对比喻关系的问题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形式化论述与描写”（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都使《通史》的修辞评论增加了时代气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提高了科学品位，收到良好的实效。《通史》在《总论》中说：“修辞评论随着文体（语体）的演变发展而发展变化，这一点已为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五四’以后，随着白话诗的诞生并占据历史舞台，修辞评论也呈现了与古代大异其趣的风貌。”当然，五四以后亦即现代、当代的修辞评论呈现这样的风貌，也与运用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有明显的关系。不难设想，如果修辞评论仍旧和古代一样，多量地运用评点法、鉴赏法，是不能呈现出与古代大异其趣的风貌的。不过，《通史》也认为评点法、鉴赏法等传统的修辞评论方法，也自有其优点，即使在现在，也仍然可以适当运用。
《通史》评论修辞思想，常用属归纳法的典型例证法。举其一而使读者反其三，以至获得所评论的修辞思想的整体概念。而《通史》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把自古迄今或者说前前后后的有关修辞思想作为一个纵串古今或者说纵串前后的有机整体来评论的系统论研究方法。这种现代科学方法，很适用于对修辞学发展史作历史性的勾勒。比如《通史》评论说：“《诗大序》提出‘变风”、‘变雅’的观点，对后世人们创造新的修辞格式、新的修辞方法、新的风格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梁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正是根据这一理论，阐述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道理。”（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188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是由前说到后。又说：“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确为诗的格律化、程式化奠定了基础，不过也不免会带来人为的清规戒律，以至后人如比他稍后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他‘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认为有损于语言韵调的自然美。……但若着眼于发展角度讲，没有严格声律约束的诗的生命力、感染力往往不及讲究声律的格律诗，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以来新诗创作就碰到这样两难的困境，闻一多主张建立新的格律诗，提出‘戴着镣铐跳舞’，以此反思1500年前沈约的声律论及八病说，是可以得到一点启示的。”（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344～345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不但由古说到今，而且又以今来证古了。这种修辞评论方法，特别富于启示性：就修辞学发展本身而言，继承是发展的前提，而继承的目的在于发展；就修辞学通史的任务而言，既要回顾，也要前瞻，而回顾的目的在于前瞻。
3.1 《通史》的修辞评论，呈现出时代风貌， 原因还在于运用了修辞学和其他学科的新理论、新学说。举例来说，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说，《通史》就运用了接受修辞学的理论，评定这“是从接受（听读）的角度阐析了言与意的关系，提出了话语理解的一种修辞原则和方法”。（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12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新理论、新学说被积极运用。 用哲学理论来评论者有之，如评定刘勰把“自然之道”的哲学理论贯彻到具体修辞方法（对偶）中”（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432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评论者有之，如评定柳宗元的“文道并重”的修辞评论，“无疑包含了辩证法的思想”（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97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用有关形象思维的理论来评论者有之，如评定郑众、孔颖达等人对比兴的评论“是揭示了比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点”，“而这种与具体物象相联系的思维活动，就是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推理”。（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47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用有关语言的表层义与深层义的语言学理论来评论者有之，如评定苏轼的“反常合道”说，指出“苏轼所谓‘反常’，是指诗语表层义似违背常情常理，将相反相异的词语或情景相组合，作超常搭配。但其深层义则符合事物的底蕴情理或情感的逻辑，这就是‘合道’”（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469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用逻辑学的理论来评论者有之， 如评定吴可的“无合有合”说，“是指词与词的搭配处在一种违反逻辑常规的组合之中”，而却又是“无理而妙”的。（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471～47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用美学理论来评论者有之，如评定宋代论鉴赏修辞，重视鉴赏主体的“鉴者会以意”、“观诗各有所得”说，援引了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并认为此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相类：“西方本世纪60年代末以德国的尧斯、伊瑟等人为代表的‘康坦茨学派’创立了接受美学。重视理解过程中读者的能动作用，认为读者阅读理解作品的过程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想象性再创造的过程。我国宋代上述论点虽未成系统，但其精神实质与当今的接受美学有类似之处。”（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325～326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总之，《通史》运用包括修辞学本体在内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新学说来评论修辞思想，随处可见。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又同修辞学是一门多边性的边缘学科有直接的关系。《通史》对以邻近学科的理论来拓展修辞学的新领域的论著如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吴礼权的《中国修辞哲学史》、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学》、蒋经有的《模糊修辞浅说》、郑颐寿等的《文艺修辞学》等，评论颇为着力，这就可以理解了。
《通史》运用修辞学以语言为本位的理论来评论修辞思想，表现突出。《通史》评论修辞思想，总是尽力运用修辞学以语言为本位的理论的。有些修辞思想，出于本无明确的修辞学以语言为本位的观念的古人，但却反映了这种观念，《通史》便给以积极的评价。如评定“黄庭坚特别注重诗歌语言形式的批评，是我国修辞学史上罕见的、自觉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研究修辞的诗人”。（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47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对于当代的修辞思想的评论，《通史》更是执法严明。比如对那些未能体现以语言为本位的观念的修辞思想，给予相当严厉的批评。如指出姜宗伦的《古典文学辞格概要》最明显的不足之一是“辞格分析时对语言本位的把握不够”（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195、 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234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指出白春仁的《文学修辞学》“书中有很多内容没有紧扣语言本位，结果所论修辞问题流于文艺理论阐述而非真正的文学修辞学内容”。（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通史》的这种以语言为本位的修辞评论，能够还修辞学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把修辞学从它的众多的邻近学科中“过滤”出来。
4.1.1 《通史》评论修辞思想，价值取向分明， 评出了各种修辞思想在修辞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使读者看到延绵三千多年的中华修辞文明的灿烂光辉，同时也看到它的不足，看到它不断发展，日臻完善的前进步伐。那么，《通史》评论修辞思想时的价值取向是怎样的？我们认为，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答案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而获得：
一是从评论的修辞资料的取舍来考察。《通史》对郑子瑜的如下主张表示认同：“收集修辞资料，不以名声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决定取舍。只要是对修辞学作出贡献的，不出名的作家的论点也照样收进来，并进行深入的剖析。”（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 、434、400～401、189～195、185～188、255、337、453、17、12、 101～124、201～203、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又申明：“有关修辞论的论述仅以对修辞论的贡献定去取，虽声名藉甚而寡有修辞论述者不取。”（注：《中国修辞学通史·明清卷》，316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通史》对唐宋八大家，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七大家，对他们的修辞思想作了评论，而独独不取曾巩，遗此一家，不以为欠缺。唐代诗人王昌龄，诗名在李白、杜甫之下，而《通史》对王昌龄的修辞思想的评论，大大多于对李白、杜甫，详此而略彼。温庭筠和李商隐是齐名的诗人，《通史》只评论李商隐的修辞思想，不取温庭筠，宁付阙如，不失之滥。当代修辞学繁荣发展，群星灿烂，但被评论的修辞思想，又并非都是属于“群星”的。这大抵都是出于《通史》的这种考虑。
4.1.2
二是从评论的修辞思想在当时和历史发展中的贡献来考察。《通史》认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思想上的特色和贡献，是相比较而显现和被认识的，这种比较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又有哪些创新之处；二是对后代学者启示了什么，又有哪些积淀下来。不过，所谓创新与积淀的东西总得依存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及文化氛围才有价值，对集艺术审美与交际功用于一身的修辞学来讲，更是如此。”（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287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就是说，一种修辞思想的价值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而以它的承前和启后、积淀和创新的历史事实决定价值取向。
《通史》以此为理论依据，评定孔子首先提出的“修辞立其诚”说，在当时的“先秦诸家，特别是儒墨两家”，十分受到重视，并“成为中国修辞学古往今来永放光彩的一个命题”。（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7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以此评定“韩愈的尚奇观点影响了皇甫湜，皇甫湜又影响了来无择，来无择又影响了孙樵。孙樵也主张‘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11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修辞思想的承前和启后、积淀和创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
“不薄古人爱今人”，《通史》没有忘记前人，当然也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现在和未来上。因为中国修辞学的更大发展是在现在和未来。为此，《通史》十分重视对当代修辞思想的评论和对未来修辞学发展的展望。《通史》对当代修辞研究理论的更新、修辞研究方法的改进、修辞学领域的拓展、修辞学新体系的建构、修辞研究热点的转移（如预测修辞研究将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都作了敏锐的观察和颇有力度的评论。
4.1.3
三是从评论的修辞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依赖的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考察。一种修辞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受到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观点，在《通史》中有明显的反映。《通史》在评论隋唐五代修辞研究的发展情况之后，总结说：“综上可见，隋唐五代修辞研究的发展，既是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推动，也是文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4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修辞自身发展的需要，制约修辞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不难理解的，陈望道早已指出：“它（引用者按：指修辞学）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28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社会条件制约修辞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修辞活动本身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生活，具体地说，是服务于社会的交际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需要。修辞思想因而也就不能不受到这种制约。为此，《通史》评论《文则》时说：“《文则》是在南宋中兴时期，为适应当时重视经世文章实用性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385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在探究现代汉语修辞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间正式建立起来并得以迅速普及的原因时说：“推究历史，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党和政府特别是领导人毛泽东十分重视语言问题与修辞的重要性。”（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评论管子的“正名”论时指出：“管子主张名当实，依照当时的法律，片言可以断狱，容不得‘诽誉’，也即不允许任何辩解。可见，先秦和古希腊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古希腊的法律允许辩护，因而孕育出完整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产生了一批彪炳千古的大修辞学家；先秦时代，尽管各学派‘正名’论各有特色，但终究不能产生完整的修辞学理论，比较多的倒是消极修辞方面的论述。”（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106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以上这些修辞思想的评论， 是从社会条件来推究修辞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其中有的还关及修辞学的体系建立的重大问题。
4.1.4 四是从评论的修辞思想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来考察。 《通史》评论现代、当代的修辞思想时，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修辞学发展的历史都清楚地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修辞学的突破性发展往往是伴随着对外国新理论新学说的吸纳、借鉴而达成的。唐钺的《修辞格》是受西方现代修辞学的影响而产生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新体系的建立是‘古今中外’法的成功，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是与借鉴当时苏联修辞学的成果分不开的。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修辞学之所以发展得很快，是与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学者打开窗户看世界，充分吸纳、借鉴了国外修辞学以及语言学新理论新学说密切相关的。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修辞学史上之所以会出现一批研究修辞哲学、修辞与逻辑、修辞美学、接受修辞学、模糊修辞学、文艺修辞学等具有新视野的著作，也是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研究者注意吸收国外修辞学及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学说，加强修辞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由于在现代、当代中外文化发生了异常激烈的撞击，国外新理论新学说对中国修辞学发生的影响日益巨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5.1 作为一部评论中国上下三千多年的修辞思想的宏篇巨制， 成就显著，而偶有疏漏、不足，在所难免。就上文论及的几个方面而言，也不难举出负面的例子。比如《通史》评论陈骙的《文则》中的“助词用法论”时，对“助词的修辞作用和使用方式’项下的引文的阐释和评论，似乎对译成分多，而阐释和评论的力度不够，在语法理解和修辞理解上给读者的解读增添的东西不多。（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367～36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又如对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述“‘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耳闻而记，目见而书，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而序之”的一段文字的评论，如能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评论就更好，可以使读者被一点而明，因为董氏的这段文字反映了汉语语序同认知的密切关系（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20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
比如《通史》评论李渔的修辞思想，把李渔提出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戏曲创作方法作为有关谋篇布局的修辞思想来评论，似乎离开了修辞资料取舍的原则。我们认为，小说理论可以包括小说修辞理论，但小说理论不等于小说修辞理论，戏曲理论可以包括戏曲修辞理论，但戏曲理论不等于戏曲修辞理论，“修辞”二字在这些地方是轻易用不得的。李渔“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的理论，应属一般的戏曲理论，不是戏曲修辞理论。退一步说，如果“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确实是戏曲修辞理论，那么评论就应该紧扣语言的运用来展开，以谋篇布局的语言技巧为评论的依据。这一点，《通史》也没有做到。（注：《中国修辞学通史·明清卷》，435～436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误把人物的行为动作（包括符合修辞原则的行为动作）作为修辞思想来评论的，也不符合修辞资料的取舍原则，因为人物的行为动作，不是修辞思想。比如《通史》引《论语·乡党》中记载的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物的言语态度和方式（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之类）作为修辞思想来评论，（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37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又如引《国语》中记载的吴王派遣的使者向越王说情的行为活动（“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作为修辞思想来评论。这都是收集修辞资料和评论修辞思想失之于过宽。（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149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比如当代开展的修辞学理论问题的争鸣和修辞学方法问题的讨论，《通史》各以专节来评论，论之甚详，而独独不提持续多年的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的争论，修辞资料和修辞思想的收集和评论，又未免失之于过窄。（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 189～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 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比如个别评论，如对列锦格的建立的评论，似欠准确，评价过高。（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我以为列锦格虽然可以成立，但从界定到结构划分、理解机制、引用例证以至命名都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中国修辞学通史著作应如何评论修辞思想，我们从《中国修辞学通史》对修辞思想的评论中，是可以取得许多宝贵的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