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成果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思维心理学逐渐摆脱逻辑学对自己的传统束缚，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它在概念与范畴、估计与决策、思维的创造性与惯性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一 概念与范畴
归类为最基本的思维活动，有了归类才有其它思维活动可言。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关于概念和范畴的研究，愈来愈多地发现，思维中的归类不同于逻辑上的归类。逻辑上的归类以必要的属性为类标；而思维中的归类则以常见而显著的属性为类标。这就使人们看到思维心理学必须脱出以逻辑学来代替自己的歧途。并且明确了逻辑学只能用以检验思维结果，而不能用以说明思维活动。
同一事物可以纳入不同层次的上、下位概念。层次过高的上位概念信息内涵太小；层次过低的下位概念信息内涵太大，认知负担太重。所以人的认知要在经济性和信息量之间取得最佳平衡。据实验，被试自发地对物体命名多取中位概念（如，让人们在看到一匹白马时说出是什么，人们往往说是“马”，既不说其为“动物”，亦不说其为“白马”）；中位概念获得的年龄较早；人们对物体多按中位概念来加以动作处理；在中位概念中各物体外形大体相似；中位概念易于形成代表性表象；中位概念的认知反应时快〔1〕。
相似性为生活实践中常用的分类标准。但何为相似，则可依场合为转移。有一个实验是让两组被试分别在两组表情图形中选择与无表情图形相似者。结果发现，看过第一组图形的被试，有44%认为无表情图形与怒图形相似；看过第二组图形的被试，有80%认为无表情图形与笑图形相似；差异显著性达P＜0.01。无表情图形本来既不像笑的表情， 也不像怒的表情，如果它与二个笑的图形放在一起，看去则显得像怒的表情。而如果它与二个怒的图形放在一起，看去则显得像笑的表情〔2〕。正如一个脾气中性的人，与几个脾气好的人呆在一起，他就显得脾气不好。而当与几个脾气不好的人呆在一起，他就显得脾气好。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水平的对比。
要求列举日常概念的属性，以对中位概念所举出者较多。例如以“衣服”（上位概念）、“裤子”（中位概念）、“牛仔裤”（下位概念）三级为例：对“衣服”所举出的属性为二种（可以穿、保温）；对“裤子”所举出的属性为六种（包括“用布做成”、“有两条腿”等等）；对“牛仔裤”则除“裤子”的六种属性外，只能再加一种属性，即“蓝色”。
要求被试说出物体的名称时，多说出中位概念的名称。
有人让被试对可以进行不同层次分类的图形进行分类。结果是被试均倾向于按中位层次来分类，尽管这些图形为人工的、无固有名称、也并未要求被试命名。
这些事实都表明认知中的经济性原则，也表明范畴的基本层次为中位概念〔3〕。
有一个研究是考察家族类似性（非逻辑性的一种情况）与典型性之间的关系。家族类似性是这样测定的：要求被试列举10种鸟中每一种鸟的属性。他们所列出的六种属性中，有的通见于10种鸟， 有的通见于7种、5种或3种鸟。具备通见于愈多种鸟的属性越多，家族类似分数越高。让另一些被试对该10种鸟作为鸟类的典型度进行七级评定。结果是家族类似总分与典型度平均分之间有高度一致性〔4〕。
家族类似分数显然取决于非必要属性，因必要属性为全部样例所通具，在各样例之间无差别可言。可见在实际生活中的概念内涵与逻辑学中的概念内涵并不是一回事。因为逻辑学中的概念内涵只能是必要属性。
采用自编的人工概念材料，让初中一年级学生学习这些概念，研究影响概念难度的两个因素：即特征的显著性和特征的频度。结果发现：
（1）在无关特征恒定的情况下， 关键特征数对概念的难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2）关键特征越显著，概念越易形成； 无关特征显著性较强或频度较高时，就将干扰正确概念的形成。
（3）至少在特征数较少的情况下， 关键特征数的增减对概念形成的难度不起作用〔5〕。
让被试学习对16张人面照片分类。分类标准有二：一、正面还是侧面；二、美还是丑。共分成正面而美、正面而丑、侧面而美、侧面而丑四类。要求一组被试在学习中去发现分类规律，此为外显学习组；另一组被试则未给这一要求，只说把照片分成四类，此为内隐学习组。结果发现：在正侧面的分类上，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的效果无差异；在容貌美丑的分类上，内隐学习优于外显学习。这是因为美丑的区别不如正侧面的区别明显。所以在不明显的区别上，较能发挥内隐学习的优势〔6〕。
二 估计与决策
根据影响事件的因素预料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以便于准备应付，此为思维活动最普遍的效用，也就是所谓解决问题。在生活实际中影响事件的因素往往是无数而且变化不定的。因此，预料的根据不可能是完全的。也就是说，除了在假设的情况下（如学科的习题），不可能有完全已知的前提。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完全可靠的结论。可见人们不可能用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来解决生活实际中的问题。于是经验中在某场合下某事件出现的概率，就成了生活实际中推理的常用根据（前提）。但经验借记忆（特别是内隐记忆）而积累。于是多因、近因、强因等影响内隐记忆的因素，就往往左右了人们对经验中事件概率的估计。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在思维研究上摆脱了逻辑学的误导，所发现的人们在概率估计上所常见的所谓“代表性启发”和“方便性启发”，似乎都在表明内隐记忆对思维活动的影响。而保持在内隐记忆中的正好往往是事物的常见而显著的属性，不全是其必要属性。
人们倾向于对概率高估。让被试估定一些事件的概率，除实际概率为0.5外，估定概率均高于实际概率。以一项研究的结果为例。 当实际概率为0.6时，估计概率已超过0.7；当实际概率为0.8时，估计概率为0.9；当实际概率接近0.85时，估计概率已达1.0〔7〕。
另一个研究是要看人们对生疏事物所具各种属性在该类事物中的普遍程度如何估计，从而根据该类事物已知样例的情况来推测未知样例的情况。例如由首次（因系生疏事物）知道一些鸟的颜色和身材大小来推测这种鸟中有多大的百分数也会是这样的颜色和身材大小。
结果发现，如果被试根据自己的有关知识相信某属性（如颜色）在该类事物（如鸟）中的普遍性低（即个别差异大），则所估计的普遍性（如某种鸟是某种颜色的）百分数将随已知样例的增多（如别人告诉你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某种鸟是某种颜色）而增大。反之，如果相信某属性（如身材大小）在该类事物（如鸟）中的普遍性高（即个别差异小），则所估计的普遍性（如某种鸟是某种大小的身材）百分数将不随已知样例的增加（如别人告诉你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某种鸟是某种大小的身材）而增加。又如，人们相信身材胖瘦在同部族人种中差异会很大，即普遍性低；而相信肤色在同部族人种中可能一致，即普遍性高。那么当要求被试估计这一部族人种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会是这种肤色时，无论主试告诉他们有多少这一部族的人是这样的肤色，被试估计的概率都是同样地高。可是当要求被试估计这种部族的人有百分之多少是这样的胖瘦程度时，则被试估计的百分数随主试告诉他们的具有这样胖瘦程度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8〕。
这就表明，事物在个人经验中的显著而常见的属性，对其关于生疏事物出现概率估计的影响之大。亦即人们对概率的判断不一定都是逻辑的，而往往要受经验的制约。经验的概率与逻辑的概率不一定都是一致的。人们办事常常靠经验的概率去办，即凭经验估计某措施对办成某件事的可能性有多大来作抉择。
让大学生对一些名词作形容词的七级评定。每一个名词附以一对反义的形容词（即对同一事物从正反两方面或两极来形容）呈现给被试。被试对这个名词适合于所附形容词的程度来作评定。最适合于（形容词）正义者应评定为7分，最适合于（形容词）反义者应评定为1分，中等程度适合者应评定为4分。例如，在甜—苦这对形容词上， 如果名词为糖，应评定为7分；如果名词为咖啡，应评定为1分；如果名词为水，应评定为4分。各名词出现次数与所附形容词对数交叉配合， 要求被试判断各名词呈现次数。结果发现，判断呈现次数既随每一名词实际出现次数而增加，也随所附形容词对数而增加。这种趋势达统计显著水平。这就意味着，人们对经验中事物出现概率的估计，不仅取决于事物实际出现的概率，而且颇受各事物被注意到的属性多少（通过所附形容词对数的多少来表现）的影响。也就是说，被试对各名词呈现次数的判断既受各名词实际出现次数的影响，也受各名词所附形容词对数的影响〔9〕。
两事件并发的概率（即同时有可能出现）为两事件单独出现的概率相乘，其乘积小于各自单独出现的概率或至多等于其中较小的那个概率。例如，当A、B两事件各自单独出现的概率各为0.20时，则其并发的概率为0.20×0.20＝0.04，显然小于A、B两事件各自单独出现的概率；当A、B两事件各自单独出现的概率A为1.00，B为0.50时，则其并发概率为1.00×0.50＝0.50，显然至多等于其中较小的那个概率（在较大的那个概率为1时）。以上是概率的数学规律。 但如果其中一事件受到“代表性启发”（即常见的事）的影响，则可能误判断为该两事件并发的概率大于其中一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
“方便性启发”（即容易想起的事）亦可导致同样的错误判断。例如，要求大学生们预料次年两个事件的发生概率：一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一为该州发大洪水。大学生们误认为地震与大洪水并发的可能性大于单独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常常发生地震，这件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唤起非常方便。这说明人的思维中可能有的非逻辑性〔10〕。
让大学生被试根据某个事件来估计每组A、B两种情况的概率大小。结果发现，大学生们对合取判断和分取判断的概率估计与概率的数学规律出入颇大〔11〕。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本来，按照数学上的概率，合取判断应该小于单取判断，分取判断应该大于单取判断。这原是中学生就已学过的基本知识。现在，由于在合取判断与单取判断的组合中，出现了有关项目的干扰，致使88%的大学生将认识颠倒过去了，即误认为合取判断的概率大于单取判断；同样，由于在分取判断与单取判断的组合中，出现了无关项目的干扰，也致使88%的大学生将认识颠倒过来了，即误认为分取判断的概率小于单取判断。
同一事件，由于对其表述不同，即可影响对该事件的选择。这可以叫做“事件表述效应”。例如说：
“某流行病将夺去某地区600人的生命。有两种预防措施方案：
甲方案可使200人得救；
乙方案有1/3的可能使600人得救，但有2/3的可能使无一人得救”。
在如上的表述下，虽然两个方案的后果一样，但大多数被试选择甲方案。
可是如果表述改为：
“甲方案可使400人丧生；
乙方案有1/3可能使无一人丧生，但有2/3的可能使600人丧生”。
在这样的表述下，虽然两个方案的后果也一样，但大多数被试选择乙方案。
可以清楚地看出，表述的如上改变丝毫没有改变方案得失。但却改变了人的选择。这是因为任何事件都是多维度的，表述不同，可能使不同的维度突出，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注意选择性，而集中在突出的维度上。就上例而言，前一表述使人们的注意集中在得救人数上；而后一表述则使人们的注意集中在丧生人数上。
“起点效应”：对事件的未知信息的估计受事件的现有信息的左右。例如，有人作了售房实验。实际售价为134,900元的房子， 给以高低不同的标价，让大学生和房产经纪者估价’估价者亲自考察了房子。结果是标价愈高，估计亦愈高。连房产经纪者亦有此种趋势。可见标价作为估价的起点，显著地表现出起点效应〔12〕。
要求被试根据三种条件来评价27间公寓房间。这三种条件为：一、与学校的距离；二、面积大小；三、房子式样。评价在两种时限下进行：一、4秒钟，二、14秒钟。结果表明，在时限宽（14秒）的情况下， 被试们对三种条件评价较为公允，表明被试们对三种条件都作了较为审慎的评价；无重视某条件忽略另条件以及高、低估偏向。而在时限紧（4秒）的情况下，则更多地考虑房间与学校的距离， 在房间面积和式样方面较少计较，而且有低估偏向〔13〕。
让大学生被试完成一项作业任务：选定单间公寓。作业情境有四种：一、依据房子的八种属性（如面积、楼层、朝向、色调、与学校的距离……等等）由四间中选定；二、依据房子的八种属性由八间中选定；三、依据房子的四种属性由四间中选定；四、依据房子的四种属性由八间中选定。每种属性有四种情况（如面积的四种不同大小，余类推）。被试每次只能由一张卡片看到一间房子的一种属性。如果被试在某张卡片上对某一属性认为还没有掌握好，不能作抉择，则可要求重看这张卡片。某一卡片被要求重看的次数愈多，表明该卡片（即该信息）的利用率愈高；反之则否。以被试要求重看卡片的次数作为信息利用率的指标。结果表明：抉择所依据的信息愈多，则每一信息要求重看的次数愈少，即信息的利用率愈低；抉择所依据的信息愈少，则每一信息要求重看的次数愈多，即信息的利用率愈高。具体到本实验中房间数为 8，利用率为0.50；房间数为4，利用率为0.70。房子的属性数为8，利用率为0.48；房子的属性数为4，利用率为0.72〔14〕。
要求被试作手段是否适合于目的的判断。课题分为三类：一、判断某一手段是否适合于某一目的；二、判断某一手段适合于三个目的中的哪一个；三、判断三个手段各适合于三个目的中的哪一个。实验的结果是：第一类课题的反应时最短；第一、二类课题的反应时无甚差异；第三类课题的反应时显著较长。判断的正误，三类课题无甚差异。这似乎表明，在手段与目的的配合上，手段之间的比较（课题三要对三个手段作比较）比目的之间的比较（课题二要对三个目的作比较）更费踌躇〔15〕。
三 思维的创造性与惯性
创造性与惯性为思维活动所表现的两个对立面。从这两个方面的对比，可便于揭露有利与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因素。记忆在思维中如何起作用，似乎是问题的关键。看来，思维驾驭记忆而不受其约束，为思维创造性发挥的前提；记忆，特别是内隐记忆约束了思维，可能是思维惯性的要因。
有一个测量思维创造性的测验是：让被试看一幅意义模糊的图画，据以写出一个故事。按下列11个项目评定所写出的故事，作为被试思维创造性的分数。这11个项目为：一、刻画性；二、鲜明性；三、构思新颖；四、风格的独特性；五、变化性；六、直观性；七、想象性；八、要领性；九、伸缩性；十、传情性；十一、完整性。有人用本测验项目测量了美国取自三个州45所学校的1200个七、八年级学生。结果发现：创造性分数的次数分配不表现为正态分布曲线，而表现为双峰曲线，即得中等分数者人数最少，得低分者较得高分者显著地多。为什么呢？如果说这是由于学校教育要求的标准一致性扼杀了创造性，则应该是全体学生的平均分数降低，表现为整个曲线左偏。而本测验结果又非如此。研究者认为这似乎是由于学校教育要求标准的一致性未能限制创造性高的学生，而是把创造性一般的学生压制为创造性低的〔16〕。
有人根据738位有创造性人物的传记， 统计了各人的创造性作品产生于20岁到80岁期间每10年一段中的百分数，结果表明：艺木家和科学家的创造高峰在40—50岁之间，以后，略有随年龄而降低之趋势；学者（指有知识但不一定有创造发明者）的创造高峰在60—70岁之间，以后仍然持续不变。在20—30岁之间，艺术家和科学家即有提出创造性作品者（其创造性作品产量百分数均为5—7%），学者则无（其创造性作品产量百分数接近零）〔17〕。
以大学生为被试。用向被试假报其智力分数属于低下的方法，引起其心理紧张。在这种心理紧张状态下进行卢钦斯（Luchins）定势实验。控制组被试则事先不引起这种心理紧张。结果表明，在心理状态紧张下定势的影响较大：实验组在作过6个定势题后，在6个测试题上平均有3.71个题受定势影响。而控制组则相应只有2.35个题受定势影响。差异达统计显著水平。
另一套实验用的作业是要求被试对复杂的空间关系有所领悟，从而克服思维中的固执性、缩短解决问题的时间。在这套实验中，心理紧张的被试所受领悟定势影响的大小，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别，解决问题的时间分别为456秒与461秒。
这两套实验的结果似乎表明：心理紧张可加强不良定势（卢钦斯定势）的消极影响；但不能减弱良好定势（领悟定势）的积极影响〔18〕。
考察大学生被试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孵化（incubation）作用。被试的作业为远距联想：向被试显示每三个一组互无联想关系的单词，要求他们提出一个可以与每个单词合成一个单词或短语的词。例如显示的三个单词为：风、虫、旱，用一个“灾”字即可分别组成风灾、虫灾、旱灾。实验分两种情况：一、显示三个单词时，每个都附加一个联想关系密切但不能满足作业要求的单词，如风附以雨，虫附以鸟，旱附以晴，藉以形成不利的定势（即不利于使三个主要词—风、虫、旱都与同一个单词〔灾〕形成联系）。另一种情况则只显示三个单词，不形成定势。结果发现在形成不利的定势情况下，被试正确完成作业百分数为10；而在不形成定势情况下则相应的百分数为25。二者有显著差异。
（不利）定势组与非定势组均受两次测试。这两次测试分为有五分钟间隔（此为有孵化组）和无间隔（此为无孵化组）两种情况。结果表明：有孵化比无孵化进步率高，而孵化效果在有不利定势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孵化期间，不利定势因受到另一种材料学习的干扰而被解除〔19〕。
有人让被试做作文，采取三种不同的提供：一、题目（提供内容少）；二、题目加一些观念（提供内容增多）；三、题目加一些观念再加抽象构架（引言、反正论点、结论等等，提供内容更多）。运用两种不同的指导：指导方式1（先根据提供内容想出一个观念作为中心， 然后进行自由联想，把想出的观念随意写在中心的周围，再把所看出具有各种关系的观念之间划连接线）；指导方式2（根据提供内容作大纲）。 另有一控制组，只给提供内容（观念）不作指导。被试作文质量由两人评定，两位评定者的信度达P＜0.001水平。
结果表明：
（1）在无指导（控制组）和指导方式1的帮助下，提供内容愈多（提供二和提供三）作文质量愈高；
（2）但在指导方式2的帮助下，则提供内容愈少（提供一）作文质量愈高。这可能是因为提供内容愈少（如只提供题目），所作大纲的内容愈多出自被试本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