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的测度——以上市ST公司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效率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企业效率的测度，传统组织理论大都从物质之间，员工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分析入手，从技术、组织结构与层次、规章制度、心理与行为、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等方面来解释组织效率的原因，并据此构建测度的指标体系。由于传统组织理论未考虑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因而无法解释和测度企业组织内部循环系统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发生突变，通过功能耦合而形成的超循环组织系统对提高企业组织效率的影响。现代组织理论中的系统学派和权变学派，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们注重了环境因素，把组织视为一个投入产出的开放系统（吴丽民等，2001）[1]，从组织资源的获取、组织的内部运作过程和组织的产出等方面来评价组织的有效性，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坎贝尔(John Campbell,1979)提出的以总体有效性(overall effectiveness)，生产率(productivity)，效率(efficiency)，利润(profit)，质量(quality)，意外频率(accident)，增长((growth)，旷工率(absenteeism)，员工流失率(turnover)，员工满足感(jobsatisfaction)，动机(motivation)，士气(morale)，控制(control)，冲突与团结(conflict and cohesion)，弹性与适应力((flexibility and adaptation)，规划和目标设定(planning and goal setting)，目标一致性(goal consensus)，组织目标的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goals)，角色与规范融合(role and noon congruence)，人际关系的技巧(interpersonal skills)，管理工作的技巧(managerial skills)，信息的管理与沟通((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准备状态(readiness)，环境的运用(utilization environment)，外部实体的评价(evaluation by external entitle)，稳定性(stability)，人力资源的价值(clue of human resources)，参与及影响力分享(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influences)，培养与发展的重视(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emphasis)，成就的重视(achievement emphasis)等测度为主的指标体系(John Campbell,1979)[2]。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以该指标体系为蓝本，尝试从沟通的效率、管理幅度的效率、资源运用的效率和命令执行的效率等方面来测度企业组织效率。由于企业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实体，其效率取决于诸多因素，不同企业组织效率模式更是千差万别，运用上述指标，我们很难从实际操作层面正面去测度企业组织效率，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反面测度企业组织负效率，用1－负效率＝效率的公式，得到组织的效率水平。根据组织循环理论，组织循环为组织内部各元素，如：物质、资金、信息、知识及权力等，以及内部元素与外部元素，如：顾客、供应商、债权人、投资人、政府、社会等之间相互作用提供了资源流动的通道（田也壮，2005）[3]。而资源流动最终都会在财务指标上，尤其是现金流量类指标上得以体现（李小燕等，2003）[4]。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相关财务指标的变化，来测度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状况，进而得到组织的效率水平，从而提醒组织及早采取行动，促使企业组织循环效率的提高。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从我国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呈现的财务特征入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的测度指标进行探讨。
二、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呈现的财务特征分析
企业组织循环(Organization Cycle)是指组织内部元素之间、内部元素与外部元素之间相互作用而构建的所有循环（田也壮，2005）[3]。企业组织循环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增加值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其效率是指企业投入一定单位的成本所得到的产出。这里的成本是指企业组织为获得产出而付出的代价；产出是指企业资源，如：自然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通过组织循环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用公式表示为：
经济增加值＝（企业息税前利润－投入资源×行业平均资源利润率）
式中行业平均资源利润率是指企业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和限定在一定资源消耗比范围之内的行业平均利润水平。当经济增加值为负值时，企业组织循环效率为负值，即为负效率。我们认为，企业组织负效率最初表现为维持企业组织运行的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进而表现为产品滞销、资金链断裂、办事推诿、会议及浪费增多、企业走向政治化和腐败等，其最终结果表现为企业连续亏损、被并购或破产。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呈现的财务特征通常可以从企业外在特征，如：交易记录恶化；过度依赖借款及关联交易；通过收购或资本支出方式大规模扩张；财务报表及相关信息公布迟缓；管理层持股数下降；领导班子更换频繁等及财务指标两个方面察觉，本文仅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
从理论层面上看，组织与外界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组织从外界获取、消耗资源，从而产生新的资源，并将新的资源又输出到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资源的循环过程，又是现金流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为此，通过对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各项现金流类指标进行比较，观察其变化趋势，便可从中捕捉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的信号。根据前人及我们的研究成果[4,5]，现将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显现的财务特征指标及征兆列表表示如下表1。
表1 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显现的财务特征指标及征兆
三、实证检验
（一）研究的前提假设
假设1:ST公司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公司
ST公司又称“特别处理”公司，是指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导致投资者难于判断公司前景，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公司。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ST公司在ST前三年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企业业绩、管理效率等诸多方面均已表现异常，尤其是ST前一年，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特征更为显著（陈静，1999；谷祺、刘淑莲，1999等），暴露出组织各循环的种种问题，如产品滞销，现金流转困难，优秀员工流失率上升，组织循环目标扭曲等而引起现金流量类指标超常规变动。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弹性与价格弹性之比大于1，因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会引起企业劳动生产率更大幅度地下降和经济增加值的锐减。为此，上市公司成为ST后就意味着公司组织循环存在某种程度的负效率，因此，我们以ST公司作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公司。
假设2：大于或等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上市公司为组织循环正效率的公司
一般来说，大于或等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上市公司，在成本、价格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较低的价格，会促使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并带动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上升和经济增加值的提高。为此，我们以大于或等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上市公司为组织循环正效率的公司。
假设3：现金流量类指标能够表征组织循环效率状况
根据组织循环理论，组织循环是通过作业活动来完成的，完成作业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资源循环的价值形态就是现金流，现金流量类指标汇集了各种资源流动的信息和结果，因而能够表征组织循环效率状况。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我们以数据的完整性和非异常性为原则，从沪深两市2004年度被ST的52家公司中选取了35家公司作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公司。按照公司所处行业和公司规模大小相同和相近，且利润率大于或等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原则对ST公司配对选取35家正常企业作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公司。这些样本公司见表2。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证券之星网站(www.stocdstar.com)。
（三）统计结果及检验
我们采用SPSS for Windows 10.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组计算35家ST公司和35家正常公司的24个现金流量指标（见表2）值在ST发生前1-3年平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量，然后对这两组样本的现金流量指标进行配对样本的双尾T检验(Paried-samples T test)，以检验这24个指标各年的平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配对的样本数据公司
表3 现金流量指标的均值双尾T检验
（四）现金流量指标的信息含量分析与筛选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1)在ST发生的前两年，ST公司和35家正常公司的大多数现金流量指标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2)T值随着ST发生时间临近而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即两组的大多数指标的平均值差异随着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扩大；(3)在所选取的24个现金流量指标中，除现金净流量增长率、销售收现比率、营运指数、投资适当比率、现金股利支付率外，其余19个指标在ST发生前1年具有显著提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能力。其中销售现金比率、总资产现金率等13个指标在ST发生前两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低于0.05。
为了更进一步观察各变量的相对贡献大小，不同变量组合的预测精度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本文采用系统聚类法(Hirerarchiral cluster)与逐步回归(Stepwise)相结合的统计方法进行现金流量指标的筛选。
1、变量的聚类分析
在24个变量中寻找有代表性的变量，从而实现用少量的、有代表性的变量代替大变量集并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损失。基于公司ST前1年的财务指标提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能力最强，所以我们以ST前1年的数据进行变量聚类，同时为克服不同指标之间由于量纲不同而造成的不可比性，对指标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且按照类间平均链锁法(Between-groups linkage)来确定类合并原则，对距离测试采用Pearson相关，最终将24个现金流量比率分为6类，分类结果见表4。
2、逐步回归
我们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对样本公司3年的样本数据依次进行回归，以便从24个变量中选择若干显著变量。选择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小于0.10时进入，大于0.11时剔除。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优选表
通过对现金流量指标的聚类分析和逐步回归，我们最终选取了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X[,3])、销售现金比率(X[,1])、净利润经营现金比率(X[,13])、经营融资与投资比率(X[,18])、外部融资比率(X[,24])、现金投资成长率(X[,21])这六个现金流量指标作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测度指标。我们选取这些指标的原则是：(1)以ST前1年的逐步回归结果为主，参考前两年的回归结果。由剖面分析可知，ST前1年的财务指标作为组织循环负效率的测度指标其信息含量多，时效性强。(2)避免同类信息的重复反映。在ST前1年逐步回归入选的变量中，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和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均为反映获现能力的指标，且同属变量聚类分析中的第一类，为避免信息重复反映，按照R型聚类分析选择典型变量的方法，计算同类中每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样本决定系数R[2]均值R[*2]，得出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的R[*2]值最大，即该指标在第一类中的信息含量最大，所以舍弃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指标。按照同样方法，在净利润经营现金比率、营业利润实现比率和现金偏离标准比率这三个反映盈利质量的指标中舍弃了后两者。对照剖面分析的结论可以发现，入选的六个指标中有四个具有显著的测度效力，而经营融资与投资比率和外部融资比率这两个指标与剖面分析结果相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变量的测度效力不仅与两组的均值有关，而且与两组样本的分布有关。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财务的角度透视组织循环负效率状况，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及启示：
1、上市公司成为ST前3年，尤其是前1年，公司现金循环效率明显开始下降，具体表现在获现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质量、发展能力、财务弹性五个方面现金流指标基本上均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之下，公司组织循环存在某种程度的负效率。
2、现金流量类指标能够表征组织循环负效率的状况，其中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销售现金比率、净利润经营现金比率、现金投资成长率四个指标具有显著的表征能力。企业可以通过观察这些财务指标的变化，来测度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状况，从而及早采取行动，促使企业组织循环效率的提高。
3、企业组织循环从效率到负效率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现金流按一定速率从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货币及结算资金依次继起，循环往复向循环减缓、直至循环中断方向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企业自催化循环系统功能减弱，现金流量类指标，尤其是本文筛选出的四个指标的时间序列值剧烈波动。由于本研究是在短时间窗口下进行的观察，这一现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4、在企业组织循环过程中，现金流循环轨迹会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上呈现出某种梯度似的差异。当企业组织内部循环系统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发生突变，通过功能耦合而形成超循环组织系统时，企业组织效率将迅速提高。反之，当企业组织内部循环系统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企业组织在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上出现熵化现象时，企业组织效率将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组织无序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企业熵将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企业组织循环负效率，此时，企业组织应变外部环境的能力也随之减弱，企业现金流循环轨迹与正常状态循环轨迹的梯度差异将逐渐增大，直至企业消亡，循环终结为止。鉴于此，企业组织在与外部组织系统进行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应切合企业发展战略，通过与外部组织系统功能耦合，以形成超循环组织系统，并从中实现企业组织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现金流循环的持续和稳定，进而达到迅速提高企业组织循环效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