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农民问题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农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不知晓这一点，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即使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同样也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农民、发动农民、教育农民问题上，卓有成效，显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正确的农民观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对于一个政治发展过程的把握程度，取决于对该政治发展过程主体力量的认识程度，这个主体力量就是中国农民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没有哪个阶级和政党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农民问题，因而，他们也不可能看到中国农民中存在的伟大力量。给清王朝沉重一击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仅封建地主阶级污称他们为“粤匪”、“发逆”，就连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末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受到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攻击和否定自不必说，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对之也是持反对态度，认为义和团的暴动召来了“联军干涉”，污蔑人民大众不可靠，没有资格谈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虽然对中国农民阶级有一定正确认识，早年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并对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们没有也不能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作为一交农民战争，放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去分析和考察。他们只是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和某种意义上的肯定，还没有认识到农民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力量。他们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依靠的是少数先知行觉的革命精英，走的是“贤人政治”、“英雄政治”的道路。
真正对中国农民有正确认识的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们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作出了具体分析。其中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全面系统地、科学地认识研究农民问题的杰出代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认识的高度，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农民观。这就是：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主力军，中国革命没有农民参加不能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对农民的正确认识付诸于行动，并在实践中对农民的认识进一步升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主要文章中，认识到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和阵地；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组织农民走武装斗争道路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从此，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更深刻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农民不仅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他们是粮食、原料和各种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劳动力的供给者，是修筑铁路、架设桥梁的民工。总之，“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是不能胜利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全国人数最多的农民中寻找抗日力量，领导的是人民战争，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尤其是对农民的土地改革认识更系统、更完善。因此，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更彻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成功地引导广大农民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有正确的行动。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才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相反，如果脱离了农民，忽视了农村，不论哪个阶级变革和革命，都注定要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正是由于天国的领导人严重脱离了与他们团营共事的农民兄弟，躲入深宫享乐，并且自相残杀，才导致“天国”在政治上的崩溃。标榜“求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提出了许多主张，但是根本没有涉及农民和土地问题。资产阶级维新派见识大大超过了洋务派，他们想到了立宪、民权，想到了开议院、办学堂，但仍然没有触及到农民切实关心的土地问题。而辛亥革命也正是因为没有大的农村变动而失败。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汲取近代民主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会愈加感到农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国，不仅以农业大国著称于世，而且也以农民大国著称于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农民的规模和数量都无法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农民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国情的一部分。因此，农民问题不仅是过去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且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同样是首要问题。
二、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政策
有了正确的农民观，还不足以调动农民起来革命。因为农民不是先进阶级的代表，他们还没有觉悟到自觉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号召农民，启蒙和发动农民，还必须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
在中国，能否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其它阶级政党区别的重要标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提出过“平均地权”口号和“耕者有其田”主张。但是，在辛亥革命高潮时，革命党人早已把“平均地权”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并与人民为敌，使农民对革命党人失去兴趣，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也就不足为怪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掌权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这个反人民集团是“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一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认识到在中国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但是，他们处于上层社会，看不起农民，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卓有成效地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要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官僚、军阀、地主和富农，他们所占有的土地都属于没收和重新分配的对象；土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其实质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经验，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根据地的农民土地问题。从此，各革命根据地以井冈山为榜样，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革命的武装政权有了广泛而可靠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既调动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又联合了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促进了全民族抗战高潮。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先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由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随着全国内战的爆当，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7月～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给农民。结果，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地推起小车，跟随解放军南下，使革命战争获得了坚强可靠的战略后方和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加大力度在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春，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中农（雇农已不复存在）占了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富农只占全部耕地的8%左右。这表明， 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葬入了坟墓，起而代之的是农民个体的土地所有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理想变成了现实。”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是成功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农民利益，保护了农民利益，广大农民群众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他们幸福和希望。因此，他们热爱共产党，信任共产党，民心归向共产党，同共产党同生死，共患难，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拥有牢靠的群众基础，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后，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土地问题的新探索中，经历了一段曲折。这就是50年代后期过早地实行了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使农民感到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土地没有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割断了农民对土地的直接联系，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阻滞了农村经济增长，造成一段时期农村的“赤贫化”。
直到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毅然决然地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农民有了自主支配土地的权力，结果重新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农民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了，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以占世界耕地面积7 %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总人口22%的11亿人民，这个奇迹曾让世界为之震惊。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能否代表农民利益和保护农民利益，是发挥农民革命与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因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不要忽视农民朋友，更不能侵犯农民利益。农民的利益，不同时期有不同体现。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利益主要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如今，传统的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利益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还没有完全彻底解决的土地问题，也包括土地以外的其他农民问题。可以说，农民的一切问题都能归为利益问题，都是利益问题的直接或间接表现。
代表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党的宗旨。要想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在中国，不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就要犯错误。农民和农村，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和根据地。只有代表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农民才以百倍热情和巨大的牺牲来回报社会，这一点，在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尤为牢记。
三、改造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的农民阶级是个复杂阶级。一方面，从政治上说，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本质上是要求革命的，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阶级中蕴藏着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作过充分估计，而且，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小私有者、分散的小生产和长期的简单生产，决定了农民又具有落后性、自私性、散漫性和保守性。此外，农民由于世世代代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精神上受奴役，已给他们造成了病态心理，使多少代农民痛忍悲惨无辜的遭遇而“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正是由于农民“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态的冷漠态度”，“构成了维持旧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因此，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保护农民的利益外，还要解决对农民的教育问题。
关于对农民的教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过论述，但没有付诸实践。真正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是中国共产党。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农民进行普及政治宣传和文化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中国革命中心转移到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众所周知，我们党和军队在历史上有几次重要整风运动，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古田会议、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和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党和人民军队中的成员多数来源于农民，真正现代产业世家出身的极少，因此，我们怎能不说这历次整党整军运动不是对农民的思想教育？通过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士兵进行马克思主义灌输，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改革农民，用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约束农民，使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士兵摆脱了狭隘的农民意识，克服了小生产者的弱点，心中怀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母亲送儿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为的是能使更多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他们不仅只是为自己打仗，而且是为人民打仗。由此可见，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大的威力。受几千年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农民，尽管没有知识和文化，甚至目不识丁，但却发挥了人类如此高尚的精神，创造了人类文明奇迹，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区别于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关键所在。
成功的经验来之不易。我们党正是靠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启发和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树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信念，并把这一理想和信念化为实际行动，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继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威力，要把教育农民当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来抓。正如列宁所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因为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思想也是不会停止不变的，它总是在不断受到外界环境和各种思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忽视甚至放弃正确的思想教育，各种反动、错误和消极、腐败的思想就会自由泛滥。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现在，不但资本主义抢占农村阵地，而且封建主义也在挤占农村阵地。因此，我们对农民绝不能放任自流。教育农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是我们团结农民、解决农民问题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时曾语重深长地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里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未来的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教育。只有不断地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克服农民固有的落后性和外界腐化思想的影响，激发他们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提高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自律能力，保证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