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述评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自80年代全面展开之后，90年代已呈向纵深发展之势。随着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出版，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研究者抱着大胆探索的精神，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见解。本文对此作一简要述评。
一、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有无合作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由于中共一大作出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系的决议，所以，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基本上是对立和排斥的，只有个别党员之间的接触，不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仍有人坚持此说。
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其主要观点是：中共二大前的国共关系已经开始了局部合作，并酝酿全面合作。首先，从历史事实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时期，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中的并不是个别现象，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都有国民党党员参加，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39名团员中就有36人曾是国民党党员。中共成立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党员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政治方面，国民党政府允许和支持共产党在广州开展了许多政治活动，如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工运方面，国共两党党员在发动、组织和支持工人运动方面，有过不分先后、不分彼此的合作，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就是国共合作的成果；军事方面，湖北、湖南共产党组织都对孙中山的北伐给予了全力支持；培养革命人才方面，国共两党党员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其次，从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来看，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就是“联合”。中共一大后，马林、达林来往于国共两党领导人之间，酝酿两党的全面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有一些成见，但并没有对立和排斥之意。
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二大前，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转变过程，经历了一个从接触、共事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转变过程。从中共成立到1922年4月末广州会议前，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不存在对立和排斥性，因而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在实践上保持了某些接触和共事的关系。从广州会议到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统一和明确了对国民党的认识，开始自觉地、积极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
笔者认为，否认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但这种合作又不是一种自觉的和明确的党派之间的合作，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党派性不明显的合作，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共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因此，前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中关于认识“转变”的说法，但转变的时间是否在1922年4月尚待商榷， 至于“自觉地、积极地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共二大前更谈不上。众所周知，1922年8 月西湖会议上还对是否与国民党合作和怎样合作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甚至在李大钊等人率先加入国民党后，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积极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如果说在马林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之前，国共两党已有一定程度的、党派性尚不明显的合作，那么，1922年春，当马林提出这个建议之后，中共对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已开始放在党派合作的立场上去考虑了，更何况马林提出的是“党内合作”，中共领导人对此肯定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但这个转变不可能是在1922年4月，最早也应是中共三大前后。 至于谈到中共“开始自觉地、积极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 更不可能是在1922年4月，而是在中共三大之后。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的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的，如何评价这种合作形式，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
1.基本肯定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采用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也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革命利益，它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种合作方式应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1版，5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这种合作形式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使国共两党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这种合作形式，一方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低落的工人运动中走出来，在广阔的革命天地中锻炼和发展自己。
2.基本否定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国际基于对国民党性质的错误分析而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党。事实上，改组前后的国民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一直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错误认识基础上实现的国共“党内合作”，反映出如下四个特点：（1）它是单方面地服从孙中山需要的产物。 孙中山的“党内合作”主张和三大政策，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其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是要共产党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放弃共产主义，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说得确切一点，就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通过“党内合作”的形式，来吞并共产党。（2）它是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俄利益的产物。 苏俄政府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需要在东方特别是和苏俄毗邻的中国寻找朋友。当苏俄外交政策转向孙中山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换取孙中山对苏俄的支持。（3）它是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忽视共产党的产物。 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政策还出自对国民党的过高估计和对共产党的过低估计。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国际更加重视国民党，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援助都给了国民党，而且采取了纵容右派、压制共产党的政策。（4 ）它是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的。“党内合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自愿的决定，而是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强大压力下，违背全党意愿而被迫接受的。根据以上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内合作”政策并非“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是共产国际根据苏俄政策与孙中山妥协的结果，也是对国共两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党内合作”形式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 ）它妨碍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追随者的地位。（2）它限制了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 不利于在全国人民中提高共产党的威信。（3 ）它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国民党改组后，一批代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仍留在国民党内，而新右派也不断出现，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共产党却无法进行有力的反击。（4 ）它必然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党内合作”形式不利于调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其领导；在共产党看来，强调独立性，则容易出现“左”倾错误，强调合作，又容易出现右倾错误。因此，“党内合作”形式加深了两党的矛盾，导致了两党内部的混乱，使得国共关系迅速破裂，革命最终失败。
3.毁誉兼有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应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同时也不应忽视其消极的一面。
笔者认为，对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应依据当时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考察。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人数很少、还不能公开活动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与国民党合作是必然的选择。在孙中山坚持要求“党内合作”的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惟一的选择。事实上，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确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国共两党的摩擦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形式是否要一直继续下去？是否应该转变为党外联合形式？很显然，这时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既不利于两党团结，更不利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发展。总而言之，“党内合作”形式在国共合作之初是可以接受的，但当工农运动兴起、国共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适时地采取“党外合作”形式，更易被两党所接受，也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1.“党内合作”形式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这种合作形式影响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健康发展，决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必然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比较后认为，如果采取“党外合作”形式，国共双方各自独立，双方活动由各自做主，在对敌斗争中可以互相支持、共同行动，发生矛盾可以互相批评、平等协商，国共两党就能进行较长时间的合作。
2.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1 ）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不同是国共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国共两党不同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土地纲领和土地政策，从而也构成了国共合作破裂的根本要素。国民党要求和平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党则主张通过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因此，当农民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革命方式来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时，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将领便公然站到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反对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这样，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不能在“党内合作”方式下得以协调，合作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遭到破坏，国共合作的条件日渐消失，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政党合作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2）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不能求同存异、 没有照顾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是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其实质和核心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为了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应该互助互让，求同存异，实行双方都能接受的政策，在合作不破裂的前提下满足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但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革命领导权，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根本改变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从而背离了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破坏了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篡改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因而背离了国共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打破了国共合作赖以存在的条件。（3）国共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加深是国共合作破裂的直接原因。农民运动的向前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使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扩大，阶级利益冲突进一步尖锐化，最终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 ）从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和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正是这种权力转换的重要时期，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的分歧是国共角色、地位转换的关键一环，而国共角色、地位的转换，必然引起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最终导致合作的破裂。（2 ）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虽有基本一致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这是国共合作必然破裂的根本原因。（3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蕴藏着潜在的危机。（4 ）“党内合作”形式内在地决定了国共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不可避免性。（5）国民党新右派在篡夺了国民党领导权之后，其反动本质的暴露和政治立场的公开转变，是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在其存在的内外条件都发生变化后，“党内合作”的形式就成为双方的桎梏，使双方无法化解发展变化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导致合作的最终破裂。
综上所述，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尤其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宽视野提供了十分珍贵和丰富的史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