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甘棠》之论与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论《尚书#183;召诰》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尚书论文,性质论文,之论论文,甘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5-0019-07
上博简《诗论》20支竹简中有5支简提到《甘棠》一诗。《诗论》共评说诗60篇左右，对于一首诗的评论，往往是惜墨如金，有的甚至只有一字的评语，而对于《甘棠》一诗的评论，则不厌其烦地进行评说，反复申明其意。孔子对于该诗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甘棠》一诗见于今《诗经·召南》，全诗3章，章3句（注：今将《诗·甘棠》具引如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蒂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本来是一篇很普通的诗作，意义明晰，训释无大障碍，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孔子对它备加关注呢？孔子论此诗的背后之意何在呢？细绎《诗论》相关简文，可以发现，原来孔子对于《甘棠》诗的重视与他对于周初史事的认识颇有关系。再联系到《甘棠》一诗所歌颂的召公史事，他在周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尚为史家认识不足，对于《尚书》中与召公直接相关的《召诰》、《君奭》等篇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也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今不揣浅陋，对于这些问题试作讨论如下，敬请专家教正。
一
上博简《诗论》等10、16、13、15、24号简分别载有关于《甘棠》一诗的评析[1](P139-153)，现将简文依次移录如下：
《甘棠》之保（报）……害（曷）？曰：童（终）而皆臤（贤）於其初者也。
［《甘棠》之保（报），敬］召公也。
《甘［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亓（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召）公［所茇也］。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贵亓（其）人，必敬开（其）立（位）。悦亓（其）人，必好亓（其）所为，亚（恶）亓（其）人者亦然。
上引首简为《诗论》第10号简，此简评析《诗》从《关雎》到《燕燕》七首诗，省略掉中间内容，即如上所引者。上引第二例见于第16号简，方括号中字原缺，据廖名春先生说拟补（注：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按，《诗论》等16号简有“《绿衣》之忧，思古人也”之句，与第10号简“《绿衣》之思”句式类似。依照此例，补上“《甘棠》之报”，可谓有据。然而这其间稍有值得再商榷的地方，第16号简与第10号简关于《绿衣》一诗的评语之词一为“忧”，一为“思”，两者并不一样。所以本处是否一定补上“报、敬”二字，还有再议的余地。）。上引第三例为第13简和第15简系连而成。第13号简末尾一字为“甘”，第15号简首字为“及”，其间依廖名春先生说拟补“棠思”二字（注：《孔子家语·好生》篇载孔子评《甘棠》诗有“思其人必爱其树”之语，可证此处拟补“思”字是很可信的。），在第15号简末尾补“所茇也”三字，可以语意连贯，符合《甘棠》一诗主旨，应当是正确的。上引末例见于第24号简，其文字多有与《孔子家语·好生》篇的相关论述相似者。
关于第10号简和第13号简的“保”字的考释，马承源先生读其为褒，为褒奖之意以为是对于召伯的赞美。保通假作褒，虽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此释还是不如读为“报”为优。李学勤先生说：“‘保’读为‘报’，因思念感激召公，而敬爱召公种植的甘棠，是其报德至厚。”[2](P17)按，褒（保）字与报相通假，其例见于《礼记·乐记》，是篇谓“故礼有报”，郑注“报读曰褒”，而褒与保相通，则保可读为报矣。保字本义为襁褓之子为人所保护、包裹，并由此引伸出许多义项，比较近直的义项为保持、保有，如今语之“永葆革命青春”然。这里所用的“保”字已有报本反始之意。《韩诗外传》卷3载：“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为礼，诚易为辞，贤人易为民，工巧易为材。”诗曰：“政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注：《韩诗外传》诸本多衍引诗之十一字，今据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所校。）所谓“子孙保之”，意即子孙报之，意思是说只有宽厚仁慈之政，子孙才能报本反始而长葆其美德之政。本简的“《甘棠》之保”，与此所引《诗·天作》篇的“子孙保之”的意思十分接近。《诗·烈文》亦云：“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其意亦可作如是观。
《甘棠》一诗为颂赞召伯之作，召伯即召公奭（或谓为召伯虎，似不可信）。全诗表现了人们对于召公曾经在其下休憩过的甘棠树的崇敬之情，人们不得去碰它，更不能损伤它，要做到“勿翦勿伐”、“勿翦勿败”、“勿翦勿拜（拔）”，已将其作为神树对待（注：周代有社树，如《庄子·人间世》载“匠石之齐，至於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墨子·耕柱》篇所载“丛社”，亦当包括有树木。《白虎通·社稷》所谓“报社祭稷”的“报社”，是汉人所记对于社神之祭，而追本资源，可能与古代对于神树的祭祀有关系。），愚以为这种树应当是周代的社树，闻一多先生曾谓：
甘棠者，盖即南国之社木，故召伯舍焉以听断其下……甘棠亦社木，当为大树，故能为召伯所舍，然则蔽芾者，木荫盛覆蔽之貌也，《传》以为“少貌”，亦失之。[3](P174)
按，闻先生此说远胜毛传，卓见灿然，但谓甘棠先为社树而后召公才休憩于其下，恐怕是将事情说颠倒了。事情本来应当是人们由敬仰召公而爱屋及乌，延及爱护甘棠之树，所以诗中才会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之语。树由于召公的原因而被保护，由此繁茂异常而被视为社神之树。《礼记·郊特牲》篇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可见社祭的目的即在于“报本反始”。人们祭祀召公曾经在其下休息过的甘棠树，就是对于召公功业德操的怀念。以前读诗，觉得此诗中的甘棠当为社树，苦无证据，今得此简文佐证，可以释疑。总之，简文之“保”如果读“褒”，固然不误，但不若读“报”为优。简文“保（报）”如果笼统地说是对召公的报德，固然也不误，但是具体而言，则作为报祭之“报”来理解，似又优于笼统之说。若能够进一步指出此“报”祭是对于社树的祭祀，则庶几近于实际矣。
二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上博简的这几条简文可以在文献中找到旁证。由此可以考虑到《孔子家语》的两条相关材料应当是渊源有自的。过去论者多怀疑《孔子家语》为王肃伪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方面谓“其出于肃手无疑”，然而，另一方面又指出是书所载材料的价值仍不可废，“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此可谓持平之论。今得上博简材料，更可证其语不虚。虽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否定王肃伪造之说，但可以断定其中的有些材料渊源有自，足以启发人们更为重视此书的价值。我们先来看《孔子家语·庙制》篇的记载：
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闻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这条材料所记孔子与其弟子子羔的对话，是讲古代的毁庙之制的。按照周代庙制，祖先的宗庙，天子立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超出定制之庙，要择吉日将神主迁入太祖之庙，而其宗庙则被毁弃，此举称为“迁庙”，其仪节见《大戴礼记·诸侯迁庙》篇。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所强调的在于是否迁庙虽然要依礼制而行，但是还要看祖宗的功德如何，如果有大的功德，则“其庙可以不毁”。孔子举出《甘棠》诗句为证，提出这样的反问：“周人之於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这里语焉不明之处在于邵（召）公是否周人所敬重的有功德的祖先呢？我们再看《孔于家语·好生》篇的一条材料，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理解得更多一些：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这条材料虽然与上一条意义大致相同，但是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它所谓“吾於《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心敬其位”与《诗论》第24号简所载的相关内容非常接近。两者的互证，无疑大大提高了《孔子家语》的真实可信程度（注：《孔子家语》的这个村料在文献中并非孤证，《说苑》卷5亦有类似的说法：“夫诗思然後积，积然後满，满然後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这里所说的“尊其人，必敬其位”，与《孔子家语》完全相同，足可为证。关于这些材料的意义，朱渊清先生指出，“《孔子家语》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抄撮编成，出土和传承文献相互印证，真确地反映了孔子的《诗》说思想，”（《从孔子论〈甘棠〉看孔子〈诗〉传》，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13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其推测是可信的。）。孔子自筮而得一般认为是吉利之卦的“贲”卦而不悦，原因是他认为贲卦为杂色之卦，贲的卦象为上艮下离，在八卦中，艮为山的象征，离为火的象征，所以孔了说它“山下有火谓之贲”，然而，离火为赤色，贲山为青色，赤、青相间是为杂色，虽然可以文饰，但却泯没了质地。在孔子看来，表示正色者乃是黑白二色，要讲求质朴须是此二色，所以说“夫质也黑白宜正焉”。本质如何就如何，不必加以文饰，孔子得贲卦失却其质朴之求，所以“愀然有不平之状”。这个记载正说明孔子重视本质的朴实无华，讲求实事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好生》篇中，孔子引用《甘棠》之诗为证的用意何在呢？愚以为要弄清此点必须首先说明召公身份问题。
三
召公为周初重臣这是完全肯定的，历来都没有疑义，然而对于他是否文王之子这一点却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关于召公的身份，先秦时期的文献缺载，汉朝时有两种说法，一是司马迁认为他“与周同姓”（注：《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汉书·古今人表》取此说谓召公奭“周同姓”；《史记·燕世家》集解引谯周说谓“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是为普通的姬姓贵族；二是认为他是周文王之子、周公之兄。《白虎通·不臣》篇谓：“《礼·服传》曰：‘子得为父臣者，不遗善之义也。’《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认为他是周文王之子而为文王臣者。《论衡·气寿》篇说：“召公，周公之兄也”，与《白虎通》的说法一致。《谷梁传》庄公三十年谓：“燕，周之分子也。”（注：清儒钟文烝《春秋谷粱经传补注》卷8引姚鼐说谓此处的“分子”，为“别子”之误。其说可信。）虽取融通说法，但却与《白虎通》、《论衡》等的说法相近。《诗·甘棠》疏引皇甫谧谓召公为“文王之庶子”，可能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说法。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孔子家语》中的与《甘棠》一诗相关的两条材料得上博简《诗论》的佐证，表明其渊源有自，是可信的，而非王肃伪造。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讲“宗庙之敬”时以颂扬召公的《甘棠》为例，强调“尊其人必敬其位”，一个合理的推论便是，周人不仅敬受召公曾经休憩过的甘棠树，而且敬重召公在宗庙的神主牌位。既然在周的宗庙里有召公之位，那么他就应当是周文王之子，而不大可能只是周的同姓贵族。这对于我们判断关于召公身份的两种说法的是非，应当是重要证据。
召公虽然是文王之子，但却非嫡系。从他被称为别子的情况看，他很可能是与周公同父异母的庶兄（注：关于召公的身份，前人所论甚详，如左暄《三余偶笔》一曰：“《谷梁传》曰：‘燕，周之分子。’‘分子’者，犹曲礼之言‘支子’，大传之言‘别子’也。《逸周书·作雒解》：‘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祭公解》：‘王曰：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此召公为文王子之确证。《白虎通》曰：‘子得为父臣者，不遗善之义也。’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则召公为文王子，汉人已明言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文王庶子，盖本谷梁氏‘燕，周之分子’，故云然，非无据也。司马迁云：‘召公与周同姓。’按《史记》於毕公亦云‘与周同姓’，亦可谓毕公非文王子哉？”（转引自黄晖《论衡校释》卷1）按，此处举出毕公例进行论证，说服力甚强。愚以为召公身份问题似可定论于其说。）。在周代宗法制度下，庶出的召公本不仅不应有宗庙，而且也不大可能在祖庙中保存神主牌位，而从《孔子家语》的两条材料看，他却不仅曾立有庙，而且还在周人的祖庙里保存着神主牌位，受到尊敬和祭祀。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对于子羔所问的回答之语看，孔子强调了先祖功德的重要。子羔感到“异代之有功德者”已经不在宗法体系之中，为什么还被祭祀和尊重呢？孔子强调虽然“异代”而不在宗法体系之列，但是在“功德”面前，先祖应当是平等的，“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注：汉代人曾多次举《甘棠》而论庙制。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论及功臣宗庙之事曰：“成王察牧野之克，顾群后之勤，知其恩结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录遗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爱敬饬尽，命赐备厚。大孝之隆，于是为至。至其没也，世主叹其功，无民而不思。所息之树且犹不伐，况其庙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可见汉代人实认为召公之庙因其有功而未被毁。西汉后期屡议宗庙之制，不少人提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王舜、刘歆等则反驳其说，“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蒂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见《汉书·韦玄成传》）王舜等所提出的“尊德贵功”的原则，合乎儒家尊祖敬宗古义，与孔子重视“功德”之论是完全一致的。）关于庙制中应当重视功德的问题，《孔丛子·论书》篇载有孔子的答问之辞，颇有参考价值：
《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季桓子问曰：“此何谓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则必祀之於庙。所以殊有绩劝忠勤也。盘庚举其事以厉其世臣故称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则既然矣；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劳能定国。功加於民。大臣死难。虽食之公庙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诸侯之臣。生则有列於朝。死则有位於庙，其序一也。”
《书》曰：“维高宗报上甲微。”定公问曰：“此何谓也？”孔子对曰：“此谓亲尽庙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岁之大尝而报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孔丛子》此处所论祖宗若有功德者不在毁庙之列的说法，与《孔子家语》所论完全一致，都说明了孔子对于宗法庙制，持融通态度，庙制之礼固然应当遵守，但却不必拘泥。《逸周书·祭公解》称召公为“列祖”，与称为“文祖”的周公并列，召证召公必定是文王之子，所以才能有如此的称谓（注：周初宗法制粗创，嫡庶分别尚未严格，所以《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灭商以后的祭礼谓“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顾颉刚先生指出，“此祭不分嫡庶与直系、旁系，与保定所出《两三句兵》铭文……以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无上下贵贱之别者同，可见其时尚无宗法之制”（《〈逸周书·世俘篇〉校注》，《文史》第二辑）。按，顾先生说甚是。此时虽无严格的宗法之制，但所祭祀的对象仍是有选择原则的，那就是入选者必定是父兄之辈者，仅为同姓贵族者并不在此列。）。按照孔子所强调的“功”、“德”的原则，召公作为周王朝有巨大功德者，尽管只是文王庶子，但在周人宗庙有其神主牌位，应当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说到这里，可以想到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孔子于《诗论》中何以特别重视《甘棠》一诗，此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从《孔于家语》中可以看出的他对于召公“功德”的特别强调。那么，召公有何巨大的特别值得孔子称赞不已的“功德”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探析《尚书·召诰》等篇的相关问题。
四
召公奭的历史功德，约略有以下三项：其一，助周武王灭商。据《逸周书·克殷解》记载，牧野之战以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进入商都，在庆祝革命成功的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奉币主持。后又奉周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这些都表明他是周武王灭商大业的主要助手之一。其二，支持周公东征平叛。在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周公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召公说了一番肺腹之言：“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诺？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尚书·君奭》。按，是篇的著作时代，《史记·燕世家》云：“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这是可信的说法，《书序》谓作于召公周公相成王之时，将其列于《多士》篇之后，皆不确。《君奭》篇谓，“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詷）未（昧）在位，诞无我责”，此时周公自称“予小子”，合于《礼记·曲礼》“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之说，是时正当武王丧期，故而周公云此。“若游大川”之语，正表明形势之紧张。此篇的著作时代当定于周公甫践位当国方将平叛之时。）周公吁请召公帮助自己东征平叛，达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的目标。可以说，周公在召公的帮助下才能有平叛东征时的巩固后方。关于这方面的史事，《逸周书·作雒解》也提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与《尚书·君奭》所载是吻合的。其三，参与周公成王时代的建国大业。周初诸诰表明他不仅是营建洛邑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之一，而且也是“文王之德”的最为积极的推行者之一。《诗·甘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依《毛诗·孔疏》，可知召公之所以在甘棠树不休息，是因为他在行文王之政的途中。据《韩诗外传》卷一所言，召公之所以不愿意扰民而建筑自己的居所乃是为了实践“文王之志”（注：《韩诗外传》卷1载：“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陇亩之间，而叩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於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於是岁大捻，民给家足。其後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於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于此可见《甘棠》之作与“文王之志”密切相关。）。
孔子之所以特别重视《甘棠》之诗，着眼点还在于他对周文王的特别肯定。上博简《诗论》表明孔子论诗并非逐篇评析，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原则的。其原则之一就是颂扬文王之德的诗篇多选多论，反之则不选或少选，不论或少论。《甘棠》一诗虽然是在颂扬召公，但召公所为是在行文王之政，是在实践文王之志，所以孔子要对它青睐有加。分析上博简《诗论》的思维逻辑，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条线索，那就是《甘棠》之诗——“敬其人爱其树”——召公功业——文王之德。由此看来，孔子重视《甘棠》一诗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然而，问题至此并没有结束。从上博简《诗论》中我们看到孔子所说的“贵其人”、“敬其位”的原因，一如前面我们所分析过的，召公为周文王之子，所以他才能在周人宗庙里面有神主牌位而为后人所崇敬。之所以如此还有另外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召公对于周公的谆谆告诫为孔子所赞赏。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来重新认识《尚书·召诰》篇的性质。
五
《召诰》是《尚书》中详细记载营建洛邑的月、日、胐等时间的宝贵文献[4](P105)，是篇的性质尚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书序》、孔疏及其所引郑玄说，皆以为是篇为召公通过周公而转至成王的诰辞，于省吾先生则认为“昔人以《召诰》为召公之词，今审其语意，察其文理，亦周公诰庶殷戒成王之词。史官缀叙其事以成篇也”[5](P55-57)。《尚书·召诰》孔疏所谓“召公以成王新即政，恐不顺周公之意，或将惰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诰也”，断定《召诰》是召公诰诫成王之辞。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有代表性的最为流行的说法。然而，这个说法尚有不少疑问。
其一，营建洛邑是在周公摄政当国的第五年（注：洛邑营建时间，《史记》、《周本纪》和《鲁世家》一谓在“周公行政七年”，一谓在“成王七年”，其间纠葛不清处甚为明显。《尚书大传》列周公当政七年史事甚详，其中谓“五年营成周”，应当是可信的。《逸周书·作雒解》谓“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成周规模之大，与考古所见是吻合的。若谓营建洛邑在周公当政七年，则从时间上似不大可能于一年之内完成。合理的推测是成周始建于周公平叛和建侯之事（《尚书大传》说“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之后的第五年，到他当政的第七年建成，方致政成王。），其时召公到洛水一带“相宅”，成王并不在这里，经文明言召公“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断定《召诰》为诰诫成王之辞，于篇中并无迹象可寻。
其二，在周初特殊的历史时期，周公不仅摄政，而且称王当国（注：关于周公当政称王之事，历来纠葛颇多。然而，先秦文献和彝铭中确切记载表明，周公曾经当政称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推乃丕显考文王”，卫国始封君康叔封是“周公同母少弟”（《史记·卫世家》），《康诰》此处之“王”必定是周公，而不会是成王。因为成王不可能称其叔父康叔封为“弟”。再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何尊》铭文载营建成周之事，末尾记年为“唯王五祀”。周王在位“五年营成周”，是此王之五祀，即周公在位的第五年，其称王之事，可谓又一确证。关于周公当政称王事，顾颉刚先生《周公执政称王》（《文史》第二十三辑）、王玉哲先生《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古史集林》第341-356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所论甚详，令人信服。）。《召诰》之篇既然制作于其当政的“五年”，那么，篇中称“王”者应当是周公，而不会是成王。若谓一直支持周公的召公越过正在称“王”的周公而向尚未在王位的成王诰诫，于情理不合。
从以上两点疑问看，将《召诰》的性质定为召公诰诫成王之辞并不可取。
愚以为此篇应当是召公诰周公之辞，其时代在周公当政称王的第五年。支持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就在于，《召诰》篇述是时正值“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亦即勘测成周城基址的时期，是年正是周公当政称王的第五年，所以篇中凡所称之“王”皆当是周公而非成王，更不可能是武王。如果要否定此说，那就需要证明周公没有当政称王，亦没有营建成周，而这些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然而学者们之所以不敢提出此说，其原因似乎在于这其间存在着《召诰》篇中的某些词语的解释问题。今试析如下。
第一，《召诰》曰：“今冲子嗣……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作为青年人称呼的“冲子”和作为长子称谓的“元子”，似乎非成王莫属。其实，周公亦曾自称为“冲子”，《君奭》篇载：“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还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童）未（昧）在位，诞无我责。”是皆为其证。周公摄政称王之时年龄并不大，而召公为文王庶长子，年龄自当长于周公。他称呼周公为年轻人，并直乎其名，都是情理中事。“元子”的概念，在《召诰》的时代，亦即宗法制尚未确立的时代，并不具备宗法制下嫡长子的含义。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后稷、微子启、鲧、吴太伯、周康王钊等都曾被称为元子。可见只是一个泛称，并非单指嫡长子。周公被称为元子，亦无不可。
第二，经文有“旦曰：其作大邑”的说法，如果理解为召公对成王之语，似乎文从字顺。如果理解为召公对周公之语，则似乎难通。其实，西周初年宗法等级制度尚未严密，称谓也不大严格，特别是周公当政时期直呼其名、称其为“公”、称其为“王”，皆属正常，而非僭越或不尊重。周公之名“旦”多曾被人称呼，《逸周书》诸篇和其它先秦文献多有记载，可以为证。再者篇中有“旅王若公”之语，过去皆以为此处的“王”和“公”必定是两人，其实，当指周公一人，正是他当政期间天泽未严和不欲久居王位的一个表现。召公年长于周公，位高且甚有影响，称周公为王，又称其为“公”，甚至直呼周公之名，也只有召公才能如此。
如果我们消除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承认《召诰》篇的性质应当就是召公向称王的周公的进言。清儒崔东璧曾经肯定召公有向周公的进言之事，谓：“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注：《崔东璧遗书·丰镐考信录》卷8。）我们今得对于《召诰》性质重新认识，可以说此“告周公之篇”即《召诰》也。
那么，召公进言的中心思想何在呢？
第一，充分肯定周公称“王”的合理性，表示自己拥戴周公称王的态度。此篇记载“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台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这里明言周公受命称王合乎“皇天上帝”的意旨。周公称王虽然是无尽的福祉，但也承担着巨大的责任而为天下百姓忧虑（“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公自述其身份，就是“庶邦冢君”的班头，他的言辞实是天下邦国的意见，说明周公称王为天下邦国所拥护。《召诰》篇的末尾，召公再次明确表明此意：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天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将自己的位置定得十分准确，对于当政称王的周公尊重有加。在周初十分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公的支持不仅对于周公特别重要，而且也表现了召公作为一位政治家应有的品质和气度。
第二，召公强调治理天下必须敬德保民。夏商两国皆因为不敬德而导致灭亡（“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所以建议周公汲取历史的经验，“疾敬德”。所谓“德”（注：关于德的内涵，郭沫若先生曾经指出，“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植（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格——后人所谓‘礼’”（《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指人的内心德操、精神境界。有德者，就是高尚之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能够关心他人，为大家服务，此即《召诰》篇所说的“丕能諴于小民”、“用顾畏于民碞”之意。所以对于政治家来说“敬德”与保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说周文王就是典型的德操高尚的楷模。殷人不讲“德”这个概念，周人之所以大讲特讲“德”，是反思商周之际鼎革变迁的结果，是针对“敬天”思想而提出的。周人认为只有德操高尚才能够赢得天的眷顾与信任。本来，“敬德”是周公讲滥了的一个命题，召公重新提及并没有什么新意。召公讲敬德的目的只是在于表示自己对于周公“敬德”思想的拥护，表明他与周公保持一致（注：周公初当政称王之时，召公曾经不大理解，所以古书上说“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列子·杨朱》）；《书序》亦云“召公不说，作《君奭》”，周公尽全力争取召的支持而完成了东征平叛等伟业。《召诰》之辞表明在周公当政的第五年，召公对于周公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这对于周初政局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孔子对于周公尊崇有加，赞许“周公成文武之德”（《礼记·中庸》），称赞“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他在晚年还曾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召公既然是助周公完成伟业的关键人物，孔子赞美召公亦在情理中事。《诗论》之重视《甘棠》的道理，正在于此。
然而，孔子于此还与其宗法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是随着周代分封制的发展而行用和完善的，如《仪礼》所反映的那样系统而完备的宗法系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个过程大约经过了从周初到春秋这样二三百年的时间。孔子对于宗法的态度比较复杂。大略来说，孔子一方面肯定作为宗法制关键的嫡长子继承制的重要；另一方面他又不将嫡长子继承制绝对化，而是采取融通态度。例如《礼记·檀弓》篇和《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篇皆记载如下一个事情：
公仪仲子之丧，擅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於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注：引文中方括号内“之子”二字，据清儒崔东璧说补，见《崔东璧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二。）
按照孔子所理解的“古之道”，应当立嫡，而不立庶；若无嫡子，即当立嫡孙。这显然是合乎周代宗法精神下的嫡庶之辨的说法。然而，实际上，周族在周公之前并没有严格的宗法观念，周族历史上，季历、文王、武王、周公皆非嫡长子而继位，而这些人物多为孔子特别尊敬。如果拘执于嫡长子继位的宗法精神，显然与对于这些孔子心目中的圣人的评价无法吻合，所以孔子又强调“功德”，而不着眼于嫡庶之辨。本文前引《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材料足可为证。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德于国于民，其行事可以不必过分拘泥，周公当政称王和召公被奉为“列祖”而被祭祀，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总之，上博简《诗论》特别重视《甘棠》一诗的事实，表明了孔子对于召公的重视和肯定。我们由此出发而分析召公史事及《尚书·召诰》的性质问题，又涉及到了孔子宗法观念的复杂性质。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孔子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完全以国家、民众的利益而转移，并不拘泥和偏执。孔子虽然十分重视体现宗法精神的祭礼，但并不拘泥于嫡庶之辨与昭穆之别。《诗论》简文所表现出的他对于召公奭的特别重视，就是一个明证。
收稿日期：200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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