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一致与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分歧论文,马尔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3)03-0018-03
对近代理性主义的重新审查构成启蒙反思的核心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始终遵循了这一理论思路。他们将其一系列理论主题牢牢地奠基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一种批判理性的重建上。这种探讨直接出现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科学技术如何充当起意识形态的职能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态度并不一致。本文希望一方面可以消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具有同质性观点的误解，然而另一方面也指出虽然哈贝马斯的文章是直接以挑战马尔库塞的命题为出发点的，但是两者的分歧实际上是论证框架和论证过程的歧异，而这种歧异并不影响两者在具体结论上具有相当多的一致之处。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必须注意，这就是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探讨始终与对理性的思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惊呼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其中的人也已经变成单向度的人。这其中失去的另一向度是什么呢？是批判、是否定。批判否定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是一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并超向于更美好的精神。一旦失去这一向度，那么在马尔库塞看来历史也就在这里终结了。那么这一向度又是怎样失去的呢？马尔库塞认为在这其中科学技术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他又是怎样将其分析紧紧地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联系起来的？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化的概念，“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的最后变形。”[1]马尔库塞所要重建的正是与这种技术理性相对立的批判理性，他认为这种批判理性的精神包含在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他对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给予了详细的分析。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包含了一种批判否定的精神和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精神强调了同现实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本身包含着一种寻求对现实的不断超越的精神上面。马尔库塞也据此规定了他对哲学的本质与任务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就是理性，理性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惟一方式。哲学试图去发现存在的最终和最普遍的根基。哲学起源于辩证法，它在本质上是对一个本身对抗性的的经验世界的反映。但它的和谐性也正在于此，因为它在反映对抗性矛盾现实的同时更是按照终极原因来构造的。“就那种对一个对抗性世界的经验指导着哲学范畴的发展而言，哲学是在一个本身断裂的（本体论的断裂）——双向度的——领域里运动的。”[2]但是理性的这种精神和哲学的这种辨证思维特点却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危机，批判理性已经为技术理性取代，哲学的领导已经被实证主义填满，技术理性已经为自己重新塑造了一个世界。
马克斯·韦伯曾经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合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韦伯看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工具的合理性将会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总体上推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但工具的合理性的发展也会造成物对人的统治、官僚化等消极因素，从而给现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投下阴影。马尔库塞沿着韦伯的思路继续思考。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警告人们：“技术的合理性”正在转化为“技术的拜物教”并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就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来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3]总之，马尔库塞认为，贯穿和体现在科学和技术活动中的这种技术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这也是科学技术能够充当意识形态的内在原因。
科学技术本身已经是有了足够的“邪恶性”，更何况它的巨大成功。发达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它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切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都将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4]而马尔库塞认为恰恰相反，这个社会仍然是不自由的、是压制人的。而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已经不再依靠传统的合法性来为自己辩护了，它将合法性基础移交给了科学技术，让科学技术充当意识形态。而事实证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是成功的，它的要害就在于表面上的中立性，它的成功还在于它已经渗透进了广大人民的意识当中。
那么出路何在？事情还得从科学技术本身中来寻找解决之道。正如哈贝马斯说的“离开了科学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5]既然对自然的统治与对人的统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从根本上就必须确立不同的自然概念，自然不再是我们剥夺的对象，自然是我们的生存伙伴。虽然自然仍然是作为客体而存在，但是，马尔库塞认为有两种支配的方式：压制的支配和自由的支配。“如果自然本身是科学合理的、合法的对象，那么它就不仅是权力理性的合法对象，也是自由理性的合法对象，不仅是统治的对象，也是解放的对象。”[6]当自然获得了这样全新的概念以后，科学“在保持它的合理特征的情况下，它的假说就可能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经验联系中（即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7]马尔库塞的这种想法遭到了哈贝马斯的嘲笑，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那么反过来就必然会削弱马尔库塞前面分析的力度。哈贝马斯接过了马尔库塞的话题，但是他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将遵循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二
哈贝马斯提出了劳动和相互作用，并希望严格区分这组概念。他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8]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而相互作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主体的理解和承认。”[9]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概念分别指示着人类活动的两个不同领域，劳动是目的理性的活动，严格遵循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最终规定着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一个遵循的是技术规则，一个遵循的是社会规范。破坏两者所受到的惩罚也是不同的，前者的惩罚包含在实际的失败中，而后者的惩罚是受到制裁。在这两个领域中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合理化目标。在劳动系统中的合理化目标是“生产力的提高，支配技术力量的技术”，在制度框架系统中合理化的目标是“解放，个体化，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大”。哈贝马斯对两者作出区分是希望说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冒然地宣称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显然是不恰当的，马尔库塞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一命题是粗糙的。我们不要忘了哈贝马斯给自己书名中的“意识形态”加了个引号。
哈贝马斯通过考察科学史发现，科学与技术在历史上并非如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技术的科学化只不过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事情。技术的科学化使得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也使得哈贝马斯断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好像已经使科学技术成了独立的变数，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性需要的政治，则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10]科学技术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实际上推动了目的理性活动与社会的制度框架之间的合理性的转换，体现在制度框架中的合理性已经被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中的合理性吸收了。技术统治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以产生。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在于它掩盖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区别，混淆了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区别，使明显的政治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明显的，不如说是微不足道的。马尔库塞的思路是技术理性具有先验的支配性，由此科学技术可以方便地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思路依赖于一种“渗透”或者说是“转换”，他的结论是“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11]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按自己的面貌来塑造一个世界。
三
科学技术难道真的是人类自己呼唤出来的天使与魔鬼吗？如果说17、18世纪人们还在科技进步的指引下一路高奏着凯歌前行，那么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它已经将它的另一面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科学技术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正像马尔库塞说的，对自然的改造必然牵涉到对人的改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对人的控制范围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而正像马尔库塞的弟子赖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对自然的控制实际上是一个迷惑人的概念，作为单个的人谁都无法真正控制自然。在控制自然的口号下，实际上要达到的是对人的控制。技术理性的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偏差，无论是被表述为“异化”、“物化”或者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深深忧虑，都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一切。怎么办？
在国内学术界，有一部分人提出了以人文精神来平衡、补充科学精神，也算做是一种纠正技术理性偏差的解决之道吧。这也恐怕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习惯。但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怎样补充、怎样平衡？是靠教育吗？但是教育又如何能够做到阻挡技术理性的无限制蔓延。“教育者本身是要受教育的”，更何况教育总是在一种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只要人类仍然必须从事技术活动，那么贯穿在技术活动中的技术理性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它要越出技术活动的范围，渗透到其他领域的趋势也是不可阻止的。人类离不开技术理性，关键的是怎么样将技术理性限制在技术活动的范围内。可以说上述的解决方案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否真能够达成目标则是众说纷纭。不管怎么样绝不可以说上述的理论努力是徒劳的，也许对技术理性的遏制就包含在这种不断的理论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