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批评的力量”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是《文艺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刊庆之前，我主编了一套丛书，精选了相关篇目，出了三卷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一本汇集了近十年《文艺研究》所发表的批评性文章，书名为《批评的力量》，近四十万字。当初以为学术类的专著比较难销，却没想到这部书的销量出乎意料的好。究其原因，我想可能不仅因为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许和书名以“批评”来命名有一定的关系。
在当今的中国，“批评”其实是一个尴尬的话题。谁都知道批评应该是一种诚实的意见表达，谁都不会否认批评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应该继续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因为他们代表着学术的良知和人类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谁都可以逃避责任，唯独批评家与学者不能。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愿望无论对于现今的学术界还是文学界，似乎都成了一种奢求。人们期待“批评”的声音，却又难免怀疑批评者的真诚，更担心批评家早已失去了以往那种不为利益所诱惑的公信力。说到底，作为“批评”，无论是行动还是文本，似乎都很难从中找到让人信赖的思想和精神担当的力量。
如果进一步追问，在当下的中国文艺界和学术界，什么最有力量，什么最没有力量？答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资本最有力量，批评最没有力量。因为当下的文艺和学术常常要靠资本的引领、市场的需求决定文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走向，所以具有广告性质的“评论”和炒作式的“研究”就成为流行趋势。由资本支持的文艺创作和社科研究项目从立项到结项，到成果的发表，也同样离不开那些鉴赏性的表扬。很多“表扬”还要以“学术研讨”的形式来进行，甚至假以小骂大帮忙或伪装争鸣的策略。学术与艺术的市场化，金钱与利益日渐成为学术与艺术的幕后推手。越来越多的症候表明，利益对于学者和艺术家产生的形塑力量超过任何道德的力量。面对流行的趋势，真正的批评往往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说，“批评的力量”其实是“批评的无力”或“批评的缺席”的另一种表达。这部书的命名实际上源于一种对现状的无奈。
就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和学术而言，批评本该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可以说，没有批评的繁荣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没有学术的繁荣，没有怀疑就不会有学术的发展。从古希腊文明到今天的欧洲文明，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一代一代人在批评(批判)基础上的建设，很难想象有如此辉煌的人类文明。如果仅仅是对于前人学说的重复，怎么可能产生如此丰富和深刻的人类思想？文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成就了众多大师级的人物，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繁荣与理论批评的繁荣可以证明这一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与诸文学大师所建立的那种相互引领、相互批评的关系，始终是世界文学历史中的佳话；中国五四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与艺术传统中，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各种文学形态之间的论争，学者之间、作家之间，不同政治倾向的文人之间的辩难与相互攻讦，使五四时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精神传统本身所包含的批评之维，恰恰构成了五四新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真正的学术与文艺的繁荣，一定是和批评的繁荣相统一、相一致的。如果没有批评，很难想象会有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新学术的诞生。
我曾经在一次由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批评缺失与理论匮乏的时代，虽然在当下学术界并不缺少各式各样的批判的武器，虽然在我们身边充斥着来自发达国家阵容齐整的理论资源，但是，又有多少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当下社会文化问题和文学问题的理论，更不用说能够有效地改变当前文化现状的理论了！理论如果失去对于人类精神方式的关注，失去对现实问题发言的能力，实际上就是站在了社会边缘的立场上，它最终将会成为徒具神圣的外表而无所作为的“躯壳”。理论在丰富中匮乏和批评在缺失中泛滥，这种看似悖论的描述并非是一种语言或文字的游戏，而是一种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批评的缺失？它与当下的学术环境有关。这个环境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文艺与学术的“过度繁荣”。这个“繁荣”表现在：文艺和学术成果超乎想象地丰富；研究成果与媒体的容量严重失衡。据2009年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经达到8930人。这还不包括各省作协会员的人数。据批评家雷达说，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了370部左右；“文革”十年，虽然荒芜，但据统计，也出版了近一百部长篇小说。1980年代，每年长篇小说大致维持在80部左右，也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出版总数大约800到1000部。从1993年开始，情况突然起了变化，长篇小说出版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年产几达1000部。新世纪这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稳定在800部左右。也就是说，每天会有两部长篇小说出版面世。而我们的文学在数量的激增背后，到底是质量提高了，影响力扩大了，还是质量降低了，影响力缩小了？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悲观。在高校，硕士、博士、博士后、副教授、教授队伍急剧膨胀。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中国内地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据统计，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名博士，中国内地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人，年均增幅为50.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180万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二十多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我想问的是，我们这二十多年又拿出了多少能与这个所谓“学术繁荣”的时代相一致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成果呢？当学术与艺术都成了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GDP指标，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繁荣，“批评”除了扮演捧场的角色，它的真实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至少在众多学者的意识层面中，它扮演了不受欢迎的角色。
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令人无奈的现实。没有完善的学术评价体制，使一些学者对待本属于正常的学术批评产生严重不适应感，一篇普通的针对学术著作的书评，可以引发被批评者在网络上大爆粗口，使本应在学术范围内展开的讨论演绎成了街头叫骂式的泄愤；学术共同体对于学者的违规行为，缺少道义上的约束和惩罚，虽有原则，却无尺度，更无措施，竟致学术违规与违法的事件不断出现，从被媒体陆续披露出来的一些大学领导者的抄袭行为到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严重的侵权行为，学术的神圣性和学者本应具有的诚信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大大降低。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旦出现对于学术抄袭或违规行为的批评，首先引起的不是学界对于问题本身的关注，而是对于批评者动机的恶意揣测和“阴谋论”的盛行。独立思想的流放，必然表现为批评的缺失。过度繁荣背后的中国文学与学术，其实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作家成名的焦虑和学者出成果的焦虑代替了深入生活的热情和研究需要的冷静，学术底线屡被穿透，道德自律不再成为学者的准则。文艺和学术成果的表面繁荣与作家和学者思想的苍白、精神的荒芜，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环境与学术生态的失衡与恶化。繁荣与荒芜，反差巨大，触目惊心。面对上述问题，我以为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及学术现状不宜作乐观的评估。
这些问题集中体现的是学术制度方面的缺失。人们在道德层面的呼吁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措施，没有健全的学术评价体制，没有完善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健康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学术批评是建立学术制度的第一步，没有健康的学术批评，就不会有健康的学术制度。批评的权力不仅要靠制度来保证，制度也要靠批评来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持续不断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考虑，《文艺研究》从2003年开始建立“书评”栏目，每期一篇万字以上的书评文章，倡导健康的学术批评，进而建立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可以说，欲正学风，必先从对学者研究成果的批评开始。2005年，《文艺研究》改为月刊之时，又增加了“当代批评”栏目，以每期三四万字的篇幅，针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与理论现状，继续力推批评的声音。
当然，批评的声音有多种多样。摆明是非，直陈意见，固然是一种批评；心存忧患，击筑而呼，也未必不是一种批评。由此我想到了两位值得人们尊敬的老人。他们都是以敢于直言著称，也是从不放弃思想权利的学者和艺术家。《文艺研究》在2010年第十期发表了著名音乐史和音乐理论家洛地的访谈。这位八十岁的老人提出，如果一定要我对青年人说一句话，我想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极度缺乏有关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理论和文化理论。而文化的消亡是民族消亡的序曲。因此他极力反对“与国际接轨”这样一种流行说法。他认为人们会在一片太平声中快乐地成为其他文化的奴隶。洛地的说法固然是极而言之的，但是他的提醒不无道理。我在情感上很理解洛地的忧虑，因为他的忧虑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另一位批评家、艺术家是吴冠中。他在《横站生涯五十年》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推翻成见。”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普遍的成见在塑造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人格。人们沉浸在“艺术工业”与“学术工业”的束缚中，被出成果的焦虑所压迫，被获取物质利益的欲望所征服，而这些原本都是与艺术天然敌对的东西，原本就是艺术家创造本性的对立物。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学者由于缺乏创造性的思想而最终丧失发现美与创造美的能力之时，吴冠中的确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冠中提出“绘画的形式美”、“艺术的抽象美”，强调“风筝不断线”的创作理念，到九十年代引发的美术界“笔墨”之争，无不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和批评家的性格，及其对于艺术规律的认识所达到的深度。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往往是孤独的，他在人们沉迷于热烈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他在人们普遍乐观的时候始终掩藏着一份悲观；他对自由和创造力的关系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他的内心所苦始终与这个时代相纠结、相融合。既使从理解我们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深入地研究作为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吴冠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是真正能够为这个时代留下思想和艺术，留下学术与道德风范的圣者，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
的确，我们应该冷静地面对当下中国的文艺和学术繁荣的表象，看到繁荣背后的危机，居安思危。我们的艺术家和学者，应该成为有历史感、有责任感的思想家和批评家。我们仍然不应放弃这样的期待：无论历史发生怎样的改变，文艺和学术终将以其潜在的能量，以其批判的锋芒，以其思想的声音，来顽强地显示它的存在，并将最终带领人类走出由他们一手制造的困境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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