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地缘论文,五国论文,民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处于形成、发展之中，多种因素同时产生作用，而民族问题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中亚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载体来探讨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亚的历史，准确地预测中亚的未来。
一 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的关系
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虽属于不同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但两者之间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随着地缘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民族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影响的加强，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这两大理论体系的交叉点逐渐扩大，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地缘政治以民族问题为考察对象之一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特劳斯·于佩曾经指出：“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81页。）人文因素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很早就已受到重视。人口分布、文化属性和经济活动等人文要素在地缘政治研究中是和地理位置、资源、疆域等地理要素同等重要的。广义地缘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伽洛瓦特别强调二战后科技发展给地缘政治研究带来的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人的群体行为对于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影响（注：参阅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人口分布也好，人的群体行为也罢，都与人的民族属性有直接关系。随着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民族问题越来越被重视，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地缘政治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同世界政治现实中存在的民族问题自然地联系到一起，使民族问题同环境、资源和核威胁等问题一道成为地缘政治的考察对象。
（二）地缘政治战略受民族沙文主义制约
民族沙文主义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表现在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为满足自身侵略扩张和安全利益的需要，以本民族利益和所处地理位置作为制定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依据。从18世纪初期开始，沙皇俄国对中亚的侵略、控制和占领可谓研究民族沙文主义对地缘政治战略产生影响的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性是俄国自罗曼诺夫王朝以来制定地缘政治战略的最重要的依据。正是在沙文主义政策支配下，沙皇俄国不惜耗时百余年以期实现吞并中亚，打通南下印度、东往中国通道的地缘战略。
（三）民族解放斗争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殖民统治体系，世界上的民族从此被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解放斗争史。亚非拉广大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第三世界的发展壮大，使其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翻开20世纪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民族问题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不仅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内部的稳定，而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区域组织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四）民族矛盾引发地缘冲突
民族矛盾既包括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也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地缘冲突。科索沃问题和中东的巴以问题都是民族矛盾引发地缘冲突的最典型例证。而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已由多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演变为地区乃至国际问题。在中亚各国生活的俄罗斯族人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亚各主体民族之间因资源分配、边界纠纷和跨界民族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冲突，已经明显影响到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并对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区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
在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容也不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区域主义以豪斯霍费尔的泛区思想为代表。豪斯霍费尔把泛区思想定义为：“在空间中寻找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注：〔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76页。）现代地缘政治力量中的区域主义思想以索尔·科恩为代表。他把世界性的区域划分为地理战略性区域和地理政治性区域。科恩的区域主义思想又被概括为现代地缘政治中的“分裂世界”模式。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区域主义思想与民族问题理论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连。在中亚地区，无论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泛区思想，还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区域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联系都十分明显。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泛区思想与中亚近百年来的“双泛”（注：“双泛”是指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目前，在中亚“双泛”共生的组织有两个：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 Movement of Uzbekistan，简称IMU)。）思潮相呼应，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区域主义思想则与中亚的民族聚合相吻合。无论是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存在，抑或是中亚地区以突厥历史为纽带的民族聚合的发展，我们都可以用地缘政治理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说，原来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的解释比较含糊的话，那么“自地缘系统观念出发，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的目的就一目了然了，无非是寻求恢复民族对历史上民族文化区域的控制。”（注：屠启宇：《超越疆界——关于世界格局的地缘分析》，载《东方》杂志1995年第1期。）具体到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想恢复对该地区突厥语族和穆斯林的控制，建立“突厥联盟”或伊斯兰神权国家。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区域主义思想（即科恩的“分裂世界模式”）为聚合型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地理政治区域的一体化使地理位置相邻、文化历史相近的国家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本民族的利益追求而结成政治、经济统一体。当我们把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研究这两大理论的相互交融与影响提供了较为典型的范例。
二 地缘政治与沙俄时期的中亚民族问题
地缘政治与沙俄时期的中亚民族问题相互影响和制约。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是招致沙俄侵略的重要因素；沙俄民族沙文主义的本性以及与西方列强争夺中亚地缘政治主导权的需要是沙俄侵略中亚的根本原因。而沙俄为维系其独霸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在中亚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引发民族问题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对其地缘战略的实施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制约。
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掠夺成性。列宁指出，沙皇“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掠夺各地方、各省区、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注：《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311页。）沙俄是各帝国瓜分世界狂潮中的主力军。它与英、法等西欧列强不同的是，后者积极向海外扩展，而沙俄却热衷于向周边扩张。“没有自然障碍是俄罗斯周围环境的基本条件”（注：〔美〕亨利·赫坦巴哈著、吉林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中文版，第3页。），也是俄罗斯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而制定的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望无际的平川在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的同时，也助长了俄罗斯民族的沙文主义情结，使之“不论控制着多大的领土，它仍是毫不留情地向外扩展边界。”从而使“为追求安全而征服的行动逐渐演变成为扩张而扩张”。“到1864年时，安全已成了不断扩张的同义字。”（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21页。）俄罗斯独特的民族地理条件与独特的民族政治文化和民族历史经验相结合，使俄罗斯的民族沙文主义不断发展、膨胀。俄国几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地缘战略以及一百多年来对中亚的入侵，正是其民族沙文主义制约地缘战略的结果。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扼东西方交通之咽喉。不仅与沙俄毗邻，而且是沙俄南下印度和东侵中国的重要通道。无论是哈萨克草原还是中亚三汗国（注：中亚三汗国指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都是沙俄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之咽喉及大门。如果能够吞并中亚，一是可以为沙俄建立进攻印度的核心作战基地；二是可以增加从陆路进入中国的通道，由此从清朝政府攫取更多的利益；三是可以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转移列强与俄国在欧洲争夺的视线，遏制英国势力在中亚的发展，加大同西方列强争夺的砝码；四是可以满足沙俄地缘经济战略的需要。中亚不仅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在绿洲区农牧业比较发达。对沙俄而言，中亚的地缘经济地位非常突出：中亚既是令人满意的原料产地，又是很好的商品销售市场，能够同时满足俄国发展经济的多方面需要。
为将中亚纳入沙俄的版图，为保障帝国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沙俄在中亚实行的是“边区俄罗斯化”政策。它力图通过制度变革、教育普及和移民政策来驯服中亚各民族，从根本上改变中亚各民族的思想意识，以期实现民族同化的政治目的。历史事实证明，沙俄时期的地缘政治优势正是建立在俄罗斯族人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中亚各民族殖民、同化的基础上的。俄国征服中亚后，不仅摆脱了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不利局面，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与西方列强的实力对比，最终导致欧洲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重组。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沙俄为实现其独霸中亚的地缘战略而采取的民族同化政策，导致了中亚民族反抗、民族仇杀、民族歧视、跨界民族和边境争端等一系列民族问题的产生。在沙俄政府实行俄罗斯化政策、把俄国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的同时，灾难深重的中亚各民族的反抗斗争充斥着沙俄侵略扩张的全过程。这些民族问题的存在、激化和发展，使沙俄这一地缘政治实体大而不强，危机四伏，延缓了沙俄的扩张步伐，使沙俄百余年来无法从此脱身。最终在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斗争的冲击下寿终正寝。中亚地区存在的民族矛盾不仅对沙皇俄国，而且对其后世的统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民族问题迄今在中亚地区仍是影响俄罗斯与中亚各民族的关系以及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稳定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三 地缘政治与苏联时期的中亚民族问题
地缘政治与中亚民族问题的相互关系在苏联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政策较好地解决了沙俄时期各殖民地民族的要求，使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得到了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支持，得以冲破内外反动势力的封锁而建立。与此相反，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政府和领导集体对历史遗留的和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民族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解决，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发生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阿拉木图事件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问题的导火索。无论是苏联的建立抑或是解体，都对苏联、中亚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十月革命后，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和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疯狂的颠覆和破坏，使苏维埃俄国处于战火的包围之中。与此同时，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芬兰、波兰等民族力求从俄国分离出去；各边疆民族则纷纷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从1917年年底至1921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区陆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宣布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注：赵常庆、陈联璧、刘庚岑、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在这种险恶的地缘政治形势面前，能否保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能否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关键在于俄国境内各民族能否与俄罗斯民族同仇敌忾，以民族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边疆民族的立场具有决定意义，而中亚各民族的选择至关重要。
中亚各主要民族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俄国革命逆行大肆干涉之时，一直处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争夺中。英帝国主义支持外里海地区的反革命分子在阿什哈巴德建立傀儡政府——“外里海临时政府”；在沙俄征服后仍然保持着落后的中世纪制度的希瓦和布哈拉汗国，封建权贵、伊斯兰宣教士与巴斯马奇匪帮及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相勾结，不仅成立了所谓的“科坎德自治区”，而且将布哈拉变成全中亚的反革命策源地。中亚各民族何去何从，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俄罗斯联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前途。如果中亚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选择与芬兰和波兰同样的道路——从俄国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那么苏维埃俄国很可能面临灭亡的威胁，而中亚各民族也会面临再次沦为殖民地的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亚各民族将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民族军或赤卫队，而且动员和号召当地民族参加红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和杜托夫的叛乱中，中亚各民族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斯大林在谈到国内战争时期时，也不能不肯定边疆各民族，尤其是中亚各民族的重要作用。包括中亚在内的边疆各民族之所以与俄罗斯民族同心同德，并肩战斗，是因为列宁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使各民族的要求得到了一定满足，与苏维埃俄国结盟有利于巩固其苏维埃政权，保护其民族利益。民族问题的解决、苏联的建立，引发了欧洲地缘政治的“地震”，改写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于自斯大林以来的各届政府没有解决好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现实存在的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导致20世纪80年代苏联民族问题的不断恶化。而民族问题的激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斯大林及其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导致苏联在民族理论方面出现错误。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党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注：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50页。）。“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意味着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的接近和达到完全的一致”（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54页。）。1972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总结过去半个世纪的英雄业绩时，可以完全有根据这样说：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注：赫鲁晓夫：《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五十年——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343页。）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放弃了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苏联当时的任务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但他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却没有改变，仍然错误地认为，“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462页。）肯定苏联已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80页。）。显而易见，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超前估计了社会发展阶段，错误地将民族进程和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发展的轨迹，从而导致对民族问题认识上的失误，掩盖了民族矛盾，忽视了民族要求，加大了民族间的离心倾向。
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苏联民族政策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强制移民和民族歧视等政策，不仅造成了上世纪30年代令人触目惊心的中亚大饥荒，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本民族的许多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农牧民遭到了迫害，而且外族的大量迁入引起中亚民族结构的改变，使本已十分复杂的中亚民族问题更趋复杂化。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央和各加盟中的特权地位，为日后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苏联的政局相对稳定，共和国务民族的关注点集中在两极格局下的苏美争霸上，因此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民族骚动。但民族矛盾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掩盖；民族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越积越多。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是因为“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国内政局的稳定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时，民族关系往往也容易融洽。而当政局动荡、经济混乱时，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容易乘势而起。”（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01页。）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美关系得到一些缓解，苏联各民族关注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否为各民族带来实际的利益。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措施不力，对改革在民族关系领域可能引发的问题估计不足，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导致民族矛盾的总爆发。
戈尔巴乔夫时期，中亚乃至苏联的第一次大规模民族骚动始于1986年的哈萨克共和国。事件起因于当年12月16日召开的哈萨克党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库纳耶夫的职务被撤销，接替他的是前俄罗斯联邦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科尔宾。这次人事变动事先既没有认真征求当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按照民主原则进行选举，而是将全会开成了宣布干部任免决议的例行会议。这种任免违背了民族地区的第一书记由本民族公民担任的惯例，引起了哈萨克族人的不满。1986年12月17日，即哈萨克党中央全会的第二天，阿拉木图数千人上街游行，抗议苏共中央的这种做法。
阿拉木图事件之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骚动时有发生：1989年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在中亚费尔干纳地区发生武装械斗，哈萨克人与外高加索人在哈萨克共和国新乌津市发生流血冲突……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室主任康奎斯特在其主持编写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中有一句话发人深思：“民族主义与许多更明显的问题相比也许是苏联的惟一致命的弱点。”（注：〔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刘靖兆、刘振前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66～67页。）布热津斯基在《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一文中指出：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它瓦解的，分离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苏联出现国内危机和国际灾难相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注：《民族译丛》1989年第2期。）。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毋庸置疑，民族冲突导致苏联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现实也不容回避。地缘政治与中亚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建国和解体之时都已得到充分的验证，在中亚五国独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 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独立后的民族问题
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冷战后维系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原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在失去了一百多年的独立地位后，重新焕发出生机。中亚地缘战略地位陡升，引来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觊觎与争夺。各派政治力量在中亚地区进行地缘政治争夺主要是以民族联系为纽带，以历史、宗教和民族文化为切入点。九一一事件后，中亚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虽然有所改变，但民族问题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却依然如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中亚民族问题更趋复杂化；而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始终是影响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不同时期表现都非常突出。中亚五国独立初期，由于缺乏独立建国的经验，在寻觅合作伙伴时自然会把地理位置相近、民族文化联系密切的国家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民族因素在中亚各国的对外战略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讲，周边国家对中亚各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周边的近邻使中亚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由于俄罗斯把中亚各国视为“包袱”而将其“抛弃”，中亚各国致力于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以努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历史上中亚的部分地区与中国之间隶属关系的存在，使哈、吉、塔等国对中国有戒备心理。伊朗长期以来以伊斯兰革命领导者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自居，使作为穆斯林国家的中亚五国也对伊朗始终抱有害怕其“输出革命”的恐惧心理，不敢与其发生联系；中亚东南部的阿富汗，自20世纪70年代就处于战火包围之中，是当今世界民族宗教仇杀的是非之地。环顾四周，土耳其与中亚虽有外高加索和伊朗相隔，但在民族文化上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为突厥语国家，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亲近感使中亚国家更容易接近土耳其。
“中亚突厥民族与土耳其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是土耳其在中亚保持存在的社会基础。”（注：〔美〕胡罢·佩马尼著、王振西译：《虎视中亚》，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8页。）民族和语言的共性是土耳其得以顺利进入中亚并发挥作用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初到1992年年底之前，土耳其实行的是“民族搭台，经济唱戏”的地缘战略。土耳其“向突然失去财政来源（莫斯科）的中亚国家提供各方面的财政援助”（注：〔美〕胡罢·佩马尼著、王振西译：《虎视中亚》，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65页。），与中亚国家签订了涉及交通、运输、能源和贸易等各行各业的合作协议，并为中亚各国的人才培养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走“土耳其模式的发展道路”成为除塔吉克斯坦外中亚四个突厥语国家的共同选择。它们实行的都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土耳其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利用与中亚民族间的特殊关系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初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填补了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真空状态。
民族同宗既是土耳其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独占鳌头、发挥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是促使中亚各国改变“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内在原因。土耳其试图凭借与中亚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建立一个由安卡拉领导的包括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除外）的突厥集团，以期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长期占有绝对优势。土耳其利用中亚各国对自己抱有好感的热烈情绪，极力渲染其与中亚的民族历史联系，发动强大攻势向中亚宣传和灌输泛突厥主义思想，露骨地推行“泛突厥主义”计划。土耳其的政策和行为引起子中亚各国领导人的反感：一方面，泛突厥主义是中亚政治稳定的隐患之一，中亚国家领导人对土耳其自20世纪初以来追求的泛突厥主义感到担心；另一方面，他们不想刚刚摆脱俄罗斯“老大哥”的束缚，又处在土耳其“老大哥”的支配之下。在中亚四国与土耳其的亲密关系维系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中亚各国开始实行发展与俄罗斯关系为主、多元平衡的外交战略。土耳其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
从1992年年底开始，促使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几乎同时改变“一边倒”（俄罗斯倒向西方，中亚国家倒向土耳其）外交战略的一个较为重要因素就是民族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中，最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就是中亚五国的俄罗斯族人问题。中亚各国对俄罗斯族人问题处理的方式、手段及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影响中亚地区民族关系走向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中亚五国的俄罗斯族人问题主要是指定居在中亚的俄罗斯族人与中亚各民族之间产生的问题。移民是俄罗斯族人来到中亚的最主要方式，沙俄和苏联时期的移民政策是俄罗斯族人定居中亚的最主要原因。“据粗略估计，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0年，中亚五国共有俄罗斯族人970万。”（注：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中亚五国俄罗斯族人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沙俄在中亚实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以及苏联时期日益膨胀的大俄罗斯主义，导致俄罗斯族人与中亚各民族地位的不平等，俄罗斯人高高在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中亚五国独立后，各国的主体民族意识开始复苏。各国实行的建立单一制政体和复兴主体民族意识的政策使那些生活在中亚的俄罗斯族人地位明显下降，他们在沦为二等公民的同时，双重国籍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及当地民族对俄罗斯族的仇视情绪，使俄罗斯族人与当地人的对立情绪不断上升、激化，以至酿成民族冲突。1993年12月19日，在哈萨克斯坦的巴甫洛达尔市发生的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的流血冲突就是一个例证。
中亚五国的俄罗斯族人问题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极大关注。不仅因为中亚人数众多的俄罗斯族人是俄罗斯对中亚各国实行宏观控制和影响的雄厚的社会基础，是它在整个中亚发挥影响力的巨大优势所在，而同时大量俄罗斯族人的回迁也是造成俄罗斯国内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这给民族矛盾本已十分复杂、经济不断下滑的俄罗斯政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而中亚的三股恶势力的发展必将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有鉴于此，在“大西洋主义”碰壁后，从1992年年底开始，实行“近邻外国”（独联体各国）优先的新东方政策，“重视独立以来被视为‘包袱’的独联体近邻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独联体组织机构建设和修复被破坏的统一战略空间。”（注：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俄罗斯开始加强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联系，不断调整对中亚各国的外交战略。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恢复传统经济联系、加强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等发展与中亚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新欧亚主义政策（也称双头鹰政策）促使叶利钦，尤其是普京总统对中亚给予更多的关注。俄罗斯的努力得到了各国的承认。不仅伊朗、土耳其承认俄罗斯在中亚的优势地位，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承认中亚是俄的势力范围。而俄罗斯本身从来都将中亚看作是自家的后院，不容他人染指。中亚各国在经济、安全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也是俄确立其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在九一一事件前，以俄罗斯为主导，多种力量并存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中亚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利用九一一事件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军中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亚五国独立后，俄罗斯在中亚军事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遭到了美国的挑战。美国借反恐之机，不仅获得了使用中亚五国的领空权，而且还与乌、吉、塔3国分别达成了租用乌兹别克斯坦的汗阿巴德、科凯德和图泽利空军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机场，塔吉克斯坦的艾尼、库利亚布机场的协议。美国通过向中亚国家出售军火，提供军事技术装备，为中亚国家培训军事人员，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一些国家建立军事信息分析中心，签署双边军事合作协定，高层军政要员对中亚各国频繁出访等方式，加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俄罗斯在中亚传统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美国、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的竞争加剧，形成了俄伊联合对抗美土的格局。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正不断回升，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后并未从中亚撤军。中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和里海丰富的石油储备是大国争夺的原因所在，也预示着未来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影响中亚未来发展趋势的因素很多，而民族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这是由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国际性等特点，由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所决定的。美国在中亚的长期军事存在势必会引起中亚地区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而美国插手独联体一些国家的大选，以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为名支持政府反对派的做法，可能会带来当事国内部的民族冲突（如乌克兰），这就势必会加剧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从中亚各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民主化进程是其发展方向。但完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符合中亚各国的实际。民主化进程可以推进，但民主模式不能移植。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美国作为外来势力因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很难真正融入中亚社会，这就制约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发挥。与此相反，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联系较为密切。中亚五国独立后，都以外交手段较好地解决了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俄罗斯族人问题，使其成为俄罗斯在中亚的社会基础。中亚各国不论是在经济发展、军事安全，还是政治体制转型方面都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利益，历史上的民族文化联系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仍将是联结中亚与俄罗斯关系的纽带以及影响中亚地缘政治格局走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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