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堪舆渊源及本土化发展与影响
颜 亮 王军涛
（西藏大学，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作为藏地轴心时代“元”文化之一的堪舆，是在学习、借鉴、吸收波斯、印度、汉地文化基础上，通过藏地学者不断研究与著述，最终建构起的藏地“萨谢”（sa-dpyad）文化体系，其文化由理论到实践影响着藏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藏族地方性知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 萨谢；他者；著述
“萨谢”（sa-dpyad）“萨”为土、土地的意思，“谢”为勘察、分析之意，其整体语义表述为勘验相地之术。实际在历史发展中，藏地“萨谢”（sa-dpyad）突破了语义上有关地理环境、藏族建筑相关的范畴，而是以信仰层累、民俗延化、地方性知识叠加等为核心，广泛吸收印度堪舆、佛教思想，汉地堪舆、道家思想，自我融合、内化形成的特有的藏地堪舆知识生产空间，包括堪舆知识的创作群体以及体系繁复的堪舆知识。在现实界域，藏地堪舆理论及实践，由内而外辐射、影响巨大。其一，自然观影响。“萨谢”（sa-dpyad）本意相地之术，实际上包括自然环境中的人与自然直接关联的诸多媒介，天相、地相、水相、山相等；其二，神性观异延。以本土万物有灵信仰、苯教神灵为基石，随着印度、汉地文化的传入，神性谱系中加入印度、汉地堪舆人物，也强化、扩展了藏族宇宙观、神灵观以及宗教观；其三，知识谱系的扩充。原始苯教文化的经典、神话、仪轨、医学，佛教大小五明中的藏医药学、藏族天文历法、藏传佛教艺术等，皆因堪舆知识而得到扩充。其四，堪舆知识不断完善藏地历算，实践性指导藏区农业生产与生活，深化了藏族群体对空间的认知及探索；其五，播撒社会纵横层面，影响日常生活习性。从圣俗空间看，神性空间的寺院建筑、占卜运占、仪式仪轨，世俗空间的家宅建筑、节庆婚嫁、服饰配物等都受到堪舆知识的影响。所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讲，藏地堪舆已然突破环境地理的勘察功能，具有多元、复合型的功效，这与藏地堪舆体系的渊源发展，吸收他者文化，不断演进、丰富、扩充，最终内化创新自成堪舆知识体系关系密切。
一、共性与他者、吸收与融合：藏族堪舆渊源与他者互融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建立的世界“轴心时代”(AxisPeriod)理论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和公元前800—200年的世界精神文化过程中，世界几大文明涌现出众多圣哲先贤，有了整体性存在意识和自为理解的框架。帕森斯甚至认为公元前的1000年左右四大古代文明已然完成了哲学突破，即人类处境和宇宙本质的高层次认知。而中国轴心时代的特殊性在于：时间上早于公元前800～1000年的夏商周完成了精神文化的祛魅，从上古巫觋时代①到祭祀时代（夏商）再到礼乐时代；经典与人物的连续性而非断裂型跨越式倾向②构建。一方面，“元”经典包括：《尚书》（上古时期），《连山》、《归藏》、《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另一方面，圣哲人物包括：三皇五帝（上古），周公（周朝），孔子（春秋）直至诸子百家和历代圣贤。在世界轴心时代和中国轴心时代双重文化动能塑造的场域中，发源于雅砻河谷和古象雄的藏族文明，在公元前2—5世纪，从古象雄文明中孕育出的苯教完成了“藏人从信仰的泛神论进入信仰有浅显教义的统一的苯教，这是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也是藏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
作为“元”思维与文化根性，苯教随处播撒堪舆文化的因子。苯教创世“卵生”神话③描述了世界的来源。五大元素水、火、地、风、空聚合产生冷热二元，由此产生黑白巨卵，相互撞击，幻化人类始祖与自然万物。其创世神话不仅 “描绘了一幅天神、人类、动物、生灵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景象。”[2]隐含二元哲学思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构建出了藏地特有的宇宙三界观知识体系。苯教的上、中、下三界观，以神话述行分异出年、赞、鲁的神性空间，自然万物被包裹其间。天阳地阴，地界九层。宇宙三、九之数又囊括了自然映射的色彩，天空（天神）以白色象征，空气（年神）以黄色代表，空色（赞神）预示地表，黑蓝（鲁神）为地下，自然立体空间上天神、人、自然三因相依，三位综合一体。自然横向空间上根据藏文木刻《天地八相》记载，又以动物形象标示空间方位：东方是白虎，南方是蓝色天龙，西方是红鸟，北方是黄色乌龟。古象雄孕育出了文明的三种类型：创制出玛尔文或拉哇“降种”文字的雍宗苯教神文；“仲”的产生与布道，其一为寓言诗体的历史口承及说史人；其二为神幻神奇的非历史故事叙事及传布者；其三为德乌“运用符号、谜语和神秘语言传递知识、交流信息”。[3]“象雄文明用苯教思想统一了青藏高原，使藏民族较早地成为一个具有哲学和理论思想的民族；雅砻河谷文明推出了鹘提悉勃野王朝，以政治和军事统一了青藏高原。”[4]古象雄文明随着雅砻河谷部落、邦国、王族的兴起，彼此产生视界融合，其苯教动态演进成为青藏高原思想文明的祛魅情势④。第一阶段的巫觋笃笨，通过本土化自然涌现，进行“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5]与巫有关的信仰活动；第二阶段开始吸收他者文化，四处游走进行传播的伽苯时代，在藏地知识空间完成了感性形象化思维向理性抽象思维的转变，生产出“本无空”与“卵生说”之见；第三阶段以脱魅为主题，复杂、矛盾、多元甚至跨越式发展。编译经典的觉苯与印度佛教的纠葛互融，又与外来他者文明多向度互渗融合。堪舆文化作为藏地文明之一种，贯穿其脱魅过程，在自由基础之上，吸收他者、视界融合、完善自身，最终建构出藏地特征的萨谢 （sadpyad）体系。
1、建立健全兽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一）波斯祆教与苯教堪舆文化的潜在关联
藏文史书记载苯教发展到第二阶段所产生的雍仲苯教，实际上是大食苯教传入、象雄文明吸收了波斯祆教、本土民间信仰连锁反应的裂变效果。波斯文明潜在的堪舆文化得以显现，表现为：其一，“二元论在波斯袄教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思想，同样在苯教中也是其根本思想。”[6]善恶、光明与黑暗二元论蕴含着阴阳概念。《班达赫申》记载了祆教二元之神，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水、土、火、气，间接隐含了堪舆自然元素。其二，“雍仲符号不是苯教所独有的，在佛教，乃至时代更早的祆教等其他宗教中，或者民族中都存在过。”[7]苯教雍仲万字符蕴含着“九”之数，代表人文阴性属性，象征自然现象之太阳、雷电、火，甚至整个大气现象，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其三，波斯星算占星术知识，包括黄道十二宫推命、天空星象图等，很有可能通过祆教这一媒介，进入藏地影响其天文历算的认知，甚至被藏地苯教吸收融合。
（二）印度文化对藏地堪舆文化的影响
“从公元600年至公元1300年西藏与印度北方有众多交往。”[8]这种交往以双向度的文化互渗为主，同时也带来了佛苯之争的思想碰撞。频繁的文化交流，表现在堪舆方面的影响主要有：第一，哲学思想的共性，“梵”宇宙本体概念以及所代表的天地空三界概念与藏地苯教宇宙观产生共性；数论派的二元思维以及二十五谛中的五大粗物质地水风火空；瑜伽派所强调的人与宇宙的关系，与堪舆文化内在心理的探查产生共鸣；胜论派更是讨论地、水，火、风四种原子结合构成的客观世界事物，以及时间空间中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关联。第二，印度占卜术的影响。“印度堪舆术类似中国风水，是一套讲究物品摆放或房屋建筑须与当地能量调和的系统。土占的定义随时代而有所变化，因此今天所称的土占，可以指任何与土地有关的精神及心灵仪式。”[9]除了土占术，拥有婆罗门占卜源头的印度，将形式各异的占卜方法传入雪域，例如，十一世纪传入的珠占；印度流行的鸟占与藏地鸟占存在着千丝万缕关联；《二十七星宿占算法》：“这部占算法最早起源于古印度，后传入西藏，在藏地传承了千年之久。它一直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密法而深藏于寺院当中，只有密传弟子才得以学习。”[10]第三，藏族古历法与印度天文历算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众多印藏译师把天文历算学著作从印度直接译传到藏地而没有经过汉地转译。”[11]“藏族历算，是一种特殊的阴阳历算系统。是以藏地最古老的物候历和公元11世纪从印度传入西藏的时轮历为基础”[12]，《时轮经》（Dus kyi‘khor lo）随印度密宗入主藏历，其纪月法以二十七宿为基础，被藏地称为“白算”；印度的“绕琼”推算法传播到藏地，取代藏地本土的“琼日”推算法；藏文《白琉璃璎珞》中明显杂糅着印度十二宫、二十八宿的历学内容。第四，随印度佛教而来的堪舆术。公元8世纪初，印度佛教中的吉凶占验与风水结合，莲花生大师携带的《堪舆点滴》进入藏地密宗次第中，在藏地广为流传。公元11世纪，阿底峡携《堪舆珍宝之梯》入藏，尊照其师阿罗汉僧格林巴吩咐，“此行藏地为利益众生，将会在藏区择一处常居，此处建村舍、寺院、宫殿和佛殿，圣贤们居住的城市也会随即形成”。[13]
嘉庆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这一教育运动的开展经历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嘉庆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中的奕颢、成秀和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嘉庆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三）汉藏堪舆文化的互渗
历史上汉藏之间的堪舆交流十分密切，以交流内容划分主要包括：首先，苯教与汉地堪舆，“经专家研究考证，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的巫术及阴阳五行、堪舆术、鬼神、鸡卜等观念和青藏高原上的原始苯教文化，通过古羌人、藏人、氐人和嘉绒人进行了初步的交流，而中原的道家神仙文化也开始融入苯教文化，到唐代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14]一方面，苯教将孔子尊为神灵贡泽神变王 (Kong-rtsevphrul-rgyal)，奉《周易》为信仰经典，另一方面苯教与道教不仅师祖神话相似，而且苯教向道家学习修仙术与堪舆禳解法。其次，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了大量的堪舆书籍，并且随行有汉地堪舆师，有效的在藏地传播了堪舆知识，包括阴阳五行、五曜、七曜（日、月、火、水、木、金、土）、八卦（spa—kha）、九宫（sme—ba）、二十八个恒星、十二生肖等系列化的堪舆知识。再次，公元6世纪，汉地天文历算就已经传人藏族地区，到了“17世纪时，藏族建立起印、汉、藏等天文历算体系。”[15]藏地从汉地学习的天文历算包括五行算法、八卦九宫算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六十甲子算法、二十四节气算法、推雨情的牛算法和黄历。最后，理论与实践并行发展，藏地萨谢（sadpyad）在广泛吸收汉地堪舆文化基础上，结合地方性知识，形成了宗教（苯教、藏传佛教）、地方习俗与汉地堪舆融合后，自然、神、人三位一体的特色理论体系。尤其是实践上注重仪式仪轨与相地程序相结合的堪舆实践，包含择日择吉、天相勘测、地相勘测、山相勘测、水相勘测、点穴勘验以及各种禳解解煞方法。
二、自在与异延、作者与文本：藏地堪舆研究著述发展
藏地历法的纪年、纪月、纪日的不断完善，直接影响着日常记事、农业生产和生活安排。除此之外与占卜结合，还影响着藏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日期的选择安排。作为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生活环境中气象的预测有利于事物的安排，所以天文的研究与方位、节气的结合，为藏地提供了天气物候的长期、中长期、短期三方面的预测功能。藏族十因明中天文历算与藏医关系密切，基于龙、赤巴、培根的三因学说，与先进的胚胎学说、形象的树喻学以及神奇的藏医药学，通过内外五行思想，外部自然界五行因素对人体内部五行病的相互作用，进行有效保健和养生，做到诊病、治病，最终达到身体内因与自然外因的平衡与调节。
（一）苯教时期的堪舆研究者和堪舆文献
4.1 QFR收益评估 与FFR检查相比，定量血流分数测量系统在临床常规冠状动脉造影过程中即可完成血管三维重建和QFR分析，其不仅提高了冠状动脉功能学分析的安全性，还简化了现阶段临床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估的方法。该产品在临床操作中不需要使用压力导丝，对患者没有额外创伤，避免了将压力导丝输送到病变血管后可能在远端诱发斑块破裂、损伤血管的风险；同时，无需使用微循环扩张药，故避免了使用微循环扩张药诱发充血给患者带来的副作用(患者检查时有不适感、测量时间较长等)。此外，该产品解除了无法在哮喘、严重高血压及Ⅱ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中测量FFR的限制。
唐朝时期，苯教堪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王朝设有御咒士(sku'i sngags mkhan)，授予大银告身，还有御卜苯教士(sku vtsho ba'i bon bu)、堪舆家(sa mkhan)，授予 小银 告身。敦煌文献P.t.1089记载公元830年，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设有专门的占卜风水师(sam mkhan)，其他地区，例如管辖敦煌的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署也设有堪舆师管制。苯教对河西敦煌一带影响巨大，其堪舆文化自然位列其中。敦煌出土的文书中有25件提到苯教，涉及占卜的文书有《羊骨卜》、《十二钱卜法》、《骰卜》等。汉地传入藏地被苯教吸收翻译的堪舆经典有 《龙萨龙杰》、《嘉纳噶杜》、《三界调和真经》，汉地堪舆色彩浓厚，但是在方位、五行上存在细微差异，而且结合藏地神灵进行了汉地堪舆天干地支五行等的改造创新。
（二）佛教时期的堪舆研究者和堪舆文献
1.外来学者及其堪舆著述
完善管理制度体制，有效保障党支部工作创新。一是完善“互联网+”党建相关制度。明确各级人员的职责权限，完善管理制度及激励机制；二是制定相关法律。由于“互联网+”时代网络具有开放性、交互性、不确定性等特点，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党务信息和党务活动的安全；三是健全网络安全制度。做好医院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防止不法分子非法侵入党建平台，另一方面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监督，做好对舆论的正确引导工作，推进“互联网+”时代网络监督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营造和谐的网络舆论坏境。
表1 苯教结绳占卜及占卦文献
2.藏地堪舆历算人才及书籍
不丹影印本《汉藏史集》记载，藏地堪舆传承谱系如表2。
藏传佛教后弘期，桂·库巴拉孜翻译了《缘起所生学术真实性论》。塔尔巴·尼玛坚参翻译了《八种星算占卜术》、《战胜外道经论皇占卜》。扎觉喜饶翻译了《星曜合占星相术》。1027年，结觉·达哇欧色第一个翻译了藏传佛教密宗最高经典《时轮经》，涉及五行、地支纪年。噶举派热嘎阿色撰写《相地术珍宝汇集》、滚珠云丹加错编写《玛哈支那式的相地》。拉卜楞寺的格西拉毛次成嘉措撰写《相地词义明镜圆满之如意宝瓶》[20]。甘南喇嘛拉毛次赤木绘图撰写堪舆著作，包括勘验、禳解等一整套的理论与仪式。嘉洋尼玛讲解四十叶手抄本 《堪舆术图示提要》（sa—bkravi—dpe—ris—dgongs—kuna—tshng） 此手抄本已明显出现堪舆风水与藏地bla（魂魄）、sria（魔障）融合的特征。汉地宋朝时期，萨迦五祖中的第三祖札巴坚赞(1147～1216年)著述《掌握时刻计算》涉及藏汉历法对比以及闰月设置问题。1318年，噶玛巴·让迥多吉以苯教推算法“吉孜”为基础，完成《星算综合论述》，从理论上将藏地天文历算抬高了一个层次。1323～1327年，布顿·仁青珠完成了《教历》、《吉祥时轮推算口诀智者生悦论》。洛沃堪钦·索南伦珠的著作《学者入门注疏》记载了萨班的两部关于工巧明的著作 《造像量度经》(sKu gzugs kvi bstan bcos)和《堪舆术》(Snbrtagpa)。 1425 年，雍顿·多吉贝桑曲布哇依据“吉孜”法，著成《曲布哇历书》创立了“曲布哇日算法”。绛达·南杰扎桑(1395～1476年)，在堪舆历算方面著作达到42种之多，包括《历算论·童蒙入门》、《体系派历算广论》、《历算说明如意宝鬟》、《推算日月蚀难点广论》、《六境合时各别原因》、《历算论·无垢宝贝》、《历算根本·甘露水流》、《占卜显明说》、《无误九宫辨认》、《依地势风水占卜测算法》、《吉凶咒法测算》等。同一时期，普巴·伦珠嘉措、藏穷·曲扎嘉措、克珠诺桑嘉措、扎穷·云丹嘉措四人参照“山洞算法”创编了《白荷教诫》、《央恰释解》。克珠诺桑嘉措(1423～1513年)著有《时轮总义无垢光庄严疏》和《白莲亲教母子摄集二次第释》，利用“莎雄”计算盘推算星曜、时、辰、日、月、地的运动，自此藏地有了“普巴派”传承。噶玛噶举第二世巴俄·祖拉陈瓦(1504～1566年)著有《历算论·珍宝藏》。帕竹政权时期，绛达南杰扎桑、布顿大师、朵浦巴·喜饶坚赞，历算“三嘉措”学者，即藏穷却扎嘉措、克珠诺桑嘉措、浦巴·伦珠嘉措等都是在历算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学者。
格鲁派创立之后的1624年，第二任甘丹赤巴达玛仁钦著有《堪舆宝藏注疏》。班觉程勒饶杰完成《中印算学问答》。东布·顿珠旺杰完成了他的《中印算学·合璧》。达仓译师著成《镶嵌宝》。班钦贡觉著作完成《补充星珠》。1656年，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完成了《算学问答·太阳之光》。旺扎多吉利用日食和月食图表以及推算数据，写出了《日月食算经验》一书。1683年，第斯·桑结嘉措创作出了藏地重要创造性历算著作《白琉璃·智者心宝》、《白琉璃除锈》。1714～1715年，宁玛派僧人阿旺曲贝(或丹增嘉央旺波)著成《日光论》、《日光·金质本疏》，编纂完成《敏珠林历书》。同时期，拉尊·洛桑丹增坚参著有《取舍光明论》，东雪·阿旺曲扎著有 《算学基础新移》。1735年，莎增嘉措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算学·琉璃》。1796年，阿旺弥旁达哇著述《算学·智者珍宝论》。近代历史上，文殊胜海不败尊者(Mi phan’Jam dbyang rnam rgyal rgyamtsho，1846～1912年)乃藏传佛教宁玛派(rNying ma pa)近代最杰出的学者。“对于文学、舞蹈、医方明、因明、历算、占卜、堪舆等，皆有深刻精辟的著述。”[21]钦饶罗布著作《具明心滴》等历算天文著作。洛桑慈成木嘉措(1889～1958年)，在研读大量先贤著作基础上原创著述了《数术释诠·如意藤》、《堪舆术·如意宝瓶》等历算堪舆书。
8世纪初，弘扬佛法的赤松德赞（Trishong Deutson）邀请而来的莲花生大师（Gouroupadmasambhava）著有《堪舆点滴》，成为藏区广为流传的《莲花生大师密宗次第·相地杂记》。也有一批莲花生伏藏被开掘，包括：莲花生大师所著，堪卓益西措杰掘藏 《密宗道次第中的堪舆学点滴》（slob dpon pamvi gsangsngags lamrim las byung bavi sadpyad thor bu）。[19]伏藏文献记述了修行地、住宅周边自然风水的勘验并对堪舆地煞禳解进行了细致阐述。莲花生大师所撰，冉达林巴大师掘藏，并收录在噶举派贡珠云丹嘉措大师编著的《大宝伏藏》（40卷）中，此文献以阴阳为论，全面阐述修行地、寺院、家宅选址风水等内容，并涉及了财运、化煞等具体方式方法。莲花生大师口述，堪卓益西措杰笔录，仁增拉鲁军乃掘藏《修行地等堪舆方法》（sgrub gnas sogs sa yi dpyad thabs gnad kyi gzir tig），该文献以将汉地形派风水与藏地神灵、宗教结合，运用于勘察选址，并用五 行 （vbyung—ba—dus—kyi—me—long）生 克 法 结合佛教吉祥符号来制定化煞方法。由此可看出，伏藏堪舆文献已经明显显现出汉地堪舆与藏地融合的理论、实践意义。11世纪，阿罗汉僧格林巴遣使阿底峡带给藏地堪舆著作《堪舆珍宝之梯》后融入藏传佛教地相书目。藏文史籍记载：“历算之术实由汉地传人，系那朗氏萨拉君译汉为藏文者。”汉地精通历法的学者贾赤摩诃衍传给藏地学者察达丹、朗措多勒、恰嘎冬衮（又译甲迦多衮）、达米达卡，三部历算堪舆经典《明灯续》、《无上大无畏》、《天地寻踪》。吐蕃时期，著名汉族学者丁作，藏族称作班智达钦体里，或叫土华那波，两次来到吐蕃与很多藏族学者康巴·查吴、琼布·唐波、朗措东亚、藏玉谢、摩雷侃、加玉桑等合作翻译完成历算堪舆著作，留于藏地的藏文堪舆著作有《冬夏至图表》、《五行珍宝·密精明灯》、《珍宝明灯》等，其中《星算琉璃卷》、《经典中心之意》、《解释太阳之光》遗失。
表2 藏地堪舆传承谱系
三、播散与分异、实践与运用：藏地空间堪舆的实际影响
藏地堪舆文化由来已久，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通过藏地学者模仿、借鉴、吸收、创新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后，堪舆文化的影响以潜在和显性双重方式，播散在藏地圣凡空间中，成为藏族知识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被广泛的运用于藏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建筑的理论实践影响
藏地萨谢（sa-dpyad）在广泛吸收他者堪舆文化基础上，结合地方性知识，形成了宗教（苯教、藏传佛教）、地方习俗与汉地、印度等堪舆文化融合后，自然、神、人三位一体的特色理论，从而敬畏自然万物，保护山川湖泊的完整性，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实践上注重仪式仪轨与相地程序相结合的堪舆实践，并且通过择日择吉、天相勘测、地相勘测、山相勘测、水相勘测、点穴勘验、禳解解煞系统化的勘验行为，进行对藏区家宅、寺院等建筑的选址、空间布局、内外部装饰营造、建筑仪式全方位的实践操作。
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亲自撰写了有关星相学和玄学的苯教经文《世间库源》。而苯教九乘次第判教中的因四乘恰辛(phy gshen)中就有星算苯(gTsug-Iag-rtsis-kyi-bon)。相传为苯教祖师辛饶弥沃传给恰辛祭司列杰唐波(Legs-rgyal-thang-po)及其其他弟子的堪舆经典就有 《占卜图幻变镜》、《八卦宫洲》、《大种时轮》、《卦羂缘起业算》，其中根据卡尔梅·桑木丹所著《格言宝库·苯教史》记载，辛饶米沃且之子珠布琼(vPhml-bu-chung)是接受并传扬星算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根据苯教古文献记载，《风水吉凶的取舍之规沙堆》(savi legs nyes kyi blng dor vbyed pavi mam gzhag bye ma bradL spungs)记载了藏地四位堪舆学家前往玛旁雍措湖畔修《风水之沙堆讲授宝鬘》(savi bye ma brdal spungs dmar khrid rin chen phreng ba)，一共包括“实体之论一百二十部，色之论一百二十部和不定之论一百二十部，共传授三百六十部等堪舆学经典”[18]除此之外，苯教经典堪舆文献有：《太白济龙经》（klu vbum dkar po）、《斑斓济龙经》(klu vbum khm po)、《玄青济龙经》(klu vbum nag po)、苯教甘珠尔232卷《沙土堪舆面授之镜子》(sadpayd bye ma lag khrid gsal bvi me long)。苯教堪舆中的五大元素与十二生肖相配理论出现在公元前24～21世纪的萨让杰楚时代。公元前1557年出生的贡孜楚甲，整理、编撰了五行历算及四大元素搭配学说著作。公元前1897年出生的解补持希编著了富含五行生克思想的藏医理论著作《索日崩系》。苯教结绳占卜及卦象文献主要有《伏藏占卜精要》，学者降拉乌喀(Gyang-la-bdu-dkar)著有《绳结库诠释》(mDud-rdzong-khra-mo-gzhung-khral)和 《医术明镜》(rKyang-dpyad-gsaJ-bavi-me-long)。 巴琼·扎西嘉措依据参考觉沃肯·洛桑多居 (Jowo Khen Blobzang-mdo-rgyud)的象雄卦书专著《巨续教义明经》(rGyud-chen-dgongs-pa-rab-gsal)十七卷本以及其他占卜卦象书籍汇编而成 《绳结库金刚秘法》(mDud-rdzong-rdo-rje-gsang-bavi-tha-ram)《阐释琼鸟展翅》(Khog-dbub-khyung-chen-lding-ba)。 居米旁·嘉木样南杰 （Ju-mi-pham vjam-dbyangs-mamrgyal）著有 《世间神奇绳卦阐释明灯》(Snd-pavphrul-gyi-j u-thig-dpyad-don-snang-gsal-sgronme)，《家神宅神礼赞文吉祥雨露》(Khyim-Iha-phug-Ihavi-hstod-pa-bk ra-shis-char- vbebs)收入《神桑供赎大祷义》。其他苯教占卜卦象文献如表1。⑤
（二）堪舆中的天文历算对藏地生活的影响
藏地堪舆实际上是一个基于本民族宇宙观、世界观、认识论的多元化、异质同构的文化体系，它吸收了外来他者堪舆文化，又与自身宗教密切关联，异延出了众多堪舆文献文本和相关的仪式技术和程序，也将分异出的本土化特色浓厚的堪舆理论，播散到了藏地日常习性和地方性知识当中。从动力学纵向发展角度看，藏地堪舆是在时间维度中各次级文化子系统，再协调性的以递增式的姿态进行造塑，从藏族原始思维意识中得到播撒——自然涌现的堪舆‘元’实态——多向度吸收同化异族文化，完成了多重（内在宗教思维外在实体形态）建构。如同皮埃尔·布迪厄的论述，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社会文化整体结构是由大量存在而且具有相对性的社会小文化次级结构建构而成，这些大结构中的小结构是具有自主逻辑性、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外在空间，而这些小社会文化结构自身特质中的逻辑性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在共力的支配下，成为其它场域运作的必然性逻辑。所以从纵向度看，堪舆文化完成构架后，早已与吐蕃总文化圈形成了共在性，并且具备了沃尔夫所谓的，接受跨文化传播时，必须存在的高层次抽象思维意识、符号系统、文化认知系统、相似性文化、文本体系端口。“文化接触不是一些文化元素从一个文化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而是不同集团间互动的持续过程。”[16]所以说，他者原创性的堪舆文化进入藏地，这种跨民族跨地域的传播都会首先利用互渗律原则，进入对方开放的相似性内外文化系统的端口，或言多种文化涵化过程中，核心政治力与经济力敞视开启并运动活跃，调动各种力量，多种文化才能真正涵化产生结果：同化、涵叠、甚至出现共文化现象。如莱塞所述“涵化就是两个文化的元素混合或合并的过程。”[17]而藏地堪舆（sa-dpyad）恰恰是在一种叠合状态下，与他者具有相似性的堪舆知识混合、合并，从而有了藏地堪舆大量的研究者和著作文本的存在。
依据当地的气候环境条件以及小麦种植制度，选择抗病能力良好的品种，避免过早播种、控制播种量，科学施肥。小麦返青后及时灌溉返青水，禁止漫灌，做好田间杂草防治工作。并于每年二月下旬至三月期间，在上午有露水时每亩使用烯唑醇可湿性粉剂50g，对水40千克喷雾，病情平生田块间隔10天后重复用药一次。
（三）堪舆文化在藏族艺术中的影响
其三，医学唐卡又称曼唐，主要以《四续》内容为题材，形象地表达了藏医药学医理和临床诊治、实践操作。”[22]其中藏医唐卡脉诊图就有四时脉象与五行、脏腑关系，四时的分法，母子敌友脉推算法及七奇脉中的卜家、卜客、卜敌法等的描绘。
其一，《斯巴霍》唐卡在龟形动物上由内到外依次分别是九宫、八卦、十二生肖，而周边上方则是佛部文殊、金刚部金刚手和莲花部观世音，即密宗事部三怙主。中心上面圆形表示总括一切时间、方位、风水、地理。下面圆形则是一位忿怒面柑、獠牙卷舌的四手种兽罗睺，它是掌理日星宿年月日时的神灵。在西藏，此唐卡常被用于活佛坐床、高僧出行及葬礼等仪式中。
其二，藏历推算唐卡。根据藏族传统历法绘制，至今藏区仍使用藏族独特的天文历法体系，不仅能准确推算曰、月、五行的位置和运动，还可根据物候、星辰等现象和数据预报西藏地区天气和地震等情况，其画面绘有九宫、八卦、十二生肖等图，据此推算藏历日期、节气等。
堪舆文化主要体现在一些类型画的创作中：
（四）宗教用品中的堪舆文化因素
藏地很多宗教法器、日常宗教用品、护身符等上都有与堪舆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例如，其一，宁玛派使用的铜镜法器，呈凸凹镜状，凸起一面光亮，凹进一面有图纹。中心圈内为九宫格，方格内的藏文数字“5”代表五行中的“土”。其二，风马，藏语“龙达”，最初由绘有魂马图像的送魂幡旗演变而来，寓意人的气数、命数及五行，其图案中五种颜色、五种动物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四个角的大鹏、白狮、青龙、红虎代表方位，整体布局以阴阳概念布置。其三，护身符作为日常藏族人佩戴的宗教物件，堪舆文化因素的加入强化了藏族人对圣物的信念。藏地九宫八卦护身牌作为斯巴霍图的一种，在构图上将九宫、八卦、十二生肖、神兽、佛教符号整合、美化，铸造出了艺术与宗教相结合的护身符。
（五）堪舆文化对宗教仪式仪轨的影响
藏地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都与很多宗教仪式仪轨关联甚密，其中择日、命占所使用的方法、卦书，很大程度上都是堪舆中的八卦五行、天干地支的综合运用。除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堪舆文化关联密切外，藏地特有的活佛转世制度，其中很多仪式仪轨也涉及到了堪舆文化。“转世的程序也各不相同，但主要的程序，大体是以活佛生前的预示和遗嘱提供线索，通过占卜、降神、观湖等方式确定其下一世活佛出生的方向，前往寻访灵童。”[23]其占卜又称作打卦，一般是融合苯教、佛教和五行八卦来进行具体的预测，卦象的显现就是堪舆中八卦方位的预测方法。选定灵童之后，对灵童命理的占卜又涉及到了堪舆命理的内容。
综上，作为藏族“元”文化之一的堪舆“萨谢”（sa-dpyad），在自有文化基础上，与他者文化——波斯、印度、汉地文化等产生共性与互渗，通过苯教、佛教时期众多学者不断借鉴与吸收，创造出了数量庞杂的堪舆著作。随着藏地堪舆人才的增加，堪舆文化体系的完善，堪舆文化开始对藏地日常生活中的建筑理论与实践、农业生产与安排、藏族艺术与宗教仪式等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预制性词块教学法要求学生在脑中构建预制性词块的专门记忆区域，这个区域中储存的词块都由多个词汇构成，这无疑为学生提供了另一种词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与词汇的应用方法直接相关的。这种特性对外语教学的词汇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具体来说，学生在记忆一个单词时，如果该单词是已记忆词块的一部分，学生立刻就会同时想起词块中的其他单词。[4]这种串联式的词汇记忆方法能极大地提高词汇教学的能效，也能迅速扩展学生的词汇量。此外，学生在向预制性词块的专门区域输入预制词块时，词块中的所有单词都相当于经历了一遍再记忆的过程，有利于单词记忆的复习和强化。
①巫觋时代：夏以前是巫觋时代，人神杂糅天人合一，上古巫觋的功能是促使天地的交通也就是绝地天通，巫觋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寻求祛魅理性的时期。
螺虫乙酯（Spirotetramat）、螺虫乙酯烯醇（B-enol）、螺虫乙酯羟基（B-mono）、螺虫乙酯醇酮（B-keto）、螺虫乙酯烯醇糖苷（B-glu）标准品，均购自德国Dr.E公司；PSA，北京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乙腈、甲醇（均为HPLC级），购自美国Fisher公司；乙酸（分析纯），莱阳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甲酸（HPLC级），德国CNW公司；氨水（分析纯），开封开化（集团）有限公司，实验用水为屈臣氏蒸馏水。
前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语林》文字，在初唐虞世南所编、成书于隋代的类书《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一《武功部九·角》中，则更为详细：
②本雅明·史华兹认为轴心时代动力是一种走向超越的倾向，如果在所有这些‘轴心’运动中仍然存在某种共同的基本驱动力的话，则该驱动力便可被称为走向超越的倾向。
③丁仁南喀汇编的苯教经典《卓浦》收录了公元8世纪时登巴南喀注释的《一切苯教真实门库要义注释神匙》和先钦鲁噶在公元1017年从伏藏中发现的经文和传说都有卵生神话记述。雍仲苯教（g·yung-drung-bon）其经典《黑头矮子的起源》和《部族的口头传说或起源》也有卵生神话记述。
④情势：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核心概念，情势为显性结构存在特征，包含两个多元性质：断裂的多元和连续多元。
⑤此表根据曲杰·南喀诺布所著 《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 “仲”“德乌”和“苯”》一书整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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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Tibetan Geomantic Omen and Its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YAN Liang WANG Jun-tao
Abstract: As one of the"Yuan"cultures in the Axis Age of Tibet,geomantic omen built up a Tibetan"sa-dpyad"cultural system through continuous research and writing by Tibetan scholars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drawing lessons from and absorbing Persian,Indian and Han cultures.Its culture influenced Tibetan daily lif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ibetan local knowledge.
Key words: Geomantic Omen；Others；Writings
中图分类号： C958.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穴2019雪01－0214-06
本文系2018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藏财教（[2018]54号）》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10-04
作者简介： 颜 亮（1983-），男，甘肃兰州人，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 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献与文化。
王军涛（1973-），男，甘肃张掖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诗学与元明清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徐长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