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集体林区林农的风险态度与碳汇供给决策：一个来自浙江的风险偏好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农论文,风险论文,林区论文,浙江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5-06-26 中图分类号：F32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5)07-0148-10 当今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碳循环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通过森林固碳方式来减缓碳释放不仅潜力巨大，而且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1-3]。南方集体林区是中国最主要的林区之一，森林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分别占全国的45.02%和31.69%，未来森林碳汇供给潜力巨大，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的重点实施区域。自2003年新一轮南方集体林区产权改革后，林农拥有了山林经营权，成为集体林经营的主体。但不容忽视的是，均山到户的政策使得林权细碎化程度进一步加深[4-5]，与此带来的是小规模林农成为森林经营的主要力量，也成为森林碳汇供给的主体。但是对于小规模林农而言，森林碳汇经营又是森林经营的一种崭新模式，主要体现在物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成本投入、经济产品以及轮伐周期的变化上[6]，基于资金时间价值和碳价格变化，林地期望价值和预计收益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在中国碳汇市场仍然是一个潜在市场，小农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价格不稳定、市场谈判能力薄弱等自身特质问题在碳汇交易中也会存在，这些都导致小规模林农在面临碳汇经营决策中将会有很大的风险。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在小规模林农农业生产行为决策，尤其是新生事物的投资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7-8]。因此基于碳汇经营情景下，分析不同风险类型农户的碳汇供给决策变化和供给能力，判断农户风险偏好对于碳汇供给的影响，对于今后提高激励碳汇经营主要供给群体政策的瞄准度，预判南方集体林区碳汇供给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户对风险的态度影响着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行为和资源利用效率。现有的研究大量围绕着农户如何在风险状态下尽可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继而考虑农户最优的生产组合[9-11]，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户决策行为[12-13]。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农户都是风险规避的，尤其在小农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4-15]，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农村市场开放度以及农户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户面对生产经营的风险态度正在不断地发生分化，对于农户的生产经营风险态度需要进一步认识。依托风险决策理论框架[16-17]，实验经济被作为一种方法用来分析理解代理人的行为决策、风险态度和市场结果。相对于其他方法而言，“实验经济”具备“可控性”(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可测性”(解决变量解释的残差)和不受现实环境制约的“多样性”等优点[18]。针对不确定性环境下个体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首先大量学者采用有序彩票选择设计测度了个体风险厌恶[19-20]，但由于存在“符号依赖”问题，有学者进行了更新设计，设计出多元价格序列设计(MPL设计)用于测量不同风险类型个体行为[21-23]。国内学者也利用Holt实验进行了相关社会偏好个体的研究[24]，但将经济实验用于农户农林业生产行为决策研究方面明显不足。在讨论经营主体碳汇供给相关研究方面，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私有林碳汇供给方面已有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和积累，主要集中在碳汇经营决策、碳汇成本要素等领域。目前采用较多的是利用Hartman模型分析了经营主体营造不同树种在最佳轮伐期和碳供给下不同碳支付形式所带来的影响[25]，国内学者对碳汇供给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运用回归方程和生物量测量等方法，主要研究碳储量的测算问题和碳汇价值核算26-29。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内对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及影响研究起步较晚，处于起步阶段。小规模林农作为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经营主体，部分学者已开始探讨森林碳汇经营对农户所带来的森林经营和社会经济影响[30]，但仍以理论模型构架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也有学者开始运用修正的Faustmann模型分析了碳汇收益目标下森林经营主体决策和碳汇供给[31-33]。国内学者对森林碳汇供给的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刚起步，目前主要倾向于自然科学领域，探讨了土地利用对二氧化碳排放、生态系统碳储量、森林碳汇等方面的影响。综上所述，利用实验经济学，将农户的风险偏好与碳汇经营决策想结合，探讨风险偏好与碳汇供给的关系及影响，可以弥补国内研究的空白。 二、样本点选择、实验与模型设计 (一)样本点选择 为了分析小规模林农的风险偏好与碳汇供给，项目组根据浙江省山区县市的社会经济、地理区位、森林资源状况等指标通过分层抽样选择了4个县市作为案例县市，在每个案例县市通过分层抽样选择2个乡镇，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在每个乡镇选择2个村，每个选择10户，共160户开展实地调查①(表1)。调查人员一对一与农户交流，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基本特征、林地经营面积、家庭收支状况、杉木经营地块投入产出情况②、对碳汇经营的意愿和评价情况等。
(二)试验设计 项目组选择Holt实验来测度样本户的风险偏好。项目组设计了10组方案(表2)，在每组方案中样本户需要选择选项1(安全选项)或者选项2(风险选项)。每个选项对应有相应的奖金，每个选项中拿到高额奖金的概率以10%递增，对应的拿到低额报酬的概率也以10%的概率递减。例如，在方案一中样本户需要在选项1(拿到20元的概率10%，拿到16元概率90%)和选项2(拿到38.5元概率10%，拿到1元概率为90%)之间做出抉择。表3最后一列给出了两个选项之间的期望收益差。在前四个方案中，选项1有较高的期望收益，而后六个则是选项2有较高的期望收益，所以作为一个风险中性的样本户会在前四个方案中选择“选项1”，后六个方案选择“选项2”，因此在第五个方案后再选择“选项2”的就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群体，而在第四个方案之前就选择“选项2”的可以被认为是风险偏好群体。 为了确保试验信息的准确，实验开始前，考虑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有限，由调查队员将自愿参加实验的样本户进行试验规则的培训，然后带到一个封闭的房间开展实验。实验主要分为三个步骤：(1)十个方案写在10张卡片上，让样本户分别就每个方案的选项做出选择；(2)等十个方案选择完毕后，由调查人员引导样本户抽签选定最终根据哪个方案抽奖；(3)根据抽签结果，完成该方案的抽奖。三个步骤总共花费半个小时左右，参与实验的样本户平均获得奖金25.11元。 风险实验中安全选项的被选频数在表中体现出来③，总计有效样本为145户。选项1平均被选择了4.12次，则证明大部分农户属于风险厌恶群体。统计显示(表3)，频数最大的为安全选项4个，占有效样本的16.25%，属于风险中性群体。根据Holt实验分析结果，风险偏好、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的农户分别为59、26、60个。
(三)模型设计 1.采用的杉木生长模型 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杉木生长模型和经济成熟龄的研究，但时间相对较早[34-36]。为了测算杉木不同生长年份的蓄积量，笔者采用陈则生设计的生长模型，其生长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M表示为杉木蓄积量，SI表示为立地指数，t为林分年龄。
=4.535 47，
=1.609 31，c=3.720 004，k=0.096 004，立地指数根据本文需求，按照专家访谈，立地条件中等设定为SI=12。 杉木的平均胸径和树高模型为：
鉴于缺少碳汇林生长模型的研究，笔者又考虑的是在现有的经营水平下的复合经营最佳决策问题，并与单一目标进行比较，因此在复合经营目标下仍然采用单一目标下生长模型。 2.碳密度的衡量和碳排放相关假设
3.碳收益情景下林地期望值和碳汇供给的计算模型 本研究基于裸地造林的假设，构造木材和碳汇收益模型。这里笔者采用修正的Faustmann-Hartman模型，基于现有的经营手段和成本，来模拟计算最优轮伐期(土地期望价值最大化)下的碳汇供给量。根据最优轮伐期计算获得对应的碳汇经营情景下的杉木经营蓄积，然后与之前计算所得的碳密度乘积，即可获得碳汇供给。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LEV为林地的期望值；Q(T)为轮伐期T年的采伐量；
为木材采伐价格④；δ为出材率，浙江省杉木出材率保持在70%；C为每立方米的采运成本；R为历年管护成本；
为碳价格，这里价格用自愿市场下，阿里巴巴公司在2011年借助华东林权交易中心购买的碳汇交易价格18元/吨来表示；d(s)为砍伐后s年的木制产品碳排放量，这里假设为30年的木制产品生命周期；d为滞后排放的时间；r为年利率，这里根据目前一年期利率3%表示。笔者计算了杉木采伐后转移到木制产品中的固碳状况⑤，将其计算为碳汇供给潜力中的一部分；同时碳释放考虑两种情况：即采伐剩余物的立即碳释放，以及杉木加工产品其生命周期结束后存在的滞后碳释放。 4.农户家庭碳汇供给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由于碳汇供给增加类似于生长曲线，因此建立半对数回归方程，重点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于家庭林地碳汇供给的影响。理论上在现有的碳汇交易在国内仍然属于潜在市场，存在收益不确定、经营手段将面临变化等背景下，风险偏好类型的农户将比其他风险态度农户更易增加碳汇供给。其次，在之前的单位面积碳汇供给测算中，通过使用生长模型，已使所测算的碳汇供给量考虑了自然因素条件的影响，因此在该回归方程中控制变量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农户家庭个体特征变量，家庭个体特征将会影响农户的经营决策；财富水平变量。理论上财富预算线的对外扩张将带来林业投资增加和碳汇供给增加；政策变量。政府对于林业经营激励政策，将影响林农的生产决策、经营模式尤其是林产品有效供给的变化[38]。理论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
代表碳汇供给量；H代表农户特征，其中包含了风险态度这一变量；I代表财富禀赋水平；P代表政策变量；A代表不同地域情况。 三、数据分析 在风险实验有效样本户145户中，剔除异常值以及未开展杉木经营的农户样本，样本共有129户，笔者主要针对这129户样本分析农户风险偏好对碳汇供给决策的影响。 (一)样本户的描述统计分析 从不同风险态度类型的农户样本统计来看(表4)，户主特征和劳动力人数各地区差别不大，户主平均年龄为56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4年，基本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户均劳动力为3.96人。样本户家庭平均人均收入达到23205元，远高于各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主要是杉木经营和工商业收入(平均占样本农户总收入70%)为这部分样本户带来了经济效益，风险偏好类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比风险厌恶类农户高20.67%，有学者将上述现象归因于风险偏好类农户兼业性更高(此部分农户的工商业收入比风险厌恶类农户高18.26%)，更乐于从事非农就业和多种生产组合，由此收益也更多[39]。农户户均山林面积达到4.28公顷，62.02%农户家庭山林面积小于1.3公顷，属于典型的小规模林农。风险偏好类农户家庭林地面积比风险厌恶型农户多26.79%，主要原因在于这部分农户更主动采取“进取型”生产策略，将现有生产要素扩大，通过林地流转承包林地开展杉木经营(在林地转入农户中，46.87%属于风险偏好类农户)，上述现象也符合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即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情况下，导致风险意识强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低[40-42]。
通过调查发现，林农杉木经营成本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种植成本，主要包括种苗、人工种植、化肥成本。一般在第一年种植后，农户会在第二年补植，个别农户会连续补3-4年，以保持造林存活度和种植规模；(2)抚育成本。农户一般在第二、三、四年进行人工抚育，会发生人工以及化肥成本；(3)采运成本。主要包括采伐人工、运输和燃料成本(使用油锯的油料费)。不同风险类型林农的年度营林和采运成本见表5。可以发现，风险偏好和厌恶群体的总体投入成本差异不明显，但是在第四年风险厌恶群体投入明显比风险偏好类型农户多，从长期来看，相对于其他社会投资项目而言，林业经营预期报酬率相对稳定，因此风险厌恶群体农户愿意在前期投入中投入更多资本。
(二)碳收益情景下不同风险类型农户的经营决策和碳汇供给测算 基于裸地造林的假设和目前的碳价格，利用上述改进的Faustmann-Hartman模型，分别计算了样本农户单一目标(木材收益最大化)和复合经营目标下(即考虑木材和碳汇收益情景下)的林地期望值和最优轮伐期。从表6中可以发现：①无论何种风险类型农户，在考虑碳汇收益复合经营目标下的林地期望值都比单一目标下的要大，即在目前经营水平下开展碳汇经营确实具有明显投资价值；②从不同风险类型农户来看，风险中性类型农户样本由于投入成本明显较小，因此林地期望价值最高。而风险厌恶农户林地期望价值低于风险偏好类型农户，对于风险偏好类型农户而言，农户更易从事碳汇经营这一新生项目，碳汇经营的投资价值更高。③在现有的经营强度和市场价格下，增加碳汇的经营目标并没有延长最佳轮伐期，即不同风险类型农户在复合经营目标下并不会改变原来的采伐决策。主要原因是目前木材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碳的市场价格。在市场价格信息对称、具备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不同风险类型农户所面对的改变最佳轮伐期的机会成本很小，所以两类目标下最佳轮伐期保持不变。而所计算得到的林地期望值高于部分相关研究成果[6]，主要原因有多方面：①本研究所采用的现有木材市场价格远大于之前学者所采用的价格；②近年来由于各种税费的减少使得营林成本大大减少。 笔者根据最优轮伐期和林地期望值计算结果，基于3%的目前利率水平，利用杉木碳密度，计算了在18元/吨碳价格下最佳轮伐期下的农户的单位面积碳汇供给⑥。由于不同风险类型农户最优轮伐期皆为28年，因此单位面积的碳供给519.31吨/公顷。即从单位面积考虑，不同风险类型农户的碳汇供给基本保持一致。
(三)农户家庭碳汇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虽然从单位面积来看，不同风险态度农户的碳汇供给接近，但是农户经营面积的差异性导致碳汇总供给也会存在差异。笔者基于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探讨影响农户家庭碳汇供给总量的因素，尤其重点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于家庭林地碳汇供给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Supply代表家庭的林地的碳汇供给(即单位面积碳汇供给与家庭杉木经营面积之积)，leader代表样本户的户主信息，包括户主年龄、是否村干部、户主受教育程度等；labors表示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income表示农户家庭收入；policies代表政策变量，用于表示农户是否享受到技术培训和林业补贴政策；area表示农户所在的案例县市；Risk代表不同风险类型农户，上述三个变量都用虚拟变量表示；ε代表残差。 根据回归结果(表7)，可以发现： (1)农户不同风险态度中，风险偏好类型农户在10%显著性水平上相对于风险厌恶类型农户家庭碳汇供给更多。这与部分学者研究结果有所不同[43]，但考虑碳汇经营并非一般生态林经营，其享有碳收益。在考虑目前木材市场价格稳定情况下，风险偏好类型农户对可能的碳汇林经营成本上升、碳价格波动等潜在经营损失并不看重，更趋利于潜在期望收益。调查中，这部分农户愿意通过资源要素的规模投入获取期望的规模报酬，通过林地转入扩大林地经营规模高于其他风险态度农户，导致家庭碳汇供给量也会增加。 (2)“享受林业补贴的农户”、“建德、开化和龙泉的样本农户”在1%显著性水平上相对于“没有享受林业补贴农户”以及“临安农户”碳汇供给量更大。从一方面就说明了，林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提升的促进作用，而营林质量的改善将极大地增加碳汇的供给；虽然临安目前已经开展碳汇造林试点，但基于本文是以杉木作为研究树种，作为杉木主产区的开化、龙泉和建德地区适宜将杉木作为碳汇造林实验区的主要造林树种。 (3)“农户家庭收入”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家庭碳汇供给量。一方面收入增加将促使个体风险厌恶度下降和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而农户将更容易接受原由传统经营森林经营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家庭收入预算增加，将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的投资，导致山林经营质量提升和面积的扩大，必然也会带来碳汇供给增加。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基于现有木材市场价格远高于碳汇市场价格的事实，不同风险类型农户所面对的改变最佳轮伐期的机会成本很小，所以在考虑碳收益情景下的最佳采伐决策相对于传统单一木材收益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林地的投资价值却有显著提升。在现有经营手段情况下，不同风险态度农户的经营成本投入差别不大，导致单位面积碳汇供给也基本相同。
(2)风险厌恶农户乐于遵循传统经营模式，按照既往的资源要素配置开展林业经营。而风险偏好类型农户则更乐于流入林地，开展资源要素的规模化经营。林地经营面积的扩大是家庭森林碳汇供给增多的重要因素，因此风险偏好类农户的家庭碳汇供给会比其他风险态度农户更多。 (3)政府造林营林的补贴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家庭的碳汇供给。政府若要将发展森林碳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应在南方集体林区重点加大对小规模林农的碳汇营林补贴，在技术规程指导、碳汇监测等领域给予重点指导；同时，政府应借助南方集体林区按改革进程，鼓励通过林地流转等行为促使林地规模经营，引导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规模大户和社会资本率先发展碳汇林业。 (4)政府应在主要林区县市，尤其是固碳效果较好的树种主产区设立碳汇林业实验区，在这些地区优先开展碳汇林业试点，为碳汇造林和今后的交易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①建德、龙泉、临安、苍南和开化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6089元、10368元、17561元、12737元和10583元，森林覆盖率分别为75.66%、84.2%、76.55%、59.95%和80.4%，属于林区重点县市。在浙江省，所有的山区县市基本属于欠发达地区，所以2014年案例县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小于浙江省平均农民人均纯收入19400元。 ②杉木是南方集体林区的重要速生树种，是首要的商品材树种。浙江省杉木蓄积达到7294.70万
，因此本文将杉木作为主要案例树种。 ③这里的统计结果注重实验的连续性原则。即样本户如果一旦选择选项2(风险选项)后再选择选项1(安全选项)，或者十种方案都选择“选项1”(在第十种方案中，明显选项2拿到38.5元的概率是100%)都属于无效样本，此类样本为10户。 ④根据二手资料收集，浙江省杉木价格细分如下：胸径6cm以下价格300元/
；胸径6-8cm价格800元/
；胸径8-12cm价格850元/
；胸径12-16cm价格900元/
；胸径16-20cm价格1000元/
；胸径20cm以上价格1200元/
。 ⑤虽然目前京都市场下对木制产品的碳汇无法开展交易，但林木碳替代仍然是今后碳汇交易的选择方向，也一直被我国政府认为是缓解气候变化开展碳汇交易的重要途径。因此本论文在假设中将其定位于自愿市场，将木制产品仍然假设为是重要的碳汇供给源，仍然可以用于碳汇交易。 ⑥利用最优轮伐期下的蓄积量与碳密度相乘即可获得单位面积碳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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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集体林区林农风险态度与碳汇供给决策：来自浙江的风险偏好实验_风险厌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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