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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符合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新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健全政策法规，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国家，这无疑将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1 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认识
1.1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马克思说过：“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
1.2 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同时，人类在自然的“报复”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和谐与否，如何实现和谐，取决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当时，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由于天然食物供给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人类为了生存，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原始技术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仅能维持个体延续的低水平物质消费方式，以及以家庭与部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数量与平均寿命都很低，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不和谐。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的提高，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家庭和社区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紧张。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能基本保持相对和谐。
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状态。工业社会创造了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已拥有充分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极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促使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类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但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曾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不和谐。
近50年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扩大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多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困难；(2)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只考虑当前需要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3)通过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价值观在全球扩散；由于国家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
综观整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了自然界做出报复性的反应，即使在人与自然关系相对和谐的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也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绝不可能退回到被迫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实现新形势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如果人类不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地球有可能成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1.3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
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在古代，人们凭借着简单的知识，产生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我国战国时期《易传》中有“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提法；老子也曾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方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形成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论自然观。工业社会初期，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运而生。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深刻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尽管该报告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是其中提出的自然界的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依然警示了人们。同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02个国家首脑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同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
上世纪后期，国际科技界组织实施了许多大型科技计划，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以《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科技计划，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发达国家在基本控制污染排放的基础上，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期建立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例如，1996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又如，欧盟各国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计划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目前的约6%提高到12%，风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努力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2 充分认识协调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长期以来，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相对紧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严峻，集中体现在人与资源和人与环境两个方面。
2.1 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不合理的利用方式使得人与资源关系更趋紧张
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和资源利用率低的矛盾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目前，我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或1/3，而百万美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预计至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亿至15亿，人均资源占有量将持续下降，人均资源消耗量也将显著增加。如果不改变资源结构与利用方式，资源短缺将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分布的不协调加剧了我国人与资源的矛盾。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我国主要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更为显著。例如，我国约82%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64%的耕地集中在北方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处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华北地区；70%的煤炭资源集中在晋陕蒙地区。西部12个省区市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72%，但人口只占29%，GDP约占13%。因此，合理配置和使用资源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为重要。但是近年来，在片面追求GDP增长和不正确政绩观的驱使下，一些区域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忽视地域特点和比较优势，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十分严重，区域内和区域间有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正在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并付出巨大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例如，在某些水资源匮乏地区却在发展高耗水产业；在能源短缺地区发展高耗能产业；在环境脆弱地区发展高污染产业；在耕地资源匮乏地区发展土地耗费型产业，甚至滥占滥用耕地。部分地区脱离我国人口和资源的基本国情，片面追求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供需的紧张状况。
战略性资源供需矛盾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战略性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当前，世界各国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我国战略性资源供需关系已十分紧张，部分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例如，2003年我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超过30%，预计2020年将超过50%。因此，在考虑我国人与资源关系时，必须把战略性资源的保障放在突出位置。如果我国不能及时建立战略性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替代、动态优化和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综合应变能力，一旦战略性资源供需矛盾超出一定的限度，势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2.2 自然环境脆弱，工业化进程加快，治污不足，人与环境矛盾日趋尖锐
自然环境脆弱。干旱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52%，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面积达240万
，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面积达64万，石漠化的岩溶地区面积达90万。这些环境脆弱区域严酷的自然条件难以承受庞大的人口压力，难以支撑大规模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
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近年来我国生态退化范围迅速扩大，危害程度日趋加剧。主要表现为：原始林所剩无几，森林总体质量低下；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加速，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复合性环境污染加剧。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某些区域（特别是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环渤海地区）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2.3 环境严重污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大气污染导致我国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增加。调查表明，在我国11个大城市中，燃煤产生的烟尘和可吸入颗粒物每年使5万多人死亡，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2000年，我国北方某城市40%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导致癌症、畸型的发病率提高和生殖能力下降。目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素(EDs)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环境介质中常有检出。例如，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城市的大气中，挥发性毒害有机物（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浓度已大大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我国某些城市的奶粉、牛奶甚至母乳中已检出高含量二噁英类化合物。这些污染物具有难降解、生物富集、毒性大等特点，一旦进入环境，很容易发生迁移和扩散，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致癌、致畸、致基因突变并影响人类繁衍。
3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根据分析，按照现有的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水平，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环境承受的压力将比2000年提高4～5倍；如果环境质量保持不变，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则必须提高4～5倍；如果资源消耗和污染负荷比2000年减少一半，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就必须提高8～10倍。显然，沿用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健全法制，加强监管，政策引导，公众参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1 坚持改革发展，依靠科技进步
推进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调整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状态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前，首先应从我国地域分异规律出发，充分考虑资源特征和区域比较优势，花大力气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其次应紧紧抓住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信息化和清洁化等高新技术手段，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进而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转变。
发挥市场作用，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市场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而且也可以在调整人与资源关系中发挥积极影响。一是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反映资源环境真实成本，切实让资源使用者和污染排放者承担相应费用，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二是创建环境资源市场，如水市场、排污交易市场等，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在资源环境相关的公共投资中引入市场机制，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益。四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深化规律认知，创新环境友好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与主要标志。”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当前，首先应加快国家资源环境能力建设，建立与完善覆盖全国的国土与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发展基于数字地球理念的资源环境信息技术平台，全面系统认识自然过程和人的活动对生态环境及人类自身发展影响的客观规律，为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整治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同时，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技术，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发展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和新的替代能源技术，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提供高效、安全、清洁的技术体系。
3.2 健全法律法规，推进制度创新
完善法规体系，建立综合决策机制。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明显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部分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地方。因此，应着手修改或废除实践已经证明过时或存在严重缺陷的法律法规或条文，逐步健全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还应加强综合决策机制的建设，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整治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做到互通信息，相互协商，统筹安排，科学决策。
明确政府职能，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跨部门、跨地域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协调治理，其中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一是应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全局，理顺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职责，最大限度减少职能交叉、错位、缺位等现象。二是应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跨部门、跨地域的协调机制，统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3.3 科学编制规划，加强政策引导
做好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在国家层面，应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有关措施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全局角度处理好保护、开发、治理与建设的关系；尽快启动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在地区层面，应将区域或流域综合开发整治作为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应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使用、环境保护及社区的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在政策引导方面，应对发展政策进行充分的资源环境影响评估，避免和减少不适当的发展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新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催生清洁的能源结构、资源集约型基础设施和环境友好的产业。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应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增加资源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全面真实反映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状况。此外，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工作中的贡献也应成为考核评价各级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3.4 提高科学认识，鼓励公众参与
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应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世的共识，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自然观、价值观和消费观。
实行统一领导，推进社会协调治理。继续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实行党的统一领导。通过党委统揽全局、政府政策引导和企业与社会的积极参与，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协调治理，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方式。各级政府可通过各种形式，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社会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鼓励公众及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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