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共生的协作伙伴：教育研究者在学校改进中的角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者论文,角色论文,伙伴论文,在学校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9)11-0040-04
教育研究者一般而言是指以教育研究工作为职业的专业人员，其主要职能在于从事教育领域中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里所探讨的是大学中的教育研究者。近年来，教育研究者不断走出大学的象牙塔介入到中小学的学校改进实践中，这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专业知识运用的场域，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角色转型带来的挑战。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介入学校改进的过程中，教育研究者如何进行职能定位，走出研究伦理的困境，在推动学校改进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专业价值。
一、共同需求基础上的协作
教育研究者之所以能够介入到学校改进过程中，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存在学校和政府对学校改进的专业性支持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存在研究者力图弥合理论与实践距离的现实需求。
（一）学校的需求
学校改进是学校的教育水平和办学效益的持续提升过程。“学校改进要考虑到学校内外环境的复杂性，通过改善和优化学校组织的功能来促进学生的学习，使学校更好地完成所承担的教育责任。”[1]构成学校办学条件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设施、师资水平、课程教学、学校管理等方面。从改进的周期上看，学校物质设施的改进周期比较短，只要资金到位、资源配置得当，学校面貌就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焕然一新；而师资水平、课程教学、内部管理这些软环境方面的改进周期则比较长，很难通过短期的资源投入获得快速提升，而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在发展次序上，学校改进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的阶段：从薄弱走向优质阶段和从优质走向卓越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学校改进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包括学校发展规划的设计、学校领导的关注中心、教学与德育质量进步的测量、学校公共关系、教师团队建设、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都需要依据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内外部环境、学校领导力与执行力等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办学实践中，学校在不断争取改善办学物质条件的同时，迫切希望通过内部软环境的建设提高办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而内部软环境的建设则更多地需要专业力量的支持，学校希望通过教育研究者的专业引领，帮助学校诊断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现实可行的改进目标和具体改进策略，并对学校改进的实施进程进行监控和总结。
（二）政府的需求
从发起者或主导者来看，可以分为学校自发型的学校改进和政府主导型的学校改进。在现实中，两种形式都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学校改进的实现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所以一般来讲我国的学校改进尤其是较大规模的学校改进都是由政府主导推进实施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转型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包括学校改进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色彩，但是政府的教育行政职能也在逐渐改变，由传统的大包大揽的方式转向公共服务型教育行政，政府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划桨”[2]。教育行政部门认识到，薄弱学校改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学校文化创建等的目的在于推动学校提高办学水平，政策、经费、资源的支持以及对学校的评估都仅仅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促使学校获得提升，为此，就需要政府转变行政职能和角色，由传统的发号施令者、考评者转变为学校的平等伙伴和促进者，为学校改进搭建平台。当然，在政府行政逻辑和学校实践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学校不仅需要资金投入和师资配置等资源性支持，更需要在道德教育、学科教学、学校管理、家校关系等方面得到专业性的支持，而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介入学校内部运作，这就需要专业研究者的介入[3]。介入学校改进的研究者主要包括两类：政府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和大学中的教育研究者。相对于前者，大学的教育研究者由于与政府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同时又独立于中小学，其身份的中立性具有明显的优势，为构建学校改进过程中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专业知识场域。于是，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大学，希望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和智力优势促进区域内的学校改进，提升本区域的教育质量。
（三）研究者的需求
依照学科性质和国内外学科分类标准，教育研究同时具有学理性和实践性，但对于中小学领域的研究来讲，它更多地是面向实践的学术领域。理论探索的最终目的不是为理论而理论、坐而论道，而是能够解释实践，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启示。研究者认识到，在著作译介、演绎思辨及理论构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由于理论本身的化约属性，教育理论并不能直接服务于教育实践，当面对现实的教育问题时，研究者拿不出具体的应对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研究的社会贡献力不高，甚至造成教育学科的整体式微。对此，一些教育研究者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困境，提出教育研究的生长点在于面向实践[4]。于是，教育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的教育问题，构建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的教育研究立场，从书斋走向活生生的教育现实，力图使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够更好地解释丰富的教育实践并服务于教育实践[5]。
学校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系统运行的基本单元，宏观政策必须真正落实于学校才能达到目的，学生的素质也主要在学校中得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校从薄弱走向优质、从优质走向卓越，也就是整个教育系统不断由薄弱而优质到卓越的过程。所以，聚焦于学校质量提升的学校改进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学校改进在展现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差异化的发展格局，这一方面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探索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为研究者切实服务实践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介入学校实践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他们可以走进实践、面向实践开展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要对教育的具体实践进行梳理、总结、提炼，在实践丰富性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的丰富性，提升教育研究的品质和实践价值。
学校、政府和研究者三方的共同需求促成了研究者走出书斋进入学校改进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实现对接的同时，教育研究者居于政府和学校之间，同时面对学校和政府的双重需求，需要不断协调和处理学术研究逻辑、学校实践逻辑与教育行政逻辑之间的关系，构建一种伙伴协作基础上的专业发展共同体。
二、教育研究者的角色与作用
在传统上，教育研究者通常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教育知识的生产者、教育思想的传播者，在学术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虽然人们一再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再指导实践，但是研究者一般不介入具体的学校管理和教学实践之中，教育研究者也没有具体指导学校实践的义务或责任，所谓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思想的启发，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着相当长的距离，有时甚至脱离了教育实践过程而成为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推演。而在学校改进过程中，相比于纯学术型的教育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的研究者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以学校实践需求为导向，在实现学术话语同行政话语、实践话语对接的同时，还要基于在实践中的观察和思考进行理论层面的梳理或总结，依照学术研究的范式进行理论的提炼或提升。所以，介入学校改进过程意味着教育研究者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境，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以实现服务于实践和进行理论提升的双重任务。
为了便于说明，这里从身份定位、行为取向、同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现实作用、话语类型、影响时间等方面，将介入学校改进的教育研究者同没有介入实践的纯学术型的教育研究者的角色与作用的差异作一简要对比（见表1）。
（一）身份定位
在学校改进过程中，教育研究者没有行政机构赋予的权威而可以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权威的评价或批评，也不应把自己定位于知识的权威，而应把自我定位于学校的平等伙伴，研究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者或者学校工作的裁决者。在学校中，由于学校工作的共同知识、工作流程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教育研究者必须走进学校共同体中，既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又要保持一定的中立性，不要介入到学校人际冲突或者利益纠纷中，在短时间内试图破坏或者重建这种特殊性的努力通常都是要失败的。
（二）行为取向
面向理论的研究与面向实践的研究都是教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区别在于行动的目的和路径的不同。纯学术的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导向是面向知识的中立性的研究，虽然也会考虑实践问题，但是却不会以实践的具体需求为导向。介入学校改进的教育研究者的行为取向是面向学校改进实践问题的，在介入学校改进之前，研究者不从理论演绎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是考虑：学校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发生了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能做什么？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研究者来讲，介入学校改进的过程是一种客户导向的，其目的在于服务于教育实践需求。
（三）同学校与政府的关系
在与学校和政府的关系上，纯学术型的教育研究者一般不直接涉入现实的学校改进问题，也不直接关注教育行政的过程，即使研究学校改进，也只是从纯学理的角度探讨，至于理论的应用价值则是其次考虑的。而介入学校改进的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深入学校处理同校长、教师、中层干部的关系，还要将研究进度、程序、方法等反馈给教育行政部门，而且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还存在直接的行政隶属层级，所以研究者在学校改进中要细致、周全地处理同行政、学校的三角关系，时刻对学校改进中各方关系的复杂性保持警觉。
（四）现实作用
教育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之后，所提供的已不再是价值无涉的知识和理论，其首要任务不是进行理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在于运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知识储备与国际视野来解决学校发展中遇到的学校战略制定、学校文化建设以及管理和教学效能方面的问题。当然，介入学校改进的过程本身也会给教育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践基础，但这是第二位的目的。
（五）话语类型
根据话语理论，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运用场域。学校改进中主要存在三种话语形式：理论研究者的学术性话语、政府的行政性话语和学校的实践性话语。教育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其优势在于能为学校改进提供一定的知识和理论指导，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咨询或启示，但如果学术话语不能为官员、学校管理人员、教师所理解和接受，那么理论就成了空洞的教条，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在介入学校改进时研究者要思考：我的话能否为校长、教师和官员等所理解？怎样表达他们才会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将自己的语言实践化，在与官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沟通中需要借助实践性的词汇来提高沟通的有效性。
（六）影响时间
教育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是以学校和政府需求导向的实践服务，要求研究者将教育理论与学校改进的现实问题实现短线对接，直接运用理论服务于教育实践。学校改进一般要服从于学校和政府的运作周期，有的项目是一年为一个周期，也有的是三年为一个周期不等，这就要求教育研究者介入学校的工作进度与学校、政府的工作周期一致，每一次进入学校都要针对问题，带着事先计划好的工作任务开展工作，力争每次进校都能取得成效，这样才能配合政府和学校的工作进度持续性地促进学校发展。所以，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之前，需要考虑可能的改进成果以及成果呈现的形式，学校改进可能的成果包括办学理念识别系统建设、学校文化建设、办学特色梳理、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学生学习的变化、管理者行为的变化、学校社会形象的变化等，可以采取的成果呈现形式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成长日志、研究者的学校改进日志、行为改变的满意度测量报告、学校文化构建的具体实施报告、书籍、论文等。在改进过程中，还需要做好影音及文字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这样能够更为清晰地记录学校改进的历程，并及时地呈现研究的成果。
总体而言，在学校改进中，教育研究者由一个身份中立者变为一个亲身介入者，由一个知识的权威者变为一个平等的倾听者，由一个权威的评判者变为教育共同体中的伙伴[6]。研究者与学校、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我和你”的关系，而是在学校改进的共同体中构成了“我们在一起”的关系，大家共同行动在教育发生的地方。总之，这构成了一种基于有机伙伴关系的共同体文化，研究者成为学校、政府在学校改进中的专业共生的协作伙伴。角色的转型给教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理论运用的平台和实践反思的机会，同时在研究伦理上也对研究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走出介入学校改进的伦理困境
在介入政府主导的学校改进中，研究者经常要面对这样的研究伦理问题：第一，如何化解学校对研究者进校的不信任或抵触情绪？第二，教师迫切需要备课和上课的具体指导，学校管理者要提升管理效能，研究者却拿不出现成的操作方案，怎么办？第三，研究者获得了大量的学校教学、管理、人事、财务等方面的一手信息，哪些方面应当客观地反馈给政府和公众，哪些方面没有必要公开？这三个方面是介入学校改进时研究者经常需要面对的伦理困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的质量和成效。
（一）避免传统的课题研究误区
长期以来，学校是实践研究资料收集的场所和验证教育理论的场所，很多中小学都有这样的经历，大学的教育研究者通常带着问卷、访谈提纲进入学校收集学校教育教学的各种资料，学校疲于应付众多的问卷调查、教师与学生访谈、数据提供，而研究者却很少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学校，或者由于研究者更加关注理论提升故而反馈给学校的研究结果对于学校来说并没有多少应用价值。不少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患上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疲劳症，且频繁进入学校收集资料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学校不愿意作为理论研究的被动对象，产生抵制或者不欢迎的心理是难免的。
所以，在进入学校之前，教育研究者需要通过座谈会、邮件、电话等方式进行充分的沟通，让学校了解介入学校改进的首要目的在于帮助学校提升，即研究者的身份是帮忙而不是给学校添乱；同时，研究者介入学校改进也不是代表政府进行教育评价。至于研究者在首要目的之外采取妥当的方式收集一些资料以备自己以后的学术研究，则是学校改进的次要目的，而且这也一定要首先考虑学校的可接受程度。
（二）思想引领而不是包办替代
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之间存在诸多的中间环节，所以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介入学校改进的过程中，教育研究者要从教师教学、德育和学校管理的实践工作和现实情况出发，通过与学校管理者、教师的合作探究，揭示出现实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采取能够让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接受的方式使其意识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从而激发教师与学校管理者进行改进的自我意识和行为动机，这样才能提升介入学校改进的有效性。
教育研究者不是中小学的一线教师，也不是校长或者中层干部，针对学校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法并执行是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本职工作，教育研究者的本职工作是对学校改进的过程进行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即使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进策略，也是策略性的，不能替代校长和教师的具体工作。过于急切地希望看到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对应，越俎代庖，反而容易导致研究者在学校改进实践中找不到准确的角色定位，使自己陷于身份与功能的尴尬境地。
（三）注意学校改进信息的公开及其限度
信息的公开性是现代公共教育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学校运行过程中，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希望公开的信息存在差异。政府、家长希望看到的信息，学校不一定愿意公开，而学校愿意公开的信息对于政府或家长来说又不一定感兴趣。政府通常希望研究者从中立的角度尽量多地展示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点是有针对性地帮助学校改进；出于学校管理者及教师职位考评、晋升以及社会影响和招生的考虑，很正常地，中小学校通常有一定的保留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研究者夹在政府和学校中间，左右为难，很难抉择。
各利益攸关方的可接受程度是学校改进信息公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教育研究者一方面要深入学校工作实际，与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一起发现问题，找准问题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还要采用恰当的、学校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问题、公布改进措施，这样既能反映有待改进的问题，又能为各方所接纳。所以，做好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沟通工作，既不回避问题又能在客观反映问题的同时恰当地表述，对于保证研究者身份的中立性和学校改进的成效具有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学校改进是多个利益攸关方的协同活动，目的在于发现、分析和解决学校面临的实践问题。在学校、政府的专业需求导向下，教育研究者在做好角色转型的基础上要妥善处理好与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成为学校改进共同体中平等的专业协作伙伴，并寻求一种发挥与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品质的途径，卓有成效地推动学校从薄弱走向优质、从优质走向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