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知识传统中“中国文明复兴”的不同面相——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反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欧亚论文,面相论文,威胁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及其文明复兴①的初露端倪相同步，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威胁论”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近些年间一直纠缠于中国国家发展进程，迫使当代中国人不得不认真面对。与19世纪末基于人口问题出现的“黄祸论”，20世纪60、7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问题出现的“共产主义扩张威胁论”，甚至与两极体制崩溃时基于经济竞争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相区别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崛起”必将引发国际冲突，中国将是一种“军事威胁”，突出中国在军事层面与其他大国将发生零和博弈的论调，逐渐在一些国家凸显。②去年围绕对华政策问题，美国就发生了一场大范围的辩论。而从现实政策看，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在增多，东亚的另一个大国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正面临困难局面。
一 “中国威胁论”根植于西方的历史与知识传统
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产生“中国威胁论”并不奇怪。无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还是马丁·怀特的《权力政治》，或者近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共同阐明了一个命题：即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增长，最终来源于该国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经济能力增长后，这个国家必然会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在此过程中免不了要与居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发生严重碰撞甚至战争，从而成为霸权的挑战者。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大国兴起必将冲击现有的世界秩序。这一命题最早是由修昔底德提出的，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实际起因，在于雅典国力的增长在斯巴达引起了恐惧。
今天中国恰好获得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率要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要高得多，虽然从绝对经济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还明显比不上一些先发国家，但从经济实力的消长关系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天天缩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便已排名世界第六，而到了2005年，更以2.2万亿美元的GDP位列世界第五。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不是静态的，既要看现实的实力对比，也要看相对的实力消长关系。所以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传统来看，美日等国基于自身强权的历史经历和经验传统，不能不对中国文明复兴抱有怀疑，并为在军事上、战略上围堵中国，找到了理论依据。
“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流布，肯定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进而恶化中国的生存环境。为回应这种挑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现实作为上，一直积极要求加入WTO、致力于“融入”全球国家体系，并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周围国家的经贸往来、推动经济一体化、实现共同发展来赢得海外对中国的信任。同时，在政策宣示上，中国近年来不懈宣传“和平发展”理念，对中国国力增长后的未来走向做出清醒告白，以此化解海外对中国长远意图的疑虑。然而，以上这些还并不充分。如果不对产生“中国威胁论”背后的知识路径进行深入梳理，破解它在解释中国复兴时的有效性，那么，“中国威胁论”仍将挥之难去，任何关于“和平发展”的现实作为与政策宣示，都有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权宜之计。因此，要为中国长远发展及其内外政策做出正当性辩护所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支撑“中国威胁论”的西方视角的效用，予以仔细检视。
应该看到，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解读方式，是产生于欧洲——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是西方——的历史与传统，是对近五百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史的总结。尤其是现代史上德国、日本“崛起”后，人类社会接二连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经历，使西方国际政治学对于大国崛起的态度更为悲观。以米尔斯海默为例，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便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继续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速度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有能力比日本更富，甚至超过美国”，④“显然，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当然，中国成为潜在霸权国的前景，主要有赖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如果是这样，中国不仅能成为尖端科技的最主要的发明者，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⑤“这种未来的中国威胁最令人头痛的一点是，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⑥米尔斯海默式的对中国文明复兴的判读，也反映在一些现实实践中，比如2006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就将中国列为“新兴强权国家”，认为未来中国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国家关系以及近世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来看，对中国文明复兴抱以上态度，并非不可理解。然而，在以往人类历史中，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与中国所属的东亚国家体系在结构上，却是非常不同的。⑧不同的历史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理路，不同的知识理路会对现实情势产生不同的判断。因此，必须深入西方和东亚社会的不同历史传统，来对中国文明复兴做出考量。
在进入欧洲意义上的现代之前，欧洲与东亚国家体系就曾“花开两朵”、大异其趣。“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不同，与莫卧儿人不久后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也不同，从来没有过各部分共同拥戴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与此相反，欧洲是各种小王国、公国、边境贵族领地的大杂烩。”⑨欧洲的政治分裂不仅是一个古代现象，而且是一个现代现象，“从16世纪世界‘大国中心’地图可立即看出欧洲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不是一种偶然的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在一个帝国解体之后和下一个朝代重新掌握中央集权之前所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⑩由于欧洲一向是多个大国同时存在并且互不隶属，这决定了欧洲人的战略思维，是把大国林立和权力制衡，作为一种基本的事实和信仰，很少怀疑它的正确性。美利坚民族的战略思维，则是对欧洲知识传统的继承创新，并在与欧洲大国相互竞争和战争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它同样对通过战争和冲突变革国际秩序，持有高度的敏感。而日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国家，但在总体精神状态与心理上，其实也与欧美国家共享了一般性。(11)它们都认为，其中一个大国相对实力的显著增长，就是对其他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美国、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西方一员的日本对大国崛起产生这样一种解释方式，有其历史前提。
二 东亚国家体系迥异于欧洲（西方）国家体系
那么，中国所处的东亚国家体系又是如何呢？首先，应该申明，在现在称作为东亚的这一块地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国家体系，我们可以称它为东亚国家体系。它并非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构成，而实有其经济、政治的内涵。也就是说，在过往漫长年代中，本地区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远远高于外部世界，其内部已呈现有机的关联和统一性。这一国家体系从历史上看有以下特点：(1)它在名义上是一种宗主型结构。一般来说，是以中国为中心构成封贡体系。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一方面，“封贡”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通商关系，另一方面，应该说一直存在多重宗主结构，在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大封贡体系的同时，还存在分别以日本、朝鲜和越南为中心的小封贡体系。但这多层环状封贡体系的力量对比，在历史上长期不成比例，后者其实一直从属于前者，当然，在大封贡体系中，日本又不时扮演起挑战者角色，寻求与中国对等的地位。(12)(2)这个国家体系内的公共产品或者说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中国提供，包括调解这一区域的国家间纠纷，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仲裁者。(13)(3)本区域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领导，虽然也有异议和抗争，但更多还是采取了顺从和接受的态度，中国的领导地位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14)
值得注意的是，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来看，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中国在武力强大的同时，又极其重视文治，即推行所谓“天下主义”的国际关系理念在东亚世界较有感召力有着很大关系。在这种儒家信念支持下，历代中国王朝只要是尊奉儒家伦理为治国之本的，对于对外用兵都十分慎重。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中国与周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封贡体系，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体系，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对外邦的内政一般不加干预，仅满足于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以明代中国为例，朱姓王朝不再简单地将中国之外的国家归为“藩属”，而视之为“外国”，华夷一视同仁的思想开始主导自此之后中国与周围国家的关系。明代开国之主朱元璋于1369年下令编订的《皇明祖训》，即曾训令后世切勿随意对外用兵：“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若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甚至在这份家训上，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名录，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等国皆在其中。(15)明代中国无疑开拓了中国在处理与周围国家关系时，注重节制武力与开展和平外交的历史传统，它对以往年代的有益经验加以吸收继承，而对亦曾有过的征伐经历作为反面教训予以扬弃。受这样一种伦理主义的价值观和外交传统所规范，中国追求的乃是个体利益、他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种和谐，它既不可能产生极端的种族主义，也不可能产生极端的世界主义，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均衡。
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来看，中国曾有过多次文明复兴经历，但并没有严重挑战地区体系。往往是中国四分五裂、处于衰落期的时候，因战乱、人口迁移，反而使东亚世界遭受更多冲击。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战乱的时候迁移过去的，这在当时的东南亚引发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在中国内部安宁、国势强盛的时候，中国成为东亚世界中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关系调节者、区域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使本区域内部的纷争得到了调节和抑制，为本区域带来了和平。退一步说，因为中国在软硬实力上的明显优势，东亚许多国家希望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为本区域生活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一心理特点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归纳起来，传统的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与东亚国家体系，其明显区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在实力结构上，欧洲（西方）大国林立，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东亚则长期以中国为至尊，形成封贡体系；其二，欧洲（西方）大国林立的国家体系，习惯于以战争和冲突作为变革国际秩序的动力机制，其历史时间相对为短，它是在罗马帝国彻底灭亡后才产生，历史经历和经验都非常有限；相反，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家体系，至少有着2000年以上的存在历史，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做法，并不特别看重武力和战争在变革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其三，在东亚国家体系形成的漫长年代，中国曾经有过多次文明复兴经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经历多次文明复兴而尚能长时间保持国家在人种和文化上的延续性与完整性的，只有中国；而在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中，这样的国家从未出现过。(16)
三 以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解读中国复兴存在局限性
对上述西方和东亚国家体系的分析，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史。当我们“折回”过去的历史场景时，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在过往人类史中，曾经存在过多个国家体系，每一个国家体系都有其独特的内部交往规范或者说知识价值谱系。这些国际交往经验，是各自区域内部关系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反映了区域内部复杂的地缘状况、政治传统与历史意志。相应于每一个国家体系来说，这些知识传统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合理性。在这点上，作为“历史性国家体系”的东亚世界来说更是如此，它在既往历史中形成的交往规则，仍能有效施用于现代世界。
然而，同样作为既存事实，不能不正视的是：近世以来的历史，由于是欧洲和西方一统天下，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史；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又曾长期受作为主体的西方历史的支配和指使。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国家体系，虽然在以往上千年历史经历中，从非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层面来说，在国家之间形成了成型的国际交往规则，并良好地处理了东亚世界的内部关系，但是，由于不同文明在物质力量上的落差，这些内部交往规则在近世以来受到了西方的挑战，与此同时，东亚世界的国际交往，也被纳入了西方的国际交往知识框架与历史实践中。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其实也是欧洲国际关系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正如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所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按照西方经历和经验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种以认识社会间相互作用为其义不容辞的理论义务的职业来说，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范围是惊人的狭窄，而且具有民族优越感。它基本上只是对西方国家体系的研究，而且在现有的理论著作中，相当大一部分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情况。”(17)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只是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实践，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普遍性，但用它来解释中国复兴这样一个问题，就忽略了中国与东亚历史的特殊性，而显得力有所不逮。实际上，这一点从近些年来东亚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进行革命输出的20世纪60、70年代，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是很害怕中国、与中国为敌的。现在如何呢？新加坡于1990年与中国建交，韩国于1992年与中国建交，东北亚、东南亚与中国相邻的这些国家，对中国现在的看法，比以往要正面得多。这都发生在中国“崛起”的时期，而不是中国处于动荡的时期。东亚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文明复兴的感受，与外部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大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即来源于不同的历史记忆，在于传统的东亚国家体系与传统的欧洲国家体系——从扩大的面来说是西方国家体系——在历史构造上大相径庭。当然，它也与最近半世纪以来，中国与东亚世界共同扬弃了东亚历史结构中的某些层面有关——比如以往的那种宗主型格局不再存在，而是建立起了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间关系，同时，中国并不致力于追求以往的那种领导地位，而更多地希望和其他国家、组织一起共同主导东亚事务。
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这个地缘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至少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复兴主要还是在东亚世界展开，其次才产生世界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复兴只有放到东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地缘历史与现实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对此，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副教授戴维·耿的《对亚洲的误解——需要重新分析亚洲》一文，就反映了部分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在认识方式上的某些转变。该文饶有趣味地向世人提示了东亚世界的特殊性：两极体制终结后西方学者所作的亚洲将经历一段军备竞赛和强权政治加剧时期的悲观预测并没有出现，相反，“亚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对中国之类崛起中的大国进行制衡，而似乎在对这些大国趋炎附势”，并且，“虽然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现代东亚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地区，如果该地区恢复那种等级制模式，结果可能是东亚将变得越来越稳定”，而“历来都是中国的软弱导致亚洲动荡不安。在中国强大和稳定之时，亚洲秩序井然。”(18)
四 东亚世界历史自觉的重现
在东亚的历史文化脉络里理解中国文明复兴，它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和理论推演，而且应该是一种现实历史。只有将当下的东亚世界整体性与过往生命历程重新实现有机连接，以东亚视角来理解中国文明复兴，才更有说服力。东亚世界的整体发展，有没有为中国提供这样的机遇呢？
回答是肯定的。从显层面来看，东亚世界在最近的一、二百年间，正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失去历史主体性，又逐渐重建历史主体性的过程。
按照一般的理解，东亚的近代经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迎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而西方来到东亚，又是以强势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在近世以来逐步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自身文明体系先是被外来强力所否定、接着是在与外来文明的比较中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后，东亚世界在相当长时间内，仿佛如中国古代一则押差与囚犯的笑话所形容，是处在了“我不见了”的尴尬境地中，不仅对自身命运，没有了自我把握的可能，就是对于自我的表达，也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东亚世界按一个流行的词语来说，是“失语”了。我是谁？我在何方？我要到哪里去？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无法再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在知识话语及价值观的生产中，与西方世界之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单向接收过程，就是对自身的地理界定，即“东亚”这一概念本身，也还是由西方知识所规范并被东亚世界照搬于自身。(19)
从东亚世界被迫纳入源于西方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角度来说，近代东亚是没有历史的。然而，历史风水总在不断轮回中。时光进入21世纪，我们再转过身去俯视近半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一些发展演变，这个一度丧失了历史自觉的区域，在不知不觉中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东亚正在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
纵向的历史比较最能说明问题。回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广义地说是文明演进，其中的变化是明显的。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东亚世界基本还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家主权与民族权利对这些国家来说，还只是一种被压迫的痛苦所唤醒、而未成为事实的政治理想，在列强们为争霸而发动的战争中，这一区域也被动地参与了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乘殖民者因战争之累无暇他顾而纷起谋求独立之时，一场多国参与的严重冲突——朝鲜战争又在东亚世界发生。随后的一些年代里，东亚世界一直没有获得安宁，朝鲜半岛刚刚平静下来，中南半岛上的战火又开始燃起，超级大国直接间接介入的武装对抗，为东亚国家的独立自主平添了无数障碍。而在越南战争之后，越南与柬埔寨、中国与越南、柬埔寨国家内部，战事经久不能停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亚世界国家间的武装交火此起彼伏的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开始逆转。近十多年里，东亚世界偶尔在一些国家内部还有小规模的战事发生，但在国家之间，人们不再目睹战争，甚至再也不曾耳闻什么战争威胁。是因战争而疲倦？亦或是战争的诱因业已解除？反正，当东亚世界内部发生纠纷的时候，“战争”已明显列在各国领导人的选项之外。十余年间无战事和局势相对平静，不能不说是200年来东亚世界的新气象。
自1967年东南亚五国缔结协定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后，这些国家已经学会用克制和彼此尊重来解决相互间的纷争。这一点如今已扩展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共识。在2002年，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又与东盟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一个曾经长期四分五裂、作为殖民地的东亚世界，正在逐步远离战争——或者按照2003年春季号的美国《太平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所说，已经发展起抑制战争的成熟机制。(20)与此同时，正如一些东亚事务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新的正题已在东亚出现：在普遍获得了国家独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走上了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快车道。
东亚世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经济上。“东亚经验”和“四小龙”经济奇迹已是老生常谈，在国家的经济成就之外，近年来，人们注意的更多的，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应看到，东亚世界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对东亚的认识也在逐步修订。从中日韩频繁举行东北亚国家的围棋与足球赛、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文教交流、“塑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的话题渐而在该区域的学者之间交口相传，以及马哈蒂尔、吴作栋等政治家动辄将各自国家的前程与“东亚”放到一起来议论的案例来看，该区域的人们已逐渐习惯视“东亚”为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东亚的未来与东亚区域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相关，这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是对东亚历史与未来命运的新体验。
归结起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东亚区域出现的三件大事，值得人们仔细体味。一件是，在经历上百年的殖民地体验后，东亚世界的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普遍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且其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渐而走向成熟。第二件就是，近二十余年间，东亚世界近世以来战争不断的历史，也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在战争不再是东亚世界常态的同时，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却在明显加快。第三件事乃是中国的重新“崛起”，在经历上世纪50、60年代的自主图强阶段后，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正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大国形象，再次出现于东亚世界乃至国际社会。以上三件大事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都已处于近现代以来的一个特殊时期。人们从一个上升的中国和东亚以及两者的互动中，感受到了当下东亚世界，与几百年前那个东亚世界的有机关联。在东亚世界开始致力于自主设计和决定各自国家乃至区域的前途时，东亚世界实际上正在恢复对自身的历史自觉，其主体性也在前所未有地重新彰显。
五 东亚国家体系的连续性
东亚世界历史自觉的重现，表面来看是经过了较长时间历史主体性的断裂，东亚历史从实践内容与知识话语都曾一度作为西方历史进程的附庸而存在，而后才因历史机缘的改变，先是在个别国家层面取得政治独立，继而实现普遍性的经济发展，接着才使地区主义苏醒、产生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和要求。这样来理解东亚的近代经历，其实不免又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历史往往是复线发展的，印度裔美籍历史学者杜赞奇在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时，就曾惊奇地发现：晚清孙中山、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很大部分竟来自于17世纪时的反满种族主义，而后者在17世纪以来直至19世纪末的漫长时间内，又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并不处于历史前台，但在19世纪末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冲击下，它又被唤醒重新成为思想大潮，参与了作为整体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塑造。(21)东亚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国家体系的传统历史结构，其近现代经历一如晚清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不过是长时间横遭压抑而隐于幕后、含而未发而已，一旦历史机缘出现，它就难以遏止喷薄而出、由潜而为显了。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滨下武志不仅认为在以往世代，东亚区域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制，而且指出这种体制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东亚史，东亚的近代并未完全与过去断裂，从东亚世界的地域力学来看，相反存在着高度的连续性。比如，对于日本的近代，从传统观念来看，是由于欧美的坚船利炮特别是美国海军少将培里的造访，才使日本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惊醒并转而将目光投向西方。然而，滨下武志却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对东亚世界施加军事、政治压力后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简单的只是封贡体系的终结，而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改头换面以另外的方式出现，即由宗主—藩属关系转换为宗主权—主权关系，东亚内部国家间的相互作用，仍显著影响了各国的选择。近代日本作为东亚国际秩序中转换的参与者，自然也要为这一进程所左右，如何处理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封贡体系的关系，成为其基本考虑之一，故而如果将亚洲的近代，“视为亚洲内在地域秩序中的一个历史力学的局面时，日本的近代也必须由‘中国的冲击’（而非‘西方的冲击’）的文脉来重新检讨。”(22)着眼于亚洲本身的历史变迁来看亚洲，滨下武志见到了一个有别于以往的近代亚洲：“十九世纪中期被当作所谓‘西方冲击’对象的亚洲，在经过一百五十年后的现在——特别是历史上的动力变得更为重要的现在，历史上的亚洲特质将重新登场。”(23)
站在当下来看东亚的近现代经历、外来冲击与自身固有结构，其实同时影响了东亚世界的内部变迁，“亚洲积极地将欧洲冲击吸纳入自身的变化之中，并且以复合的形态予以展现。”(24)也因为亚洲的近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才使得东亚世界对于自身的历史自觉及其主体性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张显，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非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亚作为一个历史性国家体系，才逐渐流露出复活自身传统的迹象呢？世界总是在一些机缘中展开它的诡秘印痕的。就东亚世界向其自身历史复归而言，其缘由动力一方面是深植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植于历史中的隐秘意志，受到了相应短期性和即时事态的激发。本文倾向于把后者归结为两方面：其一，作为东亚国家体系的内因，是民族国家在该区域的普遍成熟；其二，作为体系之外的原因，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改变了以往对本区域经济、政治关系的认识。
先来谈后者。从浅层和短时来看，东亚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关：(1)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向心力；(2)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南美经济崩溃，欧洲和美国也处于经济不景气中，国际金融资本中的大量游资投向东亚；(3)相较于其他地区，东亚国家体系保持了政治军事上的相对稳定。在以上几个内生和外设的要素共同作用下，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就已意识到，东亚经济整合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不顺时应势，进行区域经济整合，那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也因于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建设“东亚经济集团”，而日本则主张建设“亚洲货币基金”，但由于美国的介入与反对，这些计划先后夭折。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东亚国家才透彻肺腑地感到，只有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才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那时开始，“10+3”会晤机制才得以建立，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不断增多，而东亚经济整合特别是彼此间的投资和贸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如果没有东亚国家各自的内部需求，那么，上述所谓“外部原因”，也还不会催生出东亚复活自身历史传统之果。东亚走回历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恰恰就是经过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发展，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国家民族普遍实现了独立自主，其在区域内获得的安全感也比以往更多。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才将视线投向各自国家之外，发育起空间范围更大的生活想像。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对实现自身国家意志与信心的增强、对自身安全感的增多，使这些国家在相互交往时，会寻求更高程度的合作；在合作时会倾向于超越以往的悲情意识、超越历史中的怨恨。东亚的经历其实更完整地体现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政治中，无论欧洲还是东亚，在其历史中都因战争和杀戮，在许多国家之间存有怨恨情愫，在今后的历程中它们仍会存在，但显然已不会硬化到让这两个国家体系内部完全不能实现合作的程度。
查看远在欧洲、近为东亚的国际政治新地图，使人们对国际政治做出这样的判断：民族国家在独立和强大后，将寻求自主并与外界发生更多联系，而这种联系多半不会溢出历史和文化的规范。欧洲走向共同体，是扎根于历史中形成的基于“欧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共通的文化背景也功不可没。从欧洲共同体、英美特殊关系以及北约的凝聚力等案例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共通的文化和历史有助于合作，那些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国家体系，一般都具有共通的文化与历史背景；第二，为发展合作关系，必须充分发掘国家间的文化和历史共通性作为信任资源；第三，一旦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获得了可靠保证，这个国家将能够克服自卑内向心理，致力于寻求与外界发生联系，在此过程中，文化与历史因素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左右这些国家的现实选择。
以上三点结论正好对应当下的东亚现实。曾经受害感很强的韩、越等国在恢复自信和主体意识后，在诉求“尊重历史”的同时，又不再单纯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在东亚和世界政治舞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蹂躏之苦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近年来则不断呼吁“东亚走出（二战）历史”。这些场景都在提醒人们：在民族国家强健之后，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反而有了可能。
六 以东亚视角理解中国文明复兴
东亚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是与人类政治的整体性变迁相关联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曾描述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上同时出现的两大趋势：一是超级大国的兴起，而另一个则是由第三世界勃兴而发生的世界政治权力分化。(25)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两极体制崩溃后不久，亦曾极富预见地写道：“美国比十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26)世界总体的权力分散化趋势，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以来，世界政治权力不断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的进程的延伸。这一可视为布罗代尔意义上的“长时间”，其实已构成近百年来人类生活的“历史结构”，不再有逆转的可能，并将在21世纪进一步向前演进。东亚国家体系不言而喻也受到人类政治大趋势的规范，其复原既有历史传统的倾向，亦将主导未来东亚历史进程。
中国再次展现蓬勃复兴势头、东亚世界重新恢复其曾经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国家体系的特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其实也是一种文明自觉，即《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相互承认的斗争”。在东亚世界接受了西方世界对它的表达方式之后，这一区域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开始自我界定对自身的表达。这种对外来文明的承认和追求，显然不是排斥性的，东亚世界需要尊重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在近世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需要承认它们在许多方面的技高一筹并且要向它们继续学习请教。但这样一种纯粹单向的过程，今天不仅不能被东亚世界主体意识的觉醒所接纳，关键的是，它也不再能够为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未来前途，提供足够的智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复活自身文明传统并对它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对中国和东亚来说都已顺其自然。
把握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和东亚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首先要求中国和东亚世界转变思考中国和东亚世界问题的空间方位。这里所指的，当然就是要以东亚视角来取代或包容其他一些思考和表达方式。东亚视角也是一种国际关系视角。东亚世界及其经历经验的独特性，和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时状态下与其自身命运的相互关联性，都要求中国和东亚世界的人们，学会将思考当代东亚问题的背景，放到东亚世界本身的历史脉络中。这一视角的重新启用，在当下来说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应照顾到东亚世界的独特历史传统、地缘政治状况及其文明构成，在此基础上展开内外交往实践；另一层是，东亚世界内部交往历史中积累的智慧资源，许多实际上也具有世界普遍性，可以推广普及惠至人类总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东亚视角是一种地方性视角，但也是一种世界性视角，它以张显地方性独特经验为旨归，但同时这种地方性经验中，又包含了诸多世界一般性，或者说有着在将来推广普及至全世界的潜能。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乐观地看待东亚历史结构复活之时，并不就是追求一个完全纯净、不受西方历史与知识“污染”的东亚。在推动东亚向历史复原的动力结构中，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很大部分就来自于西方实践与知识。也因为至少有两种实践与知识传统同时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东亚史，故在今天东亚世界的知识生产与实践中，并无必要一味排斥西方影响及其知识资源。也就是说，东亚世界的内外交往，其实应有两种知识来源和智慧资源：其一就是主要由西方世界所制定、已成为世界普遍性的一些国际交往经验和规则；(27)其二，是生长于本区域内部、已有上千年历史传统的本土治理经验与知识。
在应用这两种知识、而又重在开发后一种智慧资源的过程中，作为东亚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国——中国，更要树立起历史自觉。由于在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东亚国家体系是一种宗主型结构，中国作为核心国，是东亚世界的文明中心和文化输出者，而其他国家则处于外围，是文明的接收和受益者，而且，东亚国家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将处理国内关系的“文化主义”或者说“天下主义”原则进行了外推，在东亚世界有效建立起封贡体系。因此，中国要意识到在这历史新时期，在这个区域中应该扮演的新角色和应该起到的功用，要在对外交往中，凸显中国和东亚文明的主体性，从中国和东亚传统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的国际政治交往知识与价值规范。
世界是在殊相与共相的相互纠缠中运转的。21世纪初叶东亚世界恢复自身历史意识，以及中国要在东亚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当然不是简单地对过去进行复制——即对既往封贡体系的复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历史上的东亚封贡体系是宗主型结构，本身内涵了文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当下的东亚各国在国家主权与尊严上，是对等而不是等级制的，彼此间的合作也因此是以平等相处为前提。滨下武志在论述亚洲特质将重新登场的问题时又申明：“广域地域秩序的内部关系，并不是过去朝贡体系下所见的宗主及藩属这种由宗主权方面所定义的双向关系；双向关系是以宗主及国家主权的形态出现，而由周缘民族主义在朝贡关系中登场。”(28)因此，东亚世界遵循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其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历中，现代性是它的新增一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维。中国应在国家民族平等的大前提下继续主张和坚持中国与东亚文明主体性，并将它施用于对外交往实践。
注释：
①本文更倾向于将当代中国近些年来在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称作“文明复兴”而非“崛起”。同时，笔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处于文明复兴中的大国而非“新兴大国”。原因在于，在近二千年来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一直是一个“文明”符号，包含了经济、军事、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内涵，是典型的“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而且中国曾经历过多次文明的衰败与重新兴起，直到今天，其主要的文明符号仍保持着相对稳定。而就当下而论，“中国文明复兴”或“中国复兴”，首先是指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社会制度系统的迅速变迁以及精神状态上内部活力的增强；其次是指，中国在参与世界政治的过程中，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上对外影响力不断扩大。
②日本现任外相麻生太郎最近在参加富士电视台的一次电视节目中，便再次指责中国军费不透明，宣称中国“军事抬头”。参见“日鹰派高官抗议中国干预参拜靖国神社”，《联合早报》2006年4月3日。
③“我国2004年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位”，参见http://www.gov.cn，登录于2005年12月20日；“世界热议中国GDP排名 专家认为要冷静看待”，《环球时报》2006年1月27日。
④［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年版，第540页。
⑤［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43页。
⑥同上。
⑦“美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转移战略重点”，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登录于2006年2月4日；“外电评美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视为最大潜在对手”，参见http://www.people.com.cn，登录于2006年2月5日。
⑧16世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几种各具特色的国家体系：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 （包括西亚和北非）、欧洲秩序和美洲殖民地体系。欧洲国家体系在其后来发展中，又加上美国和日本构成西方国家体系，而东亚封贡体系则自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受到侵蚀，而在19世纪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第1-13页。
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 4页。
⑩同上书，第19页。
(11)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便认为，从文明类型上看，日本不是亚洲国家，而是和欧洲相近。参见［日］梅棹忠夫：《何谓日本》，杨芳玲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2)关于“大封贡体系”与“小封贡体系”，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4-45页；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从史前到20世纪末》，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303页。
(13)如在1419年，明成祖即曾因暹罗人入侵满剌加而对前者加以申斥。参见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从史前到20世纪末》，第296页。
(14)有关东亚封贡国体系的特征参见明居正：《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转变：一八四○～一九一一》，许介鳞主编：《中国与东亚——廿一世纪的课题》，台北：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1998年版，第41-42页。
(15)参见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从史前到20世纪末》，第292页。
(16)关于东亚国家体系与欧洲国家体系的分别，陈剑锋先生也曾做过论述，他认为东亚国际秩序乃是西周五服图式的延展，是一种同心圆结构，而西欧国际秩序则是古希腊城邦秩序的子代，是一种多国分立秩序。参见陈剑锋：《文化与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有关内容，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8)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
(19)一般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东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的封贡体系向现代的条约体系转变的过程。参见计秋枫：“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0)Rajshree Jetly,"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SEAN:Perspectives for SAARC" The Pacific Review,Vol.16,No.1,2003.
(21)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2)［日］滨下武志：“检讨东亚地域之历史动力的诸课题——宗主权型·主权型·网络型系统的竞合”，许介鳞主编：《中国与东亚——廿一世纪的课题》，第3页。
(23)同上书，第10页。
(24)同上书，第2页。
(25)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84页。
(26)［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
(27)近代以来，西方最初虽然是以强势殖民者的身份出现在东亚，但东亚世界在与欧美列强抵触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被动”接受西方国际秩序到主动“加入”的过程，即使中国也是如此，参见计秋枫：“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28)［日］滨下武志：“检讨东亚地域之历史动力的诸课题——宗主权型·主权型·网络型系统的竞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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