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二元社会视角的提出①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的争论以后，渐进的改革就是渐进的市场化进程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解和预期，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似乎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消解。
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重新明确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②与此同时，大型国企停止或减缓了自1997年以来的“减员增效”，在社会关系进行重要调整的时期，这种工业经济组织继续发挥了它的社会整合功能。为此，学界关于“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以及“改革到了哪一步”的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再次成为公共政策的焦点。各种理论关切的潜在逻辑涉及一个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怪圈，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将如何对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的社会机制。而回答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是在事实上如何判断，在学理上如何解释和说明中国现实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变趋势。
怎样认识中国现实社会结构的最显著特征？上述事实表明，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单位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亦可理解为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已不是后者渐进地取代前者，而是前者以局部地区和行业为依托形成与后者的相持、渗透和互动。两种社会机制的并存和互动，以及两种社会机制在不同地区的非平衡状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20多年来最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这种普遍性当中已包含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特征。因此，相对于城市和农村的老二元社会而言，笔者将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界定为新二元社会。
新二元社会是对改革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本来，两种社会机制并存的事实，是与市场化改革同步发生的。当初流通领域出现的双轨制，就是利用上述两种社会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和交换。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学者用这两种社会机制解释新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分析社会发展的条件。③但是，笔者为什么要在现在谈新二元社会的生成？如果说以往是把传统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并存理解为改革过程的一种过渡性现象，那么现实的发展和本文要说明的是，即使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前提下，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并存可能并不是过渡性的现象，起码在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的特殊的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与实体的稳定性相联系，两种社会机制并存的社会结构已具有认知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分析，也为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通常是从相关文献和现实发展这两个方面互为关照，从文献梳理中提出问题。而面对当下有关社会结构演变的重大争论，笔者以为，从实体问题入手可以增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感。本文的中心主旨，是对新形势下已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独特性的社会结构做新二元的探讨，而老工业基地社会则是分析新二元社会的逻辑切入点。限于篇幅，本文只在结语部分就新二元的分析工具意义做形式上的比较，以此反思一些主流的分析框架。
二、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谈起
笔者对新二元社会视角的思考，是受李培林、张翼2003年在辽宁发现“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启发。④由于受理性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制，他们对东北“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解释，并没有反映东北“人力资本失灵”的社会结构⑤原因，但笔者以为可以从中引申出对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的认识。⑥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加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互动，几乎成为社会学研究最大的兴奋点。而市场化的趋势，使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当红的主流理论范式。社会学家在分析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时，经常运用经济人假设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作为由自己支配的人力资本来考察。有关对东南沿海以及台湾地区的研究曾验证了市场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者收入提高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经济人假设的一般推论。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没有发现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当把这种方法用于东北研究时就出现了人力资本的失灵？问题显然不在知识运用及逻辑分析的本身，而在于理论知识所适用的社会对象的不同，或者说经济人假设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使用还具有验证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功能。
据此，在由市场化引起的国内各地区的分化中，可把大型国企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地区作为观测新二元社会的靠近传统一极的前沿。这意味着老工业基地社会不仅是两种社会机制并存的社会，而且是传统体制作用的领域更宽，作用程度更强，同时也是两种社会机制之间非规范交换比较突出的社会。这样可以从两种主要社会机制强弱之间的互动，有代表性的特征和单位制城市结构关系等方面对老工业基地社会做粗略的探讨。
从两种主要社会机制强弱之间的互动上看，越是受计划体制影响较深的地区，社会成员在总体上适应市场的能力就越差，反之亦然。一系列有关单位制研究的成果表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这种纵向的隶属关系，又不断强化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⑦它一方面会助长对国家的“等、靠、要”，另方面则成为个人适应市场环境的障碍。当超大型单位制社会组织相对集中于某个地区，每个单位组织中无意识状态的阻碍市场化变迁的力量，就会形成对这种区域社会有整体影响意义的社会特质。越是受计划体制影响较深的地区，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越偏重于权力，而不是市场。权力性资源配置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规范的行动结构和寻租现象存在，有时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社会风气恶化。在这种软环境中，领导干部成了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局部性的政治腐败会产生放大的区域社会效应，使这里的投资活动不仅有市场风险，还增添了政治风险。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民间投资的强弱与市场规范的制度化程度成正比，人力资本强弱与劳动者收入水平高低的关系，也情同此理。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老工业基地社会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并没有统一的进程，市场化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而且还取决于传统体制的强弱。
从传统体制持续影响的主要特征上看，首先，老工业基地社会仍是以大型国企为依托的民营小企业及相关市场条件不发达的经济社会。国有企业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成分。为了资源安全、国家安全和保障公共物品供给，西方工业化国家或者以产权所有的方式，或者通过对私营企业的管制，或者通过行业代管的方式干预这部分经济。以投资和收购形成的国有企业一旦成熟往往通过拍卖重新私有化。⑧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全盘的公有经济，市场化改革后的今天，在经济质量上，中国最具经济实力的企业仍然还是大型国企。在经济规模上，虽然近年民营经济所占比例有较大提高，但在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东北三省，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值的比例平均为77.6%，2003年仅降至71.1%，而且主要分布在关系到战略安全和资源安全的经济部门。⑨当然，中外国企的区别不仅在规模结构方面，而且还在治理方式和收益调节方面。在治理结构上，国外是董事会下设的经理负责制，在国内则是内部化的企业经营管理与外部化的对资产和高层人事管理的结合。在收益调节上，国内外的不同是国家控制减免幅度的差别。但是，更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文化层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组织，还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文化模式，而西方的国有企业是更突出交易成本分析的工具理性单位。
第二，老工业基地社会是以连续的政治体系承担较多制度性弱势群体的历史责任，以选择扶持行业主导性国企和增强再分配能力为政府主要取向的政治社会。如果撇开工业设施的物化形态和产业技术特征，中国的老工业基地社会不同于早发型工业化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或矿业资源枯竭而形成的大工业聚集区。老工业基地社会与传统体制相联系的弱势群体，也不同于曾经有过计划经济历史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类似群体。这种区别在于它们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和制度背景的不同。在改革前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弱势群体是与新中国紧密联系的政治人、历史人、制度人，他们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和福利保障上对他们有着相应的制度承诺。而早发工业化国家的老工业聚集区的相关群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主体自由选择条件的资本要素人和社会契约人。苏东社会在全方位的私有化和迅速市场化的同时，还伴随着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中断，在以往的国有经济主体消失以后，新的公共权力体系也中断了与原有国企社会的责任关系。与老工业基地社会特点相联系，新二元社会条件下的区域政策也存在二难选择。在东北振兴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大型国企组织的扶持，因制度门槛和技术构成的约束，并不具有吸附大规模失业者的能力，其经济拉动作用也主要集中于限制介入性行业。因此，结果很可能是在GDP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长以后，支付巨额转制成本能力的提高于积极长久地解决大规模失业群体问题无补。通过大型国企推动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虽然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治标水平，但同时也会助长单位制社会的影响。
第三，老工业基地社会是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制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为相关社会群体认同的习惯社会。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是构成人力资本必要前提的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主体意识的缺失，这是单位制组织惯习对相关群体形塑的结果。东北地区特有的既是大规模的劳动力过剩市场，又是劳动力需求市场的扭曲现象，以及迅速扩大的接受最低社会保障群体的存在，从劳动就业这个侧面反映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生计习惯的特点。这也说明传统的工业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即使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还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老一代职工中，在新生代职工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老工业基地社会并不限于东北地区，它是以单位制社会组织的过密化结构与市场环境的镶嵌性特征为基础的。
此外，老工业基地社会作为一种城市社会，也有中国单位制城市社会的一般特征。在微观城市社区的关系上，单位制弱化以后，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进一步集中到各级政府手中，理论设计中的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制衡，在市民参与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实际是不存在的，这就在客观条件上导致了权力向上集中，并迫使政府成为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中心。在城市发展的宏观规划上，虽然在行政任期目标的推动下市政建设成为主要的政绩标志之一，但是，不论是在城市规划部门的主体意识上，还是市政工程的物质能力上，都没有做好接纳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居民的准备。这也是从反面促成新农村建设战略布局的因素之一。
这样，在本文的论域中，老工业基地社会，它并不是一个经济、技术和产业概念，而是对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征的认识。在总体上，深入研究东北地区明显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失业率、上访率、重特大案件发案率和明显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等经济和社会现象，进一步探讨和验证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其他类型化特征，有利于揭示其特质。
三、理解新二元社会的两组概念
要理解新二元社会的现实结构，就要了解它的历史联系。在此，笔者试图把新二元社会的生成与“后发外生型”(10)这一概念的解析结合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滞后性提出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概念。后发是相对于17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外生是指门户开放才得以引入中国的现代工业和制度理念。但是，在上述意义上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分析，很容易被接连不断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中断，事实上只是一系列思想史、革命史范式的讨论。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体制，是符合东方社会历史条件的一种有组织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到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发生作用，然后逐渐“侵入”到原有体制之中。受“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概念的启示，笔者以为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不同的“后发外生型”的市场化才具有比较确切和可分析的时间和空间意义。新二元社会的生成就是后一层意义上的“后发外生型”市场化作用的结果。“后发外生型”的市场化过程，实质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怎样认识中国新二元社会结构的生成过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社会事实举证这种变化？笔者首先从老工业基地社会大规模下岗失业问题切入，通过失业问题的形成作为认识这种变迁的工具性视角。
自现代工业发轫以来，失业就逐渐成为市场化现代化的伴生现象。而在当今中国，随着市场化社会机制逐步外生并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确立，失业这种曾被认为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有的社会事实，也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显现，并成为基本民生问题。与此同时，“后发外生型”的市场化也就与中国当下的失业现象有了内在的联系。
本来，一定程度的失业是与市场相联系的一般劳动力供求问题，但是，老工业基地社会大规模下岗失业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现阶段后发外生型市场化作用的结果，并与新二元社会结构的区域性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成人力资本必要前提的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主体意识缺失的结果。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后发外生市场化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可把失业问题的形成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以农村改革开始和确立市场化方向为标志。第二阶段(1984-1997)以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减员增效”为标志（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在时空过程上均有交叉）。第三阶段(1997-2003)以在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和试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11)
老工业基地社会的下岗失业问题，只是反映了新二元社会生成的一个侧面。它记述了中国的市场化是怎样在原有体制之外的农村和小商品流通领域发生，然后在非限制介入的中、小国有工商企业中扩展的。在经历失业问题发展的第二阶段后，城镇中的中、小国企已基本瓦解，那些限制介入的大型国有企业已成为镶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一系列单位制孤岛。而区域性大规模下岗失业群体正是在新二元社会形成后，在原有社会结构中被分离出来，一时难以融入市场，夹在两种社会之间的特殊群体。
新二元社会的生成并不是单方面由市场化推动的结果，而是由国家和市场双向形塑的。1970年代末，“文革”的结束终结了原来以政治思想建构为中心的社会运行轨迹，而新时期社会运行的紧迫性，首先要迫使政府推出富民政策来改善民生问题。其次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上维护国家的内部秩序，通过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竞争。如果从源头上看中国社会的改革即国家与市场对新二元社会的影响，它实质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民生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双重要求。
对新二元社会有发生学解释力的另一组概念，是市场化的现代化和有组织的现代化的历史演变。现代化发生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大体是以市场化的现代化和有组织的现代化这两种方式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加以实现的。市场化的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既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又在西欧人均资源比较丰裕，商品输出和殖民掠夺有利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条件下，造成了能够缓解阶级矛盾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
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前者在资源配置上是以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均衡方式发展，后者则因外部国际环境、内部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选择有限制的发展方式。中国的老工业基地社会在有组织现代化的历史上，就是被优先发展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那种区域社会的延续形态。而当下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在有组织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特定历史阶段被搁置发展的一部分，这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低价劳动力资源的系统条件。
在现代化发生以来晚近的百年间，一直演绎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冲突。凯恩斯主义虽然在西方政治体制内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元素，但是并没有结束东西方的军事冲突和二战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苏东国家的剧变，通过全方位的私有化和迅速的市场化，颠覆和终结了计划经济的历史。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间，仍然还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并形成历史继替的社会机制。
中国的改革通过1980年代的争论，把市场经济中性化了，从而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壁垒。社会基础理念的这种革命，使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社会机制在中国逐渐融合起来。这不仅进一步验证了经济的嵌入性特征，而且还证明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两种社会机制，不论它们之间是冲突还是共生都是可选择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化现代化和有组织现代化的两种社会机制能否长期共生，可以通过观察国企社会与市场环境的相持、互动以及它们适应中国国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作为判断根据。
总之，在整体关联的现代化历史上，欧洲模式的现代化在经历改革初期被普适化理解以后渐渐地遭遇了质疑。拉美模式的现代化虽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但是他们在人口、资源、历史文化等基本国情上与中国的情况相距甚远。东亚模式的现代化虽然在集权体制、市场经济和儒教传统上与中国条件相似，但又都不具备计划经济的历史。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形态，相对于苏东国家，中国社会又呈现了有别于苏东社会发展的新二元社会的特点。对中国改革二十几年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的理解和认识，事实上已成为应对当下社会发展重大选择的基础分析环节。
四、新二元社会的实质及其整合
如前所述，两种社会机制并存的关系产生于中国的改革方式，又满足着中国社会对国家安全和民生利益的双重要求。但是，它们在各自的特征上又都不同于传统的任何一元。
市场化改革之初，农村的经济组织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城市的经济组织改变了政企不分和外部化管理的方式，但是，这种改革在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并没有产权性质的变更，而是采用了对基本生产资料的租赁形式。这就使两类经营者在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上获得了巨大的内部运作空间，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在具体的所有权意义上已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同时国家也继续保留了对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的调控能力。这是新二元社会形成的初始性制度因素。
由于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特点和农村分散的居住方式，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绝大多数已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而中国市场化的发生，伴随着农村居民的城市化和体制内的城市人口向体制外分化，两种社会机制的镶嵌、共生更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之中，因此，大城市成为研究新二元社会两种社会机制共生的主要场域。
为了分析的简要，笔者把新二元社会中延续传统的一元暂且界定为国家限制介入的大型国企，市场化一元是国家不直接干预的民营化经济关系形式。
在国有企业方面，市场化以后由于延续性的产权关系、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相应的人事身份制度，使之成为仍然还有清晰边界的单位制孤岛。但是，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而是在国家限制介入的条件下，在外部可以与市场接轨，在内部则凭借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各种权力，形成了一种新单位制。(12)这种限制介入性国企凭借对优势资源的垄断，通过内部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管理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和强大。这与以往用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的解释已有所不同。这种新单位制的实质，是使传统的由外部化管理的以再分配为主的全民所有制，演化为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特定单位或行业集团所有制。这是当下国有垄断行业高福利现象的制度基础，也是新单位制条件下组织成员对单位新依附关系的利益基础。当然这种新单位制现象不只是限制介入性国企，例如兼有政府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也有着类似的内部福利运作方式。这些经济组织是计划经济的历史与改革后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非断裂带，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式社会结构的一个侧面。(13)
在市场机制调节的民营生计方面，区域分化和相对不发达已成为东北地区的显著特征。迄今为止，东北地区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所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远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在城市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主要是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和在城市中生活的原农村居民。因国有的限制介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形成的壁垒，他们在生计上多以过密化的商业和服务业为依存方式，除了一些可与大型国有企业比肩的少数民营企业以外，资金、技术、经验的不足使中小民营企业和多数个体户长期处于有增长无发展或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处境。这种状况已使中国有巨大农村人口背景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受阻。此外，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原农村居民来说，不论是长期定居还是短期务工，作为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因其在城市生活而终结，这已成为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准市民处遇的两难性制度障碍。
新二元社会在实体上的形成，首先以传统体制逐渐让予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为前提，以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在同一政治体系中的共生为基础，以依托于两种不同社会机制上的群体理念和习惯特征来区分。其中一种是在核心组织形态和群体行为特征上表现出来的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机制和管理模式，另一种是在中国条件下生成的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到大的市场化社会机制及其生活样式。由于两种社会机制强弱组合在不同地域的差异，使它们的共生在宏观上形成了新的区域发展差别和社会关系类型，在微观上又打破了空间区隔的界限，在城市社会的某些体制内的组织空间，镶嵌有不同成本意义的农民工、临时工和其他体制外的各种人力资源。新二元社会条件下多重化镶嵌式结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图景，是现实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新二元社会并不是两种社会机制的简单拼合。从其发生以来，计划经济机制和市场经济机制实际上都在以对方为外部性条件，在互动中体现出相向的渗透、交换和博弈。在国有经济领域，政企分离后，普及管理主义，剥离非核心资产，直到“减员增效”，在局部地区形成大规模下岗失业群体，但却使企业效率提高，国家仍然在战略上掌控着资源的安全和经济的安全。在民营经济领域，在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还比较缺乏的条件下，一方面，草根市场个体经济表现出独立化的体制外特征；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生计基本依托的一部分。然而，对认识新二元社会结构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体现的介于两种社会机制相互作用所凸生的新的社会结构关系。因此，在新二元社会条件下深化改革，除了要防止简单的市场化取向和复制传统，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验证两种社会机制的共生在中国条件下的合理性。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源头上是要探讨在新二元社会条件下两种社会机制的和谐。
新二元社会不能理解为国有和民营的两种经济成分，也不能等同于混合经济的概念。它虽然是以主要生产资料的不同产权关系为基础，但实质上是两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两种有所不同又相互渗透的文化模式。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新二元社会的社会生活管理方式将如何创新？两种似乎天生矛盾和冲突的文化模式将怎样整合？
中国的经验表明，连续的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既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也是整合和驾驭两种社会机制的条件。不论从哪个角度探讨中国的社会转型，连续的政治体制的存在和其事实上的作用，都是认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中国经验的关键因素。那种把市场化看作一个自发的自由拓展秩序，不仅被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所证否，而且又一次被中国经验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颠覆。在城市，如果没有连续统一的政治体系，如果国有经济体系不是有选择有计划地退出某些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尽管这种退出是被动的），就不能始终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农村，虽然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在体制外自发的，但此后在整体上维护和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全面改革的基本力量是自上而下的，近年的新农村建设应是最好的注脚。
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这种强有力的政治体系的建立仍然受制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条件。任何现代国家，在其基本价值追求上都会把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福祉作为基本目标，但是因国情的差异，各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方式。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经济落后、国际关系处于东西方高度紧张对抗条件下形成的。其突出的特征是，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选择了低水平、平均化的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采取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选择有限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方式。显然，在这里没有早发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帕累托均衡。
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某些国情条件对国家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式的选择，仍然还有重要的“本体论”的意义。这可能取决于中国人均资源匮乏的社会条件对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的要求。在东西方的冷战结束后，拨开不同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遮蔽，支配制度选择和社会结构关系的最终因素可能还是人均资源的丰裕程度。也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初通过强化国家再分配能力，旨在维护大多数贫困人口生存和相应的社会发展方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现存的理由和根据。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严重考验，还仍然保持着政治体系的连续性，还仍然由大型国有企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资源安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区域社会发展和产业政策上，虽然有组织的现代化在80年代发展了深圳，由此带动了珠三角；在90年代发展了上海，带动了长三角，(14)但是，还应该看到国家通过长期控制某些重要物资的生产和价格，也造成了国家定价与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再生产的不协调。例如国家在2004年才放开煤炭价格，这对譬如山西这样产业单一的地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限制，成为维系中国最基本公共物品供给和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条件，而这恰恰是在全局上发展外向型经济贸易所要保持低价劳动力供给的相关条件之一。这就是说，有组织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延续不仅表现在区域社会发展上，而且更强烈地表现在国家掌控的产业政策上。
于是，在社会整合的基本价值理念上，历史主义的人本发展观在改革前和改革后体现着一致性，它的重要特征是非均衡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的是，在改革前是单一社会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形成了传统的非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后逐渐出现的新二元社会机制的社会整合特征，可以分前后两个阶段。改革前期，处于主导性方面的社会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新二元社会格局日见明晰，让所有社会成员分享发展成果，尤其是注重弱势群体的保障，追求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政策成为强势。与此同时，改革前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转换到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再分配体现公平，并根据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更侧重于再分配的整合机制上来。这是在新二元社会条件下调整各种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但是，在同一的政治体系和有限的市场环境下，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作为两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之间，在国有和民营作为两种不同的经营管理核算方式之间，国家应该怎样吸收不同社会机制的优势，避免各自的不足，这也是继续深化改革，促进新二元社会整合，构建和谐社会更应引起注意的问题。
这样，虽然现代化的发展以全球化的方式进入了21世纪，但是，在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时，似乎又回到了古典。涂尔干在论述社会解组时提出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方案仍是可借鉴的。首先是日益集中的权力和政治权威，其次是不断发展的用于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交换关系和规范，第三是次级群体的亚文化，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的整合。(15)这里的区别是，当年的欧洲中心社会是以一种主要的社会机制推动着社会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解组，而中国是在有组织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上进入了新二元社会。
五、新二元社会的学理探讨
新二元的两种社会机制的相持和共生——中国经验提出的这个新问题，显然应该包含着一系列社会基础理念的变革。这种共生在学理上何以可能？
在已有的理论选择中，卡尔·波兰尼的宏观嵌入性视角有明显的适应性。在波兰尼的思想体系中，他并不是排斥市场经济，而是反对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展到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指出了社会对市场化侵入的反向运动。他一方面批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在学理上强调整体的社会科学，指出了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单面性。不难看到，在这种社会科学理念和分析逻辑中，如果把国家干预看作社会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那么其中已包含了肯定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在同一社会空间交替或同时发生作用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传统中，人们夸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对立，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有关社会生产关系一般理论同各种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联系形式结合的多种可能性。(16)的确，马克思清晰论证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暗淡前途。但是，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知识和社会相关联的前提，那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关系的说明。而在19世纪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国家无力也无须在重大的宏观政策上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经历了20世纪的一系列冲突后，一些由来已久又根深蒂固的理论误区仍在发生作用。其误区之一是过分地强调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意义和作用；误区之二是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经济与私有制的联系看作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普遍形式，似乎私有制就只能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公有制就只能与计划经济相联系，否则，就要不断地深化改革。而当代的市场经济展现了它可以与各种产权性质相融合的现实前景，这种社会条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看到的。
导致上述两种误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忽视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公共权力对市场、公共事务和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这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入，人类活动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日益复杂，整体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社会整合以及人类对共同安全的要求日益紧迫条件下的内生性趋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已证明了国家干预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必要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竞争的主要实体已从自由竞争时期的单个企业过渡到垄断形式的跨国企业。但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真正受益的主要是强势国家和国家集团，以市场、技术、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竞争无不以国家强权为依托。在这种背景下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外生性根据。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后，主要生产资料如矿业资源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成为国家干预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条件。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成为国内外市场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国家干预的方式和领域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改革前期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控制原则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国家通过改变方式所不断加强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控制，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新形势下的国家干预，既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全能主义的社会管理，也不是单纯对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而是在新二元社会条件下应对日益分化和复杂的后工业社会的内生性趋势，以及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竞争环境的客观需要。这就涉及对实践中影响国家干预和对中国社会转型认识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预设进行必要的反思，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主流分析视角应有新的认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由于引进了市场机制及其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心的重大主题。在经济学方面，基础性的研究还是把经济转轨作为过渡性的对象。但是在怎样认识转轨经济的问题上，都出言谨慎。一个基本共识是把经济转轨看作一段具有相对独立含义的经济史，对这种含义的把握尚未摆脱经验认识的局限。(17)而国外对东欧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研究，也没有详细预测转型的结果。(18)在应用研究方面，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传统经济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双轨制运作，更注重效率博弈的现实原则而忽视长远预期。受不同的社会理论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期，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主张占据强势，只是到了新世纪倡导和谐社会以后，才受到不同程度的抨击。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上，透过现象层面的争论可以看到，形成差别或冲突的不仅是学者的主观立场，而且能看到不同学科的功能倾向。
在社会学方面，国外学者在改革前期以市场化及其进程为主要关注对象，确信中国渐进的改革就是渐进的市场化，这意味着再分配的资源配置方式将被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取代。倪志伟为这种市场转型论的代表。随着改革的发展，边燕杰等既发现了与市场转型论相左的传统体制特征的延续，同时也发现了支持市场转型论的经验研究资料，并把这两类现象的并存看作是改革过程中的显著事实。魏昂德(Andrew G.Walder)则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传统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作用下出现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主张在具体的可验证的研究中考察权力和收入的关系。(19)与此同时，经济人假设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结合成为近十几年来的主流学术取向，宏观的整体性社会科学似乎已淡出诸多研究领域。于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形成区域性分化的现实条件下，特别需要把一系列散播在不同区域的经验研究成果在新的宏观视角下做整体性分析，这既可防止以偏概全，又是重新认识整体的过程。
与改革就是渐进的市场化社会理念相联系，介于中观的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有被实体化的倾向。也就是许多论者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不仅仅看作是一种分析框架，而且还把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价值目标。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在以往的讨论中，不论是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移植19世纪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理论预设上都有巨大的剩余问题，而且这些剩余问题恰恰事关整体社会的性质。例如，在关注市场化进程的时候，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不能反映连续的政治体制的作用和效能。在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大型国有企业——这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联的非断裂带，同样无法进入应有的逻辑分析。
国内学者的观点大多是从一般现代化的视角，把中国的社会转型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在结束了“文革”的政治动荡以后，现代化成为国人的憧憬，也成为社会转型的目标，现代化的不可逆转是这种转型论的基础理念。1992年，李培林在一般现代化的理念上结合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国家与市场作用的双向启动，概括了当时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20)然而，如果过于乐观地把这种社会转型预期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并辅以量化标准佐证的时候，原生型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差别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实际上，改革以后帕累托增进的蜜月在1990年代后期就结束了，非均衡的增长成为社会和谐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反思这种社会转型理论的时候，比较原发内生性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就会发现此时已非彼时，世界市场早已被瓜分完毕，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以压低价格为杠杆，而杠杆的支撑点是可以保证无限供给的被搁置了发展的数亿农民。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有的学者开始质疑现代化是伪科学。(21)
当现实的非均衡状况与现代化的预期出现错位以后，中国改革的实践在重新调试着人们关于社会转型的理念。受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实践社会学的影响，孙立平以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研究取代了改革早期对现代化模式的移植。在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中，沈原通过介绍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1ain Touraine)的干预社会学方法，试图绕过传统的“结构—行动”的主流分析框架，让人们看到在决定论习惯理念中形成的预期是怎样在实际行动中被改变的。(22)比较直接的启发来自一批东欧学者对苏东剧变以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研究。这种依靠传统体制的资源羽化而生的新精英，显现了这类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近年关于发展社会学新议题的探讨，使社会转型问题既区别于一般的现代化变迁，也抛开了“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但是，中国和苏东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是否体现了连续性，更重要的还在于苏东社会在剧变之前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均资源的丰裕程度也是中国和苏东社会系统的重大差别所在。这些差别可能是新二元社会何以可能的本体论根据。
六、结语
此项研究主要学术脉络的形成，首先是在东北发现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启发下，从社会结构方面思考东北地区的失业现象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以及东北地区一系列有标志性特征的社会问题，由此形成了对国外学者市场转型论的反思。(23)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化发展程度和传统体制作用程度的关联状况为区分标志，形成了老工业基地社会的概念。
在老工业基地社会的概念形成以后，这种区域社会的差别和连续统一的政治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社会与苏东社会的差别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2005年以后，孙立平教授的研究试图使转型社会学从一般现代化变迁的学术脉络中独立出来。(24)受此启发，笔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明晰性，以及与孙立平教授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同时得到了强化。新二元社会的探讨，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社会，在研究视角上选择了新二元社会而没有接受断裂论。如果把近代以来主要社会学理论所关照的对象作资本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的划分，(25)本文关于老工业基地社会以及新二元社会的研究，应属于共产主义文明研究范围内的中国研究。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研究中——有组织现代化的一种延续。
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视角，新二元社会以当下中国最主要的两种社会机制为结构性认识的对象。它与静态的没有互动的传统多元分层结构比较，包含了历史的生成过程和现实动态的制度关系，能显现不同的社会机制对个体行动与集体表象的制约以及公共政策的应对性选择。尽管这两种社会机制下的不同群体都发生了分化，都有了富人和穷人，但是由于两种社会机制中的群体分化遵循不同的机理，调控阶层关系的手段也有着不同的原则，体制外的主要依托经济，体制内的则依靠权力和对权力的控制。因此，在传统的多元化分层方法中，外显的共性特征难以说明内在的不同根据，其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多元社会分层方式依托一种单一的主要社会机制，而现今主要的社会机制是新二元的。
新二元社会视角并非要取代老二元社会视角。虽然城乡差别还存在，但改革前就形成的城乡社会结构已不能反映市场化改革后社会结构关系的新变化，新二元社会视角则能够反映不同社会机制背景下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社会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城乡二元视角以原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为参照，把由传统到现代看作社会进化的连续统，以此作为研究社会进程和社会规划的分析工具。这种分析框架不仅适合原发型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在有组织现代化的条件下，在有选择有限制的某些发展计划中也是适用的，并且收效显著。但是，面对中国以户籍分割、优先发展某些地区和行业的非均衡发展的历史前提，在以和谐社会为目标，让所有社会成员分享社会进步成果的条件下，它不能穿透不同社会机制的屏障，难以形成有效的解释力和统一的政策效果。
如果把新二元社会视角与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断裂论视角比较，前者也许更能体现和概括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碎片化、断裂论的社会结构相对于整体化社会结构，它是后工业社会的反映。近30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加速运行，促进了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改变了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状况。造成碎片化的主要力量是新经济和高技术。就中国社会而言，形式上的碎片化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更严重、差别更大的碎片化。但是在形成的原因上，中国的碎片化不同于法国的“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中国主要不是由于高技术和新经济，而是体制性作用的持续影响，或者说西方的碎片化是在市场化均衡发展的社会中发生的，而中国的碎片化是在有组织有选择有限制的非均衡的基础上出现的。
在所谓集权主义（国家作用）的问题上，从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出发，可以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做阶段性分析。改革中、前期，国家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退出”和改革后期国家干预的抬头，都可以看作是国家调控的不同方式。在当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下，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呈强势。当然，问题是干预的方式和政府如何管好“自己”。(26)在新二元社会的条件下，对市场和对国家强权的失控都是应警惕的。传统体制下缺少外部反馈和监督的政党政治向现代公共政策的转变——公共参与和沟通管道的制度化正在新型民主的框架中生成。因此，在社会转型研究的视角上，卡尔·波兰尼的“整体的社会科学”，有益于防止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错位。
此外，长期工作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场域和单位制的惯习使笔者沉浸在这种社会生活之中，是社会学的研究让笔者在东北的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延续中得到了灵感，是社会学研究的价值追求，让笔者既有这种生活沉浸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坐在车上推车。当然，在感到了作为本土研究的守土之责的同时，也意识到剩余问题研究的艰巨和重大。例如，新二元社会视角将如何解释中国的农村社会？怎样用新二元视角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可能只是一项研究的开始，或者只是提出了问题。
最后，由于社会理论只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社会场域社会现象的概括，如果用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看待中国社会结构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那么，能否使新二元社会成为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分析工具，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新视角，似乎取决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将是怎样的结局：新二元社会是否只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节点？抑或是一定意义上的终点？
注释：
①笔者在2004年以来对相关问题持续思考的过程中，得益于多次同王思斌、孙立平、刘世定、项飚、王汉生、洪大用、渠敬东、陈映芳、关信平的讨论。白友涛、王建平、游正林、杨玉凯、吉国秀、赵定东、李洪君、陶双斌、王丽丽等在不同方面的见解和建议使笔者受益匪浅，谨致谢意。但文责自负。同时也感谢刘博、马珊、毕艳红同学在协助收集资料方面所做的工作。
②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十六个重要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③1993年，时宪民提出城乡二元和体制二元的双二元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实社会分化和整合的基本样式。当时还只是对个体户这个新社会阶层的分析，并没有把相关的双二元背景作为一般的分析工具和解释框架。参见时宪民《个体户发展的社会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2003年孙立平进一步在市场化进程的视角下发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在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仍起重要作用的同时，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时期，即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日常生活消费的主要内容，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有可能加深城乡老二元社会之间的断裂，而且可能预示着市场主导化社会生活趋势的进一步扩大。参见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④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⑤社会结构一词，是社会学的标志性概念，又是被多种社会学理论界定的概念，它可以是指分层结构，区域结构，也可以是集体表象。这里的社会结构是指涂尔干主义的集体表象，或者说是指传统体制下单位制组织形塑的集体观念和惯习。
⑥刘平：《“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⑦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制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⑧但是，西方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1970-1990年间，美国的国企仅占1.2%，法国占10.5%，意大利占14.5%，日本1955年占24%，后来降到12%。数据来源参见《经济观察报》2006年1月2日陈志武的文章。
⑨数据来源于2001、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⑩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11)刘平：《从新二元社会分析到社会政策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12)彭穗宁1997年曾就社区建设问题谈到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新单位制，但不是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参见《市民的再社会化：由“单位人”、“新单位人”到“社区人”》，《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
(13)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展开分析，详见刘平、张笑会待刊稿《新二元社会视角下大型国有企业演变研究——以SF集团为例》。
(14)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与新二元结构的区域格局是有关系的，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地区的传统体制影响更多一些，在企业结构、人力资本、人文情理、法制形态等方面，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区差别非常明显。参见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
(15)乔纳森·H·特纳(Jonathan H.Turner)：《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6页。
(16)刘平：《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理论及其分析技术》，《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7)参见吕炜《转轨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6-36页。
(18)K.F.齐默尔曼(Klaus F.Zimmermann)：《经济学前沿问题》，申其辉、孙静、周晓等译，彭松建校，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19)参见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221页；边燕杰、罗根《市场的转型与权力的维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同前书，第431、456页；魏昂德《经济转轨中的市场与不平等：走向可检验的理论》，同前书，第539、550页。
(20)李培林认为“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而转型的社会结构是指“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转型是从一极向另一极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参见《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21)参见温铁军《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2005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办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特刊（未刊稿）。
(22)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23)对中国社会转型抱持市场转型论的国外社会学家，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市场化改革后区域之间的差异，考察的角度涉及地理区位（但是没有反映东北地区）和制度转变。参见倪志伟《一个市场社会的崛起：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第217-259页）。而本文试图以整体的新二元社会视角和两种主要社会机制强弱之间的互动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作用后果的差异，说明老工业基地社会的类型化特征和新的区域社会分化机制。这不同于市场转型论单向时间维度上的预期和判断。
(24)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5)参见孙立平《从工厂透视社会——瓦尔德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国书评》1995年第1期。
(26)参见钟伟《警惕政府部门滑向新双轨制》，《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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