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战略决策的思维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决策论文,思维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真正进行战略决策的时间应从1943年开始。1943年前，他虽从事过地方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工作，但从1943年开始，他才真正全面主持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的工作，才开始了他的战略决策实践。以前的革命实践都是为此打下的基础。正是1943—1957年的这段时期内，他从全面负责北方局，进而开创大别山根据地，进而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一直到解放后担任党的总书记，小平同志进行了战略决策的初步磨练，为成为一个成熟的战略家积累了必需的经验，逐步掌握了战略决策的基本要领。这期间，他已经成为党的决策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并参与过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战略的制订和实施。1958—1975年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的低潮期。政治低谷对战略家的成长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一时期小平同志的政治命运起伏跌宕，构成了小平同志战略上的“修炼期”。在这十多年中，邓小平反思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的轨迹，也总结了自己多次受挫的缘由，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正是经过受挫期战略思维上的修炼，使小平同志第四次东山再起之后，马上着手推行了一系列具有明显突破旧模式色彩的“整顿”和“改革开放”政策。1976—1992年的全面成熟期，是小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时期，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思考重点，不同背景和不同性格特点的决策者，他们战略决策的思维特征也往往不同。毛泽东成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方法，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战略思想遗产。小平同志不仅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的优良传统，而且能够结合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形成自己的战略决策特点。本文仅就邓小平战略决策思维方面的特点作一些分析。
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保证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环境并不平静，如何正确估计世界形势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战略决策的前提。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做出了“一边倒”、“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决策。当然这些战略决策是不完善的，有些是依据不可靠的战略判断作出的，而且战略决策的主观色彩和极“左”倾向较浓。由于与国家的过“左”政略联系在一起，这些战略决策在落实过程中的失误也较多。毛泽东晚年的战略决策能力明显地弱于57年以前，毛泽东战略判断方面的失误和战略决策方面的过“左”，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科学性是战略决策的最基本的要求，科学性决定着战略决策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战略指导的规律。现阶段，由于国家和阶级的存在，战略决策过程仍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民族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求战略决策应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但两者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产阶级在未掌握政权时，战略决策者往往注意遵循战争规律，因为战略决策稍有失误，就会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决策者决策时慎之又慎，谨防偏差；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战略决策的自由度变大了，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增强了，按规律办事、按科学办事的意识却减弱了。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往往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这是由于：（1）革命和建设的热情与按客观规律办事难以调合。（2）革命者们自身科学素质较低，革命积极性有余而科学精神不足。（3 ）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所以，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党在战略决策上先后出现过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偏差，其中极“左”的思潮出现频繁，战略决策中经常是革命性压过了科学性。
邓小平同志进行战略决策思维上的特点之一是科学性与革命性并重。在战略决策时，强调发扬我党的实事求是是传统。建国后我党在世界前景的估计问题上，时而清醒，时而含混，最终走上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极端。这种步步升级的判断，说明“左”倾思潮的泛滥对我党战略决策过程冲击的严重性。“革命性”往往以“左”的面貌出现，从而吞噬掉理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性。邓小平以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胆识，客观考察国际形势，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改变马列原著不符合实际的论述及毛泽东亲口说过的一些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话，适时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国家战略上相应做出了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决策，并结合时代特点，作出了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既非我党50年代观点的复归，更不是赫鲁晓夫论调的翻版，而是洞察当今世界风云、客观面对事实、不拘于书本教条的结果。当今世界正处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学性就等于坚持革命性，而且只有坚持科学性，才能做到坚持革命性，革命性才有了前提。那种口头上的革命家所提倡的“穷得叮当响”的革命性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平同志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不但表现在尊重客观规律上，还表现在尊重科学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上面。他极为重视人才，1975年他出来工作不久就着手恢复中科院的科研工作，为一大批受排挤打击的知识分子平反，请出国防科技、国防工业战线上因政治运动而靠边站的一大批科技人才出山。小平同志战略决策的科学性还表现在重视战略决策的制度与法制建设上。人有不完善性，再理性、再懂科学的决策者也可能被冲动所驱使，一时脱离实际而违背客观规律。小平强调国家决策要纳入科学的制度的轨道，强调“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军队的整顿要从整顿军队编制体制入手。他出来工作不久就恢复建立了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指出“章程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由于小平同志在战略决策中把科学性放在很高的地位，所以也就保证了战略决策的革命性，从而在战略决策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国防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系列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二、时代性和传统性的统一：保证战略决策的可行性
“世界战争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但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党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的：（1）和平力量在不断扩大。（2）核对抗造成核均势，均势形成威慑，威慑促成了稳定。这种带有时代色彩的判断其实是建立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及有关战略理论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是邓小平同志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把时代性与传统性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曾先后提出过“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等。他一贯主张团结第二世界，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在对现时代“和平力量”的理解上，主张更扩大、更广泛地理解，既不受阶级局限，也无朝野差别，突破了社会制度的藩蓠，认为一切反对世界战争的政治实体或个人均包括在内。这无疑扩大了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是对世界“和平力量”传统理解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曾强调认清“时代的特点”，以之作为制定“持久胜敌”战略方针的重要根据。不仅指导战争需要了解时代，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同样要下功夫研究时代问题，以便正确把握时代的特点。在判断时代问题上，我们有过经验，也有过失误。教训还是不少的，主要表现在过高地估计战争的危险性，盼望世界革命。这种战略判断导致了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失误，贻误了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时机。这种拘于经典理论、胆小谨慎的传统战略决策思维，是应该放弃的。现时代的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危险已彻底消除，因为战争根源仍然存在。但世界性的全面战争在短期内是可以避免的，局部战争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各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式也将由量的扩大转变为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将许多传统的建军思想转变为现代的建军思想，赋予时代色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和平时代的国防建设。
战略形势总是动态的，战略观念也应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传统的战略观念立足于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主张全面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现代的战略观念，则强调从根本上备战，发展国家的经济，质量备战，并尽量遏制战争。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估计到战争一定要来”，但“不是好像就来得那么快”，强调“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主张“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因为只有国民经济上去了，国防现代化才有可能。小平同志强调备战的质量，他提出“减少军队人员，省下钱来更新装备”，“军队本身的任务就是把钱花好”等等。
因此，我们在对时代性的理解上，不能把和平时期的“忍耐”状态下的建军战略看成是“和平战略”，对传统的扬弃不等于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对“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否定不意味我们把战略指向变为“准备晚打、小打、只打常规战争”，甚至不打。因为战争不是一方的事，我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安定，亚太地区是世界局部战争多发区，各种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有时想晚也晚不了，想躲也躲不掉，逼上家门才操家伙必然来不及，战争的规模也不是一方想小就小的了，想常规就常规了的。小平同志在战略观念上把时代性和传统性很好地统一起来，强调要防止战略决策上的片面性。因此，我们在对传统的战略观念的理解上，不能因它们受到某些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失误，而全盘否定这些战略决策。理解解放后我国制定的一系列国家战略和国防战略，要把它们放到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战略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要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才能做到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
小平同志较好地克服了对时代性与传统性的片面理解，将两者统一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力进行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战略决策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从而使传统的战略思维赋予更多的时代色彩。这样的战略决策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从而使这一战略决策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普遍性。
三、开放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保证战略决策的创造性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开放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封闭型和固守型的国家战略只会使国家陷入萎缩，是没有出路的。小平同志的开放思想是他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经验和透彻分析世界开放趋势的结果。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任何民族都要学习别国的长处，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列宁提出过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机器大工业＝社会主义”。小平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也提出了类似的公式：“人民民主专政+高科技产业＝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决策的创造。小平同志不但在经济方面的战略决策上显示出开放性的战略思维，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决策上也是如此。
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过程中，要注意借鉴和学习外国、外军的有益的经验，要求军队各级干部要变革自我封闭的思维模式，冲破与世隔绝的精神牢笼，走向世界，认清世界，从外域吸取新鲜养料。他多次要求，在我国的国防建设上要实行拿来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看到我军的差距，才能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从而加快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小平同志说，我们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处理问题的，强调要重视影响我国安全利益的现实威胁，重视对潜在威胁的分析和研究。既要重视主要战略方向，也不可忽略次要方向。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受制于国家的政治战略，但政治战略也好，军事战略也好，当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都应服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当发生敌方侵害我国利益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受到了现实的威胁，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应毫不犹豫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或解除敌方威胁，或有限度地教训敌人，不示弱，不吃亏，不丢脸。如1979年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既打击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敲了敲当时苏联从南面对我进行包围的战略企图。
我国的民族文化中有丰厚的战略思想精华，既有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批古代战略著作，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不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天下虽安，忘战则危”的战略思考，还是那些诡诈、虚实、奇正、用间、造势和示形等谋略思想，都成为构筑我们现时代战略决策的营养和源泉。邓小平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注意将开放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而且这种结合比以往显示出更开阔的胸襟和更大的魄力，所以，使战略决策具有了更多的民族特色。邓小平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与他的丰富的政治阅历、曲折的政治命运和独特的战略胆识及一贯的实事求是作风分不开的。他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既成功借鉴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还从外国、外军那里大量吸取营养，这样就使战略决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使我军建设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快地走上了正常的、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轨道，为我军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反侵略战争中，赢得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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