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界关于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美国论文,之争论文,汉密尔顿论文,杰斐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建国之初，也许没有谁能比汉密乐顿与杰斐逊对美国早期历史做出的贡献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国家体制，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两人在美国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这两位政治家的政见都大相径庭，历史学家围绕两人之争一直莫衷一是。
美国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说：“这两个伟人之争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人之争，因为它关系着美国的过去与未来。”①
然而，尽管几乎所有美国历史学派对汉密乐顿与杰斐逊之争都不惜笔墨，早期学派的著述却避而不谈。在乔治·班克罗夫特和摩西·沃伦等人看来，历史的特定目的和功能是“训导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公共与个人道德。”②因此，对这种有损国家与政府形象的事件他们在著述中尽量加以回避。
直到19世纪中叶，在新一代“史学家”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当时的学者普遍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因此，这时的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因此，这时的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认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实际上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独立战争只是完成了美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但“革命尚未终结，直至20年后，才最终决定革命所要建立的不仅是共和制，而且是民主共和制，这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真正的问题所在。”③
19世纪末，有少数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这场争论的经济背景。亨利·亚当斯在《杰斐逊与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一书中，分析了杰斐逊的经济主张，认为他“象弗吉尼亚人一样，不主张鼓励制造业和把人们集中在城市，想使美国成为象中国一样的国家。汉密尔顿则与之相反，极力主张推进制造业。”④“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也指出“从美国拓荒时起，边疆地区就对民主产生着影响，杰斐逊把分散的民主力量集中起来，他的民主有农业基础。”⑤
亨利·亚当斯和特纳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史学的新变化，这与来自欧洲的史学影响有关，与美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更有内在联系。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由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和以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反映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史学的新潮流，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尔德继《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之后，又写了《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继续采用集体传记的历史调查方法，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的经济根源进行分析，他认为两者的斗争反映了“土地和制造业集团，资本主义与农业的对立”，汉密尔顿的政策“大体上是与农业对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些政策构成了明显的交易：由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支持政府，政府则采取尽量增进其利益的政策来作为回报。”⑥与此同时，维农·帕林顿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得出了与比尔德大体相同的结论，认为两者之争，“至少可以部分地肯定为魁奈与斯密、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冲突。”⑦
比尔德等“进步学派”史学家的著作影响了美国史学达40年之久，直至50年代，其统治地位才被动摇，美国史学中存在的“抑汉扬杰”倾向也有所改变。例如，理查德·莫里斯充分肯定了汉密尔顿的历史功绩，指出：“汉密尔顿想使美国成为伟大的工业巨人。”⑧路易斯·哈克也认为“汉密尔顿的全部计划是为在美国建立资本主义企业”。⑨杰斐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落后农业经济的代表。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杰斐逊主张的农业是“非商业、非货币、自给自足农业的反映。”⑩
然而，60年代初，新左派历史学家威廉·威廉斯对汉密尔顿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汉密尔顿不过是重商主义的传人，尽管他有一个关于制造业的著名计划，但从未把制造业作为经济的内在的部分加以推动；而杰斐逊既不是重农主义的不变信徒，也不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的毕生事业可看作一个重农主义者用重商主义的手段去实现封建的乌托邦。”(11)威廉斯的上述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布列斯特·米切尔也认为，汉密尔顿是重商主义的传人，“他被错误地看作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信徒。”(12)但是，60年代中期“新史学”诸派的兴起，使这一争论未能深入下去，由于“新史学”更注重对思想、文化、经济及社会史的研究，更注重对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及以往被忽视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象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样重大课题反而受到冷落，出版的著作明显减少。
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反思，特别是对伯纳德·贝林为首的“共和修正派”关于美国革命思想来源观点的质疑，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又被重新提起。1967年，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一书中提出，洛克的思想在独立前的北美并非占统治地位，杰斐逊等美国革命者主要受了英国反对派的思想影响，而这些影响不过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马基雅维利一脉相承的“古典共和思想”。戈登·伍德、J.G.A.波科克进一步论证，英国反对派“乡绅党”(Country Party)对杰斐逊共和党人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博林伯罗克在反对“宫廷党”(Court Party)斗争中提出的反对腐败、银行和常备军的主张是他们的直接思想来源；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则直接继承了“宫廷党”的衣钵。波科尔进而明确指出，18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是英国“宫廷党”与“乡绅党”斗争的继续。于是，一些学者认为杰斐逊的共和党象“英国的乡绅党一样把过去而不是未来理想化，他们害怕巨变，特别是大的经济变迁，并且无视向更新和更现代的商业社会转变的必然性。”(13)
乔伊斯·阿普尔比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由派说”，她反对将英国“宫廷党”与“乡绅党”斗争的模式套用于美国历史中，特别反对把杰斐逊视为反现代变革的“乡绅党”的继承者。她指出：如果把杰斐逊看作“古典共和派”，那么怎么解释其执政后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具有前现代思想的人难道不主张建立前现代社会？她认为，美国早在殖民地时便开始了政治现代化过程，出现了激进个人主义、乐观物质主义和现实利益政治的趋势，杰斐逊及共和党始终代表了这一新趋势。因此，杰斐逊不是“在与现代性对抗中的失败者，而是在政府如何服务于公民的斗争中的明显胜利者。”(14)
有的学者试图从中调和两派的观点，兰西·班宁认为，“共和修正派”虽然正确指出了英国反对派对美国第一次党争的影响，但却过分强调了杰斐逊思想的古典成分，低估了其历史进步性；阿普尔比的“自由派说”虽对此做了有益的纠正，但对杰斐逊的评价却有过头之处，他认为两派观点的对立除了因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史学研究的方法所造成的，由于历史学的分支越来越精细，研究课题越来越狭窄，以至造成有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宏观研究与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观研究脱节，并使历史学家之间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15)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论争置于美国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对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消除学者们因各持一端所产生的争执。
在以往历史研究中，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这些研究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但所作的解释却又都不能令人满意。以鲍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角度将这场争论看作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因袭了杰斐逊本人的说法，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并非是反民主的专制主义者。比尔德从经济角度提出问题，实际是用类似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政治冲突背后的经济根源，从而深化了对这场争论本质的认识，然而，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他的经济解释过分拘泥于统计资料反映的实际和眼前利益，反而把各种因素错综交织的斗争过程简单化了。波科克等“共和修正派”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反对派对美国政治家的思想影响，从而丰富了对这场斗争思想渊源的认识，但将英国政党冲突的模式套用于美国的政党斗争却显然是牵强的和非历史的。于是，一些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一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代化”一词越来越频频出现在美国历史著述中，并逐渐在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为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提供了新思路。透过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争论的细枝末节，将其置于美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并非一般性政策争论，也不仅仅是个人与派别之争，而是关系到美国建国后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争论。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斯和亨利·康玛杰所指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可以“概括为美国过去是怎样一个国家及其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16)由于各种原因，这一重要问题在以往美国历史研究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有些美国历史学者对以现代化方法研究历史老问题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用现代人的思路来解释发生在18世纪的历史事件未免过于牵强。此论初看似乎不无道理，但细加思索却不尽然。因为现代化研究或发展研究虽然是二战后才逐渐衍生的新兴学科。(17)其研究重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问题，但人类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却并非始于当代。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便开始探求国富民强之道。如果说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以及重农学派的学说还是以较为粗俗形式提出了早期发展理论和政策，那么，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则以颇为完备的形式系统提出了古典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对当时西欧各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无疑也受到了影响。在18世纪末年，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着许多与后来发展中国家相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汉密尔顿在与杰斐逊争论中提出的政策后来又被一再提出的缘故，也是为什么这些政策对李斯特后发国工业化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美国是在南北战争后全面推进工业化，进而步入现代化社会的，但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则始于建国之初。从联邦政府成立到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是美国确立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不但工业化的方针得以基本确立，而且，政治制度和联邦体制的基石以及社会发展的基调也初步形成。汉密尔顿与杰斐逊有关建国道路的争论对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美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这场争论有助于探寻美国现代化的起源。不仅如此，由于这场争论发生在美国工业化启动时期，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各种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两人在争论中提出或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
从上述新视角来重新研究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不但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美国早期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这场争论起因与本质的认识，而且还能克服长期以来中美史学界在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研究上不同程度的“抑汉扬杰”偏向。这一史学偏向的出现与以往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
综上所述，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中，美国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过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但其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以现代化的思路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是目前研究的新趋向。尽管现代化历史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方法也还很不成熟，但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这一学术新动向也表明：在美国史学领域，现代化已日益成为代表史学研究方向的新的学术成长点。
注释：
①克劳德·鲍尔斯：《为美国的民主而斗争》(Claud Bowers,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n)，波士顿1926年版，第6页。
②摩西·沃伦：《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与恐怖》(Mercy Warren,History of the Rise,Progress and Terror of the Revolution)，印第安那波利斯1805年版，第22页。
③鲍尔斯：《为美国的民主而斗争》，第61页。
④亨利·亚当斯：《1800年的美国》(Henry Adams,The United Stases in 1800)，纽约1929年版，第103页。
⑤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中的边疆》(Fridrict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8年版，第375页。
⑥查尔斯·比尔德：《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渊源》(Charles Beard,Economic Origin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纽约1915年版，第127页。
⑦维农·帕林顿：《美国思想的主流》(Vernon 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纽约1927年版，第617页。
⑧理查德·莫里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建国》(Richard Morris,Alexander Hamilton and Founding of Nation)，纽约1957年版，第617页。
⑨路易斯·哈克：《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Louis Hacker,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纽约1965年版，第180页。
⑩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改革的时代》(Richard Hof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纽约1955年版，第189页。
(11)威廉·威廉斯：《美国历史概述》(William A.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54页。
(12)布罗斯特·米切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略传》(Broadus Mitchell,A Concise Biography of Alexander Hamilton)，纽约1976年版，第104页。
(13)罗伯特·沙洛普：《共和主义与早期美国历史研究》，载《威廉与玛丽季刊》1982年，第39期，第833页。(Robert E.Shalhope,Republicanisam and Early American Historiography,in William and Marry Quarterly.)
(14)乔伊斯·阿普尔比：《美国革命思想的社会来源》，载《美国历史杂志》1978年，第64期，第937页。(Joyce Appleby,The Social Origins of American Revolution Ideaology,in the Journl of American History)
(15)兰西·班宁：《杰斐逊思想的再判》，载《威廉与玛丽季刊》1986年，第46期，第5页。(Lancy Banning,Jeffersonian Ideaology Revisited:Liberal and Classical Ideas in American Republican,in Williamand Marry Quarterly)
(16)塞缪尔·莫里斯、亨利·康马杰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卷，第377页。
(17)关于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现状和理论，请参阅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著作：《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现代化史学研究的来龙去脉》，《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