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两大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时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这一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回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明确态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探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时特地提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自己的结论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自主。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现在要进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深入理解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包括他晚年的错误，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表露，多年来在许多论述中都有解释，其中多数是合乎实际的，但也有违背事实的猜度。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段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吴冷西：《十年论战》，23～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主题，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艰难曲折，但最终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正确解决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已判定失去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缘之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革命道路的课题，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毫无疑义，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独立自主、反对教条主义的优良传统作风，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无疑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这个探索的内涵，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倡导的这第二次结合的内涵呢？应当说，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所以，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二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建国初期，对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又进行了多方面的、集中的探索。后来虽然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他没有停止这一探索工作。应当说，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但由于还不成熟，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向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的可能。错误趋向的不断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但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其正确和比较正确方面的趋势来说，确是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积累了探索的实践经验，这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起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的产物。这些成果，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主题明确：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相联系的。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1页，人民出版社，1986）事情确是如此。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117页，人民出版社，1999）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1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
第二，探索涉及的面广，它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时，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报告的前五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它通过对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念）；而后五个关系，论述了关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与问题。这反映了这次探索所涉及的面已相当广，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第三，探索达到相当的深度，初步涉及体制方面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170页，人民出版社，1999）；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这时，陈云还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苏联经济的具体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作的创造性的构思。
毛泽东还针对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他认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对向企业扩权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有“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他还曾支持在一些工业、交通运输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倡议，等等。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虽然还是初步的、但是明晰的。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确实为后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个新的历史课题的回答，薄一波所作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的历史性功绩。
三
对于上述两大课题的探索，几乎是同步开始的。毛泽东所说的“一则以忧”，实际上是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样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因而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防止党和国家被改变颜色，力图找到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毛泽东关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思想，是同他一贯致力于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鉴于党将面临的新的情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必须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确定了反腐蚀的方针。建国不久，毛泽东就同当时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毫不调和的坚决斗争，保持了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采取武力手段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屡遭失败之后，开始转换手法，形成了系统而明确的“和平演变”战略。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刚抛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这时起，他把党一贯坚持的反腐蚀的方针同防止“和平演变”的对策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思考。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本文拟就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战略思考，作一归纳说明。
战略思考之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段斗争。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奠定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基础上。这一理论，有其严重失误的方面，但也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方面，必须加以审慎的区分，不能采取简单的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做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表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还要不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关系到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并采取坚定的对策，是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可分的。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比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又如，为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是提醒人们要正确分析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他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就说过：“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毛泽东在考察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总是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国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提醒人们对这两个方面都要充分估计到，这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再如，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是两条道路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强调指出：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页）同时，毛泽东还指明，阶级斗争往往是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先导。他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正确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条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先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蛊惑人心，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结成“政治反对派”，进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而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战”，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政局失控，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应该说，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略思考之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具有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如何保证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条件。随后不久，他又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实际上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虽然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留有“左”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确是指明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根本大计。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五项条件。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条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求，是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强调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计到新的一代的生长环境，有可能淡忘和背离老一辈所培育的革命传统。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时就说过：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战略思考之三：要防微杜渐，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党所以能够依靠群众去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自身作风的保证。毛泽东十分重视包括艰苦奋斗在内的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嫉恶如仇。1938年4月，毛泽东曾生动地讲述了在同国民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建设优良作风的重大意义。他说，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第一，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他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党风作为实现党的路线的保证，而二者又是使人心向我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基本因素。
在毛泽东看来，执政将使党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对我们党是一个严格的考试。执政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而在执政的情况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则不仅意味着献身，而且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权利。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地位，是会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如果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对此不谨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以至蜕化变质。
对于执政后一些共产党员可能经不住和平环境的考验而腐化变质的危险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刘少奇在1948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刘少奇选集》上卷，413页）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1957年4月也指出：“我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集》，350～351页，人民出版社，1984）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由于当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把党执政后防止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出来，其实质仍然是要使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具有抵制诱惑的能力，才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
四
上述表明，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样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特别是还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这种探索中的失误，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应当看到，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时期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将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间遭遇到挫折和失误，是并不奇怪的。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这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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