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否出现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汉斯·海因茨·赫尔茨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91年，他写了《社会主义的低迷及其前途》一书，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介绍了苏联东欧，特别是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危机及其原因。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力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运用。全书分四部分：1.马克思主义是否出现危机；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3.从哲学—政治视角看今日马克思主义；4.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本刊将分期边载该书。本文根据英文译本（载于美国《自然、社会和思想》1992年特刊）译成，翻译得到了作者的授权许可。在此对帮助联系此书在本刊发表的爱泼斯坦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未来的岁月里，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显然今人疑惑。回归到马克思！有人这样呼吁，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百年来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发展；抛弃马克思！另一些人这样主张，因为马克思理论已经过时；还有人提出要发展一种新思想，尽管他们也不能说出新思想的具体含义；有的人干脆完全拒斥理论，实行一种随心所欲的思想多元化。
这里姑且不谈多元论者和制定本国理论的人及其各自的世界观。自从共产主义者以及冠以其名者一出现，他们就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论据充足的科学的世界观。每一科学及其方法都有其有效的标准，不能随意选择或更改。科学知识诸要素不能象综合演出那样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串连起来，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譬如，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唯物论者又是唯心论者，即便不是象这样针锋相对，个人的观念如何适应世上某种观点仍是很重要的，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源，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恩格斯，中文根据《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第315—316页）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标志着哲学两大阵营的划分。“唯心论者”认为，精神先于物质世界，精神决定或创造了物质世界；“唯物论者”主张，物质世界是本质的和永恒的，物质世界依循其自身的法则发展。唯心论者相信，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能基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唯物论者则坚持，我们的认知能力更象一面镜子——尽管不总是十分清晰，但能够反映无限世界的一部分。
显然，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政治行动方针。让唯物论者相信世界可以通过祈祷而得以改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共产主义者是唯物论者，他们相信世界是可知的，而且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因而他们怀有样一个希望：人类可以将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也是他们寻求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原因所在。这种理解充满了对不公平的忿恨，力图结束压迫和剥削，这为他们的一切政治活动提供了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动力。他们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他们现在的命运，他们深知，要想生活得更好，必须自己去创造。
历史唯物论
但是政治实践不能仅仅凭想当然。我们可以有许多梦想；但梦想能否变成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历次革命总要幻想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消除不平等、剥削和压迫。告诉人们社会的进步不能依靠人们的主观想象，而必须遵循得到人们承认的法则，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必须通过制造所需之物，即通过生产来满足吃、穿、住等需求，为达此目的，他们需要在自然界寻找原材料并付出自己的劳动。为了比徒手更加容易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人们发明了工具，从石器到计算机。随着每一项新发明的出现，人们的需求也愈加复杂。工作越复杂，工人们就越要求专业化；于是产生了劳动分工，出现了交换，市场应运而生，所有权形成，货币作为交换的工具出现，劳动力可以买卖，有了剥削和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积累……
劳动和交换的组织形式包含了生产诸关系，这些关系的基础是所有权，其方式是一种合法秩序，其解释是意识形态——最初解释了人们尚不理解的自然现象，而后解释了更为复杂的、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关系。神学、宗教、艺术和哲学，它们代表了人们意识经验中的实际存在。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越是有限和曲解，他们的思想就越荒谬；他们对此的认识越是广泛和准确，就越接近于科学的世界观。
有关劳动、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唯物论的基础。这一理论使我们能够追溯到各种制度和思想的真正根源，以便能够理解如何干预改变世界。
资本主义的矛盾
以往所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人民大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商品、服务、社会安全和文化——没能公正地归还于人民。相反，生产力的所有者却掠取利润，并用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利润动机是科学乃至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现在，资本积累已不受人民大众的约束，反而要使人民依附于它，这样就使生产的目的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一家瑞士报纸对人们对于资本利益的服从做了这样荒诞而准确的报道：“在坎顿城的议会上，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其理由是：‘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根本不能减少医疗费用，因为寿命的增加会使得社会为老年人付出更多的医疗费。’”
这种核算法一目了然，就是要达到费用与利益的完美平衡；使社会目标、经济平衡得到保证。人只不过是经济核算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这一实例已被转用于其他领域：工作场所的安全系数有多少？城市规划中哪些属于优先项目？工作需要的保护环境的尺度是什么？是否允许基因操纵？所有的一切都正如律师们所称的，被归结为“价值的平衡”，归结为在我们的生活规划中，哪些价值更高，哪些价值较少。商业管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的全部利用和人类的自我实现。总之，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用只能用现金价值来表达；统治者的利益是最终的理由。
在生活中，当我们必须做出一项决定时，我们会考虑到其意义问题。但是自新康德主义之后的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自韦伯之后的理论概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实际知识和价值判断必须严格区分开来。对于价值的偏好是主体（即便可能受到文化的影响）所做的自由决策，但这些偏好并不因科学的标准而消除；每一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还需要一个政治上受尊重的价值多元化，一种通过权力或多数人而得到的自由目标。
由这种自由而确立的凌架于一般福利之上的个人的和随意的目标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混乱，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经济实力才能证实自我。随着更多财富的产生，更大的贫困亦出现了。战争、生态危机、第三世界的苦难以及失业都由此产生。人退化成一台没有人性的生产机器，没有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们所制造产品的命运。他们的自由时间也被侵占了。文化剥夺、屈从、道德缺乏、毒品和犯罪是其必然结果。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但是我们时代的这种特征不应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在其总的危机中仍维持得很好。对于一个存在着基本矛盾的社会来说，危机是其存在的正常形式。这样的社会犹如一个有机物一样，通过危机发展自我，尽管这种发展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们所忽视。人们对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社会制度充满了希望。
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意识形态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建立在科技知识和产品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在需求、愿望和权力的混乱中摇摆不定。其基础是托马斯·霍布斯的人类学观念，他在其国家理论中介绍道，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都与另外的每个人进行着斗争；带有神学色彩的乐观主义者亚当·斯密甚至更加尖锐地提出，“看不见的手”通过使人们相互倾轧而推动着人类的普遍幸福，如同处于力的四边形中。这种关于人性、科学和社会的观念（只反映了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幻想，而不反映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实）是我们西方法律和制度形式以及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础。权力的自由运用和个人对于自己目标的选择被当作人权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
这些观念的内在矛盾和不合理性最早被黑格尔所认识，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科学家们无疑会认定，自然和社会都会有一个接近于科学调查的秩序，这一点已被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结论所证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的需求、愿望和价值观也要由这种现实的客观结构所决定。关键在于，我们的所做所为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我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它还以实际知识为基础并由实际知识所决定——例如，出于生态原因，我们要在高速公路上限制车速。这实际上并不是一项个人义务，而是公众义务，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所必需的遵重之上的。最后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因为在每一真实的情形下，那些在我们行动中形成和那些我们要压抑的东西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否则的话，要决定一个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其主题和方法，科学陷入了这些难题之中；但是要求单个学科解决问题却太苛求，因为它们的研究仅限于现实的某些领域。正如阿多尔诺说过的，“事物的全部都包含于此”。伟大的心理学家J.米勒也曾这样说，科学“有必要进行哲学反思”，因为哲学解决的是整体问题，寻求事物的联互联系和意义。
当然，哲学无需向我们提供道教的思辨（与中国传统道教无关）或其他个别思辨思想。哲学是一门科学和学者的事业，经历了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具有某种概括性，超越了单门学科的范围，它不是一种超科学或元语言，而是对个别事物的局限的（消极辩证的、批评的）反思和对相互联系的暂时的和综合模式的（积极的辩证、“思辨的”）规划。这两种功能对于人们活动倾向来说都是必要的：对我们的局限单纯地进行批评只会使我们单腿走路；而单纯的思辨则与现实格格不入。哲学在与各学科密切相关的同时又超越了它们。
这样说来，我们时时都在进行着哲学思考，尽管我们没有做有条理的思考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葛兰西说过，从一种真正积极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我们对于世界有自己的概念，这种概念时常混乱且前后不一致，在这个概念的框架内我们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式。在我们上面举过的例子中，坎顿城议会所考虑到的成本和收益可以用预算中的货币价值表达。那些持反对意见者将身家性命和身心健康置于价值统治之下。另一个例子是，教皇庇护十二世的顾问格拉兰奇神父在50年代的一次布道讲演中宣称，如若人类将心灵交付给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还不如死于核战争中。他的这番话激起了惨遭原子弹伤害而濒临死亡的人们的强烈抗议，这些人中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神学家。这是一种超越情感的反应。在关于世界的不同的观念间存在着矛盾和争辩。为了满足争辩的要求，就需要一系列论据充足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而我们日常的哲学不能满足这一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最普遍最抽象的基本问题。例如，我们饱受空气污染之苦，随之而来的是气喘病、过敏症和心脏病。然而，我在巴塞尔或法兰克福停止开汽车而改骑自行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污染还可以通过风和气候从比利时、莱茵河和鲁尔河的工业区传过来。另外，若汽车的销售量减少20%，就意味着维持国家支柱行业的数以千计企业中的几十万人丢掉饭碗。匆忙的抗议和孤立的选择是杯水车薪和无济于事的，人们必须认清经济关系和技术关系，以便提出现实的观点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这样就需要政治变革，而不只是在紧急状态下采取应急措施。正如多元论者K.R.波普及其流派要使人们相信的，社会进程不可能通过零散的管理而得以实现，当然也不能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而只能通过有目标的结构变革得以实现。
因此，网络的模式、多种可能性、价值和行为控制方式、矛盾倾向的兼容性与不兼容性也必须有所发展。科学面临着跨学科的挑战，涉及到法律和政治领域。制度理论和结构理论的出发点为此提供了有价值的远见卓识。
对思想单纯用形式逻辑和分析的方式，如我们目前在科学理论中通行的以及在更广泛的各项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办法，在此不做过多的介绍。必须接受和理解作为莱布尼兹科学组织理论基础的辩证法和解释，这样，技术理性与世界复杂性的关系才不致于变得非理性和自我毁灭。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许多努力；正是在事物的本质中，某一特定问题的辩证法不能够从书本上的公式中推导出来，而要重新就具体问题才能搞清。
在处理紧迫的世界问题（特别是我们称作全球问题）时，我们对观念框架的选择与我们基本的哲学观点不无关系。如果我们奉行的是目前资产阶级的哲学方针，我们就必须理解我们的知识是由我们意识的主观形式所决定的，这即便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也是正确的，该学派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劳动这个中介才能得到自然。这种认识论上的理想主义将已知事物变成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给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自然由微妙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所构成，被人们当作主观的“构成过程”的产物，因而被单纯看作是受我们操纵和我们工具操纵的对象。生态危机表明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主观观念的失败。相反，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的出发点是接近于可知的和独立的自然存在的一种客观和永恒的过程，它导致了自然辩证法，将人类和社会理解为一种从自然衍生而来又独立于自然的新的存在形式，因而能够在一个概念中将我们的主观性与自然结合起来，使我们从其限制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知识被当作接近客观存在事物的一个过程，这还意味着，没有哪一个阶段可以宣称其知识状况是全部和终极真理。相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真理都是相对的，因为其一，知识的对象是无限的（任何的描述都是不完全和不完整的）；其二，在某种世界观标准下形成的解释标准都要随历史的演变而改变，如果人们组织其生活的社会形式和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们知识中的重点也随之改变。尽管如此，仅作为说明绝对真理的过渡概念而言，论述相对真理还是有意义的。科学的真理是无条件的，其对世界的标准是，而且只能是内在固有的——其准则只能是事物的规律及其发展的形式。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延伸，它使现存的财产关系不仅成为合理和人道地利用新知识和生产资料的障碍，而且成为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于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生存及其他生命形式的破坏（如水和空气污染、臭氧空洞、核辐射的危险、基因控制等）都与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非理性有着直接的关联。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难、工业化国家的高失业率都是将资本积累而不是人当作第一生产力所造成的。我们已讨论了由这些发展而带来的意义的失落及其后果（或曰“精神上的贫困”）。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资本主义制度仍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
阶级斗争
马克思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便不能获取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对剥削人和掠夺自然没有个人的兴趣。他们为之奋斗的阶级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解放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工人阶级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工薪阶层的生活比马克思时代的人们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些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剥削也不那么明显了（这要归功于工人阶级组织的奋斗），但即便如此，阶级关系也未发生任何变化。尽管商品供应丰富，但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只有通过消除引发这种危机的矛盾（即个人为更多的资本积累而占用社会财富）才能够得以控制。
贯穿于我们社会的政治阵线仍是马克思所形容的：被剥削者与剥削者。各国和全球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弊端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得到解决。人性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首要和重要的内容。以普遍的人性论划分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幻想，人性论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会变得真实。
这种自我意识只能由共产党人以及整个工人运动认识到。他们只要保持其科学的、以马克思恩格斯不要“倒退”论点为基础的自我理解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思想为武装，继续分析了目前的状况，以便能够指导他们的行动。
然而政治行动不单单是将理论转变为实践，它首先还包括总结以往的经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在阶级斗争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斗争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在矛盾、错误和畸变中重塑自我。但这一切都属于我们的历史，而且必须归于我们的历史，我们无需伤感，而是要科学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这一点而言，号召人们“回归马克思”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我们理论认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需要继续受到检验和更新。第三国际的经历、反法西斯战争、原殖民地国家古巴、尼加拉瓜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智利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切都是我们认识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自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发展，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反映了我们当今意识的现实内容。
要站在高处发展阶级意识理论，这是共产党人的职责，因为这一理论接近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尽管目前要完成这一职责也许还很困难，但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当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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