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模态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模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一本权威的哲学词典，模态逻辑是“研究必然性和可能性概念的一种逻辑”（注：S.Blackburn(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46.）。既然模态逻辑以探讨基本哲学范畴及其逻辑关系为目标，在其研究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关的哲学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则构成了模态哲学的主题。
一、模态哲学的研究历史
对模态概念的哲学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现代模态逻辑产生之前，甚至远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研究与模态词有关的哲学问题了。比如，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谈到命题的模态逻辑时，就区分了绝对模态和相对模态。在正确的推理中，若前提为真，则结论也为真。这种结论依赖于前提的必然性称为相对必然性，它只依赖于组成推理的各命题的逻辑形式。所谓绝对必然性，则是指命题的这样一个属性，即命题的主项与谓项有本质的联系。主、谓项间的本质联系是指，或者谓项是主项的本质中的一个因素，或者主项是谓项的本质中的一个因素。以“人是动物”为例，谓项“动物”表达主项“人”的一个本质属性，因而该命题具有绝对必然性。根据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相互可定义性，他还讨论了相对可能性和绝对可能性。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模态逻辑的讨论并没有仅囿于对词项、命题和推理本身的考查，而是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并以此来佐证他的模态逻辑理论。麦加拉和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家则更深入地探讨了模态概念。第奥多鲁( Diodorus)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明命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认为命题是可能的是指：它现在是真实的，或将来是真实的，而命题是必然的则指：它不但现在是真实的，而且将来也会是真实的。斐洛( Philo) 则从事物的本性来说明命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认为命题是可能的是指：依据事物的本性它会是真实的，而命题是必然的则指：它不但现在是真实的，而且依据事物本性将来也不会是虚假的。克里西普斯( Chrysippus) 则从外在世界来说明这两者，主张命题是可能的是指：若没有外物的阻止，则命题会是真实的；而命题是必然的是指：命题是真实的并且不会是虚假的，或者即使会是虚假的，外物也会阻止其成为虚假的。到了中世纪，逻辑学家们又提出了de re模态和de dicto模态的区分，前者表述的是事物的性质，后者表述的则是句子的性质；对于两者的重要性，各人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de dicto模态是基本的，有的人则以为de re模态更为基本。在近代，莱布尼兹( G.Leibniz) 提出了可能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本身并不是在模态逻辑的研究中产生的，但它对后世的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性。
现代模态逻辑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建立，伴随而来的是它给哲学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从而重新激活了对模态哲学问题的研究。现代模态逻辑根据对可能性和必然性不同的直观理解，建立相应的公理系统，并给出其语义解释，再从元逻辑的角度去探究这些公理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性、独立性和可判定性等性质。由于广泛地采用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现代逻辑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模态逻辑的理解，推进了模态逻辑的发展，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克里普克( S.Kripke) 和亨迪卡( J.Hintikka) 各自独立地发展出关系语义学(也称可能世界语义学)以来，现代模态逻辑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已成长为现代逻辑的一个成熟分支。但作为一种哲学逻辑，模态逻辑在其技术的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的哲学挑战，正是这些哲学问题构成为模态哲学的主题。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三类：经典一阶逻辑原则的失效问题、de re模态引发的本质主义问题和与可能世界有关的各种问题，它们直接针对的都是模态逻辑的语义解释，对这三类问题的辩护与反驳形成了模态哲学的丰富内容。为了回答经典逻辑原则的失效问题，马库斯( R.B.Marcus) 、克里普克提出了专名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克里普克、普特南( H.Putnam) 等人又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一种新的指称理论——历史因果的指称理论。在本质主义问题上，马库斯和帕森斯( T.Parsons) 以为模态逻辑并没有承诺本质主义，为了证明模态逻辑与反本质主义是相容的，后者更是提出了极大模型的概念；在接受蒯因( W.V.Quine) 关于模态逻辑和本质主义关系论题的前提下，为了论证本质主义，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提出了个体本质的起源必然说和构造必然说，以及自然种类本质的内部结构说。而在与可能世界有关的问题上，则涌现出更多相互竞争的理论学说。比如，有关于可能世界本体地位的极端实在论、温和实在论和语言替代论等三种主要观点，还有为解决个体的跨世界同一问题而出现的仿本理论、个体跨世界识别是伪问题等多种立论。但与古典的对模态哲学问题的讨论不同，现代的模态哲学不再采用直观、素朴、辩证的概念式讨论方式，而是普遍地运用逻辑-语言的分析手法来推进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就注定了它必定是属于逻辑分析的哲学传统。
二、模态哲学研究的推进
蒯因最先提出了模态逻辑面临的哲学问题，他指出模态逻辑违反了经典一阶逻辑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对象的增殖和承诺了本质主义。在模态语境下，同一替换原则和存在概括原则都遭到了破坏。比如“行星的数目=9”，但是不能根据同一替换原则，由“9必然大于7”得到“行星的数目必然大于7”。而为了保留一阶逻辑原则的有效性，卡尔纳普( R.Carnap) 等人主张引进内涵实体，但蒯因认为这些内涵实体的同一性条件是无法给出的，因而它们是非法的，引起了对象的增殖。另外，由于de re模态区分了对象的必然属性和偶然属性，因而蒯因指责它承诺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后者在他看来是不合理的。
蒯因对模态逻辑的批评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论文被林斯基( L.Linsky) 辑集在以蒯因的同名论文为标题的论文集《指称和模态》( Reference and Mod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中。斯穆礼安( A.F.Smullyan) 主张，经典一阶逻辑原则的失效问题是一个谬误，它产生于没有区分模态陈述中限定摹状词的两种辖域。马库斯则从对同一式的理解角度出发，指出真正的同一式是由真正的专名构成的，而出现摹状词的所谓“同一式”只是一种较弱意义上的等价关系式，因此蒯因所提出的同一替换原则的失效问题也是不能成立的。帕森斯区分了个体本质和一般本质(即种类本质)，并就一般本质提出量化模态逻辑可能在下述三种意义上承诺了本质主义——(1)量化模态逻辑系统以某个本质主义句子作为定理，(2)量化模态逻辑系统要求某些本质主义句子为真，(3)量化模态逻辑有某些合式的本质主义句子。但帕森斯认为在极大模型上这三个要求都得不到满足，这种对量化模态逻辑的解释容纳了反本质主义，从而模态逻辑承诺本质主义的论题就不攻自破。林斯基则捍卫了本质主义，支持蒯因对模态逻辑和本质主义关系的论断，但认为本质主义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形而上学。
马库斯是对模态哲学做了详尽讨论的哲学家，她几乎论及到模态哲学的所有主题，其代表性观点反映在她的论文集《模态》( Modali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马库斯指出了普通专名指称上的一个特点，即它就像是“贴标签”一样必然地指称着对象。与限定摹状词不一样，限定摹状词是通过描述对象特征的意义来指称的，一般地它在模态语境下指称是晦暗的，专名是没有意义的，它就像是贴在其指称对象身上的一个“标签”，总是指称着那同一个对象。这样，如果由两个专名所构成的真正的同一式是真的，那么它就先验地必然为真。而由于她认为真正的同一式只能是由专名构成的，因此，即便是在模态语境下，专名之间的同一替换仍然是有效的，蒯因指责模态逻辑破坏了经典逻辑的同一替换原则是不恰当的。另外，马库斯给出了对量词的另一种解释——替换解释，认为用它可以使de re模态免于蒯因的本质主义承诺的批评。马库斯还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在本质属性中排除了空洞的本质属性(如性质“是人或不是人”)和不足道的本质属性(如性质“与苏格拉底同一”)，并给出了它的形式表述，但马库斯否认模态语言一定就承诺了本质主义；而对本质主义本身，她认为并不是像蒯因所称的那么令人厌恶，相反，她捍卫了种类的本质性。
克里普克则在“命名与必然性”( ' Naming and Necessity' ,in Davidson and Harman( eds)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s,Reidel,1972) 中全面阐述了他的与模态哲学有关的观点，它由三篇演讲稿组成。第一篇演讲稿主要阐发了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他认为专名是严格指示词，为此他区分了必然/偶然和先天/后天这两对哲学范畴，并把个体的跨世界识别问题视为无意义加以拒绝。第二篇演讲稿创建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专名指称理论——历史因果的指称理论，并论证了必然同一陈述的正确性。在第三篇演讲稿中，克里普克提出了他的本质主义方案，即关于个体本质的“起源说”和“构造说”，关于自然种类本质的“内部结构说”，并将这一学说推广运用于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领域。
自从可能世界语义学产生后，可能世界系列问题又成为模态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心。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劳克斯( M.Loux) 编辑的论文集《可能的和现实的：模态形而上学读本》( 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Readings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就是反映这些不同观点的一本重要文选。这本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个主题：可能世界的本性、地位以及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问题。对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有三种主要的观点：D.刘易斯( D.Lewis) 的极端实在论、亚当斯( R.M.Adams) 的语言替代论和普兰廷卡( A.Plantinga) 、斯塔尔内克( R.Stalnaker) 等人的温和实在论。D.刘易斯认为，可能世界及其内部的东西都是实在的，把可能世界看作是初始的，并主张这种对可能世界的实在论解释是对人们日常的模态思考的正规表达。亚当斯则把可能世界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构造——极大一致的命题集，视命题为初始元素，取消了可能世界的本体地位。普兰廷卡将可能世界当作极大的可能事态，斯塔尔内克也把可能世界看成是某种实际存在但未能示例的性质；概言之，他们都将可能世界看成一种抽象的存在。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问题是由齐硕姆( R.M.Chisholm) 提出来的，他指出了个体跨世界存在的困难所在：违反莱布尼兹律和破坏同一关系的传递性。基于齐硕姆所指出的难题，卡普兰( D.Kaplan) 建议弱化同一关系，使个体成为限界的( world-bound) ，这样就可以免于齐硕姆的批评。D.刘易斯则实践了这一想法，他试图对这一弱化的关系作形式的刻划，并称之为仿本关系，声称仿本关系足以合乎人们的日常模态直觉。普兰廷卡批评了D.刘易斯的仿本理论，认为仿本理论并不符合我们前哲学的模态观点，并试图说明齐硕姆的质疑没有给可能世界造成多么严重的问题。在普兰廷卡的影响下，卡普兰放弃了自己先前的主张，认为在区分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前提下，若采用基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则后者根本不会成为齐硕姆式怀疑论的正当理由。
在《必然的本性》( The Nature of Necess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一书中，普兰廷卡又充分发挥了他在模态哲学上的主张。他首先提出了广义的逻辑必然性的概念，指出蒯因对de re模态的指责是不公正的，de re模态和de dicto模态一样是合法的。继而，他又解释了他的温和实在论的可能世界观，详细阐述了他用以建构温和模态实在论的一系列概念：可能事态、事态的达成或实现、事态的极大性、事态之间的包含或排斥关系和抽象的绝对存在等等。随后，他又考察了个体本质问题，承认它是存在的，并指出了它的一系列特征。在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问题上，通过引入世界索引性质( world-indexed property) ，普兰廷卡反驳了齐硕姆对个体跨世界存在的批评，认为个体的跨世界存在并没有违反莱布尼兹律和破坏同一关系的传递性。进而，他又指出，跨世界识别问题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问题，它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非实质性问题。而后，对于非存在问题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根本就没有非存在物，一切都是存在的。最后，普兰廷卡又把他的模态哲学理论推广到自然神学领域，分析论证了恶和上帝存在的问题。
类似地，为了充分论证模态柏拉图主义，D.刘易斯出版了《论世界的多样性》(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Oxford:Blackwell,1985) 一书。该书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通过类比集合论对于数学的重要性，刘易斯论证模态实在论对于哲学分析的重要性，从而说明可能世界的实在性。在第二部分中，刘易斯答复了关于他的模态实在论的主要反对意见。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他的模态实在论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他则指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某些前提就是他所拒斥的。比如，有人批评由他的理论可推出一切都是现实的，刘易斯则回答说这种反对意见的前提是将“现实的”看作适用于一切的语词，而他本人只是将“现实的”作了索引性理解，并未夸张到这一程度。第三部分主要是考察了各种模态替代论，后者据称可以获得与刘易斯的极端实在论同样的理论收益，但在本体论上却更为可信。刘易斯对这一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驳，指出只是抽象地赞成抽象的替代性世界，而不对这样的世界加以明确的说明，以此来避开困难——这是不可行的。在最后一部分中，刘易斯考虑了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问题，并在与解决这一问题的其它方法的比较中，表明他自己的仿本理论的优越性所在。
在《模态的形而上学》( 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 一书中，福布斯( G.Forbes) 指出，从技术上来讲de re模态和de dicto模态是独立的，不可能将前者还原为后者，因此个体的跨世界同一性问题是务必加以解决的。对于解决跨世界同一性问题的一种方法——仿本理论，在给出它的模型论解释后，他从技术和哲学两个方面剖析了该理论的困难。对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地位问题，福布斯通过考察实在论(主要指刘易斯的极端模态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所面临的不可知论的困境，建议采用可能世界的反实在论方案。他的这种反实在论方案是将可能世界语义学和模态逻辑系统的解释与被解释关系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就不用涉及到可能世界，而且他还认为，这种方案一样可以说明模态推理的有效性问题。为此，福布斯给出了模态推理有效性的证明论说明，即模态系统定理的可靠性，但他承认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模态系统的完全性是很成问题的。随后，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本质主义问题上来，分别讨论了集合的本质和个体的本质问题。关于集合的本质问题，他通过构造模态集合论MST说明集合或类的本质存在的合理性；关于个体本质，他集中地讨论了克里普克的起源说，指出尽管个体本质的起源说存在着诸多论证上的不妥，但捍卫它的基本理论依据还是能够成立的，同时他还给出了一个起源必然性的修正版本——配子合类别说。
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关于可能世界系列问题的一批新的文献。下面介绍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本著作。在《可能性的世界：模态实在论和模态逻辑语义学》( The Worlds of Possibility:Modal Realism and the Semantics of Modal Log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中，千叶( C.Chihara) 主要研究了模态实在论，对D.刘易斯和普兰廷卡版本的模态实在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考察了各种重要的反对和支持这两种版本实在论的意见，分析了这些意见的不同根据。而后作者认为反实在论是一条更可取的策略，并考察了福布斯等人的反实在论方案，指出已有的这些版本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此基础上，千叶提出了一种新的反实在论观点，这种观点对模态语句采用一种自然语言的解释，但却与可能世界的现实论解释保持一致，而在这种自然语言解释中不会引发对可能世界存在的承诺。也就是说，千叶把可能世界解释为世界的存在方式。最后，千叶又把他的这一观点推广到数学哲学中，提出了数学的反实在论思想。
在另一本著作《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s,Routledge,2002) 中，戴弗斯( J.Divers) 则给关于可能世界的实在论争论提供了迄今最新、最全面的审查和评价。这本书把模态实在论分为两种大的类型：地道的实在论和现实论的实在论，前者以D.刘易斯为代表，后者以普兰廷卡、斯塔尔内克等人为代表。戴弗斯认为，对地道的实在论的反驳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而现实论者用以解释可能世界的替代物都是一些未充分发展的议论，它们被刻意地用来将这些现实论者与地道的实在论划清界限。为了对两个派别的实在论进行公正的比较，戴弗斯迫使各种未充分发展的现实论的实在论去面对根本的概念和本体论应用问题，后者正是一个像地道的实在论那样的成熟理论已经作出回答了的。经过这样的比较之后，戴弗斯认为，地道的实在论对上述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更合理。因此，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要在可能世界的问题上持实在论的观点，那么地道的实在论是更可信的。
在其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可能世界哲学中的主题》(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Possible Worlds,Routledge,2002) 中，诺兰( D.Nolan) 对可能世界持有现实论的观点，他认为模态真理是源于现实世界的，它的真可以清楚地根据现实世界里的事物或事态来加以解释。对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他尝试着用所谓的模态事实去理解可能世界，也就说对可能世界进行还原。但这种还原又不是将模态概念当作初始的，因为他认为还可以对模态作进一步的还原。
三、模态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模态哲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因为它对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
1.对模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促进了模态逻辑及相关逻辑学科的发展。
自从蒯因在模态逻辑发展的初期对它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逻辑学家们为克服这些指责提出了多种弥补方案。比如，蒯因曾指出在模态语境下一阶逻辑的同一替换原则和全称概括原则（注：蒯因实际上是针对存在概括原则的，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在此处以其等价原则-全称示例原则来取代它。）失效，即下列两个定理不再有效：
(1)x=y→(F(x)→F(y))
(2)
xF(x)→F(y)
这是由于当时模态逻辑尚缺乏一个成熟可靠的语义学，这些批评从反面刺激了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建立与完善。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理论背景下，克里普克提出了专名的严格指示词理论来处理同一替换原则的失效问题。根据严格指示词理论，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它在其所指存在的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指称相同的对象，这样若两个专名“a”、“b”的指称相同，即V(a)=V(b)=d，则若在任一可能世界w中，a具有性质F，即＜V(a)，w＞∈V(F)，则显然有＜V(b)，w＞∈V(F)，即b在w中也具有性质F，这是因为V(a)=V(b)。于是，通过将同一替换原则的运用限制在专名等严格指示词的条件下，就不会出现该原则的失效问题了。而对于同一替换原则的失效所派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即必然同一问题，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也能很便利地作出解释。我们来看必然同一原则
(3)x=y→L(x=y)
对于专名这样的严格指示词来说，它不过意味着：对任意两个专名“a”、“b”，若其指称相同，即V(a)=V(b)，则它们在任一可能世界中的指称都是相同的，这恰是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指示词的定义。克里普克实际上是修正了同一表达式的定义，认为同一式的关系者项只能是专名等严格指示词，像“9=行星的数目”这样的表面上看起来的偶然同一式并非同一式，这样自然也就不存在偶然同一的情形。坎格尔( S.Kanger) 、亨迪卡等人则从另一个方向发展出了能够容纳偶然同一的语义框架，其基本思想是单称词项在各个可能世界中的指称不相同，这样必然就要弱化同一替换原则，将同一替换限制在模态算子的辖域之外，于是必然同一原则、同一替换原则在这些模态逻辑系统中都不再有效。例如，按照这种语义解释，对两个单称词项“a”、“b”来说，尽管在某可能世界w中两者的指称相同，即V(a，w)=V(b，w)=d，但由于“a”、“b”的指称不是严格的，总存在另一个可能世界w[*]，使得V(a，w[*])≠V(b，w[*])，因而必然同一原则并不普遍有效。
对于全称示例原则的失效问题，究其原因是在于约束变元和自由变元的值域不相同，也即xF(x)中的变元x的取值范围在某特定可能世界w的个体域H(w)
D中，而F(x)的值域则是所有可能个体的集合
H(w)=D，因此其中的取值可以超出H(w)。这样，即使对任一d∈H(w)，都有＜d，w＞∈V(F)，也可能会有一个个体d′∈D-H(w)，使得＜d′，w＞
V(F)，于是全称示例原则不再有效。据此，人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方法是修改赋值的规定，使得自由变元与约束变元的值域相同，这样全称示例原则的有效性得以保留。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马库斯所提出的等同框架，即规定所有可能世界的个体域相同，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实现了自由变元和约束变元的值域同一化。最后一种方法是克里普克所采用的，将一阶逻辑公理作全称闭包处理，再对已有的模态逻辑系统作全称闭包的量化扩张，于是全称示例原则的有效性就转换为其闭包的有效性，即y(xF(x)→F(y))的有效性，而此时两个变元的取值范围也同样地达到了一致，因而它当然也就是有效的了。通过这种手段实际上达到了修改公式的有效性定义，即由“所有可能世界中α都真，则α有效”，变更为“若在所有可能世界中α[c]都真，则α有效”，其中“α[c]”表示α的闭包，从而也就保留了全称示例原则的有效性。非但如此，对全称示例原则失效问题的讨论还产生了一连串的连环效应，例如，它还进一步激发了自由逻辑在模态谓词逻辑中的应用，有人就曾指出过，克里普克为保留经典一阶逻辑原则的有效性所做的工作“可以作为讨论自由逻辑在量化模态逻辑中应用的一个极佳起点”（注：K.Lambert( ed) ,Philosophical Applications of Free Log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11.）。
对于蒯因批评de re模态承诺了本质主义的问题，逻辑学家们根据自己对本质主义的认识构造了各种逻辑理论，或赞成或反对蒯因的论题。例如，帕森斯就提出了对模态谓词逻辑的一些语义解释，在这些解释下他所认为的本质主义公式一律都是假的（注：这些本质主义公式都是下面这一公式模式的实例：(
x[，1])…(x[，n])(π[，n]x[，n] & LF) & (x[，1])…(x[，n])(π[，n]x[，n] & ┑LF)，这里F是个开公式，它的自由变元包括在x[，1]…x[，n]之中，而π[，n]x[，n]则是一个合取式，它的合取支形如x[，i]=x[，j]或x[，i]≠x[，j]，其中1≤i＜j≤n，但对任意的i和j，不会同时包含x[，i]=x[，j]和x[，i]≠x[，j]。）。这些解释就是他所谓的“极大模型”。那么什么是极大模型呢？帕森斯认为，如果M是量化模型结构＜G，K，R＞上的一个模型，且满足下列条件，那么它就是一个极大模型：(1)R=K×K；(2)U=
Ψ(H)并且U≠
；(3)对于每一个函数χ，它将n元谓词符号p[n]映射到U[n]的子集上，且对于U的每一个子集U*，都有H∈K，满足Ψ(H)=U*，并且对于所有不同于=的n元谓词符号P[n]，都有V(P[n]，H)=χ(p[n])；(4)如果Ψ(H[，1])=Ψ(H[，2])，并且对于所有的n元谓词P[n]都有V(P[n]，H[，1])=V(P[n]，H[，2])，那么H[，1]=H[，2]。帕森斯指出，可以证明这样的极大模型是存在的，而在这样的极大模型中可直接推导出下面的元定理：任一个本质主义的公式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为假。既然本质主义的公式在这种解释下都为假，当然帕森斯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模态谓词逻辑没有承诺本质主义。另一些逻辑学家则又从拥护本质主义这条路线出发，构造出另外的逻辑理论来，如菲奇( F.Fitch) 和福布斯就建构了一套模态集合论来支持本质主义。
第三，关于可能世界系列问题的争论也促进了模态逻辑技术的进步，最显著的一个例证就是卡尔纳普、亚当斯等人的可能世界语言替代说对于典范模型方法的出现功不可没。所谓典范模型是建立在典范框架＜W[，S]，R[，S]＞上的一个模型＜W[，S]，R[，S]，V＞，其中W[，S]是某一模态逻辑系统S的合式公式的极大一致集的集合，R[，S]是两个极大一致集间的可达关系，V是对典范框架的一个赋值。一个合式公式的集合Γ是极大的，当且仅当，对于任一合式公式α，α∈Γ或者┒α∈Γ。Γ对于S是一致的，如果没有α[，1]，…，α[，n]∈Γ，使得
(α[，1]^…^α[，n])。这样我们就得到关于模态逻辑系统S的合式公式的极大一致集的定义：г是S-极大一致的，当且仅当，它既是极大的，也是一致的。而任意两个S-极大一致集w[，1]、w[，2]之间具有可达关系R[，S]，即w[，1]R[，S]w[，2]，当且仅当，对任一公式α，若Lα∈w[，1]，则α∈w[，2]，即L[-](w[，1])w[，2]。赋值V首先根据下列规则在任一极大一致集w中对任一命题变元p赋值：V(p，w)=1，当且仅当，p∈w。接着在每个极大一致集中有了命题变元的赋值后，再根据其它算子的赋值规则就可以确定任一合式公式α在任一极大一致集中的真值V(α，w)。在这样的典范模型＜W[，S]，R[，S]，V＞中可以证明典范模型的基本定理：对任一公式α和任一极大一致集(可能世界)w，V(α，w)=1
α∈w。由此易于得到模态逻辑系统S相对于它的典范模型具有完全性，进而又可以证明常见的正规模态逻辑系统K、D、T、B、S4和S5等相对于各自的框架类都具有完全性。可见在方法论上，可能世界的语言替代说思想激发了人们采用典范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模态逻辑形式系统的完全性证明问题。
2.模态哲学的研究成果又在诸多哲学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或有着广泛的应用。
拿语言哲学来说，以个体本质的起源说和专名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为依据，克里普克提出了一种新的专名指称理论——专名的历史因果理论。由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它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称了同一对象(若存在的话)，而个体的同一性又是由个体本质——起源决定的，因此只要与个体的起源建立牢固的联系，就可以将相应于该个体的名称的指称确定下来。于是，克里普克指出，在个体起源的时候人们会对它作实指命名“这是X”，这样通过实指就将“X”这一名称与该个体建立了直接的指称关系。随着语言共同体对这种指称关系的认同，该命名关系就经由人们的交谈、书面文字和各种媒体传播开来，从而在使用该名称的人和那个个体的起源之间形成了一条传递命名信息的因果链条。通过这根因果链条，即使说话者未见过那个个体，甚至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特征，他都可以上溯到最初的实指来确定所使用的那个专名的指称。以克里普克、普特南和唐纳兰( K.Donnellan) 等人为代表的这一理论一方，同以蒯因、塞尔( J.Searle) 等人为代表的摹状词理论一方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在西方语言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形而上学领域，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的本质主义学说和关于本质的命题的后天必然真理性论题进一步促成了形而上学内部的分化，即形成了两大阵营：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实在论者认为实体是客观存在的，类有类的本质，个体有个体本质，而反实在论者则否认实体的客观存在，认为所谓的实体观念是由人的认知活动形成的。对于本质的确定这个较棘手的问题，实在论者一般都以克里普克的后天必然真理作为理论依据，认为本质应由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来确定。例如，普特南就认为自然种类是客观存在的，而科学则揭示了实体的本质，这是通过语言的社会劳动分工完成的。就是说，社会共同体中专门有一部分科学家从事着辨别自然种类名称所指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虽然是后天经验的，却一样可以发现自然种类的本质结构。而在探讨本质问题的时候，哲学家们也总是喜欢用可能世界这一方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们或用可能世界来研究反事实的情形，或把事物跨时态的性质变化放在可能世界的理论框架下来讨论。比如，克里普克总是爱设想在一些反事实的可能世界情形下，对某实体而言性质F是否可缺，若不可或缺则F是它的本质属性，若可有可无则F仅是其偶然特性。
在认识论中，自康德( I.Kant) 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先天命题都是必然的，后天命题都是偶然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则更将这一观念推向极致——将先天命题等同于必然命题、后天命题等同于偶然命题。克里普克在模态哲学中的研究成果则打破了这种观点一统天下的局面，他将必然性、偶然性归入形而上学的范畴，把先天性、后天性归入认识论的范畴，承认先天偶然命题和后天必然命题的存在。这样一来，实际上就为人们的经验科学知识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前提，科学真理的必然性成为可能。这种立论不啻是在认识论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显而易见，若他的立论成立，在人类知识论方面将产生重要的、基础性的变革”（注：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15页。）。这一论题甫一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时至今日余波未平。例如，有人就试图利用蒯因的“指称不确定性”论题来反击克里普克的后天必然真理论，他们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证表达后天必然真理的命题是不存在的。
在宗教哲学上，普兰廷卡充分地应用他对可能世界的哲学研究，提出他的上帝存在的模态论证。普兰廷卡指出，存在物在一个可能世界w中的美德性( excellence) 只依赖于它在w中的非世界索引性的性质，它的伟大性( greatness) 则不仅依赖于其在w中的美德性，而且还依赖于其在其它可能世界中的美德性。因此，最大程度的伟大性在一个可能世界w中只为这样的一个存在物所享有，即不仅在w中，而且在每一个其它的可能世界中，它都具有极大的美德性。这样，普兰廷卡就得到了下列三个论证前提：(1)极大伟大性推出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极大美德性；(2)极大美德性推出全能、全知和道德完美性；(3)极大伟大性可被示例。由(3)，普兰廷卡推论出有一个可能世界w和一个本质E，其中E在w中被示例，且E推出在w中的极大伟大性。这样，如果w成为现实的话，那么E就会成为一个对象G所示例，而且G具有极大伟大性，而根据(1)，G又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具有极大美德性。由于普兰廷卡认为对象的每一个世界索引性的性质都是由其本质推出来的，因而，如果w成为现实，那么本质E就推出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极大美德性。也就是说，若w成为现实，则下面的命题就是必然真的，即(4)对任一对象x，若x示例E，则x示例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极大美德性。由于在探讨宗教哲学问题时各可能世界相互之间都是可达的，即这是一个全通框架的S5模型，于是，作为w中的必然真理，(4)也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必然。由此得到(5)E推出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极大美德性。而在某可能世界中有某种性质的前提是那个存在物存在于该可能世界中，因此E就又推出在每个可能世界中都存在这一性质。既然E在w中被示例，若w成为现实的话，则E就会被某个东西所示例，那个东西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存在并且示例它。因此，如果w成为现实，那么下列情形就是不可能的——E没有被示例。又根据各个可能世界之间是全通的，不可能性在各个世界都是相同的，因而E没有被示例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得到，E事实上被示例，再根据(5)有(6)：有一个存在物G，它是全能、全知且道德完美的，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存在并拥有上述性质。这个存在物G就是上帝。
另外，模态哲学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现代模态逻辑的发展复兴了人们对模态概念的古老哲学兴趣，同时也为当代模态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模态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则进一步推动了模态逻辑各个分支的成熟，乃至渗透入当代哲学的方方面面，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西方哲学界给予模态哲学的研究以长久的学术热情，模态哲学的探究加深和拓宽了人们对一些基本哲学范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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