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
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政治色彩。这两张面孔既反映了解构主义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时也反映了解构主义复杂的理论取向。
解构主义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恰逢西方社会步入了左翼政治思潮愈演愈烈的时代。1966年10月21日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判语言和人文科学国际座谈会”上，宣读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论文，这标志着解构主义思潮的诞生，几个月以后德里达相继推出了《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巨著，成为解构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不久以后，对西方20世纪后半期学术发展影响重大的“五月风暴”降临了。
“五月风暴”不仅在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对于以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的整个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潮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五月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彻底改写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曾悲叹“五月风暴”敲响了结构主义的丧钟，德里达本人曾一再提到“五月风暴”所带来的“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视野”，福柯则认为直到1968年知识与权力的问题才呈现出他以前从未怀疑过的尖锐的政治意义。
“解构”一词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其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把德里达与解构的标签紧紧粘接在一起，是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耶鲁批评派）的阐释的结果，他们关注的主要不是思想史的重新理解，而是文本的全新阅读，不过正是由于保罗·德曼等人的大力倡导，德里达才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显赫的声誉。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一书中倾向于把“解构主义”一词，看成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突然注入英语国家思想界所产生的结果。罗蒂认为德里达和福柯都是启发解构主义思潮的主要源泉：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纲领，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德里达和福柯都认为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作是人类用符号和声音达到某些目的的东西，因而语言不应该处于被“人”所统治的位置，这与海德格尔的早期看法也是一致的。罗蒂认为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三个人其实都暗示：对语言“超越人”这个事实的认识将提供新的社会——政治的可能性。同时，德里达还认为现代理性在诞生时就必定隐藏着“暴力”，它必定会拒斥从内部威胁它的一切，不管这些威胁来自本体论方面还是性别差异方面。因此，德里达将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启蒙理性，而且也指向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激进的社会氛围中孕育、发展的解构主义思潮，的确是1968年革命与狂欢的产物，它把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砸碎国家机器的结构的任务，引入到了语言的领域，成功地颠覆了语言的结构。
因此，解构主义激进的左翼政治色彩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构主义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家长式制度的必要的激进原则，这种直接与现行制度相对抗的批判，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构主义责难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依赖的、会重新产生阶级统治观念和习惯的一整套意识形态。
第二，解构主义使得语言学的分析带上强烈的左翼政治色彩，并赋予了它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析，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到政治问题。”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解构式的阅读方式因而被看成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文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他们所接受的、由“人道主义”阅读传统文学经典的方式所假定的形而上学观念。文学系因而也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文学教师也就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
保罗·德曼在为德里达思想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为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蒙上了一层阴影。青年保罗·德曼（21-23岁）二战时期曾为比利时一家亲纳粹德国占领者的大报的文艺专栏撰写过反犹文章。保罗·德曼本人以及解构主义思潮都因此遭到了批评，德里达曾专门撰写了《多义的记忆》一书为保罗·德曼辩护，此书已有中译本出版。众所周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海德格尔思想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海德格尔的学生、智利裔的德国学者维克托·法里亚斯1987年出版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揭示了海德格尔昔年同纳粹合作的不光彩历史，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客观上为德国法西斯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以翔实的资料证明，海德格尔追随希特勒绝不是一时的投机，而是其毕生的信念，《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已有中译本面世。法里亚斯的著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哲学家的政治职责与其思想的内在性联系问题。就在法里亚斯的书出版之后几天，德里达发表了《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和《心灵，或其他的发现》，作为犹太人德里达称得上是纳粹排犹主义的受害者，但他对法里亚斯这种联想性的批评工作持反对态度[1-p134～145]，这当然与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解构主义策略是一致的。德里达及其解构思想也因此被批评者认为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脱离政治或者带有强烈的左翼政治倾向，而是形左实右，与右翼政治有着某种血缘联系。对于解构主义政治倾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读解，其实正是解构主义两张政治面孔时而重合、时而错位所造成的。
二、德里达与政治学
不管对于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政治倾向存在着怎样不同的理解，有一点却是研究者公认的，那就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基本上不直接涉及政治主题，德里达与政治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最近几年，随着德里达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在德里达近年出版的著作中，至少有六本书牵涉到政治主题：《另一个标题：反思今日之欧洲》、《马克思的幽灵》、《法律的力量》、《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和《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可以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已经直接切入了政治学领域。德里达不止一次地希望解构主义思想能够走出理论的象牙塔，有助于左翼政治实践。
《往返莫斯科》和《友谊政治学》在阐释德里达一贯坚持的解构策略的同时，也提到了解构主义的政治涵义，尤其是在篇幅较大的《友谊政治学》中。《友谊政治学》是德里达1988至1989年在巴黎一个研究班上的讲演，从颠覆西方整个思想传统的一贯立场出发，德里达把西方政治学核心的博爱观念推上了解剖台，认为博爱同样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表现，它是从亚里斯多德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每一个好的共和国都孜孜以求的目标，博爱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理想目标，鼓励个人通过加入家庭、阶级、民族这些同质的未经分化的集团，联结一个整体，寻找一种同一性。德里达提醒人们这种同一性其实是虚幻的，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这种同一性是通过语言产生的，这样德里达又驾轻就熟地回到了语言分析的轨道上来，分析这一注定要破产的政治观念的两元论色彩，以及对于阶级、社团、文化、民族等等差异性的压抑，《友谊政治学》还讨论了政治学的热门问题——民主问题。在《法律的力量》中德里达讨论了公正的观念与法律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尖锐抨击了全球资本主义和传媒大一统的“新国际”。在《万国世界主义者》中，德里达则希望欧洲能够成为对移民和其他人更加开放，更加好客的地方。
在以上这些政治学著作中，德里达涉及到了政治学领域许多重要的原则，如博爱、民主、自由、公正等等，德里达从一贯的颠覆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立场出发，认为由这个传统所产生的每一种政治原则，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都是毫无出路的政治幻想。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摧毁西方人藉以阐释民主政治的语言，因为是语言而不是现实才使民主政治变得如此不尽如人意，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语言观。显然，德里达在解答现实政治问题时，依然念念不忘他的解构主义语言分析武器，并把语言分析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帖良方。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望使得德里达的政治学思想像他的哲学思想一样，离理论而不是现实更近。
值得一提的是，德里达近期政治学著作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又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于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进行了重新阐释，在《往返莫斯科》中德里达甚至提到，迄今他依然是只要一听到《国际歌》，就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正如德里达研究者陆扬指出的那样，“德里达明确宣布，解构主义固然是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也没有，可是解构主义同样是运行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挟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是因为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德里达说这一番话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他说，这精神是一种希望，有一个哲学的和科学的形式，它不是宗教，不是神话，不是哪个民族的，这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希望，哪管它永远没有可能实现，哪管它有可能一头钻进本体论的穷途末路中去，它也终将在历史上留下它史无前例且独一无二的印记。此即为解构主义版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与其说是来自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如说是来自德里达的弥赛亚救世主义乌托邦。乌托邦曾经是解构主义鼎力攻讦的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德里达本人终于也功德圆满，有了拥抱神话的这一天。毕竟，这是每一个希望看到解构主义正面和建设性意义的读者，期盼已久的。”[2]
三、妇女问题与德里达解构理论
德里达虽然只是近年内才正式谈论政治命题，但是他的理论却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被女性主义政治学当作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论工具。事实上，男性中心主义同样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表现，虽然解构主义在颠覆西方思想传统方面并不是一股实践性很强的理论思潮，但它在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中却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妇女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问题。柏拉图在谈论理想国时最早提到过妇女问题，他把妇女列入到保护者的行列，把妇女看作保护者阶层的成员。柏拉图认为孩子是由男女双方共同抚养的，男女是相互联系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因而无足轻重。柏拉图的观点打破了哲学统治者们对于社会性别所作的社会角色的划分，在政治上淡化了性别再生产的生物学差异，母亲与家庭最后一起消失在了国家的统治成分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在妇女问题上，西方思想传统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柏拉图的思想，而是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亚里斯多德把妇女看作只是孕育男性的后代的营养媒介，女性是身体而不是头脑，是自然的与非理性的，女性只是男人及其理性活动的他者。亚里斯多德曾对政治领域、友谊等作过详细描述，但他认为妇女不适合参与政治领域，而且同样不适合拥有友谊。
在哲学的现代性中，亚里斯多德的这种决定性看法依然根深蒂固，而且还表现在教育问题、性别差异与具体社会机制的关系问题上。例如，在康德与卢梭的作品中，人类主体性的形成被说成是由性别差异所呈现或标识出来的，他们两人都阐释了指导这种差异机制的具体实施计划，并且都认为两种不同的性别规定了某些适当或不适当的行为准则。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的理性秩序要求这样一种机制：划出把妇女排除出政治行为领域之外的界限。
黑格尔则把对妇女问题的这种决定性看法内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示，他认为妇女属于家庭的领域，男人则属于行动、科学、政治、哲学等公共领域，甚至语言这一普遍性的媒介也被他看成是与女性无关的，是妇女难以理解的。绝对精神的体系本身就依赖于这种对劳动与生活的区分。
心理分析理论则通过展示社会性别化的主体如何在家庭中和通过家庭被再生产的过程，对妇女问题的传统的看法进行增补或延伸。心理分析把女性看成是有缺陷的男性，并明确地提出了女性性态“正常化”的概念。
德里达跟随尼采的某些思想线索，彻底推翻了所有上述观点，把妇女问题再一次引入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的范畴，使妇女问题走出私人话语的领域，再一次成为开放式的问题。如同爱伦·费德、玛丽·罗林森和爱米丽·札金指出的那样，“德里达的解读与写作的实践无疑使得用一种特别清晰的方式表述这种行动的逻辑成为了可能。德里达的解读与写作是一种‘策略性科学’，这一科学是对文本进行操作以便揭示出文本自身的界限与边缘是如何铭写在文本内部的，揭示出对他者或外部的决定是如何内在于身份体系或概念逻辑，并如何在这一体系或概念内部被标识出来的。因此，德里达提出，不是概念而是‘干涉的手段’在对文本的颠覆以及对文本自身的越界中起支持作用，妇女就是这样一种手段的典型例子，她是通过她的功效来被衡量的，并且也是通过她的功效来显现自身的。”[3-p2]
然而，重新开放妇女问题又引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妇女”不是一个概念，即既非指实际的妇女，又不是指妇女得以形成的那些实践和机制，那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呢？它是否指一个无法确定的形象，一种不让我们决定妇女问题，不让我们把妇女置入她的位置的疑难性？使妇女问题不确定对哲学和哲学概念档案有什么差异？这样一种使妇女问题重新变成不确定的做法对诸如他者、伦理学、责任、主体性行动、决定等概念有何影响？这样一种解读与写作的实践与生活领域和妇女的形成又有什么贡献呢？
德里达认为，女性主义的“实际斗争”导致了动摇和松动身份的决定性逻辑及其概念，使得在性别差异领域中多种多样可能性的存在成为可能，开始了对封闭、在场、真理等的置疑行动。不过，爱伦·费德、玛丽·罗林森、爱米丽·札金提出了一系列更令人困惑，同时也更发人深省的问题：“德里达在对这些概念置疑的行动中，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又有多大的贡献呢？德里达想‘用女人之手来写作’的欲望中以及他在文本中对女性谈话者的清晰铭写中隐含着怎样的反讽意味和多大的不可能性？德里达是否陷入了他自己指出来的那种危险之中，即在试图干涉和瓦解形而上学的语言的时候，他其实只是在重复这种语言？德里达对妇女一词的运用只是在哲学的历史长河中关于妇女问题的又一次占用(appropriation)而已？”[3-p2～3]
四、解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与女性主义政治学
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女性主义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更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女性主义的政治思想却源远流长，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女性主义政治学主要理论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政治学、激进女性主义政治学、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政治学、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政治学等七大流派，这些流派虽然特别关注各自的焦点问题，相互之间也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但它们还共同关注许多女性主义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如国家、民主、市民社会、平等、参与、发展、全球化等问题。因此，在政治学的学科背景中理解和阐释女性主义政治学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政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更是意义重大。可以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论工具，而且也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激进代表朱迪思·巴特勒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巴特勒1990年出版的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曾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巴特勒的激进之处表现在她认为不存在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gender)概念显然是针对“性”或“性别”(sex)概念而创立的。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认识到，如果没有男性参与改变现状，要充分认识并有效地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和种种不利状况是不可能的。于是，社会性别的“关系性质”问题就浮出了水面，也就是说，妇女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作为社会性别的关系，必须被置于复杂的支配机制中加以审视。这样，性与社会性别在概念上的区分就得以确立了，“性”(sex)代表了人的自然属性，而“社会性别”则表现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代表了男性与女性的文化特征。（注：参阅盖尔·罗宾(Gayle Rubin)“妇女中的交往：关于性的‘政治经济’的注释”(The Traffic in Women:Notes on the"Political Economy"of Sex)，见瑞特(Rayna R.Reiter)主编的《迈向一种妇女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of Wom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第157-210页。）换句话说，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接触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交往而取得的。于是，“社会性别”就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中广泛地被采用，被用来强调性是区分社会地位的基础。
“社会性别”着重强调女性气质规范定义的相关性内容，但似乎比“妇女”更加中立、客观一些，既包括了妇女，又并非特指妇女。它本身没有表明不平等或权力的内容，也不代表受迫害的一方。从社会科学术语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似乎更符合需要，但这一术语的新用法同时也质疑了正统的学术权威，因为用“社会性别”作为“妇女”的代名词充分表明与妇女相关的信息同时也与男人相关，所以对妇女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男人的研究。最近，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大量地使用“社会性别”一词，用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社会性别强调的是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其中包括性，但又不直接受制于性，也不直接决定性关系。然而，社会性别一词虽然表明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却没有表明这种关系的构造原理、发挥作用的过程及其变化过程，此外，从它描述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与妇女研究相关的概念。（注：有关性与社会性别的区分，以及社会性别的概念发展历程，本文借鉴了两篇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而论述角度又不完全相同的论文，它们分别是琼·斯科特的“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126-150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和周颜玲的“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见《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第378-396页，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
巴特勒则运用社会性别概念从根本上对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进行解构。她认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不受文化约束的前推论性的现实，而且对生物学上的性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对身体带有文化倾向性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隐蔽了那个通过把生物学知识描绘成经验性证明而建立起来的过程，因而使得男人与女人的范畴及其各自特征成为我们对现实的常识性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巴特勒通过否认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区别，强调了“性”范畴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并被政治性地自然化了，但它本身却并不自然。[4-p112]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独创性地提出：社会性别是表演性的(performative)。所谓表演性，不同于表演(performance)，表演假定了一个主体，而表演性与主体概念有冲突。巴特勒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表演性的言语行为（那种把它们命名的东西变成存在的言语行为）上，这正是话语以一种相当具体的方式成为生产性行为的时刻。在此，巴特勒借鉴了德里达解构理论对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重写，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生产性行动实际上总是通过某种重复和叙述产生的，因此，表演性就是一种工具，表演性的本体论作用通过这一工具得以确立；表演性就是一种推论性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表演性的本体论作用得以成立。爱娃·札瑞克在谈到女性主义政治学与解构理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发明的同盟”。[3-p5]
虽然德里达对语言的总体性和结构上不完整性这种双重困境进行过分析，但他认为这种矛盾不是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立场，而是来自言语行为的视角。他的这种看法带来了这样几种后果：把意义的理论归纳到一种更普遍的行为理论，用力量的价值来代替真理的权威性，对意指与权力之间内在关系的强调。为了分析说话(utterance)的表演性能力，德里达认为我们不仅要考虑说话可以表示外部政治力量利益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要考虑说话自身就传递了一种力量，即改变一种情况或产生一种功效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德里达而言，表演性功效一方面依赖于对标准的引用，另一方面依赖于把说话从它的最初产生的起因以及它的所有语境分割开来的那种断裂性力量。
朱迪思·巴特勒则把德里达对言语行为理论的重写与福柯的权力理论联系起来，把性别问题看作表演性范畴，所谓表演性范畴就像德里达所描述的那样，属于一种更普遍的力量，而不属于阐释学。强调把性别看作是表演性的并非意味着放弃语言学层面的分析，而只是意味着采用对权力政体的讨论。爱娃·札瑞克认为“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试图阐释偶然性与标准之间的必然联系。她不仅要对性别范畴进行理论归纳，而且，想要在她的理论中对历史文学观点的前提进行修改，那种历史主义观点总是把主体简单地看成是对历史要求的实现，巴特勒与德里达对性别的表演性层面的强调防止了把主体作为一种社会条件的实现这种简单的讨论，因为表演性的这种似非而是的准则设定了对言语行为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条件与功效之间的断裂。”[3-p127～128]
爱娃·札瑞克认为：“德里达对语言的重新性别化使他超越了双重束缚，超越了哲学话语中对女性气质的双重要求，超越了西方话语中把妇女作为主要真理比喻和这种比喻所带来的负面关联，即妇女是作为真理缺席或阉割真理的代名词。但在德里达强调相异性的伦理性时，这种对语言的重新性别化受到了某种限制。通过把德里达和巴特勒相提并论，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在强调强迫性异性恋法律面前，那种被性别化了的主体的表演性层面，这个层面不仅包含对强迫性异性恋法律的主体性身份认同，而且构成了法律自身的不纯洁形式，并开创了对这样一种法律进行政治斗争的先河。”[3-p130]
总之，德里达、巴特勒通过表演性与解构这两个概念的联结，找到了共同的批判对象，那就是孕育了包括压迫妇女的传统在内的西方思想传统，于是，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在颠覆西方传统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者都致力于击碎以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世界与神性等等二元论为基础建构的统治——服从关系。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不仅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同时也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当解构主义从差异性理论出发，解构确定性、普遍性的宏大叙事时，传统女性主义所主张的“男女平等”的概念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循着解构主义思路发展起来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将父权制统治理念与传统女性主义一起送上了冷酷无情的解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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