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平[1]2004年在《城镇化之路—基于聚集经济理论的一个新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便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然而，人们对城镇化的认识至今仍仅仅停留在表层上，把城镇产生和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简单地归因于分工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而对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聚集经济挖掘不够。事实上，恰恰是聚集经济才能更准确地阐释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城镇是城镇经济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载体。就其本质而言，城镇是聚集经济及其社会承担者存在的空间组织形式。聚集经济通常是指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经济利益或成本节约。聚集经济是决定城镇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力量，是城镇规模扩张的内在动力。从理论上说，经济聚集既是城镇产生的根源，又是推动城镇从低层次向高层次、从孤立个体的形式向紧密联系的群体形式—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聚集经济可以由于同类企业的集中而产生，利于技术创新在企业间的传播和扩散，便于扩大市场规模而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由于多类企业的集中而产生，利于开展分工协作以提高生产效率，便于商品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接近以节约运输费用与时间。再者，聚集经济，并不只是体现在生产方面，也反映在生活或消费方面。 本文在准确把握聚集经济深刻内涵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城镇发展的现状，对城镇化战略的可行性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探究。通过实证分析和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分布极不均衡的中国来说，走大中城市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行不通。事实上，聚集经济效应的发挥并不局限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小城镇同样具有强烈的聚集经济效应。小城镇作为一定地域的经济增长极，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乡镇企业的集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第叁产业的壮大是城镇化过程中相互统一的一个系统，叁者均以城镇的发展为依托。乡镇企业集中于城镇发展，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者的成功转移又有利于突破城镇第叁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口门槛，达到推动城镇第叁产业发展的目的；同样，城镇发达的第叁产业不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完备的服务，而且也有利于发挥第叁产业就业弹性大、吸纳就业人数多的优势，这对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城镇化就成为解决上述叁个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鉴于此，本文从聚集经济理论出发，紧密结合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第叁产业的壮大的现实情况，通过系统分析叁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深入剖析聚集经济在以上叁个领域中的独特作用。最后，明确指出我国城镇化建设落后的关键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变迁的滞后性。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构建新的制度框架，进行相关的制度创新，扫除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因素。
李敏飞[2]2013年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当前,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以发展小城镇,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为特征的新农村运动如火如荼,但农村城镇化必须解决人口聚集、产业发展、功能建设的叁个关键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劳动力外出多,村庄分散,基础建设滞后,产业发展困难,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问题意义更为重要。在资本和技术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破解农村城镇化的难题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人口聚集和产业集中分布,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城镇功能的聚合。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宅基地为主的农村建设用地的集中和入市交易,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降低开发成本,促进人口集聚；二是通过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增加农林产品产量,提高复种指数和农地利用率,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企业创造条件；叁是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创设土地发展权并流通交易,为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提供资金。这样,人员集聚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工业企业的集聚促进第叁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吸引人口在更大范围集聚,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促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最后,通过一个欠发达地区—光泽县止马镇开展为期两年的小城镇综合试点改革的社会实验,对文章的观点加以论证分析,并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上的建议。
方妮[3]2016年在《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以扩大内需的有力杠杆,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新型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的重要纽带,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因此,研究新型小城镇的发展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小城镇的建设一般都是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开发地区特色产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是我国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需求,是生态资源富集又临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发展特色旅游小城镇的可选择路径之一。地处秦岭北麓的西安市长安区的广大乡村,就具有走这条发展新型旅游小城镇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条件,而且其新型旅游小城镇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因此,本文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研究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除了导论外,主要内容分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二章,是相关理论基础。在分析确定乡村生态旅游、新型城镇化、新型小城镇、新型旅游小城镇等关键词的准确定义的同时,主要运用聚集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动原理对问题进行逻辑推理论证,对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机理进行了分析,以便为下面的实证分析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即第叁章,是对地处秦岭北麓的西安市长安区乡村生态旅游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对长安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和新型城镇化现状进行了介绍,并对二者的一致性进行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然后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重点对前者推动后者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西安市长安区乡村生态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的综合得分相关系数为0.7；且乡村生态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单方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新型城镇化进程受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叁部分即第四章,是上王村的案例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上王村的基本概况,包含基本情况、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情况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其次论述了上王村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叁个阶段,以及各阶段促进上王村的城镇化发展情况；最后概括了上王村乡村生态旅游业促进新型城镇化的经验。第四部分即第五章,是相应的对策建议。本章针对第叁章的实证结论及分析,提出了西安市长安区进一步提高乡村生态旅游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助生新型旅游小城镇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1)协调开发与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加大政府投资以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3)促进民间要素聚集以实现聚集经济；(4)保护民俗文化以打造特色新型小城镇。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全文总结和进一步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是：(1)研究对象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生态旅游对新型小城镇建设的推动作用,没有局限于新城镇化的城市路径的选择,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小城镇的发展上；(2)本文在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中加入了绿色建设的指标要素,来说明新型城镇化的新之所在,并体现新型旅游小城镇的特色；(3)本文以陕西省西安市近郊的长安区为例,研究生态资源富集又临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如何利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来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助推新型旅游小城镇的形成。
何念如[4]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指出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马先睿[5]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舒小林[6]2015年在《旅游业对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较低,产业支撑不足,外出农民工众多,所产生“叁农问题”、打工及留守问题、东西差距问题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从旅游视角探索我国西部地区“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新型城镇化方式,促进产业、城镇、风景相融,对于提升城镇质量,加速就地城镇化,进而刺激进城人口消费,扩大内需,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在学术界,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具有显着地促进作用。但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全国范围和省域层面实证的基础之上,很显然,这种认识结论得到的过程存在不足:一是旅游业在全国、省域范围内的经济或者城镇中的地位分量显然不够,对城镇化的推动力可能有限或者不够显着;二是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城镇化水平和阶段不一致,东部地区经济水平高,城镇化也处于较高阶段,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落后,旅游业发展对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城镇化阶段的影响可能不会一致的。那么“旅游业对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旅游业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理论问题值得探索。同时,在“旅游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涉及城市化理论、产业聚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念、模式、方法,因此,开展旅游业对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借鉴文献研究,本文按照总(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分(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发展模式)——总(对策建议)的分析框架对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聚集度在不断增强,但仍然较低,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关联融合度有待加强,内部发展不平衡,西南地区旅游业聚集度较高,西北和内蒙古旅游业聚集度较低。由于旅游产业的聚集效应,相应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动因在不断增强,但内部发展差异较大,西南地区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动因明显,西北和内蒙古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动因很弱。第二,在旅游业对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影响的动力因素方面,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重要动力,同时,工业化表现为正向影响,农业产值占比表现为负向影响。第叁,在旅游业对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方面,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产业结构为负向影响;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城镇化存在较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对经济城镇化表现为负向影响;市场交通区位、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化对社会文化城镇化存在较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表现负向影响;市场交通区位、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化对城镇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建设存在较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农业产业结构因素产生较弱的负向影响;国内旅游收入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统筹城乡发展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工业化和农业产业结构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都不显着。第四,在旅游对各类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影响方面,一是在非省会旅游城市中,国内旅游收入、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是重要推动力。而在省会旅游城市中,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是重要推动力,而国际旅游收入却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二是国内旅游收入、市场交通区位、产业结构是高专业化旅游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推动力;而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市场交通区位和工业化对半专业化旅游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存在较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国际旅游收入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叁是大中型旅游城市旅游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主要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交通区位。小型旅游城市旅游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主要为国内旅游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但国际旅游收入表现为较大的负向作用。第五,由于资源、资本和市场在城乡空间区位组合上的差异,分别形成了中心城区转型升级、环城游憩带旅游新型城镇化、“飞地型”旅游新型城镇化、旅游城市群或城市带四种发展模式,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一是研究视角创新。从目前文献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动力绝大部分聚焦在工业化,很少关注服务业中的旅游业动力,本文认为旅游业影响推进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和其他服务业动力不相排斥,而是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聚集与新业态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四化同步发展,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二是研究方法创新。与同类文献研究相比,本文在方法上主要有以下方面存在创新:一方面目前文献资料只有旅游业对采用单指标法城镇化影响实证研究,尚未有旅游业对复合指标法新型城镇化影响进行面板计量相关实证研究,更是缺乏对旅游业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因素、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目前实证文献主要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我国西部地区32个专业旅游城市对此问题进行尝试性探索,针对性更强。叁是理论应用创新探索。本文尝试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释旅游业问题:一方面,本文创新运用托达罗劳动力城乡流动模型分析旅游业对人口城镇化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对旅游业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实证结论进行解释分析,这在以往文献研究尚未有过;另一方面,本文以核心——环城游憩带——边缘理论为基础,对资本、资源、市场交通区位、空间、开发方式等分析,创新提出了中心城区转型升级模式、环城游憩带旅游新型城镇化模式、“飞地”旅游新型城镇化模式、旅游城市群或城市带模式四种旅游业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本文研究今后要继续拓展的领域是,深化旅游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和进行案例对比研究。
杨锐[7]2012年在《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无论是企业之间,还是地区之间,它们的竞争愈趋以产业链竞争为主要竞争形式。立足实践,不难发现,在企业转型发展实践中,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已经或正在实施以产业链竞争为导向的竞争策略；从地区的行业统计数据,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同一产业链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着的竞争力差异。然而,怎么解释这个差异或是说产业链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在理论上还有待研究。产业链竞争力不同于产业竞争力,它关注的不是单个产业而是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产业链竞争力有其自身的源泉。产业链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产业链是一个涉及企业、地方政府、产业、空间等多主体多层次产业活动组织的概念。要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需要企业与地区(国家)的协同行动。因此,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来分析产业链竞争力是切合实际的和可行的。产业链是一个融合了产业活动分工、产业活动组织模式(协调)以及空间上的产业构成这叁个基本维度的概念。它是产业与空间相互交织的一种分工与协调形式。从分工角度,产业链是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专业化经济的分工以及产业链上的组织经济法则,获得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成本结构的变化。本文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产业链所属空间的联结密度的恒定增加和市场容量的扩大。从协调角度,强调产业组织的演变及其形成相互关联产业结构的重要性,以产生经济系统的动态效率。以产业链的这个概念为基础,本文认为,产业链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优化产业构成和产业活动组织模式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企业与地区的协同行动来实现：①选择和定位产业活动,这些产业活动利于产业间知识溢出,内生地推动产业链分工,进而形成产业链租金；②适时的变迁产业链治理模式,以占有产业链租金,它既能提升国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在开放的经济中,又能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竞争性。产业链租金是通过产业链治理获得的剩余收入增加和成本降低之和。产业链租金的产生、实现和发展分别受资源基础变化、组织模式变迁和结构约束的影响。因此,地区产业链竞争力有叁个源泉：一是与地区产业链的分工程度有关的生产率。二是与地区所形成的产业链治理模式有关的组织效率。根据微观组织模式中的网络集中势和政府对产业链经济活动在空间聚集的干预程度,有叁种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分别是垂直网络组织模式、共享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叁是与在空间聚集的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有关的结构效率或知识溢出效果。本文基于电子设备产业链在10省市的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的源泉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链上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微观组织模式和空间聚集状态、以及产业链分工程度对地区产业链竞争力的差异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产业链分工程度受市场规模和联结密度变化的影响,而且市场规模与联结密度的协同性对产业链分工程度的提高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在市场形成的产业聚集空间下,相比较于共享网络治理模式,垂直网络组织更加有助于产业链竞争力提高。在政府干预的产业聚集空间下,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受政策的诱导,它们倾向选择相互共同治理模式,而不易形成垂直网络组织的治理模式。此条件下,共同治理模式对产业链竞争力提升有较微弱的积极影响。本文有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①本文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观、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聚集理论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观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观点,从理论上提出了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的分析框架,不仅能较稳健的解释产业链竞争力的表现在地区间的差异,而且对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作出一个微不足道的推进。②分析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安排与产业活动的空间制度设置的相互影响。在不同的制度设置下,微观活动的组织安排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政策设计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治理,应从产业链的视角来深入思考,而不应仅仅考虑单一产业。产业政策应该从产业链竞争力的整体提升角度来设计。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有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应考虑到产业活动的组织安排性质。
许伟[8]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将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启动内需、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指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然而,如何实现传统城镇化道路向新型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却成为近年来困扰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鉴于此,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的研究则比较少见。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城镇化道路还是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实现方式。由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实践中,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背景和国情实际,以世界城市化道路为借鉴,历经前赴后继的接力探索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主张及其推进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该道路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基于此,本论文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为题,力求通过系统梳理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历程,提炼其探索成果并总结其基本经验,为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选题价值,国内外有关城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趋势,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现实基础,主要从世界图景和中国实际出发,探讨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世界图景来看,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城市在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显着优势,促使城市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迫切需要顺势发展城市化。从中国实际来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人地矛盾紧张、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严重滞后之必然,是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之必需。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发展中国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这不仅成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经验,也成为党探索该道路的客观必要。第叁章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缘起,主要从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出发,梳理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城镇发展要尊重自然、城乡产业发展要“以农为本”、强调城乡互为统一整体;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主要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化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及世界体系理论、二元结构理论及聚集经济理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列宁、斯大林的城乡结合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城乡兼顾思想。并再此基础上,分析了此叁股思想对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地位。第四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历程,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实践中,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历经开创、深化、拓展、创新四个时期,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一,开创期:十一届叁中全会到十四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准确把握,以世界城市化道路经验教训为启示,提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为此,党中央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引入市场机制,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开创了一条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以小城镇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之路。在此基础上,党中央通过推进农、轻、重结构性纠偏,实现了城镇化由建国初的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通过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推动了小城镇迅速发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现了东南沿海城市率先发展。其二,深化期:十四大到十六大,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危机,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小城镇发展出现瓶颈、市场化改革受到质疑等挑战,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并巩固了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并提出工、农、城相结合,大城市与小城镇并举,重视城镇外向型发展的新主张。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依托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推动了城乡劳动力自由转移;依托工业园区建设和综合治理,推进了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发展;依托西部大开发,推进了城镇化向中西部地区覆盖,进而从动力机制、规模形态、产业支撑、国际合作等方面,深化并发展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叁,拓展期:十六大到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全球资源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加剧,国内总体小康已经实现、叁大差距持续拉大、生态资源约束不断严峻等问题,将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将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由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式层面,拓展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价值层面。为此,党中央通过各种惠农补农政策,推动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了城乡资源更加充分流动;通过培育城市群,推动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建设;通过发展主体功能区,推动城镇化向老少边穷地区覆盖。其四,创新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后危机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结合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低下、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理念由“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进一步发展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使其内涵更加具体、外延更加丰富,进而使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有了更清晰、更精准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党中央通过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推动城乡资源及人口更充分地自由流动;通过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化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依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通过“四大板块”、“叁大支撑带”建设,推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各规模城市连片协同发展;依托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建设,推进有文化传承的城镇化发展;以扶贫攻坚为手段,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传统城镇化道路的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是发展,更是创新。第五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成果,主要探讨历经3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从科学内涵来看,该道路是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现由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占主导、人多地少、资源分布不均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力发达、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占主导的现代工业国转变,最终实现城市现代文明与农村农耕文明和谐一体,现代化成果人民共享的途径和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下的一条子道路,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基本特征来看,该道路是中央政府、市场、地方政府叁重推动,土地与人口要素驱动,城市规模多样化发展,内生与外生结合推进的城镇化之路。从精神品质来看,该道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中的人民利益观和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并在体制制度依托、城乡互动路径、城镇空间策略、区域发展战略上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成果——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第六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经验,主要依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所取得的成果,针对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归纳并提炼出有助于应对当前困境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依据人民新需要调整城镇化建设思路,立足国情实际调整城镇化发展策略,坚持城乡一体化全面改革二元体制,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国土资源空间,坚持绿色发展应对城镇化资源能耗困境,坚持城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相得益彰。
崔卫华[9]2004年在《城市经营》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来, “城市经营热”迅速波及全国,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热门话题。虽然近几年我国的城市经营实践已经有了更丰富、更深入的内容,然而有关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公共物品、城市环境、城市形象等“经营城市”范畴历来都没有脱离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只是城市经营问题需要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说,“城市经营”是城市经济理论和实践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延续、升华和深化,是城市经济实践的思维理念和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一方面城市政府拥有了较多的对地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对城市要素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城市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城市建设资金相对不足的矛盾,城市经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了实践的舞台。目前我国的城市经营研究还处于概念泛化阶段,进展缓慢,这与城市经济学领域一直重视城市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研究,城市管理理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的现状有关。而“城市经营”与“城市经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城市经营不是研究城市的实际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而是试图从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出发,对城市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体系应当怎样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营对策的“规范”研究。我认为,对于城市经营来说,不论是概念的提出还是理论的建立,其贡献不在于煞费苦心地去发现什么未知的课题,而是从人们早已熟知的城市经济实践中挖掘出一条线索和研究框架,分析其发生、发展和未来的走向,从而为城市经营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和政策主张。鉴于此,通过对中外城市经营研究的分析和辩识,我提出了一个城市经营的叁维理论分析模式,这是一个筛选出了影响城市经营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后,构筑的一个由时空轴、主体轴和客体轴组成的立体研究框架,在此基础2内容提要巴巴竺巴巴竺巴巴巴巴巴巴巴竺巴巴上,我把城市经营的研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导论。从对城市经营产生的经济背景分析入手,梳理出国内外城市经营文献的发展脉络,指出目前国内城市经营误区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对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不同特征的分析,明确了城市经营的对象、地位和作用,最后从生物学角度对城市生命周期和时空因素进行重新认识,以城市经营的叁维理论分析模式勾勒出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第2章:城市经营的时空平台。通过就一个城市进行个体考察的城市成长模式和对包括两个城市以上的区域进行的Citistate成长模式分析,揭示了城市微观成长规律和城市宏观成长趋势,指出研究孤立的城市己没有实践意义,为城市经营提供了城市空间成长的阶段性理论分析和时空坐标系;并进一步归纳了城市成长的时空特性和成本效益特征;最后结合我国城市成长的现实状况,分析了以城市空间组织演变为主线的“松散型城市空间组织”和“紧密型城市空间组织”,认为城市间的协作组织是城市成长过程中维系城市长期竞争优势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指出citis七ate是城市空间组织的未来走向; 第3章:城市经营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城市政府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与市场的不同组合模式和城市政府目标双重性的探讨,触及了城市经营主体和城市经营的运行机制这一城市经营研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城市政府职能转化的理论基础是城市公共物品的界定,而城市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也成为重要的理论分析内容。作为城市经营方式的选择依据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设计,实现了城市经营主体与客体在不同时空下的衔接;而城市公共则政制度和融资的创新为我国的城市经营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拓展了未来发展方向。 第4章:城市土地经营。广义的“城市土地经营”涵盖了城市土地和土地空间经营,包括土地、功能分区和城市建设。在对城市土地地租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选择,以及以土地为载体的城市空间利用的分区制战略,并通过对我国目前城市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剖析,以英国“新城运动”为例,指明城市“硬环境”建设和经营中的对策;作为城市经营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我国城市经营的根本动力和制度保障; 第5章:城市产业经营。城市功能定位是城市产业经营的前提,通过对城市功能定位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了城市功能定位的具体方法;城市主导产
赵彦普[10]2015年在《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模式、产业支撑体系及评价》文中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近年来,关于城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方兴未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在于城镇化。而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曾预言：21世纪影响世界经济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叁十多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迄今为止,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二分之一,2014年的城镇化率更是达到了54.77%,以年均超过1%的速度增长。但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基数依旧庞大,其中贫困山区人口所占比例尤为巨大。贫困山区大多地处大山系,地理交通阻隔,经济发展滞后,但往往又具有显着的自然生态优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基于贫困山区的发展实际,推动其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与传统城镇化道路相比,新型城镇化应更为注重城镇建设质量,强调“生态、集约、绿色、低碳”的发展原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十八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一文的出台,标志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步入实质性运行轨道,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本课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产业支撑不足；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生态保护任务繁重；城镇文化内涵缺失；融资问题难以解决；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并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已成为推动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本课题基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贫困山区县域农村的发展实际,设计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模式,构建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能抛砖引玉,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依据,同时也期望能为业界实践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论文首先对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等进行阐述,对“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特征。随即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第二,对本文研究内容涉及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包括二元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第叁,总结归纳了贫困山区县域自然特性,并以河南省为例,对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剖析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的悖论。第四,基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贫困山区县域农村发展实际,设计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模式,该模式包含空间集聚体系、支撑体系以及保障体系叁部分内容。第五,在遵循国家提出的“四化同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构建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该支撑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以及生态旅游叁部分内容。第六,依循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模式的设计思路,建立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第七,以桐柏为例,通过对桐柏县情及其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现状的分析,尤其是对桐柏县域新型城镇化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在本文构筑的理论框架下,对桐柏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对策。第八,提出了推动我国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性建议。具体而言,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乡关系、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可知,目前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还处在不断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理论层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系统性还不强。并且对于“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这个命题,相关研究更是极少涉及,存在着广阔的拓展空间。后续的研究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在新型城镇化模式创新上有所突破；细化新型城镇化的研究领域,使得研究命题更有针对性,不再笼统而宽泛；相关的实证研究应该加强。第二,通过对贫困山区县域的自然特性、新型城镇化的现状以及城镇化的悖论进行探索发现：(1)自然特性方面,贫困山区具有显着的自然生态优势,城镇空间组织具有离散性,并且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2)新型城镇化的现状方面,人口转移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总体上城镇化水平较低；空间布局优化战略已经部署并且实施,但当前大多数贫困山区县域城镇依然存在规模过小、规划严重滞后于城镇建设的问题；配套保障措施陆续推出,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教育制度、资金筹措以及生态保护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3)总结起来,贫困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当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产业支撑不足；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生态保护任务繁重；城镇文化内涵缺失；融资问题难以解决；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并存。 (4)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切实解决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悖论与矛盾。包括城镇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城镇化和耕地保护之间的悖论；城镇化和农村衰落之间的悖论；城镇化与贫富差距增大之间的悖论；城镇化与房价高之间的悖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悖论。在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注意协调上述关系。第叁,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模式包含空间集聚体系、支撑体系以及保障体系叁部分内容。其中空间集聚体系旨在构建“县城中心区——重点镇——一般建制镇／新型农村社区”层级清晰的多级城镇体系,打破县域低水平均衡的空间格局,实现贫困山区县域农村人口的梯度转移；其中支撑体系包括产业支撑体系、城市基本服务支撑体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支撑体系,旨在农村转移人口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系列由乡到城的重大转变；其中保障体系包括社会治理与空间管制以及政策保障体系,是是清除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性障碍的关键。第四,支撑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以及生态旅游叁部分内容。叁大产业体系的发展方略是：(1)发展生态工业,需要提高资源利用率：转变现行工业发展模式；发展新型工业化；让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落地；坚持以“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原则,强化项目支撑,在贫困山区着力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生态环保的龙头企业和大项目。(2)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做强与龙头企业对接的原料基地；提升粮、蔬、果、林、畜牧业发展水平和科技含量；夯实生态农业发展基础。强化生态林建设。 (3)发展生态旅游,需要立足资源特色,创新打造特色化旅游品牌；立足山区优势,着力推进养生(养老)旅游产业发展；综合规划县域旅游走廊,提供统一、规范的旅游服务；着重发展大旅游格局,在旅游方式上结合生态环境要求统筹安排；推动旅游服务手段信息化。第五,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制约层、指标层4级。目标层综合表达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状态；准则层将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分解为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3大子系统,包括新型城镇化建成效果子系统、产业支撑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子系统；而指标层由可测的、可比的、可以获得的71个指标构成。第六,以河南桐柏县为例,通过调查分析深入剖析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本文前述章节理论分析的成果,提出解决的思路及对策。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河南桐柏县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规模偏小；过度依赖资源开发,产业结构不优；存在“土地城镇化”倾向,城镇化亟待转型；城镇建设管理乏力,乱占地乱建房屡禁不止；土地流转不畅,农业规模化迟缓；空心村改造不力,建设用地瓶颈难以突破。(2)河南桐柏县新型城镇化思路与对策：集中力量建好县城,构建生态城镇体系；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构建生态经济体系；疏堵结合,加强城乡建设管理；推进配套改革,实现“人的城镇化”。第七,提出了推动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规划引领、分步推进、梯度转移、产业支撑以及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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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贫困山区新型城镇化模式、产业支撑体系及评价[D]. 赵彦普. 武汉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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