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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祖籍浙江临安，世居吴兴，归安人氏。陆心源自小资禀奇颖，30岁时，已能通“九经”。咸丰九年（1859），陆心源考中举人，进入政界。他先“遵例以知府分发广东”（注：缪荃孙：《陆公神道碑铭》，见闵尔昌：《清朝碑传全集》第四册《碑传补集》卷18，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出版。），又去直东豫交界“剿匪”，之后留在直隶整顿吏治，并荐升为道员。同治四年（1865）起，任广东南韶兵备道，数度与太平军交战。同治六年，调任高廉道，不久“奉旨开缺，送部引见”。后以“丁艰”回原籍湖州。同治十一年，福建总督李鹤年因佐治需人，奏调陆心源赴闽，总办税厘、通商、善后诸局事务，并兼任海防、粮盐事宜，却又与上司署督不合而乞养归里。两年后被人参了一本，说他在任时“盐务加耗”，被削去原职。
陆心源家道殷实，回吴兴月河街故第以后，“循陔之暇，娱意林泉”，在城东莲花庄北辟建小园，以“潜园”为名，盖取“潜”字隐藏、止息之意。又单独出资兴建昇山桥，修复安定、爱山两书院和仁济善堂，兴办义学等等，为家乡的交通、教育、慈善事业做了不少实事。
光绪十九年（1893），陆心源受李鸿章保举，官复原职，并得到光绪帝的召见。次年十一月九日，卒于湖州故里，终年六十一岁。
陆心源的一生，“自修有方，止谤乏术”（注：缪荃孙：《陆公神道碑铭》，见闵尔昌：《清朝碑传全集》第四册《碑传补集》卷18，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出版。），以至于仕途几经起伏。幸而他“薄于富贵而厚于书”（注：《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序》，见《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取得了藏书、校勘、补史、修志等各方面的丰硕成果。
陆心源平日论学，强调学以致用，“深病世之稗贩语录，掇拾大全者，号为宗朱， 而适以叛朱”（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55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下同）。），所以特别推崇顾炎武，并私淑顾氏，还以“仪顾”名其堂，表明他的趣向。陆心源罢官后，专意著述。著有《仪顾堂文集》20卷、《仪顾堂题跋》16卷、《续跋》16卷，都是古书源流、金石考证之书；藏宋刊书至100余种，元刊至400余种，储之皕宋楼，作《皕宋楼藏书志》120卷，《续志》4卷；所得金石碑版9000余通，多为青浦王昶尚书未曾著录的，作《金石粹编续》 200卷；鉴藏书画，作《穰梨馆过眼录》40卷，《续录》16卷；因生平笃嗜唐文，遂于蟫断炱朽中掇拾录存，加之新出土的金石之文，成《唐文拾遗》80卷、《唐文续拾》16卷；在将两宋诗人搜罗备至的厉樊榭（鹗）《宋诗纪事》的基础上，又辑得3000余人，得诗8000首，作《宋诗纪事补遗》100卷；对历书小传，有仕履不详、时代未著的， 别为《小传补正》4卷；其他卷帙繁重、不及编刻的善本书籍， 作《群书校补》100卷以为保存；搜故乡风雅，补志乘阙遗，作《吴兴诗存》40卷、 《吴兴金石记》16卷、《归安县志》52卷；病宋史芜简，考党禁始末，作《宋史翼》40卷，《元祐党人传》10卷；针对嘉定钱大昕的《疑年录》之详于儒林、文苑及书画之士，而成校正钱澥乡《疑年录》4卷，并增加名臣、大儒、气节、文章之士，作《三续疑年录》10卷；储藏三代、秦、汉钟鼎彝器百余种，晋唐古镜60余种，辑古今言金石者300余人，以补李学博富孙之缺，作《金石学录补》4卷，等等，共940余卷，合署为《潜园总集》。
一、痴心藏书，编纂《藏书志》
陆心源自幼喜书，志欲尽读天下书；更好聚书，偶见异书，倾囊必购。虽然从25岁起便从政从戎，羽书旁午，难有闲暇，但他对书的痴迷却丝毫未变，即使“丁艰”回乡时，归装中也有书百椟。有人笑他迂腐，他却夙好在此，“远钞近访，维日
”（注：《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序》，见《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及至自闽罢归后，求书之志更勤。
当太平军直指江浙之际，故家藏书纷纷出售。这给酷嗜异书的陆心源提供了极好的收藏机会，购得了为数不少的珍贵宋元版书。清代藏书家极重宋元旧版，乾隆年间吴县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曾收藏宋刻百余种，名重天下，以“百宋一廛”藏书室名世。及至清末，宋刻本更成稀世之珍。而陆心源于战火中苦心搜集，10余年间藏书总数在15万卷以上。加之旧日所集，其藏书“素缥缃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注：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第234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陆心源将宋元旧版藏于“皕宋楼”。“皕”即二百，以此为名，足见陆心源欲驾临“百宋一廛”之胆识。另有“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的秘刻及精钞本、精校本。为了把珍本与一般书籍区分贮藏，他又在潜园建“守先阁”藏书楼，按《四库全书》书目编序，收藏明以后刊及寻常钞帙，附以优秀的近人著述，并对外开放。
正因皕宋楼藏书不仅颇具规模，而且精品极富，后人把它与山东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历来评价极高。陆心源的同乡后学李宗莲甚至认为享有盛名的明代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在藏书的总数、宋刊本的数量、择书的精纯、藏书楼的开放程度以及收藏的难度等5个方面，都不及皕宋楼。这种说法，虽有夸饰， 但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也有人认为皕宋楼宋刊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误元刻为辽、金本，有宋板明南监印本，“存真去伪，合计不过十之二三”（注：《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序》，见《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更有如张篑斋者云：“陆心源自称皕宋，实则明本充宋者居多。”（注：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第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不过，晚清著名学者俞樾在为陆心源所作的墓志铭中，又称陆心源藏有宋本200余种，元本400余种。这些争论，因皕宋楼藏书被陆氏子孙卖去日本，无从取证，难下定论。
作为藏书家，陆心源“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注：《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序》，见《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为防后患，就将世所罕见的皕宋宝藏旧刻精钞，“辑其源委，仿贵与马氏、竹垞朱氏、月霄张氏例，成《藏书志》一百二十卷”（注：《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序》，见《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并交给李宗莲参定同异。当时的初稿有3 尺多厚，卷帙不菲。李宗莲经过长达10个月的繙缉疏录”、细致征核，方付梓成书。全书内容宏富，包含了经、史、子、集4大类，细分为 42类。《皕宋楼藏书续志》则于经部周易类、春秋类、四书类，子部儒家类，及医家类、谱录类、杂家类、术数类，集部别集类、总集类等增益之。
集中了这么多类书籍的书目与序跋，如何做到全而不乱，聚而不散，陆心源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为《皕宋楼藏书志》细致地制定了体例、断限、入志原则及行文标准，以确保体例一致，断限明白，入志有因，行文规范。他在《皕宋楼藏书志·例言》中有详细说明。
体例与断限 仿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体例，“载旧椠旧钞之流传罕见者……习见之书概不登载”。只是张氏之作以元代为断限，《皕宋楼藏书志》则因成书较后，遭遇兵燹，书籍亡佚更多，不得不略宽其例，断自明初。
入志原则 凡是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及张氏所收录的，均采二人之说；有二人所未见的，则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例，附解题以识流别。书目所载序跋，自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专集通行，如北宋之二范、欧阳、曾、王、三苏，南宋之朱子、放翁、益公，元之剡源、清容、九灵之类，其序跋已载集中，及经部之见于《通志堂经解》、唐文之见于《全唐文》，并书已刊入《十万卷楼丛书》的，均不更录。”其余的备载全文，使“一书原委，灿然俱陈”。另外，前辈时贤的手迹题识可以帮助辨明古书源流，所以悉为登录。
行文标准 针对行文中遇到的各种情况，陆心源一一定下标准，处理起来简洁明快，读者亦能一目了然。如标题，一依原书旧式，所增时代及撰著者等字用阴文别之；又如前辈时贤手跋以“某氏手跋曰”五字冠之，若有陆心源自己的考识，则加“案”字以示区别；宋元刊本备载行款缺笔，以便考核；所载序跋或钞帙因辗转传写，类多舛
，有的椠本字迹蠹落，间有缺失，对无别本可据的“悉仍其旧，虽显然亥豕，不敢以一知半解妄下雌黄”；若“一书而两本俱胜者”，则仿《遂初堂书目》，将两者并存。行文在注重翔实的同时，亦十分简练，往往寥寥数语就将所收之书的卷数、版式、成书年代、作者等状况道明。
对此，参与《皕宋楼藏书志》校对定稿的李宗莲由衷地发出“美哉备矣”的感叹，并说：“若吾乡富于典籍者，……近乾嘉间，石塚严氏芳
堂、南浔刘氏瞑琴山馆，皆以藏书名与杭州振绮堂汪氏、苏州滂熹园黄氏，埒为阮文达、钱竹汀两公所称。余尝见二家书目，著录寥寥，岂足与先生比长絜短哉！”（注：《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序》，见《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
二、撰写题跋，精于校勘
陆心源收藏之富，撰述之多，为晚清所罕见。张舜徽先生认为他“撰述虽博， 而要以校书为最精”（注：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559页。）。这从《潜园总集》中众多群书题跋、序记可见一斑。 如《仪顾堂题跋》（以下简称《题跋》）16卷和《仪顾堂续跋》（以下简称《续跋》）16卷，各有317条和307条雅杂抄本、刊本、影印本的跋与后记等，意专群籍，名迹碑版，“刻源流，收藏姓氏，剖析异同，如指诸掌”（注：《仪顾堂题跋·潘祖荫序》，见《仪顾堂题跋》，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这是陆心源在“富拥百城”的收藏，以及深识宏览四部七略、百宋千元的学识积累上的又一力作。
（一）考源流、录板式、收藏姓氏
《题跋》与《续跋》都详载所收书籍的刊刻源流、该本板式与作者姓名，有的将字体大小、版心所刻文字、有否刻工姓名、何字顶格、何处空格等一一写明，即使未见其书，亦可想见其格式。同时为取信于人，并方便读者查阅，还经常注明资料的出处。如《题跋》卷一《六经图跋》中，不仅有作者姓名：“宋杨甲撰，毛邦翰补”，还告诉读者杨甲写过《棣华小稿》，见于岳珂的《tīng桯史》及《四川通志》；毛邦翰是衢州江山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乾道初官抚州学教授、终于转运判官，并指出这些都可参见《浙江通志》。
（二）补书缺、正讹误、敢下断语
陆心源的博物赡闻，使他在读书、题跋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书中内容的脱漏错误、体例的不完善、标准的不统一等等。于是他不再满足于誊录笔抄，开始了极耗心力，极需耐力，极需魄力的校勘历程。
首先，他在题跋中补充了各书遗缺的内容。如《题跋》卷五《宋元学案跋》，补充了《安定学案》中论及的潘及甫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庆历中登第后的历官情况与他爱书如痴的表现。在《续跋》卷十四《影元抄玉山名胜集跋》中，陆心源分别指出此本与玉山草堂本、九卷本、玉山佳处九卷本相比，脱漏了好几首诗文，如良琦、顾瑛、于立七首，袁华七律一首等，并据实区别对待，有的依类补入，对已刻于鲍渌饮所辑《玉山逸藁》的则不再录。
如果说补充书中所缺需要对书的内容深入全面地了解，需要具备宽广的知识面，那么从书中查找差错就更需博闻缀学，更需要锐利的目光和出色的判断能力。
由于印刷、出版水平的限制，古书在抄写、刊刻过程中，脱字、错字现象较为严重，常常使人产生歧义和误解。针对这种情况，陆心源的校勘做得十分细致。在《题跋》卷十《许昌集跋》中，将旧抄本与汲古阁刊本两两相校，认为刊本远不及抄本，“夺亦复不少”。于是自卷一起分卷细列脱误字，十分详尽。
几书相校，考证作者生平、书中人物事迹的例子也不少。如上文提到的《六经图跋》的作者杨甲，在《宋元诗会小传·顾起元序》中被误认为是一介布衣，实际上杨曾为文林郎，因对策不合上意，又遭人诬陷，才隐居灵泉山。又如《续跋》卷八《两浙金石志跋》称该志卷六载有宋张南轩手书《孝经》碑款，“题熙宁壬子（1072）八月壬寅书……”，而据《朱文公集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载，张南轩卒于淳熙七年（1180），时年48岁。因此他应生于绍兴三年（1133），上距熙宁壬子有六十二年，壬子这年不仅张南轩未生，其父张浚（1097～1164）也还没有出世。陆心源校勘的精到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题跋中还经常贯穿着陆心源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比如他认为同治《乌程县志》于寓贤传中增加南宋秦九韶传的做法不可取。因为秦九韶虽然在数学上颇有贡献，但其人贪暴，品德极差。他引用了《刘后村集》卷八十一中的有关内容，证明秦九韶为人不孝不义不仁不廉，“通国皆谓其人暴如虎狼，毒如蛇蝎，奋爪牙以搏噬，鼓唇吻以中伤，非复人类。”（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三）》卷81，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1989年3月出版。 ）甚至于对得罪他而出逃的亲生儿子，也千方百计地搜寻，抓到后竟将其小腿折断。从中可见陆氏将道德品行放在多么重要的地位上！
其实，看上去到处挑毛病的陆心源，对前人的成果是十分珍惜的，所持态度也多是肯定的。在《题跋》和《续跋》中，肯定各书的语句随处可见。《题跋》卷一《宋刻玉篇残本跋》中的“宋本流传日少，小学书尤不易得，譬之残、断璧，弥足珍耳”；卷三《通历跋》中的“唐人著述传世日希，未可以残缺废也”；卷十六《临淮王李光弼碑第三跋》中的“此碑……直足以正史之误”。《续跋》卷六《元椠辽史跋》中的“若非此本仅存，则文义终不可通，疑团终不可释……诚史部中难得之秘笈也”；卷十四《元椠元文类跋》中的“五本之中以西湖本为最，此则又西湖本之最善者也”等等，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陆心源正是本着对古籍的重视，使各书的价值得到更好地体现，才不遗余力地去完善它们，用心良苦，无需赘言。
《题跋》受到“七百年来未有此作”，隐然与“黄伯思、洪景卢相推许”（注：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序》。）的高度赞誉。正因《题跋》的成功，陆心源才仿洪迈《容斋随笔》不断推出续作之例，撰成《续跋》。从上面几个方面来看，张舜徽称赞陆心源的校勘功夫，是很有些道理的。而陆氏的这一长处，对他从事补史修志工作大有裨益。
三、考研历史，撰著《宋史翼》
章学诚曾分历代正史为三等，《宋史》被列为下等的代表作。这部长达496卷的皇皇巨著，篇幅的繁富，为《二十四史》之首。 可惜草草完篇，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弊病。如结构上，全书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以传为例，《文苑传》北宋有84人，南宋仅陈与义等11人；《循吏传》12人，南宋竟无一人；重复、错乱之处也很多，有一人两传的，有无传以为有传的，有应立传而无传的，有各传前后矛盾的，有编次时间错误的，等等。因此，《宋史》撰成以来，不少学者曾相继加以改编，甚至清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邵晋涵等也都曾有志于重修宋史，但终未能成功。另外，针对《宋史》最大的缺憾——繁芜简略，又有柯维骐著《宋史新编》、王惟俭撰《宋史记》、王洙作《宋史质》，旨在去其芜杂，删改考订之。陆心源却另辟蹊径，欲补苴《宋史》之疏漏处。当然，陆心源的本意也是从整体上改编《宋史》，做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曾积藁至四五尺。后来考虑到卷帙重大而精力渐衰，才先刺取各书， 积录应补之传至882人，附传62人，成《宋史翼》40卷。
（一）资料来源
《宋史翼》的传记，主要是辑录前人有关资料。其资料来源大体有四：一是宋人重要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二是宋人文集、笔记、学案、目录书等著作及其中有关的墓志、碑铭或行状等。如《范忠宣公集》、《朱子全集》、《宋元学案》、《范伯玉墓志》，等等。其他如岳柯《桯史》、周密《齐东野语》等随笔性质的宋代史料，以及《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个人著作中的史料和评介之语亦常被引用。三是方志。《宋史翼》引用的方志，既有一国之志，如元《大一统志》；有一省之志，如《福建通志》、《江西通志》；又有府县之志，如《绍兴府志》、《临海县志》；还有在方志界享有盛誉的咸淳《临安志》、淳熙《严州图经》、嘉泰《会稽志》、嘉泰《吴兴志》等等。另有不少地方史料，如《广州人物传》、《金华先民传》等地方人物传记。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来源外，正史也在陆心源独特而广阔的视角内。据不完全统计，《宋史翼》总引用书总数在400种以上， 其中尤以史部、集部为多。而宋人留下的史料因最近于时代，记载最详尽，参考价值也最大。如果陆心源不曾建皕宋楼储藏众多宋元版宋代书籍，不曾作过《皕宋楼藏书志》、《续志》和《题跋》、《续跋》以明析各书的内容与优劣，那么他对旁人不易搜集到的原始资料不可能这般熟悉，在撰写过程也不可能随时查阅核对，对资料的征引、比较、取舍、综合等方面也难以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
（二）材料运用
在丰富的藏书、深厚的积累给他带来很大的便利的同时，陆心源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创作，妥善地运用了历史文献，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学识。
首先，所引材料多注明出处。这样做的目的，一则可取信于人，二则便于他人查找与研究。既增加此书的可信度，又赋予它更强的实用性。此外还有不少案语，将一些难以辨明对错的说法并列，避免产生误导。把自己尚不能解决的疑问留给后人，以期考证出结果，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算得上细致入微。
其次，在设纲立目、入传的标准等问题上，陆心源很有主见，做到增者有据，不增者有因，并不因史料的多寡而随意增删。如设儒林传而不立道学传，“自有微意”在其中；有隐逸传而又有遗献传，使“世移运改，终身不仕，奉母至孝”的王炎午、“天下皆变，吾观其不变”的郑思肖等宋朝遗臣皆炳然史策。又如方技传倍于原书，“然如徐神翁之类者仍不羼入”，可见其采择之精（注：《宋史翼·序》，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下同）。）。
再者，对材料的运用多取舍得当，别具匠心。确有必要的，如重要的奏章等，全文引入，一字不漏，便于反映传主的为人、思想及成就，也便于完整保存史料。而一般的生平经历、日常言论等，史料可能来自各种书籍，若一一抄录下来，必然造成材料堆积无序，传文杂乱无章。而陆心源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所取舍，有所增删，或节录，或改写（包括叙次之更动），或据他书增补（有些并不标出），乃至将所得史料重新熔铸一番。这样做，着实需要类叙之才和考订之学。
（三）补阙纠谬
上文提及，《宋史》的最大弊病是繁芜简略，北宋内容庞杂，南宋内容缺失。陆心源恰恰抓住这点来做文章。他所撰的《宋史翼》，正传882人，附传62人，大多为南宋人。其《循吏传》有5卷，收128人， 附传3人，共131人，人数是只载有12人的《宋史·循吏传》的10余倍；《方技传》亦倍于原书；而《儒林传》，《宋史》正传67人，附传10人，共77人，《宋史翼》则正传69人，附传4人，共73人， 几乎与《宋史》相等；《文苑传》，宋史正传82人，附传14人，共96人，《宋史翼》则正传102人，附传6人，共108人，也超过《宋史》所收人数。
《宋史翼》的补缺之功不仅表现在各传人数的增加上，还在于它所补充的传主并非滥竽充数，做到了有据而增，如《陈龙复传》的设立。南宋末年，陈龙复从文天祥勤王，兵败被擒，旋即遇难，但在《宋史》这部历史巨著中却有目无文，连占一席就得之地而未能。大概是有鉴于此，陆心源由《福建通志》中辑出其传，收入《宋史翼》卷三十一中，填补了这一空白。类似例子很多，于《宋史翼》中随处可见。
同样，《宋史翼》还具有纠谬的史料价值。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宋纪一六一、宁宗嘉定十二年张福作乱一节，将张方误作赵方。赵方《宋史》有传（见卷四百三），但无有关此事的记载，而毕书所云史实，倒与《宋史翼》卷二十二《张方传》吻合。《宋史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史》的阙漏，纠正了《宋史》的错误，是一部补史的成功之作。
称《宋史翼》成功，并不代表它完美无缺。《宋史翼》中既有一人两传，又有人物分类未精，自乱体例者，更有搜集资料未臻完备，遗漏处着实不少。还有，陆心源虽然多注明资料的出处，但亦有未注之篇，不知何故？即使同一出处，名称却又简全不一。如《直斋书录解题》与《书录解题》、《解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系年要录》、《要录》，第三个名称都过于简略。如果陆心源像为同治《湖州府志》创定体例那样，设立凡例予以说明，这类情况就不会让人产生误解了。但是，《宋史翼》毕竟瑕不掩瑜，德清俞樾认为它“以显微阐幽之意，为徵文考献之资”（注：《宋史翼·俞樾序》。），江阴缪荃孙则给予“事增文省”的评价，称“此书与先生《宋史纪事补遗》一百卷、《元祐党人传》十卷，皆天水氏一朝掌政之渊薮也。……即与《宋史》并列学官，亦复何愧！”（注：《宋史翼·缪荃孙序》。）
四、呕心乡邦，编修地方志
近代国学、史学大师梁启超根据家藏方志，以睹闻所及，列举了清代学者所撰115种“可称”的志书，在同治至光绪时期所修的30 部优秀志书中，浙江占了14种，陆心源主撰的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归安县志》就列在其中。在梁启超分析“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发心整理乡邦文献”是佳志可成的原因之一时，又将“陆存斋之于归安”作为一例，肯定了陆心源在修志中的出色表现（注：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一）倡言修府志 执着志安邑
自六朝以来，吴兴就是大郡，在经济、军事、人文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地方志当然不可或缺。陆心源少年时读前人的《湖州府志》，觉得不尽人意，有作《府志补正》之意，曾积藁盈箧，却在战乱中亡失。同治六年（1867），陆心源奉讳归田，居于乡里，重理旧业。当湖州知府宗源瀚向他“谘询地方利病”时，他不仅“首以府志为言”（注：同治《湖州府志·陆心源序》，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54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上海书店1993年6 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4、25》（下同）。），还“毅然愿任其事”（注：同治《湖州府志·宗源瀚序》。），并愿尽其所藏以为参考。之后，由陆心源与周缦云创定凡例。同治七年冬季，开志局于陆氏所建之爱山书院。修志过程中，陆心源奉旨赴闽，不能兼顾。但每一卷的初稿均寄至福建，陆心源利用簿书之暇审阅，并将意见寄回作参考。如此至同治十三年，全书告成。
由陆心源首倡并发凡起例的同治《湖州府志》修成后，他将目光转向了归安。安邑置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其地财赋之盛、民物之繁，堪称“东南第一名区”（注：光绪《归安县志·吕懋荣序》， 见上海书店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7》（下同）。 ），鸿才硕望、忠诚节烈之士美不胜书。这里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政府军的较量战场，所以地方文献散失严重，原有的志乘大多毁废，仅存的康熙初年旧本又残缺过半，一些古老的碑刻也已无处寻访。陆心源“念安邑旧志不足取征”（注：光绪《归安县志·沈秉成序》。），就与丁宝书一起网罗散失，遍览藏书，旁搜博引。历经寒暑，光绪七年（1881），《归安县志》修纂成功，并于次年刊本。
（二）体例明而法 内容核而赡
同治《湖州府志》（96卷首1卷）与光绪《归安县志》（52卷首1卷）均分纲列目，体例极为接近。卷首为府（县）境图，舆地、经政、艺文、金石、前事五略和人物传的设置全然相同；名宦、职官、选举3 部分，表录形式不同而已；封荫与恩赐、杂缀与杂识，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子目也大同小异。县志较之府志所缺的几个部分，如天文、帝王、后妃、列爵诸表与府志缘起及辨证，原无须设立；方技传、释道，则已设“方外”于子目中。这种雷同，是因为府志凡例本就由陆心源创定，两志纂修前后不过10年左右，他的修志思想一贯相延，体例自然变动不大。下文论述，多以《湖州府志》为例。
陆心源所在的《湖州府志》撰修群体，咸服章学诚的方志论，认为“志为史家之流，郡之有志，即古者一国之史”（注：同治《湖州府志·宗源瀚序》。）。《湖州府志》效仿《广西通志》，稍作变通增损，并更定旧志次序、体例与门类。采用图、表、略、录、传等5种体例， 卷首置图，卷末设府志缘起、杂缀与辨证，体例详尽明析，且与史法相符。纲目的设置上，既有承袭旧志的，又有对旧志稍作变通的，还有不循旧志，全仿佳志佳体而新设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说明陆心源等人对门类的立与废，不是局限于效仿某一部志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来决定的。这种不拘一格，为实至上的精神，正是作史修志的根本要求。
此外，与旧志相比，《湖州府志》在正讹、删伪、增容、存佚等方面，做了许多改进。因为一些修志者，囿于资料的缺乏，人力的不足，知识的局限，对旧志旧文多所沿袭，只稍作增益删改，以至于以讹传讹，千篇一律，这几乎成了修志的通病。《湖州府志》则不然，对“事必可征，文须取信”这一修撰原则的坚持，使它显得不同凡响。
首先表现为对材料的取舍运用讲究分寸感。比如在人物传中，若称一人在经济上有所贡献，就记其“所兴何利，所除何弊”；若表彰某人谠直伐恶，就记下他“所言何事，所劾何人”；其他如文学之士，就写明他精于哪门学问，写了什么书，这样才可以传信于人。至于那些浮泛之言，夸饰之语，一概删汰不用。又如对旧志缺略的金石碑版一门，先通过广搜博辑，找到珍贵碑文和版籍，再将按年代析出，元以前的无论存佚，均据最可靠的材料全文誊录，明以后的大多只存其目，只取其中“有关掌故者录全文以备考”。这就要求修志者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更要根据客观实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握好分寸，并适当控制篇幅。
其次表现为对材料的征引讲究可信度。早在咸淳《临安志》中，潜说友就开始注明所引诸书的出处。陆心源等人也深以为无征不信，就自正史、别史、稗官小说、汉魏六朝唐宋元明及当代文集繁征博引，于各条内容下注明出处。在这一过程中，还贯穿着考订补阙的工作。如卷九十二《吴兴旧编》对淳熙《吴兴志旧编》作者姓名的考证：“世楠旧作世南，今据《舆地纪胜》改正。赵蕃《淳熙稿》有《送周仲材罢官还婺》诗，注云：‘仲材名柟，湖州人，尚尉玉山。’柟、楠古今字。”
对时代较近的事迹，“或据公牍，或采乡评”。如果确认考核得实，“则以新纂别之”（注：同治《湖州府志·凡例》。）；如果一时确定不了，需要折衷群说的，则特别标注案语以期传信。这样做，对保证志书的存史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湖州府志》所引诸书和《宋史翼》一样，得益于皕宋楼藏书不少，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它优于《宋史翼》的地方是已于凡例中详细说明注释的方法，如说明志书或其他书籍的原称与简称，以免让人产生误会，阅读起来也十分便利。
若要说内容详尽细致，《归安县志》也是当仁不让的。仅以《前事略·祥异》为例，其中记载了自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至清光绪四年（1878）间，归安县境内的各种大小灾异共410余条。 明确指出是蝗灾的有31条32次，明确指出是大水灾的有116次，旱灾则为89次。除虫、 水、旱灾之外，还记录了不少有关雹灾、雪害、地震等的史料，对灾害发生的时间、灾前异常情况、过程、造成的损失、引起粮价的波动等等，多有涉及。陈桥驿先生在《浙江灾异简志》的序言中指出，“……历代记载下来的大量有关自然灾害的资料，对我们今天在历史气象和气候方面的研究，其价值真是无法估量”。而浙江，正如魏桥先生所说，是个灾害大省，因此这些资料就更为可贵，专家们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寻找出天气变化和灾害发生的规律，作出预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三）订误且补遗 存史又资治
基于严谨的创作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之上的同治《湖州府志》，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就以它保存的湖州地方志资料为例，该志著录的《武康土地记》、弘治《长兴县志》、嘉靖《乌程县志》、唐《吴兴实录》、元《吴兴类编》、《湖佚》等志书今均已亡佚。我们要了解这些志书及其作者，就可以借助同治《湖州府志》所辑佚的传本或著录的内容。如从中可知嘉靖《乌程县志》为“嘉靖十三年，知县钱学修，湛若水序。志中图四篇，表、序各三篇，考、传各七篇”（注：同治《湖州府志》卷59。）。
正如陆心源所感慨的那样，此志“建置则正谈志之讹，疆域则削王志之谬。乡镇都国，前明旧制也，旧志承袭则改之；水利蚕桑，湖郡要务也，旧志简略则广之；名宦人物，旁稽古籍，凡增补五百余人，续纂三百余人，删其附会无征者十余人；列女传仿刘向之例，贞节之外兼收贤媛闺秀，凡增一千余人；金石、艺文二略搜存考佚，穷源溯流，增于旧志数倍……”（注：同治《湖州府志·陆心源序》，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54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上海书店1993年6 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4、25》（下同）。），洋洋洒洒，精益求精，汇成了一部96卷、240余万字的巨著。
兵部侍郎杨昌柟浚在为该志作的序言中赞誉它“义类详而法，援断典而核，宏赡也而不失之芜，尔雅也而不失之史，事增于旧，文不倍之。”
同样，《归安县志》“严境外域中之辨，不厌详求；本阙疑传信之心，弗参臆断”（注：光绪《归安县志·吕懋荣序》，见上海书店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7》（下同）。）， 亦是一部义类分明，采访博洽，有典有则的佳志。当时的归安县事吕懋荣读后，称此志可助他究利弊，镜得失，更好地治理民生。可见，《归安县志》在成书之日就已开始发挥它的资治作用了。
除以上主要学术成就外，陆心源还辑存刊刻了《湖州丛书》和《十万卷楼丛书》，使藏书得以流布，在近代出版界亦有一定的影响。丛书所录均系乡贤所著乡邦文献，起到了地方史料“资料库”的作用，至今为人所重。
由上观之，陆心源为官时“出其经济为国家拯灾救患，措斯世于隆平。即不然，亦以培植乡里之后进，刊播古人之著述，有益于前贤，有造于末学。”（注：缪荃孙：《陆公神道碑铭》，见闵尔昌：《清朝碑传全集》第四册《碑传补集》卷18，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出版。）缪荃孙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