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情走向理性——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辩证法论文,过程中论文,理性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2)03-0019-03
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诞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经历过巨大的繁荣与辉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自然辩证法也逐渐逝去它昔日的光环开始变得萧条和冷落。这既是一种严酷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从而可以为这一学科在未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环境中迎来真正的学术繁荣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应当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从激情走向理性这一历史过程面向未来的逻辑体现。
1 以四项原则重构学科体系
第一，我们必须明确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属性，从而可以使人们集中精力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进行学科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自从自然辩证法来到这个世界，它就一直处在发散、膨胀和繁荣之中。这种发散，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它的学科生长点很多。自然辩证法既可以在哲学的层面上生长，也可以在科学的层面上生长，还可以在史学的层面上生长，甚至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层面上，也都能够找到它的生长点。因此，人多势众，到处伸手，表面似乎非常繁荣。然而，就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同时也内在地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由于这些在不同生长点上成长起来的众多理论缺乏一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学术规范和学术共同体，彼此松散以至互不相关的自然辩证法学者就随时都有可能脱离自然辩证法群体，倘若从他们实际从事的学科专业来看，许多人在事实上早已远离自然辩证法另立门户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队伍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综合素质的社会群体，然而在学术圈中，我们所到之处又总是倍受歧视，哲学家认为我们不懂哲学，科学家认为我们不懂科学，史学家认为我们不懂史学，社会学家则认为我们不懂社会学等，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家园，正如同历史上那些到处流浪的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一样。现在我们必须重申把自然辩证法收敛到哲学的百花园中，并运用哲学的抽象思维来建设自己的学术家园，原因一方面自然是由于自然辩证法本来就属于哲学，既然我们所拿的是哲学学位，理应学会哲学的理论思维；不过这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由于，只有从哲学的层面上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才能使我们真正地统揽“自然”，更为全面、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自然辩证法，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人与社会。
第二，我们必须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建设自然辩证法，或者说我们必须以现代科学作为蓝本来建设自然辩证法。这是自然辩证法这一理论和学科的内在要求。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揭示出了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因素，从而为自然哲学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过它只能说是现代哲学对实证主义僵硬理论框架的思想突破和超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根据能够使它完全独立于现代科学的现实。哲学确实具有一种不同于科学的具体性和有限性的抽象性和无限性思维，然而它也绝不会是一种超脱时空的“神”的思维。作为一种现实的人的思维，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在当时所积累起来的背景知识中建构起来的。现代科学既然已经积累了为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广博知识，现代哲学也就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面对这些知识。它应当面向外延世界，沿着类似柯日布斯基所提供的抽象梯级，总结和概括近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理性地建构实在世界。不过在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以科学作为蓝本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让哲学跟在科学的后面亦步亦趋而阻挠它去超越科学，思辨的自然哲学既然被证明是可能的，那么超越科学也就是必然的。不过为了能够确保这种超越最终不至于走向玄学和神秘主义，强调以科学作为边界条件应当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我们必须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反思中建设自然辩证法，或者说我们必须通过详细追踪和全面考察从自然哲学范畴到科学概念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建设自然辩证法。近年来，吴国盛等人在这一方面作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对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非常重要[1]。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时下流行的所谓“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说法，却也不能认同哲学无历史的状况。而当前在我们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中，连哲学史和科学史这最起码的两史修养都远远不够。这也就难怪人们讽刺我们自然辩证法队伍没文化。许多人热衷于赶时髦、寻热点，仅仅满足于玩弄一些一知半解的名词术语，根本就不知道去诉诸历史。然而没有历史，也就难免缺乏深度，仿佛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因此，这里我们很有必要把哲学史和科学史这“两史”的专业基础建设作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
第四，我们还应当在思想启蒙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来建设自然辩证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自觉地接续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文化的核心内容来建设，根本摆脱自然辩证法长期无文化的状况。如果考虑到学科的社会功能，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历史地承担着传播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健全民族理智的重要职责，其学科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被人们认为没有文化的自然辩证法其实内在地蕴涵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不过也只有等到我们把学科建设搞好了，这种新文化才能够凸现出来。如果没有学科发展的核心基础作支撑，也就没有现代新文化的发展。当前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文化伴随着全球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开始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文化的蚕食和消解，科学与玄学的斗争也远远没有结束，新一轮的不容乐观的文化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不能不考虑当前中国的这种具体情况，因此，我们在学科内容的选择上自然是要尽可能多一点科学、理性和现代性，少一点反科学、非理性与后现代性。
2 以核心课程推动学科建设
首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应当带领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尽快明确自然辩证法的核心课程[2]，并组织有关教学和研究人员编写相应的参考教材。自然辩证法的发散，从课程建设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课程的关联度不大。以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来看，目前已从数理化生扩展到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军事科学等异常广阔的领域。要为这些互不相关的课程建立一个统一的范式非常困难。为此我们就必须从基础做起。我有一个想法，这就是把自然辩证法、西方哲学史和科学技术史作为准备皈依科学技术哲学[3]的本科生必须掌握的核心课程来建设，然后再把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收敛到这“一论二史”上。至于如何同未来的研究方向相衔接，不妨在招生简章的备注中对所招考生的学科专业作出相应的限定。对于某些想强调科学基础的学校，不妨在科技史的专题中增加一些具体科学的内容，如果要强调科学哲学，也无妨在自然辩证法的专题中增加适量科学哲学的内容等。本科生阶段如果不具备“一论二史”的一定专业基础，硕士生阶段直接阅读原著将非常困难，具备了这方面的基础，入学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是可以的。至于硕士生阶段的核心课程，我想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技史的原著选读应当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硕士点，这三门课程自然是要作为核心课程建设的。不过这还只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一部分内容。以科学技术哲学为核心，通过自然哲学沟通形而上学，通过科学社会学联系社会，也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自然哲学原著选读和科学社会学原著选读也应当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核心课程来建设。
其次，在明确了核心课程以后，还要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它包括对自然辩证法领域中诸如什么是学术、什么是非学术，什么是论文、什么是随笔，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什么能算研究成果，什么只能计算工作量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的基本评价。它需要自然辩证法同人形成共识并在有关的刊物上得到体现。这里核心的问题还是要确立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它同与核心课程相联系的经典著作的选择直接相关。我们应当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技史方面的经典著作为核心，选择一批能从整体上塑造中国自然辩证法灵魂的经典著作，以作为创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基础。当然它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还必须包括自然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决不能脱离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它在相关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现代发展理解和建设；而自然辩证法要理解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就更不能无视现代科学社会学所取得的那些富有重要价值的建设性成果。不过科学技术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境中的科学哲学，必须始终处于范式的核心位置。
再次，按照收敛以后的“范式”重建自然辩证法队伍，是当前学科建设迫在眉睫的事情。人的问题总是摆在第一位的，没有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前中国的自然辩证法队伍人才流失非常严重，以至于让很多人误以为自然辩证法衰落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辩证法人才工作重点的转移，它应当算是一件喜事。通晓自然辩证法的人才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能够大量流出去，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在这方面的缺口很大，需要大力发展。而且传统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要求，流出去直接投身各种社会实践也是自然辩证法事业职能范围内的事情。现在的人才危机，不能简单理解为衰落，恰恰相反，它反面根源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飞速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12个博士点、56个硕士点[4]，并且随着研究生队伍的壮大，给我们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课。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事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不仅要承担起核心课程的教材建设任务，而且可以相应地承担当前过渡时期核心课程人才培训方面的组织工作。现在有不少硕士点连核心课程都开不出来，长此下去，将严重制约和影响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
最后，培养和发展学术流派也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学术流派的争奇斗艳从来都是学术繁荣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标志。当前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还只能说是处在初级阶段。从哲学层面看，这个领域里成熟的研究传统除形而上学、辩证法和社会学我们有一定的了解外，分析哲学才刚刚接触，至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等大多数人还非常陌生。因此，我们还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成熟的学术观点，从而在短时期内也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学术争鸣和真正的学术流派。然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博士点的大量涌现，以地域为核心的一些研究基地的逐渐形成，已经在预示着从激情走向理性后的中国自然辩证法正在悄悄地迎来一个新的、真正的繁荣，它同过去非理性的虚假繁荣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我们的科学哲学和科技史有以郭贵春和邢润川为核心的山西基地，技术哲学则有以陈昌曙为核心的东北基地，在北大开始形成以吴国盛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基地，南开则很早就有以刘珺珺为核心的科学社会学基地，科学文化的研究基地也将在沪宁杭一带悄悄形成，系统哲学研究基地还将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展，业内甚至已有所谓山西学派、东北学派等模糊说法。另外董光璧的新道家、李醒民的哲人科学家和刘华杰等人的科学传播研究等也各具特色。这些都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走向新的真正的繁荣的星星之火。它要求我们自然辩证法同仁珍惜当前的形势，抓住新时期学术发展的有利时机，齐心协力把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推向前进。
3 以学术争鸣促进学科发展[5]
第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的非哲学现象日趋严重。这一方面表现在自然辩证法课程建设中哲学科目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表现在自然辩证法队伍的理论思维能力越来越低，相应地有关刊物中的哲学论文也越来越少。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一些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开辟某些相关研究方向，本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这里出来的哲学硕士生居然既不懂哲学，更不懂理论思维，甚至连自然辩证法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相比较，无论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还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我们都还普遍缺乏深厚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西方以哲学为专业的人虽不多，然而包括非哲学专业在内的所有受教育者都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哲学修养。我们虽然哲学专业毕业生铺天盖地，却连一些哲学科班出身的人都不知哲学为何物。这种状况必须通过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尽快加以改善，因为我们毕竟属于哲学专业。我们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应当从哲学所特有的视角，运用我们所特有的理论思维。否则的话，倒不如改学其它的学科。
第二，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化，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的反科学现象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反科学只是非理性的本能在科学和理性的旗帜下愚昧无知地肆意泛滥，那么今天的反科学主义则是以健全的理智直接扯起了非理性的大旗。科学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纲领，同社会历史观上的人本主义原本并无矛盾，如果非要以人本主义来反对科学主义，损害的就只能是科学。现代反科学主义在理论上根源于西方以非理性作为特征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不过问题的关键是，科学主义所反对的只是蒙昧主义，它并不必然与人本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在理论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人的身为本，发展中国家所谓的吃饭人权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原始朴素的人本主义；另一条是以人的心为本。前者自然可以被归结为物本主义同科学主义合流，但是后者也未必就一定要走向反科学主义，它也可以走向理性主义同科学主义合流。近代人本主义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倘若我们非要拒绝科学主义大步迈向非理性主义，那么恐怕物极必反，其结果将难免会同蒙昧主义合流[6]。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应当是一体圆融、内在统一的整体，人本主义是科学主义的目的、前提和理想，科学主义则是人本主义的手段、展开与现实。由于身心问题的终极性、交互性和不可定论，偏执其中任何一条路线都会把人类引向歧途。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状况，然而必须依靠科学，健全理智，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当前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当代思想文化中的各种反科学倾向，坚决抵制剥离了科学精神的所谓人文精神膨胀中的各种反理性倾向，多钻研问题，不呼喊口号，使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脚踏实地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本身服务。
第三，随着全球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泛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死灰复燃，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的无文化状况日趋明显。食古不化大有取代食洋不化成为一种新时尚的态势。这里所谓的无文化，主要是指它缺乏自己的文化意识。自然辩证法隶属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以科学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然而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学者不是追随西方思潮，就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很少具有自己的文化意识。我们同伪科学斗争了20年，伪科学同时也蓬勃发展了20年，这无疑是科学在中国的最大悲哀。然而现在居然说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种以政治上的胜利代替科学上的胜利的简单化做法非常危险，它会模糊和淡漠我们自己的真正职责。科学倘若不能依靠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自己的科学文化力量唤醒民众、战胜伪科学，就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最大失败。伪科学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恰恰是因为它扎根在土壤肥沃的中国传统神秘主义文化之中。近年来，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文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科学的文化意识也正在觉醒，然而它一方面要面对悄悄回归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腐蚀和侵袭，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世界范围内后现代思想文化的重重围剿，前景实在是不容乐观。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仁应当明确自己的社会历史职责，立足现代，以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
【收稿日期】200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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