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已取得了公认的成绩。本文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研究概况作一客观的述评。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
早在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曾集体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书，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6章， 比较系统地叙述了1949～1958年的新中国历史。然而，国史真正被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完整意识是在80年代后期才确立并日渐加强的。尽管此前国史中的很多重大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尽管已有某些开拓性的、对国史研究具有很大启发作用的论著问世，但大多并不是在建立国史学科的自觉意识下进行的，有关国史研究的属性、体系、框架等关系到整个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受到较普遍的关注则是80年代后期及其以后的事，而且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期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百废俱兴的历史情境而言，也只有到80年代后期才具备国史研究所需要的社会、思想、学术和人才条件。
可以说，80年代后期是国史学科建立并形成基本框架、体系和共识的阶段。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国史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并取得丰硕成果，一大批国史专著、教材陆续问世，如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等，不下十余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历程》，总计200万字左右， 对新中国40年的历史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和较为客观、深入的分析。另外，一批工具书相继出版，如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黄道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等。最后是研究和探讨国史的文章明显增多，其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史学科建设的意见，主要涉及国史研究的意义、学科属性、历史分期、基本体系或框架等；二是对国史领域内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总之，到80年代末，国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已基本确立。90年代，国史研究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可谓丰硕。经查阅和不完全统计，1993～1996年，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 译著、 工具书等70 余部， 1997～1998年，出版近30部；1993～1997年，共发表学术论文710 余篇。
第二，研究领域日趋广泛。在这方面，既有某阶段、某方面、某问题的专门研究，又有跨时期的宏观探讨；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又深入到某个具体历史事件、人物、思潮进行个案研究；既有总体的定性分析，又注意数据和定量分析；既有对某些重大决策、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考证和准确界说，又有对它们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分析；既充分展开对1978年以前国史的研究，同时又注重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第三，研究质量有明显提高。进入90年代后，跨时期的综合性国史著作明显减少，因为该方面的著作已经较多，并存在重复和雷同现象，要在短时期内有突破比较困难，因而就某个时期、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的论著逐渐多起来，如邓力群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共150部（套），每一部均是就国史中的某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又如，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则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力作。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0年国是反思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书”，则是就国史上某些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批判、极左思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美关系等，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集。其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外交史、国防建设史等方面的专著，同样反映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另外，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看问题的角度，对问题的分析，表现出新颖、独到、更为客观的特征，如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现代化理论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和探讨。
第四，重要文献、档案资料和回忆录得到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已出版20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等专题资料集。老一辈革命家或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为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薄一波、胡乔木、万里、耿飚、李锐、吴冷西、于光远等的回忆著作和文章。特别是薄一波的带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客观地记载和分析了1949～1966年间中国的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历史进程，书中利用的大量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第五，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其中一些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如80年代后期出版的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90年代以后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国外有关国史研究现状的介绍，对国内国史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六，国史研究体制化进程取得明显成绩。一个学科的体制化程度是衡量该学科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体制化的最重要体现是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的创建和专业人才的培养。199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了地方当代史研究机构。1992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成立，并定期开展学术活动。199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国史研究通讯》等刊物亦先后出版。国史研究专业队伍业已形成。所有这些，均表明国史研究的体制化已取得重大进步。
二、研究重点与热点问题
（一）关于学科建设的总体或综合性问题
1.关于国史的学科属性。国史属于历史学，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但在具体归属上则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史属于现代史范畴；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国史研究的社会形态，根本不同于过去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史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的当代史。
更多的学者则把目光集中在国史和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区别上，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国史的学科属性和特点。关于国史和建国后党史的异同，主要形成以下看法。
共同之处在于：时间跨度一致；指导思想一致，即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既是党史研究也是国史研究的依据；另外就是国史和建国后党史内容的交叉重合，特别是在主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方面大致相同。
但是，国史和党史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一般说来，国史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而党史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而言，国史和建国后党史的区别在于：
（1）研究对象不同。国史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研究对象， 以国家的活动为主体；而建国后的党史则是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以党的活动和自身建设为主体。
（2）内涵不同。 国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逐步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展开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而建国后的党史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日益发展壮大，并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的历史。简言之，国史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而党史则是政党建设与政党活动的历史。
（3）外延不同。国史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科学、外交、国防、民族、宗教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等各方面内容的全史、综合史；而党史主要研究的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重大的历史性会议，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效果、经验教训，党自身建设的历程和经验，党与群众的关系，党与国内各民主党派、与国际上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与交往，等等。党史是专史性质，无论纵向与横向都是围绕着党的活动展开的；国史则属于断代史性质，有很强的综合性。
2.关于国史的历史分期，主要有“四阶段说”、“三阶段说”和“二阶段说”。
“四阶段说”又有两种意见：其一，依据《决议》，将新中国的历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国史的分期与建国后党史的分期是等同的。其二，依据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与解决状况，以及实现国家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程度，将国史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蓬勃兴起时期（1953～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6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7年以后）。
“三阶段说”也有两种见解：其一，以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脉络作为依据，将国史划分为：（1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49～1956年）。（2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及其严重挫折时期（1957～1976年）。其中又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及其初步受挫；国民经济的大调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全国大动乱；各条战线的调整和全国再度混乱四个阶段。（3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时期（1976年10月以后）。该时期又分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徘徊和改革开放的准备阶段；全面拨乱反正和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阶段；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经济环境的治理整顿阶段。其二，从现代化理论出发，主张以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为依据来划分国史各个时期。认为从19世纪40年代的近代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基本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趋势。因此，国史可分为：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49 ～1956年）；探索中国式道路时期（1956 ～1978年）；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78年以后）。
“两阶段说”则认为，新中国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分期过多，过于繁琐，只能是拘泥于历史表象，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分割，缺乏系统性、启示性和预见性，不便于从宏观和本质上进行分析和把握。故主张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将国史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阶段（1949～1978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1978年以后）。
3.关于国史的主线。一种观点认为，国史的主线应该是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成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该问题50年代就提出了，其间历尽艰辛，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得到解决。
一种观点认为，国史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展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所以研究国史，离不开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史的主线应当侧重宪法第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国史应当紧紧围绕这样一个国家的创建和发展历程展开。
笔者认为，国史的主线可以概括地表述为围绕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和建立、建设道路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二）关于新中国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争鸣
1.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问题。自80年代迄今，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看法有三种：充分肯定；基本否定；在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对失误进行足够的估计。对该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关系到如何认识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当今改革开放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当年的所有制改造和今天的所有制形式改革特别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两者都是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大决策。因此，既不能因为肯定今天的改革而怀疑或否定当年的改造，也不能因为肯定了当年的改造而指责今天的改革。许多文章专门探讨了三大改造后期工作过急、过快、过粗和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的原因与教训：在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上的求纯偏向；日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平均主义思想影响；单纯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忽视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把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积极性简单地同走两条道路联系起来，一方面过高地估计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否定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受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甚至以政治批判去推动运动。
2.关于“大跃进”运动。首先是关于“大跃进”的成因。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党缺乏建设经验，将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尝试。有的研究者主要分析了“大跃进”运动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愿望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因：把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对经济建设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搬用革命年代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等等。有的学者还从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有学者着重探讨了“大跃进”发生的客观原因，如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民主制度不健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等等。有的文章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入手，指出“大跃进”的最后形成反映了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模式的要求。同时“大跃进”的发生，受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的支配，并有抓紧利用一段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期的考虑。所以分析“大跃进”的原因，应肯定两点：历史性，即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多因性，即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制约。
其次，关于“大跃进”的进程。一般学者都将“大跃进”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为实施和发展阶段；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 为纠“左”阶段；从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1961年之交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为继续“大跃进”阶段。也有的学者认为，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是“大跃进”的思想酝酿和发动阶段；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到8月北戴河会议，是“大跃进”实施和急剧发展阶段；1958年9月和10 月是问题暴露并被察觉和调查的阶段；1958年11月以后的阶段划分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同。还有学者提出，“大跃进”的萌芽应追溯到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要“加速”的思想和对周恩来等人反冒进的关注。
再次，关于“大跃进”的评价。研究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其发动者的主观愿望是想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但客观实际却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研究者探讨得比较多，诸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也有学者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如个人专断、理论上的混乱等。
3.关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比较集中的探讨与争鸣是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党史文汇》1995年第3 期刊登了“文革”史研究权威金春明的文章《“文革”起因，众说纷纭》。该文把国内外研究“文革”发生原因的基本观点归纳为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奸臣祸国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十种，并对每种观点进行了评析。在1996年7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席宣、 金春明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文革”发生原因的思考，即“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说：“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防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哲学学者刘小枫在其1998年出版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社会怨恨”问题出发，较客观而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对“文革”的态度和响应。
除了对“文革”发生原因的探讨外，关于“文革”的经验教训；关于如何看待“文革”历史的主体——是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是控制运动的少数人；“文革”的历史主线是否是“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与斗争；如何科学地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文革”时期加以区别；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历史进程及其评价等，也引起许多学者的思考和关注，并发表或出版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章或专著。
4.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首先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种观点强调，研究邓小平理论不应割断历史，不应忽视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因此应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向社会主义转变为起点，或以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为起点，或以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为起点。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研究邓小平理论应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为主体，突出邓小平理论的独创性贡献，认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为该理论的开始形成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为基本形成阶段，从十三大到十五大为发展丰富阶段。有的学者指出，理论起点追溯到1953年或1956年，只能是就理论的历史渊源、历史根据而言，不能作为邓小平理论本身的起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该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发展，形成主题；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该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十三大到十四大，该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到十五大，该理论被正式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得到丰富和发展。针对上述观点，有学者特别指出，对特色理论和实践探索应加以区分，就特色理论而言，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就实践探索而言，应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其次，关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认识的发展过程。有的研究者认为可分为5个阶段：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确认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主要标志是党的十二大报告的有关提法；1984年10月至1987年10月，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标志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的有关提法；1987年10月至1988年9月， 确认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主要标志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有关提法；1988年9月至1992年2月，确认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强调计划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1992年2 月以后，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萌芽，产生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时首次提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得到深化，提出商品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过程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并意识到价值规律的重要性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原则区别；同时过低估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所具有的创新性和思想解放作用，过高估计了计划经济观念下利用市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想法和做法所具有的意义。
再次，关于改革成功的原因或经验。研究者们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崭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为指导；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战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等。
第四，关于对外开放。有的学者将对外开放的历程划分为4 个阶段：1979～1983年为试点起步阶段；1984～1987年为重点延伸阶段；1988～1991年为逐步扩大阶段；1992年以后为全面推进阶段。对外开放在各地的特点是：深圳经济特区为迅猛发展式；珠江三角区、福建沿海地区为接纳转移式；苏南地区为嫁接更新式；上海浦东区为扩展再造式。还有的学者探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以及利用外资的误区问题。
第五，关于新时期的阶级构成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阶段有两个阶段、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生产者阶层。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两个阶级、三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种观点认为有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个体劳动者阶级。也有人将私营企业主视为一个阶级。
三、存在的问题和前景展望
第一，关于国史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是衡量一个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学术规范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存在的问题亦很明显。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由意识形态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进一步转换问题。由于国史同现实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比较密切，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国史要为而且必须为弘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服务，故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另一方面，国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又需要客观、严谨的态度、方法和话语，需要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保持研究所必需的距离，而不能先认同于对象或与对象合一，或先存有某种价值判断或倾向，然后据此去论证，这样做既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换个角度讲，国史宜有两套话语，一是用于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是用于研究的学术规范话语。在学术研究中，国史学者应该尽可能地运用学术规范话语。毋庸讳言，意识形态与客观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二者之间也有互补关系。具体地说，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学术研究的客观、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国史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意味着削弱国史所富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反而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促进国史研究，进一步提高其学术水平。
第二，关于国史的写法和体系问题。国史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在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有机的综合，而不是板块式的相加，要凸现历史发展的主要轨迹或主干，给人以启发性的认识。目前的许多国史专著，总给人一种感觉：即各方面内容的简单相加，甚至是在原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基础上又加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活动，加上外交、国防、文教、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缺乏有机的综合和分析，缺乏整体的交融和不可分感，缺乏宏观的把握和考量，这是国史学者需要注意并应解决的问题。
第三，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换句话说，国史既要写国家层面上的决策过程，又要写社会层面的反映和动态。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历史是复杂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要再现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描述组成社会的普通人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只是会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群体的影响，普通个人的动态，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新中国的历史并不长，许多重大历史活动的普通当事人仍然健在，通过某种方式搜集他们当时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资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目前学术界提倡的口述史学、社会调查方法等，都是国史学界应该重视和积极借鉴的。
第四，关于国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问题。国史是综合史，是当代史，其研究的问题广泛，而且与现实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其中某些问题，例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必须开阔和多样，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即使是历史学领域内，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亦是层出不穷，也需要给予关注和吸收。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史研究更客观、深入，使立论更坚实、科学。客观地说，国史学界虽然也有学者意识到并开始向此方向努力，但就总体来讲，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开展多学科交流，还做得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