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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 五十九岁。征为太子右庶子，转宪部侍郎。
旧传：“十四年，征拜左庶子，迁宪部侍郎。”新传失载左庶子一职。案《旧唐书·职官志一》，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诸司侍郎正四品下。据此，旧传左庶子似为右庶子之讹。新旧《唐书》凡职官分左右者，互讹极多，如杜甫即有左右拾遗之异。右庶子品秩与诸司侍郎同。《太平广记》卷九七引《明皇杂录》载当时诸大臣中皈依僧义福者，有刑部侍郎房琯。刑部，天宝中改称宪部。
房琯何时转宪部侍郎，文献不载。储光羲有《同房宪部应旋游衡山寺》诗，知房琯为宪部侍郎后曾游南岳衡山寺。诗云：“逍遥高殿阴，六月无炎暑。”“六月”当是记时。由此可见，房琯为右庶子时间较短，可能并未与太子即肃宗有接触。以至当房琯奉宝册至肃宗行在时，肃宗亦只是“素闻房琯名”而已。
天宝十五载、肃宗至德元载(756) 六十岁。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仓皇幸蜀，独驰追驾。七月，谒玄宗于普安郡，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传云：“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大臣陈希烈、张倚等衔于失恩，不时赴难。琯结张均、张垍兄弟与韦述等行至城南十数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进。琯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房琯谒玄宗、拜相，《旧唐书·玄宗纪下》、《新唐书·玄宗纪》、《宰相表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均谓在七月甲子（十二日）。《资治通鉴》文部尚书作文部侍郎，误。《授房琯文部尚书平章事制》为贾至所草，称其“秉忠义之规，靡惮艰难；挺松筠之操，宁移岁寒”。
房琯未至时，玄宗与高力士曾猜测“谁当至者”。《旧唐书·张垍传》载：“次咸阳，帝谓高力士曰：‘昨日苍黄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力士曰：‘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悦，因问均、垍，琯曰：‘臣离京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趣向，来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禄山伪命，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又见《册府元龟》卷九二三、《新唐书·张垍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高力士语作：“张均、张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连戚里，是必先来。时论皆谓房琯宜为相，而陛下不用，又禄山尝荐之，恐或不来。”二张之父张说，为玄宗宰相，张垍又是玄宗驸马，尚宁亲公主，玄宗称为“爱婿”。受恩最深者叛敌受伪职，抑而不用者却“靡惮艰险”扈驾。玄宗有感于此，故即日拜相。据高力士之言，安禄山亦曾荐房琯为相，于此越发见其“松筠之操”。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诗云：“尚书抱忠义，历险披荆榛。扈从出剑门，登翼岷江滨。”亦指此。
七月甲子（十二日），肃宗即位灵武，玄宗在蜀尚不知，丁卯（十五日），命太子及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晬、盛王琦、丰王珙等各有分领。见贾至《命三王制》、《册府元龟》卷一二二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玄宗此举，计实出于房琯。李华《唐丞相太慰房公德铭》说：“爰命监抚，理兵北朔。”即指此。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曰：“《唐书·房琯传》，上皇入蜀，琯建议请诸王分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用，世多悯之。予读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无能画此计者。’盖以乘舆虽播迁，而诸子各分统天下，则人心固所系矣，未可以强弱争也。今《唐史》乃不载此语。图博学多闻，尝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夫身以此废，而功之在时乃若是，于其人之利害岂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为一白之也！”又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王应麟说：“以司空表圣之言观之，则琯建此议，可以破逆之胆。”自注：“晋以琅邪王立江左大业，我宋以康王建中兴之基，琯可谓善谋矣！”与蔡居厚同时，有程俱作《房太尉传论》亦曰：“夫诸王不足以斗强虏明矣，而琯实以此系天下之心，此琯之谋大识远，所以越常情万万者也。然则，中兴帷幄之功果孰为大？”司空图诗自注，《全唐诗》卷六三四作：“初琯建亲王分镇天下议，明皇从之。肃宗以是疑琯，受谗废。先是，禄山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贺兰进明以此进谗之事，详见下。
房琯分镇之议，当时朝廷有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旧唐书·高适传》云：“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新唐书·刘晏传》亦说：“永王晬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杜甫则一直极力拥护此议。《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云：“必以亲王委之节钺，此古之维城盘石之义明矣，陛下何疑哉！”又云：“愚臣特望以亲王总戎者，意在根固流长，国家万代之利也。”“阆州王使君”名未详，时在广德元年。此为代作，固不足为证。而同年所作《有感五首》之五云：“丹桂风霜急，青梧日夜凋。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受钺亲贤往，卑宫制诰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钱谦益笺注：“初房琯建分镇讨贼之议……肃宗即位，恶琯，贬之。用其诸子统师，然皆不出京师，遥制而已。宗藩削弱，藩镇不臣。公追叹朝廷不用琯议，失强干弱枝之义，而有事仓卒以亲贤授钺也。‘丹桂’言王室，‘青梧’言宗藩也。‘卑宫制诰’，即天宝十五载七月丁卯制置天下之诏也。谓其分封诸王，如禹之与子，故以卑宫言之。《壮游》诗‘禹功亦命子’，此其证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听箫韶，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琯，岂独以交友之故哉！”据新旧《唐书·肃宗纪》、《代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卷二二二，乾元二年七月，以赵王係为天下兵马元帅，司空兼侍中李光弼为副，肃宗有《赵王係天下兵马元帅制》；宝应元年四月，以皇子奉节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代宗有《奉节郡王适天下兵马元帅制》。杜甫盖有感于彼而作此诗。大历三年，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盘石圭多剪。”仍主张以亲王分镇。
八月，加银青光禄大夫。与韦见素、崔涣等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旧传：“从幸成都，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与一子官。”玄宗至成都，在七月庚辰（二十七日）。八月癸未（二日），大赦天下。加勋官银青光禄大夫在大赦时。
《旧唐书·玄宗纪下》、《肃宗纪》、《新唐书·玄宗纪》、《册卒元龟》卷十一、《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旧传、新传、新旧《唐书·韦见素传》、《崔涣传》并载，八月癸巳（十二日），肃宗使者到蜀，玄宗方知太子已即位。丁酉（十六日）下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三人皆为宰相，排名顺序，各书稍有异同，房琯应是第二位。崔涣为房琯所荐，故排名在后。奉使大臣尚有韦谔、贾至、萧昕、张镐、严武等，其中贾、萧、严皆与房琯相善。贾至有《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诗，即呈韦见素、房琯、崔涣三人。
九月，房琯一行至肃宗行在，奉上宝册。
《旧唐书·肃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旧传并云，八月丙子，肃宗至顺化郡，韦见素、房琯一行奉宝册谒见。《资治通鉴》、旧传、新传并云：“上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素闻房琯名，虚心待之。琯见上言时事，辞情慷慨，上为之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琯。琯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诸相拱手避之。”
《旧唐书·肃宗纪》：“己卯，斩潼关败将李承光于纛下。”据新旧《唐书·王思礼传》，王思礼、吕崇贲亦同为败将，肃宗将并斩之，房琯救之，以为可收后效，遂独斩承光，赦思礼等。杜甫《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记此事云：“公时徒步至，请罪罪厚责。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天王跪拜毕，谠议果冰释。”“清河公”即房琯。王思礼后为房琯招讨副使，说见下。
十月，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率三军战于陈涛斜、青坂，败绩。
旧传云：“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乃与子仪、光弼等计会进兵。琯请自选参佐，乃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分为三军：遣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悊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十月庚子，师次便桥。辛丑，二军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癸卯，琯又率南军即战，复败，希文、刘悊并降于贼。”庚子为二十日，辛丑为二十一日，癸卯为二十三日。旧传有一处讹误。近人龚道耕（向农）《旧唐书札迻》卷五曰：“上文言杨希文将南军，刘悊将中军，李光进将北军，又云琯自将中军，殊不可解。《册府》四百四十三作：‘庚子，房琯以中军、北军为先锋，师次便桥。辛丑，二军先遇贼阵于陈涛。’则非琯自将中军也。当据以改正。”案龚说是，《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即同《册府元龟》。房琯率军人数，《唐会要》卷七八谓“请兵一万人”，有误。据旧传、新传及杜诗，陈涛斜一战兵力即有五万。陈涛斜之战，叛军将领，据《资治通鉴》，是安守忠。
官军败绩原因，房琯方面有三，旧传、新传及《资治通鉴》可案：一是战法失当。房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杀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二是用人失当。以虚名择将吏，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数人为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曳落河，契丹语，意为壮士。三是无将略之才。房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肃宗“采其虚声，冀其实效”，期望值过高。这一点，倒是玄宗分析最为精到。唐刘肃《大唐新语·聪明》说：“时肃宗在凤翔，每有大除拜，辄启闻。房琯为将，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贼也。’历评诸将，并云：‘非灭贼材。’又曰：‘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因言崇之宏才远略。”《新唐书·奸臣·李林甫传》载此事，材作才。唐丁用晦《芝田录》载玄宗马上看除目，谓裴士淹曰，房琯“不是灭贼手”。又见《唐语林》卷三。外在原因，主要是中使督战、牵制。旧传等载：“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
旧传、《册府元龟》卷四四三、《唐会要》卷七八并曰：“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旧传又曰：“上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新传曰：“帝虽恨琯丧师，而眷任未衰。”《资治通鉴》卷二一九曰：“上闻琯败，大怒。李泌为之营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所说略有不同。
十月辛丑之战，战于咸阳县东陈涛斜。杜甫时陷贼长安，闻败讯，作《悲陈陶》诗：“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对房琯之败，表示极大悲痛。“群胡”“胡歌饮都市”，“都人”“向北啼”，是杜甫长安所见。癸未之战，战于青坂。杜甫闻败讯，复作《悲青坂》诗：“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九家集注引赵次公曰：“房琯战于陈陶斜不利，犹欲持重。而牵于邢延恩所促战，故败。而公诗有‘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伤之也。”杜甫二诗可贵之处，是能将国家命运、将士生命置于第一位，故于悲伤之外，对房琯略含责备之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称之曰：“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其后所作《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曰：“凶门毂少推。”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二谓此句“若为琯之自将咎”。
至德二载(757) 六十一岁。五月，贬太子少师。
旧传：“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琯为宰相。”镐即张镐。新传无年月。新旧《唐书·肃宗纪》、《新唐书·宰相表中》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皆系于五月丁巳（十日）。
是月，杜甫由长安逃至行在凤翔，拜右拾遗。其《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云：“昔承推奖分，愧匪挺生材。迟暮宫臣忝，艰危衮职陪。”钱氏笺注：“公受知于房太尉也。”盖房琯所荐。
房琯罢相，原因错综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贺兰进明之进谗。旧传载，贺兰进明诏受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又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肃宗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准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肃宗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又见新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诗纪事》卷十七曰：“进明入谢，遂谮之，上由是疏琯。”杜甫《别房太尉墓》诗九家集注亦曰：“琯坐是卒废。”案，唐代自武德以来，太子与“枝庶”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之争，成为最尖锐矛盾，最敏感焦点。比如王勃为沛王贤戏作《檄英王鸡文》，遭到高宗斥逐，即是高宗防微杜渐之举。肃宗起初并不理会玄宗与房琯“用意”，一经贺兰进明点破挑拨，恍然大悟，由是恶琯而疏之。《唐音癸签》卷二二云：“琯之贬，虽以陈涛之败，实因诸王分镇之策，深中肃宗之忌，为谗者所构而致。”
二、陈涛斜、青坂之败。房琯之败，固然与中使邢延恩督战牵制有较大关系，但亦与其“用兵素非所长”，加上迂阔而采用车战之法等有关。《方舆胜览》卷五四引王之望诗：“折冲廊庙术何迂。”即谓此。旧传等虽曰“待之如初”，毕竟与初大不相同。尽管杜甫《别房太尉墓》诗九家集注谓房琯之废，“不专以陈涛之败”，但观旧传载乾元元年《贬房琯刘秩严武诏》说：“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可见陈涛之败亦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直谏忤旨。《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考异》引柳芳《唐历》曰：“上以房琯有重名，虚己以待之，礼遇加等。琯推诚謇谔，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后颇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隐忍，渐不能容矣。”胡三省注：“据《考异》，则上之疏琯，非特因进明之言也。”此说是。《贬房琯刘秩严武诏》亦承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可见当时有此舆论。
四、崔圆怨恨。旧传、新传并载，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即至德二载初，始来朝谒。房琯以为崔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之礼薄。崔圆以金厚结中使李辅国，到后数日，颇承恩宠。因怨恨房琯。
五、招集私党。贺兰进明进谗，已说房琯“各树其私党”。房琯之党，有刘秩、李揖、严武、贾至等。又有董庭兰、何忌等，遭到弹劾。旧传、新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并载，房琯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琯，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受到宪司奏弹。何忌不孝，受到御史大夫颜真卿弹劾。房琯是琴客董庭兰知音，至少在天宝五载已有交往，说见上。崔珏《席间咏琴客》诗云：“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对于董庭兰之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以为，房琯为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但未起作用。《册府元龟》卷三三三即谓“房琯以门客琴人董廷兰受赂罢相”。
六、惰于政事。旧传曰：“琯又多称病，不时朝谒，于政事简惰。时议以两京陷贼，车驾出次郊外，天下人心惴恐，当主忧臣辱之际，此时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又见《册府元龟》卷八二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七、反对聚敛。《大唐新语·厘革》曰：“肃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济军须，肃宗纳之，拜监察御史。房琯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以怒天下，今已乱矣。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将何以示远方，收人心乎？’肃宗曰：‘今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据《唐会要》卷八四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九，时在至德元载十月。《唐会要》又曰：“琯不能对，自此恩减于旧矣。”
八、玄肃斗争。房琯是“上皇所命宰臣”，属于玄宗蜀郡集团；而肃宗当务之急是培植灵武集团，抑制、打击蜀郡集团。
以上原因，第八点是最关键原因，笔者对此拟作专题探讨。由于这些原因，因此，当房琯为董庭兰纳贿事向肃宗自诉时，肃宗“叱出之”，房琯“因归私第，不敢关预人事”。最后，贬为太子少师。此次贬谪，肃宗《贬房琯刘秩严武诏》以为“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是宽大处理。《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胡三省注亦认为：“房琯既败师而不思补过，罢之为散官，犹轻典也。”
十二月，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
旧传：“其年十一月，从肃宗还京师。十二月，大赦，策勋行赏，加琯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肃宗还京师在十月丁卯（十三日），旧传误衍。十二月丙午（三日），玄宗自蜀至。戊午（十五日），下制大赦。蜀郡、灵武元从功臣各加实封、进封爵、进阶。房琯既为蜀郡扈从功臣，又为灵武扈从功臣，是为数不多双重功臣之一。其加勋官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进封清河郡公（正二品）即在此时。唯《旧唐书·肃宗纪》失载，《唐会要》卷四五、《册府元龟》卷八七载进阶而失载进封。据《肃宗纪》、《唐会要》、《册府元龟》，功臣多封国公（从一品），如崔圆即封赵国公，而房琯作为双重功臣，仅封郡公，当是为肃宗所恶之故。大赦封赏下制之日，《旧唐书》作“戊午朔”，“朔”字衍。《唐会要》作“十二月朔日”，沿《旧唐书》之误。又清河郡公，《新唐书·忠义传上》作清河县公，亦误。杜甫《昔游》诗：“吕尚封国邑，傅说已盐梅。”仇兆鳌详注引卢元昌曰：“‘吕尚封国邑’，指灵武功臣叨封爵邑者；‘傅说已盐梅’，指扈从大臣晋阶宰相者。”是训“已”为已经。钱氏笺注：“似指房公罢相后册封清河郡公也。言国邑虽封，而相业则已矣。”是训“已”为罢。案钱氏说是。
是月处置陷贼官，张说之子张均、张垍皆署伪官。《资治通鉴》卷二二○载，肃宗以二人及张说屡屡保护自己，欲免二人死。玄宗曰：“均、垍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肃宗叩头再拜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因俯伏流涕。玄宗命左右扶起，曰：“张垍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据《考异》，此说出柳珵《常侍言旨》。而新旧《唐书·张均传》谓肃宗于张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张垍传》谓垍死于贼中。则《常侍言旨》、《资治通鉴》所说皆误。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载：“太师房琯曰：‘张均欲往贼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减死一等，流于崖州。”《新唐书·张均传》说：“肃宗反正，兄弟皆论死。房琯闻之，惊曰：‘张氏灭矣。’乃见苗晋卿，营解之。帝亦顾说有旧，诏免死，流合浦。”所说可信。张说于房琯有荐举之恩，时琯已罢相，故托苗晋卿救之。晋卿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侍中。
至德三载、乾元元年(758) 六十二岁。六月，再贬邠州刺史。
去年五月，房琯初贬太子少师，正直之士或以为不妥。如武部郎中张知微即奏：“房琯有管乐之才，不宜以小非见免。”见《册府元龟》卷四六○。其“私党”更纷纷出来为房琯呜不平。旧传云：“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又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游其门者，又将琯言议暴扬于朝。琯又多称疾，上颇不悦。”又见《资治通签》卷二二○。新传曰：“琯之废，朝臣多言琯谋包文武，可复用。虽琯亦自谓当柄任，为天子立功。善琯者暴其言于朝。”
杜甫为房琯所荐，亦为“私党”，故为之辩解疏救，甚至不“爱生死”。其《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云：“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大历二年所作《壮游》诗追忆当时冒死疏救之事云：“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九家集注：“讥时相房琯虽败，然亦备员。”又引赵次公云：“公自言充左拾遗而合有所言也。旧注‘讥时相’，非是。”按，赵注是。“伏青蒲”、“守御床”，用汉史丹、王陵事，比己冒死疏救。赵次公说：“‘一不中’，言如射，偶不中耳。”是为房琯战败辩护。其《北征》诗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杜甫“忧虞”、“恐君有遗失”，正是其疏救房琯之动机。《北征》之“忧虞”，即《昔游》之“忧愤”。杜甫认为，房琯罢相，是君之“遗失”。上元二年杜甫作《枯楠》诗，是托物言志之作。诗云：“犹含栋梁具，无复云霄志。”仇氏详注：“栋梁，伤大才莫用。”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曰：“当为房次律之徒作。”又曰：“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惟此公为然，不但语言之工也。”
杜甫还为房琯爱惜董庭兰辩护。其《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曰：“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衂，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钱氏笺注引宋朱长文《琴史》云：“董庭兰，陇西人。唐史谓其为房琯所昵，数求赇谢……而薛易简称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当房公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后为相，岂能遽弃哉！又赇谢之事，吾疑谮琯者为之，而庭兰朽耄，岂能辨释。”钱氏又说：“按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在天宝中，子美同时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载而下，为庭兰雪此恶名，白其厚诬，不独正唐史之谬，兼可补子美之阙矣。”据杜甫谢状，亦认为董庭兰之事为“细”事。
杜甫疏救，遭到肃宗当头棒喝，诏“三司推问”，祭文所谓“刑欲加矣”即指此。三司首长为韦陟、崔光远、颜真卿。《册府元龟》卷五一五：“韦陟为御史大夫，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肃宗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论房琯事，虽被贬黜，不失谏臣大体。’上由此疏陟。”上引《壮游》诗仇氏详注云：“‘备员’以下，自述拾遗始末。公疏救房琯，帝怒不测，赖张镐营解，故云‘赫怒幸无伤’。”张镐为宰相，“营解”在上年六月，故肃宗“敕放三司推问”，仍任右拾遗。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
旧传谓“朝官多以为言”，“宾客朝夕盈门”，除杜甫外，当有刘秩、严武、贾至等。至今年六月，肃宗终于下《贬房琯刘秩严武诏》。诏曰：“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资治通鉴》卷二二○说是“下制数琯罪”。贾至、杜甫品秩较低，故诏书未及。贾至由中书舍人贬为汝州刺史，有《汝州刺史谢上表》。杜甫则由右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见新旧《唐书》本传及《册府元龟》卷九五三。）《后村诗话》后集卷二说：“子美与房琯善，其居谏省也，坐救琯贬。”《唐音癸签》卷二二亦说：“杜之去国，以救房琯。”房琯集团，可谓一网打尽。
邠州属京畿道，靠近京兆府。郑处诲《邠州节度使厅记》曰：“邠实为近郡。申王、薛王以亲贤之贵居之，太尉房琯以盛德之重居之。”
乾元二年(759) 六十三岁。六月，征为太子宾客。
房琯在邠州有治绩。旧传云：“时邠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隳废，州县廨宇，并为军营。官吏侵夺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举陈令式，令州县恭守，又缉理公馆，僚吏各归官曹，颇著政声。二年六月，诏褒美之，征拜太子宾客。”据《旧唐书·肃宗纪》，在六月乙未朔（一日）。
乾元三年、上元元年(760) 六十四岁。四月，改礼部尚书。闰四月，出为晋州刺史。八月，转汉州刺史。
旧传云：“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寻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汉州刺史。”新传略同。李华《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入为尚书，正色谔谔。又刺汾浍，遽临彭濮。”汾浍指晋州，彭濮指汉州。据《旧唐书·肃宗纪》，为礼部尚书在四月甲午（四日）。出为晋州刺史在闰四月壬戌（二日）。自今年四月至八月，不到半年时间，累遭贬斥，频繁改官。《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说：“何负而东，何负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
上元二年(761) 六十五岁。在汉州刺史任。
房琯善治园林，说已见上。汉州城西北角有官池，房琯加以疏浚修治，称西湖，有《题汉州西湖》诗。诗略云：“高流缠峻隅，城下缅丘墟。决渠信浩荡，潭岛成江湖。结宇依回渚，水中信可居。”世以房琯修治，因称房公西湖。杜甫此后在汉州，有《舟前小鹅儿》诗，自注：“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九家集注引赵次公曰：“官池即房公湖也。琯未为汉州刺史，止谓之官池。后人以其池经房公修之，故名之曰房公湖。”杜甫又有《官池春雁二首》、《得房公池鹅》、《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等诗。其《答杨梓州》诗有“闷到房公池水头”之句。《得房公池鹅》诗云：“房相西亭鹅一群。”可知湖上有亭。
房公西湖及西亭后为汉州游览胜景。文宗大和四年，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游西湖及西亭，有《汉川月夕游房太尉西湖》及《重题》二诗，刘禹锡有《和西川李尚书汉川微月游房太尉西湖》、《和重题》二诗，郑澣有《和李德裕汉州房公湖二首》；李德裕又有《房公旧竹亭闻琴缅慕风流神期如在因重题此作》诗，刘禹锡有《和游房公旧竹亭闻琴绝句》，郑澣有《和李德裕房公旧竹亭闻琴》诗。至宋代，题咏更多。程琳有《咏西湖》诗，宋祁有《汉州房公湖》诗，赵抃有《宿房公湖偶成》诗，文同有《房公湖》诗等。苏辙《送周思道朝议归守汉州三绝》之三：“此行真胜成都尹，直为房公百顷湖。”陆游《游汉州西湖》诗云：“房公一跌丛众毁，八年汉州为刺史。绕城凿湖一百顷，岛屿曲折三四里。小庵静院穿竹入，危榭飞楼压城起。空濛烟雨媚松楠，颠倒风霜老葭苇。”所述最为详尽，唯谓“八年”刺史则误。
代宗宝应元年(762) 六十六岁。在汉州刺史任。
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房琯奉册命赴肃宗行在，严武同行。至行在，房琯荐为给事中。其私党于房琯亦以此。此时房琯为汉州刺史，汉州属剑南道管内。按理，严武应该特加照应，以报恩德。但严武却反而甚为傲慢无礼。《旧唐书·严武传》云：“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云：“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礼。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又见《唐语林》卷四。案李白作《蜀道难》之用意，虽李绰《尚书故实》及《新唐书·严武传》等均载之，其事出于附会，不足深辨。但严武“骄倨”“无朝礼”，房琯“忧怖成疾”必有其事。
宝应二年、广德元年(763) 六十七岁。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
旧传：“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贾至时已复旧职，草《授房琯刑部尚书制》。制曰：“前汉州刺史房琯，既明且哲，贞静尚宽。有文行可济于时，有直言能适其国。献可替否，翼亮前朝……是用采人望于旧臣，举国桢于元老。俾掌二典，以弼五教……尚德优贤，仍加八命。可特进、兼刑部尚书，封如故。”制称房琯为“前汉州刺史”，知拜刑部尚书前已罢汉州。
是年春，杜甫至汉州，有《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得房公池鹅》二诗。前诗云：“旧相恩追后，春池赏不稀。”时房琯已“恩追”，王汉州到任，亦可证房琯在是年春已罢汉州。盖朝廷已拟起用，特未定何职耳。至四月，任命方下。清郭曾炘《读杜劄记·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云：“‘阙庭分未到’，朱注：‘时房公方赴召在途，故曰分未到。’仇沧柱云：‘此诗旧有两说：一指房公应召时，则恩追乃恩命追赴，所谓分未到者，房在中途也。一指房公既殁后，则恩追乃恩赐追赠，所谓分未到者，房卒中途也。’今按房琯见召，属广德元年事，其卒在夏。此时房复起用，故泛湖而有喜词，观下章云‘为报笼随王右军’，以琯在途次故也。若二年之春，公不复至汉州，焉得复有西湖之泛乎？”所说“下章”是指《得房公池鹅》诗。郭氏又谓此诗“的系房公未殁前所作，细读自知。”今按，郭氏所说极是。世称杜甫为“诗史”，不惟《咏怀五百字》、《北征》之类，即于此类小诗，亦能补史之阙。特进为文散官，正二品。
八月，卒于阆州僧舍，享年六十七。赠太尉。
旧传云：“在路遇疾，广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阆州僧舍，时年六十七，赠太尉。”李华《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云：“帝怀明德，俾不我迷。征拜秋官，佥曰休哉。薨殂阆中，国悴人哀。乔岳陨踬，辅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追崇上台”谓追赠太尉。
房琯卒于阆州僧舍，唐人有记载。《明皇杂录》卷上曰：“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泰山来，房琯虚心礼教……和璞谓房曰：‘君殁之时，必因食鱼脍；既殁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脍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椟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所载略同。所说玄乎，当是据事实而加以附会。房琯卒后，极厝阆州。
杜甫于九月二十二日即房琯七七祭奠亡灵。《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曰：“维唐广德元年，岁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亦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
鲫之奠，奉祭故相国清河房公之灵。”不称“太尉”，知时追赠未下。杜甫祭文叙述房琯生前家境贫寒，卒后景况凄惨：“我公戒子，无作尔劳。敛以素帛，付诸蓬蒿。身瘗万里，家无一毫。数子哀过，他人郁陶……州府救丧，一二而已。自古所叹，罕闻知己……何当旅榇，得出江云！”一代名相，两朝功臣，死后竟如此落寞！
广德二年春，杜甫自梓州往阆州，至房琯墓告别，作《别房太尉墓》诗。诗云：“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表现出对“布衣”之交悲悼沉痛之情。
大历二年，杜甫在夔州，房琯旅榇归葬。杜甫闻之，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诗云：“远闻房太尉，归葬陆浑山。”又云：“丹旐飞飞日，初传发阆州。”房琯归葬之处，说已见上。
大历三年秋，杜甫在荆州，作《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联系房琯与自己生平出处，倾吐情怀。《唐音癸签》卷二二云：“〔杜甫〕集中诗为琯伤者不一，伤琯正伤己也。而尤莫详于《荆南述怀之三十韵》……无非宛转为琯出脱，明己之救琯者，未为不是。生平出处，一大关目，莫备此篇，无一字不深厚悱恻，读之如起少陵与之晤语。向来诸家，句句错解，埋没至宝到今，殊可太息！”
房琯扈从玄宗，册命肃宗，是“中兴名臣”，是“翼戴两朝，毕立大节”之功臣。（见《太平广记》卷九七引《明皇杂录》、《宋高僧传》卷九。）德宗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馆奏“至德已来将相，功效明著，已亡殁者，八人第一等”，其中有“吏部尚书、清河郡公房琯”。十二月，定十一人为七等，其中有房琯。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十一日，史馆奏：“续选堪上凌烟阁功臣，除所有旧图形，并有子孙在中外任官令写进外三十七人。”其中亦有房琯。见《唐会要》卷四五、《新唐书·忠义传上》。但房琯仍未能列于配享功臣行列。据《唐会要》卷十八、《新唐书·裴冕传》载苏冕（正元）驳议，裴冕于肃宗有草创之功，房琯逾月而至，苗晋卿隔年方至。“论其前后，较然可知；语以勋劳，不言而辨”。然苗氏大历四年即配享肃宗庙，裴在苏氏驳议后于元和四年补，而房琯始终不与。
房琯德行，在唐代名儒中，甚有口碑。先是李华，与房琯善，其《三贤论》云：“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矣！”房琯曾为袁州刺史，卒后，李华又作《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曰：“岩岩岱宗，瞻其峻极；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抚宜春，列郡是式。建铭江滨，以慰南国。”《唐国史补》卷下云：“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又曰：开元日，“不以名而可称者”，有“房太尉”。又见《唐语林》卷四。柳宗元《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曰：“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着，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劳于蜀，人咸服其节。相肃宗，作训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爱以成于德，用是进退。所居而事理辩，所去而人哀号。”至宋代，宋祁《汉州房公湖》诗云：“人亡桃李在，脉脉尚成蹊。”程俱《房太尉传论》曰：“天宝、至德后，名相不为不多，而琯独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称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敛衽改容，称其道德。此岂私好而然哉！”
房琯生活清俭，治家有法，亦传为美谈。《唐国史补》卷上载：“韦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侍婢皆笑。举朝以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载，天宝中，牡丹为都下奇赏，而“房相有言：‘牡丹之会，琯不预焉。’”唐张泌《妆楼记·家法》载：“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又见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半臂”指短袖或无袖衣衫。盖房琯保守，故有此家法。
与唐代名儒所说相反，史家对房琯行事，颇多贬词。如宋祁，写诗称房琯为下自成蹊之“桃李”，而作史不采安禄山拊膺之叹，《困学纪闻》所谓“《新唐书》采野史稗说而不载此语”，所作新传赞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载行事，亦少贬矣。”旧传载：“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琯到汉州，乃厚结司马李锐以财货，乘聘锐外甥女卢氏，时议薄其无士行。”旧传论曰：“房琯文学致身，全节义以避寇。阽危之时，颠沛之际，有足称者……琯登相位，夺将权，聚浮薄之徒，败军旅之事，不知机而固位，竟无德以自危。”新传曰：“琯有远器，好谈老子、浮屠法，喜宾客，高谈有余，而不切事。”《册府元龟》卷九五四以之入《虚名》门。房琯好道、释之教，文献多有记载。《唐会要》卷五十载，天宝中，玄都观道士荆胐，“为时所尚，太尉房琯每执师资之礼。”与神会、义福、法慎等交往亦已见上。玄宗即位之初，于开元二年七月，下《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见《唐会要》卷四九、《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但不久即既重道教，又重释教。天宝元年，甚至诏崇文馆习《道德经》，见《旧唐书·礼仪志四》。宰相如张说、严挺之及裴宽、宋鼎等，皆皈依释、道。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云：“玄宗君臣相与尊宠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肃宗君臣亦是如此，肃宗又颇好鬼神、女巫。故房琯“好谈老子、浮屠法”，乃是当世时尚，不足深责。对此，宋祁于新传赞归结为：“夫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名之为累也！”
房琯有兄弟四人：璩、璋、瑜、琨。子三人：宗偃、乘、孺复。孙启，曾孙越，裔孙与珝。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房琯有弟三人：璩、璋、瑜。琨史书未载，拓本陈修古《唐故乡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提到墓主“外曾叔祖相国赠太尉琯，外曾祖刑部郎中琨”。则琯有兄琨无疑。长子宗偃，累迁膳部员外郎，大历十四年以吏部郎中为御史中丞、东都留守、东都畿观察使。贬岭南，卒于贬所。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三、《唐会要》卷六十。次子乘，双目盲，事已见上。官至秘书少监，赠太子詹事。见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孺复为孽子，庶出。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官至容管经略使。建中末、贞元初，宗偃贬死岭南，灵柩还，孺复不出临吊，盖以庶出故也。新旧《唐书》有传。乘子启，贞元、元和间官至容管经略使、桂管观察使，封清河郡公。贬虔州长史。《新唐书》有传，韩愈为作《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与柳宗元之父柳镇交游，善清言。见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刘禹锡《伤秦姝行》引：“河南房开士前为虞部郎中……其后开士为赤县，牧容州。”开士与启，字义相合，必为启之字，可补墓碣铭及本传之阙。房启与刘禹锡同属“永贞革新”集团。曾孙越为启之子，见《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未及历官，盖元和十年启卒时，越尚未入仕。裔孙珝，见《唐摭言》卷九：“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案曾孙越为元和时人，而珝于咸通四年方应省试，则又在越之下二代。《唐摭言》所说之“孙”，当指裔孙。珝之所出及出处均不详。
房琯无文集传世。今存诗一首，文两篇。
房琯文集，旧传、新传及历代公私书目均未见著录，盖无文集传世。其散佚之诗文，上文已有论及。据唐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隋薛道衡与房琯皆有“碑版之文”。《宝刻丛编》卷八引《京兆金石录》著录其天宝九载所撰《唐河东郡夫人薛氏碑》。卷十四引《复斋碑录》著录房琯撰序、綦毋潜铭《唐重建龙兴寺碑》。均佚。今存《题汉州西湖》诗一首，载《全唐诗》卷一○九；存《上张燕公书》、《龙兴寺碑序》二文，载《全唐文》卷三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