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我国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稳定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去年以来日益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为什么我国的粮食生产近年来出现了不稳定以至相对下降的趋势？人们找出了许多原因，如农业投入不足，农产品价格相对过低，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从长远和经济整体以至国际市场的角度思考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与对策，而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在狭小的范围内论农业。本文试图就有关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农业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回报率过低
在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上，当然首先是指政府对农业投资不足，但从长期看还在于农民本身对农业的投入增长缓慢。近年来随着家庭农业的发展，财政资源的缺乏，农业投资的主体目前已越来越由农民自己承当。近几年农业总投资，大体上农户投资占60%，地方社区经济占20%，政府投资占20%。要使政府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或增加农业投入的主体，目前已不大可能。因此，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从长期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本身对农业的投入过低（我们后面再集中分析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
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农民对农业投入过低，其原因都是因为农业的收入相对过低，农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或机会成本太大。从农民的角度看，一方面，务农的收入低，就没有能力进行资本积累，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另一方面，农业收入低，农民也就缺乏向农业投资的经济激励。这些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大部分不是用于盖房等消费项目，就是投资于工商产业，有了钱也不向农业投资，就是一个证明。而且，由于务农收入低，农业投入回报率低，不仅资本投入相对减少，土地自然也会大量向非农用途转移，甚至劳动力的投入也趋于下降，导致我国本已极为稀缺的土地仍有一些被“抛荒”。
2、农业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经济结构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矛盾
针对农民收入过低这一现象，人们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是否解决了决定现象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因此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农业发展不稳定、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再回过头来分析目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的有效性。
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矛盾是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和传统经济结构下农业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过大的矛盾。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必然不断下降，非农产值所占比重必然不断提高，其根本原因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在全部消费需求中所占比重必将越来越小。现代经济的发展只能主要是靠各种非农产业的增长。在人口相对于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里，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长，会使农业人口较为迅速地被吸引到非农产业中去，同时促使农业规模经营的程度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从而使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同步下降，甚至因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耕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得更快，这样就使农民的人均收入能与非农产业中的人均收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农民具有务农并改善、提高农业生产的足够激励。
但是，中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是，虽然近些年非农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也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但由于我国人口规模过大，人均耕地过少，加上工业化起点低，资本稀缺，资本的利用效率又因体制的原因而不高，因此，迄今为止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得十分缓慢，尽管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迅速下降到近20%，但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在50%以上（1993年为53%）。结果是，少量的农业收入被大量的农业人口所分享，农业生产的人均收入必然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一矛盾，在数量上集中地表现为农业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人均收入的关系上。20%的国民总产值由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劳动力）分享，而80%的国民总产值由不到50%的非农人口（劳动力）来享用，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不等式：
（对比而言，美国是2.8%的农业劳动力生产2%的国民总产值）。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如果非农产业仍（仅）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今后几年仍会以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90年代以来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但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估计平均每年会下降2-3个百分点（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3.1%）。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与基本问题。正是上面给出的这一最基本的不等式，决定了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过低，决定了农民缺乏对农业投资的能力与动机，也决定了各级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动力不足。
下面我们应探讨的是目前的一些政策建议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一基本问题。
3、无法用持续提高粮价来发展农业
农民收入过低，价格“不合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不少人认为要想发展农业就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前几年，经济作物、畜产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工业加工产品的价格也已基本放开，唯有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价格仍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地压在较低的水平；在一定时期，粮食价格稍有上涨，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进一步上涨，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是没有多大的提高。比如，1994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国家收购价格”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收入随之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有所提高，算下来，农民因价格变化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不过5%（陈锡文，1995）。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多次发生。1979年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周期”与农产品的“价格调整周期”是密切相联系的。短期内粮价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加上政府为应对农业生产下降而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和其他政策措施，有可能使农业生产在一两年中取得一定的稳定增长，但这种效应只能是短期的。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两年后这次粮价调整的效应消失了该怎么办？
那么，能否靠持续提高粮价来维持粮食生产的增长呢？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已经相当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粮价继续上涨，不久就会达到国际市场的水平；而在一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市场价格事实上构成国内价格运动的一个上限。这两年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粮食进口之外，沿海发达地区粮价上涨后进口粮消费的大幅度增长，已说明我国的粮食价格上涨正在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要想做到农产品价格在达到国际市场价后继续上涨，除非政府对农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性政策，限制进口，以维持国内农产品的高价位。
粮价要维持多高才能实现务农人均收入与非农人均收入的均等？假定今后几年非农产业仅按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同时农业增产，农业人口比重到本世纪末下降到45%，工业品价格完全不提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人均收入大体均等，也要将我国的粮食价格提高到目前的近5倍，即再提高4倍（比日本目前的粮食价格还高。日本的粮价目前是国际市场价格的4.3倍。关于农产品价格与政府补贴的国际比较，参见邓一鸣，1994：《对粮食保护的国际比较研究》，工作论文）。以上的分析尽管有点极而言之（因为并不一定要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人均收入均等），但这一分析表明，要想真正解决农业收入相对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粮价要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否则即使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也还是解决不了农民有了钱不去农业投资的问题。仅仅通过提高粮价使农民收入赶上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因为只要工业投入与农业投入的回报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收入提高了还是不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业因而还是不能实现持久稳定的增长。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粮价较便宜的条件下，用保护贸易的办法维持国内粮食的高价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是明智之举？国内粮价提高，劳动成本提高，工业化速度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外资进入也会受到影响）。这对于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农业已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极少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想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增长的势头，加速资本积累，要利用和依靠什么比较优势？显然不是农业，目前从总体上看也不是高技术密集产业，而是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加工工业。而粮食是构成劳动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使粮食价格提高，大大高过国际市场的水平，我们的要素优势很快就会失去，增长的势头也会减弱。
这并不是说今后要把价格控制死，不允许价格按市场供求关系而提高，也不是说全然不去保护国内粮食市场，但以上的分析表明，用持续提高粮价的办法来发展农业是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相冲突的。
4、难以靠增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或增加对农民务农活动的补贴来解决问题
增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无论是增加农业投资还是增加对农业的补贴，这一思路的要点都是在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民缺乏对农业投入积极性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有目的、“定向”的转移支付，实现“以工补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政府的干预，需要公共支出的支持。我们目前也的确极需改革财政体制，更多地实现非农收入向农业的转移支付。但问题是，在近期内各级政府是否有能力（和动机）使其对农业的投入有实质性的提高。1993年狭义农业的投资总额（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之总和）只有25.5亿元人民币，只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0.37%，即使假定农村个人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是用于狭义农业投资，加到一起总额不过是147.9亿元，仅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1.18%。广义农业的投资1994年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9%，比1993年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广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水利业投资的总和，按现价计算1993年仅比1992年增长13%，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8.5%的增长速度，若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是负增长。如果要求（广义）农业的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与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一致，就要将农业投资提高到3000多亿元（按1994年价格计算），即是目前水平的10倍。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投资仅靠政府投入，这笔钱相当于目前财政收入的60%，显然这是不可设想的。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的比重近几年持续下降，目前只占8%左右；而财政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又在不断下降，1994年又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达到11.8%（1993年为16.2%）。当然，目前地方政府有大量的非规范收入未记入财政预算收入，但这些收入同样很少用于农业投入。总之，在目前情况下靠政府提高农业投入，哪怕是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极为困难。增加政府投入，遇到了政府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实际收入转移支付能力较弱这一客观事实的限制，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当前一定要强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此抵销各方面减少对农业投入的趋势。但对于政府投入本身的局限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否则如果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投入上而没有及时地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就真有可能发生大的农业危机、粮食危机。
另一方面，在我国农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再增加粮食产量所需的投入却是越来越多了；提高粮食产量，这一点在目前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国的粮食产量，总产相对较低，但“单位面积产量”已不算低（约每公顷4400公斤），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每公顷2800公斤），虽然低于日本(5350)和一些欧洲国家，但接近于美国(4750)，今后在没有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无论是增加资本投入还是增加劳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已十分有限。这不仅意味着靠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已不大可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因而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种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问题，而且还意味着增加一点粮食产量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为增加粮食产量所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昂贵。
无论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还是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或补贴，都意味着经济资源向农业更多的转移。这在一定限度内目前是需要的。但是，要认识到的是，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生产越来越昂贵的粮食，势必损害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提高农业投入之所以会受到强大的非农产业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总能奏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非农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这个阶段上，非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快，增加值高，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
5、长远的战略：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大量农民的产业转移
以上分析了各种提高粮食价格、增加政府农业投入等目前发展农业的对策的局限性。这些的确说明了目前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对这种困难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只有在正确认识这些困难的前提下，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对策。
扭转农业长期发展缺乏动力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不是“农村”的人均收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基本上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大分子”，即提高农业总收入，前面分析的种种办法其实就都是以“增大分子”为目标的。而从长远看，增大“分子”的根本办法不是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也不是一般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争在科学技术上有新的突破。没有一个“数量极”的变化，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已经不是很大了，分子的扩大也不能实现。“增加分子”绝不能长期靠转移支付或“以工补农”。发达国家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已经很小，1-2%的国民总产值拿来补农业就可以在长期内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所以“补得起”（参见表1，各国农业产值的比重与人口的比重）。而我们，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大，人均收入差别大，从非农产业那边拿来10%以至20%的国民总产值来补农业，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收入的均等，因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从长期看我们“补不起”。
“补不起”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提高农业人均收入恐怕还得更多地依靠另一个途径，那就是尽快“减小分母”，即减少分享农业收入的人数。中国农业的稳定发展，不能没有这一条。
显然，减少农业人口，不能由农业自身加以解决。农业自身可以少使用劳动力（比如加速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前提是减少了的这些农业劳动力必须在其他领域找到就业机会，否则尽管他们可以不做农活了，但却处在失业的地位上，还是要去分享农业收入，还是属于“农业人口”。要想减少农业人口，根本的出路在于经济“非农产业化”程度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农业人口得以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中获得就业。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出来后，一定的农业收入由剩下来的少数农民所分享，农业人均收入方才得以大大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才有了根本的保障，也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农业才能稳定、持久地发展，粮食供给才能不断增加。可见，发展农业，绝不能就农业论农业，而要超出农业，从整个经济的角度分析问题。一国经济的资源是有限的，过多用于农业的发展，必然损害非农产业的发展，放慢经济的非农化过程，放慢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结果恰恰是损害了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6、短期的对策：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增加粮食供给，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现在的问题是，在短期内，我国农业的发展确实受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的制约，也受到了我国人多地少自然条件的制约，粮食的生产在一段时期增长速度不会很快。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一方面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另一方面又不使粮价过高、对农业补贴过高而损害经济增长过程、放慢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进程的问题。
其实，只要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并仍然在国际工业品市场上保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成本低），从而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时候，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近期内我国因无法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而可能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节省下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在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较低的条件下不去加以利用，而非要自己进行大量的投入，以换取一点昂贵的产出，是不明智的。现在西方有人在说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将无法养活自己，2030年将“缺3.7亿吨粮食”，等等。这样的分析，有的是出于学者善良的意愿，希望中国能够防止因农业生产不足而发生危机。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新闻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间，目前传播着一种“恐惧”，害怕东方的成长、中国的发展，将一方面与他们竞争工业品市场，夺走他们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则将提高国际市场上粮食、石油和其他一些原材料的价格，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而并不是怕发展中国家出现饥荒）。如果我们中国以昂贵的代价维持粮食等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同时又因大量资源被用于农业，放慢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这恰恰符合了这些西方人的心愿，既为他们维持了粮食的低价，又减轻了他们所面临的工业品市场的竞争，维持了他们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中国人利用国际市场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服务的时候了，到了我们来影响世界市场价格的时候了，到了我们来消耗较多的人类共有资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陷入别人为我们设置的“粮食自给自足”的圈套。从国际市场上多买些粮食并不会因此而受制于人。只要我们粮食供给的主要部分仍然是自给的，同时不是依赖单一的进口渠道，而是从多个国家购粮，这样，我们不仅不会受制于人，还能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获利。
在具体作法上，目前除了适当从多种渠道增加一些粮食进口外，还可以考虑力争到世界上一些地多人少的国家去合资建立我们的粮食基地（比如俄罗斯和巴西）。这样做的成本代价一定会比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增加产量的成本要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开放了，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要求我们，也使我们有能力从世界的大范围中去考虑资源的配置问题。中国人当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种出的粮食养活自己，而是可以靠用自己的钱买来的粮食养活自己；也不一定非要在自己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种出粮食养活自己，而是可以到异国地方去种植粮食养活自己，就象西方人多少年来在世界各地办企业养活自己一样。
表1 各国农业情况比较(1992)
* “粮食名义保护率”是用几种主要粮食平均计算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比。
** “名义价格系数”是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价格比率，比率越大，保护程度越高。
*** 这里用的是欧共体的平均名义价格系数。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世界经济年鉴1992》；邓一鸣，1994：《对粮食保护的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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