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20大与毛泽东“以苏为鉴”的一次“思想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苏共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及会议闭幕后作的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秘密报告”，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也十分强烈，十分重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由此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
一、苏共20大正负面影响分析
苏共20大之所以对战后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它的两项举措：其一，赫鲁晓夫根据战后国际形势出现某种缓和，出现了巩固和平的一些因素这一特点，否定了斯大林提出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进而提出对处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进行“和平共处”；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和平竞争”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战略。其二是“秘密报告”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大量冤假错案，鼓励和实行个人崇拜的错误。这两项举措，特别最后一项，可谓是“石破天惊”，全球震动。
苏共20大对国际社会的触动十分强烈，造成的后果却是正负效应共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受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苏共20大的评价，过多的强调了它的负面效应，即：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秘密报告”，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出现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动乱，一度使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下降，国际共运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国际共运内部因对苏共举措的分歧，导致了分裂和大论战，破坏了团结，削弱了力量，“和平过渡”是对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的背叛等。1989年苏联剧变后，一些同志不加分析地把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忽略和贬低了苏共20大的积极意义。诚然，苏共20大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应该做为深刻的教训加以总结和吸取。毛泽东当年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完全没有全面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批判斯大林在分寸、程度及方法上存在片面性等，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切中其弊的。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和我们后来对苏共20大经验教训的总结毕竟是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得出的，缺乏当事人的感受，因此对赫鲁晓夫等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的不足或失误的看法多多少少缺少一些客观性，体会不到，也容易忽略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当时苏联党内外的客观环境及历史因素对赫鲁晓夫等下决心做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举措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在于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坐在会议主席台上的诸多苏共领导人，大都因与斯大林关系的密切而参与过大清洗时期的活动。他们可以支持反对个人崇拜，但不愿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因为害怕牵连到自己。而当时是否公开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已成为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运事业能否发展的关键；从另一方面讲，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也难以再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掩盖。在这一复杂情况下，赫鲁晓夫必须取得报告权以利用苏共20大这次机会，必须要向主席台上的反对者进行妥协，即报告中决不牵扯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让斯大林承担所有犯错误的责任，而事实上斯大林也确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赫鲁晓夫没有代表苏共中央做自我批评是有其难言之隐的。至于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据归结为个人品质和粗暴性格，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考虑到批斯刚刚开始，要求赫鲁晓夫对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整体弊端有清醒认识并加以理解分析是过高了，赫本人也缺少这方面的素养。他所依据的只能是直觉。因此可以体谅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心态和认识水平。其次，在调查贝利亚案件的过程中，大量事实表明，许许多多被害人的灾难，大清洗时期骇人听闻的恐怖，集中营非人道的专横等与斯大林不无关系。当见到这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材料时，很难使一个有良知的人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倾向于理智。赫鲁晓夫也并非不想理智地对斯大林做出评价，“秘密报告”也有一段对斯大林作出肯定的话：“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权威和思想给予党的干部以及党的活动家以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以后，尤其是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①。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②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秘密报告也指出，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③的，“他认为，为了捍卫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④这些话应该是公允的，也说明赫鲁晓夫并不想“全盘否定斯大林。”然而一旦人们的情绪被所披露的事实煽起之后，是不会顾及这些评价的。因此实际上这些评价逐渐地被掩没了，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再感染赫鲁晓夫，就使这位易于冲动的领导人更加难以冷静和理智了。这一点是任何局外人都难体会到的。最后，更重要的是要揭露和批判一位相当长时间里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且犯有严重错误的国际共运的领袖人物，前人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因此赫鲁晓夫这一代人出现某些失误或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说到苏共20大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斯大林的错误反苏反共，这并不是苏共和赫鲁晓夫为之提供了武器，而恰恰是斯大林所犯严重错误给敌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武器。总之，对苏共20大的缺陷及产生的消极影响应该做客观分析。这种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相比较，应该是瑕不掩瑜的。
苏共20大的积极影响首先在于提出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以及相关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理论，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平环境安下心来搞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改善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的形象，对于鼓舞世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有重要意义。同时，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是从外交的角度提出，并无要求殖民人民同殖民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之嫌，因而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和平过渡”理论，尽管后人争论不休，但它毕竟为西欧各国共产党人寻找和制订适合本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西欧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因此其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斯大林的理论、政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苏联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应该进行重新思考。由此，各国共产党人相继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机遇。他们开始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非唯一正确的模式，每个党都应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议的道路；国际共运以苏联为中心实际上已不可能，过去苏共和其它兄弟党之间那种父子党的关系应该废除，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国际共运的一切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只能通过历史的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掉了“紧箍咒”，可以堂堂正正的总结苏联经验，“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
1956年，是毛泽东和其他第一代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有作为的一年，也是建国以来经济上发展较快、政治上较为民主、思想文化上较为活跃的一年。这都与苏共20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无关系。毛泽东曾明确地谈到这一点，认为是一种“思想解放”；“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⑤周恩来也做过相同的评价：“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象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⑥。毛泽东谈到的“思想解放”，对于他本人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对斯大林形成的十分矛盾和“心情不舒畅”的心态终于得到解脱，“紧箍咒”终被去掉，使他这位具有不愿受拘束，敢于抗争性格的领袖可以独立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不必再有所顾虑被认为是“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二是可以“以苏为鉴”，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革命曾经得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实际在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有益帮助，同时，由于其把自己的经验和利益强加给中国革命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损害，甚至是特别严重的损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和其他一些苏联领导人对农村包围城市、坚持又斗争又团结的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领导基本上是农民为主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这样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国情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不理解。到了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由于这种不理解及斯大林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形势判断的错误与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使之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甚至认为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而斯大林这种不理解、怀疑乃至偏见显然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者毛泽东身上。对此，毛泽东是深有所触、怀有积郁的。在中共和苏共数十年的交往和新中国建立后两个主权国家关系的交往中，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及中国国家主权进行过伤害。对此，毛泽东后来曾忿忿地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待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⑦”因此，就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来看，表面上是尊重的，内心深处是不舒畅的。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批判以前，虽然他一直想把对斯大林的意见当面向其提出，但一直没有机会。同时作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国家的领袖，从大局出发对领袖的权威加以维护又是必需的。这样一种必需就构成了毛泽东十分矛盾和内心的抑郁感。毛泽东自己也谈到过这种心态：“我也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⑧当他感受到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重大事件及其掀起的思想解放时，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心态的变化，使一贯提倡实事求是作风，不向任何模式、经验顶礼膜拜，且有过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排除了各种顾虑和忌讳，“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进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经验，有着全新的创造。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说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空白。仅有的一些认识，也大都是从斯大林的论述和苏联的经验中接受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不得不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只能依赖于苏联的实践经验。苏联的经验在建国时期对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经过数年的实践，在苏联已形成后果的这一模式的弊端在我国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大的地方和基层干部对这种现象已有了某种程度的感受。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及“紧箍咒”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是无人站出来大胆质疑的。现在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无疑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可以对苏联模式和经验重新审视的机会。为此，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⑨，“以苏为鉴”就成为最初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的探索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理论四个方面，其成果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该文发表于1957年，但思想形成于1956年）两篇文章及其他一些讲话和著作中。
经济问题是毛泽东探索最先涉及的领域。从1955年11月至1956年4月，他身体力行地在党内兴起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他从农业问题入手，由京汉、粤汉线南下，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听取了9个省的负责同志的汇报。回京后，他又转入对工业问题的研究，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内容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农林、交通、财政、金融等各财经领域。至4月下旬，毛泽东初步形成了经济问题上“以苏为鉴”的思想。其一，在农轻重产业关系问题上，鉴于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现象，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并举也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其二，根据苏共20大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观点和世界形势出现某些缓和的征兆，在我国生产力布局，即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这一基本的布局思想，同时又强调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同时他建议“二五”期间军政费用应从30%降到20%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其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鉴于苏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弊端，认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其四，在积累与分配关系上，鉴于苏联采用以损害农民利益来积累工业发展资金的方法，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损害所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强调，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工农之间的关系，实行统筹兼顾的方针，不能做“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情。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与苏联及东欧各国工业化的新路。其五，鉴于苏联企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毛泽东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企业一定的独立性，给生产者个人的利益、生产单位以一种自主权，这叫做有点“独立王国”。“只有上级国家机关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推向前进。”其六，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陈云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启发和影响，鉴于苏联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教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及在工商企业的购销关系、生产经营形式、市场管理、物价政策等方面的若干措施。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前两者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其主体，国家领导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⑩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探索的成果大致有：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鉴于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正常的教训，强调我国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团结。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要注意吸取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错误，正确估计反革命的数量，做到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清查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真正的反革命也要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上，强调绝不能像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统治脱离各级领导的“安全机关”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更不能像斯大林那样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而仍然要采取延安时期对犯错误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是毛泽东这一期间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关于前者，他鉴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及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需要，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指导方针，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这八个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后者，在党的八大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对于党员的要求、扩大党员的权利等方面作了系统论述。其中，鉴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说，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做出决定，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苏共20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11)
在思想文化方面，毛泽东探索的成果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也是针对“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而来的。“有些国家”即指苏联。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这一方针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对于外国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其二，鉴于苏联由最高领导人裁决科学与艺术争论并依此在文化学术领域扶持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恶劣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呜”的“双百”方针。数十年的实践表明，能否真正贯彻好这一方针，是科学与文化事业繁荣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优越性简单化、绝对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二是由于不承认矛盾，也就不能对现实存在的矛盾加以区分，导致在实践中混淆敌我矛盾，把大量党内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说，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建议。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承认矛盾的存在还不够，还必须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以区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的人中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对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精辟的分析，从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以上毛泽东在1956年“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果，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起了思想先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并成为它的先声。
三、毛泽东1956年“思想解放”的局限性和“中断”
1956年毛泽东的“思想解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间持续较短，到第二年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有些探索仍在继续，但“思想解放”却过早“中断”。“中断”具体表现在：已经取得进展的一些认识或发生动摇，或出现夭折，或从接近真理开始走向谬误。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的影响形成的客观因素，作用于毛泽东本人当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存在的局限性这一主观因素，最后造成他认识上的重大变化。
当年夏秋之交，作为公开揭露和纠正斯大林一系列严重错误的连锁反应，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两起事件，掀起了反苏反共的风潮。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社会变动的高潮过早地到来，加上经济建设的冒进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此时国际风潮波及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一些城市和农村发生了约一万余名工人的罢工，30起共万余名学生的请愿罢课，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及进京上访等事情。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今天看来可以具体分析，原因也比较复杂。但在当时，国际共运内部的基本判断是反革命暴乱，毛泽东也持这一种看法。这样由匈牙利事件引起而发生的风潮，使毛泽东对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开始的“喜”与“惧”皆有，“喜”大于“惧”向“惧”大于“喜”转化，且越往后越少谈“喜”。他开始强调“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相反，系统地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比重随之减弱。他开始担心苏共20大引起的连锁反应会断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在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抗衡中如何不失败的问题。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夏之交，因为又发生了右派分子借党整风之机向党进攻的事情，如果说1956年的群众闹事是受波匈事件影响出现的“吹皱一池春水”现象，那么此时右派分子进攻却使毛泽东有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使波匈事件不再于中国发生，在国际问题上他开始由赞成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转为维护斯大林的威信。在国内问题上主要的精力开始集中到阶级斗争方面。“思想解放”宣告“中断”，“探索”也暂告一段落。
然而，客观因素即使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种诱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即引起毛泽东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认识上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认识程度上。毛泽东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感情和认识十分复杂，一方面，他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想摆脱其影响，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在缺少理论武库的条件下，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鼓舞，又不得不以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来衡量中国的现实，以至于使他的探索在总体上无法突破斯大林产品经济模式的窠臼，甚至某些探索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完善这一模式。比如：他想走出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不断改善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却又跳不出发展城市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西欧、苏联和东欧工业化道路的老模式。更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始终对商品经济存在困惑，他虽然承认商品生产的作用，但又时刻担心“商品生产会引出资本主义恶鬼，因此他虽然尊重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和作用，但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和完善产品经济的体制，这一矛盾使他最终滑向否定商品经济。再从实践上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虽然毛泽东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但是这一模式在中国造成的矛盾远不及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尖锐。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条件的不足影响到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程度，影响到探索的深入，从而使探索的成果本身也就具有不彻底、不完备性和易于动摇和变化的特点，这也是毛泽东认识上有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毛泽东从波匈事件和国内右派分子进攻这些现象的启示中感受到需要维护斯大林和苏联的威信时，探索成果的不彻底、不完备性和易于动摇的特点就开始变为现实，“思想解放”也就随之“中断”。
分析毛泽东探索思想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考虑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毛泽东从1920年读《共产党宣言》，知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起，就牢牢抓住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以此观察、研究实际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他毕生的实践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他熟练地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阶级斗争”因此成为他的主要法宝。一旦他过于依恋于这一法宝而且又疏于对经济建设理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新情况、新变化的了解和研究，就不能不仍然运用原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对待和处理眼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样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和提出的“三和”战略被看成是否定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波匈事件是这一机会主义造成的后果，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12）“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13)因此，在国际上他要站出来捍卫被认为是列宁主义传人的斯大林主义。在国内，他从对党的八大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有所保留，向前发展为不加任何限制和条件地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转变为把被视为是敌我矛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在实践中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反右斗争，引蛇出洞”，“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这些对付敌人的阶级斗争方式又一次被熟练地采用，致使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党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探索被迫中断。这一错误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领域，探索中已初具成果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利润、利息也因与资本主义有联系而遭否定。
回顾1956年毛泽东“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段历史，不难看出，成为毛泽东“思想解放”诱因的是苏共20大，中断其“思想解放”的是苏共20大带来的连锁反应，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的怪异现象却给我们留下了前车之鉴，它提醒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途中必定要经历各种险风恶浪，会遇到种种突发事件的干扰。因此，任何时刻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走这条道路的信念不动摇。
注释：
①②③④《赫鲁晓夫回忆录》
⑤⑥⑦⑧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323页。
⑩《陈云文选》（1956-1985），第1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
(12)(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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