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坡[1]2004年在《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渊源和成因分析》文中提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叁民主义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民权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为领导主体的人民自主的民主权利。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他推崇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吸取了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有享”观念，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试、监察制度中的合理成份，建立了“五权宪法”体系下的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权宪法”。孙中山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叁权分立政体的利弊得失的考察和剖析基础上、继承并创立了他的五权分立政体。这种政体突出了对于治权中官吏的产生和监督的重视。它是民权主义的发展，又是民权主义的具体化，是对“叁权分立”政体的发展、完善和中国化。五权宪法的成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对统治集团现实的分析及未来的推测孕育和健全着新“两权”说；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给了“两权”以借鉴的模式；对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建国经验的总结使孙中山萌发对“叁权”的不满足感；社会思潮的“中西合璧”特征使孙中山得以完成“2+3=5”的算式。 孙中山认为国家权力从性质上分有两种，一日政权，一日治权。所谓政权，亦即民权，即国家根本权力属于人民之意；所谓治权，亦即管理权，即政府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力。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看，政权决定治权，治权受制于政权。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的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卢梭的“主权在民”和与之相关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等思想，以及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它们二者的混合。“权能区分”的目的显然是采用调和的办法来解决人民与资产阶级统治的矛盾，既给人民较以前更多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掌管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谋利益，又限制人民对政府的干涉，使资产阶级能有效地行使统治。人民与政府，各得其所，两相平安。“权能区分”的实质是孙中山力图创立一种不同于西方“叁权分立制衡”原则的新的政权组织原则。抛弃代议政体，创立一新式的共和政体。 孙中山根据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实践，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思想作了中国化的解释。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争取的自由应是国家的自由或全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体之私的自由；中国要的平等也不是伪平等，而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就思想渊源来说，孙中山所阐述的自由平等论，基本上是祖源于穆勒、斯宾塞一派的学说，而补充以国家主义派的一些重要论点。否定卢梭一派的自由平等学说。孙中山自由平等思想的成因主要以为中国人自上而下便很自由，为了改变由此而形成的一片散沙局面，中国非但无需以争自由为奋斗目标，对于往昔已有的种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渊源和成因分析种自由反应严加限制。这一认识，凝聚着这位革命家革命实践过程中最为痛切的感受。一面以保障国家的自由为尺度来限制乃至牺牲个人的自由，一面提出了“权”与“能”分开，四万万人做“阿斗”而政府做“诸葛亮”，四万万人握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管理政府，政府按照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原则组织等一整套方案，防止国家在大权在握时走上专制主义道路。
钟立华[2]2014年在《民国初期孙中山国家观研究（1912-1924）》文中指出1912年至1924年是孙中山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最重要的时期，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革命派的精神领袖，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的精神为广大人民所认同。这段时期也是孙中山在构建中国民族国家进程中的一段斗争历史，他的国家观随着革命斗争实践得以发展和完善。孙中山的理想国家构建，包括主权在民、维护国家的统一独立富强、塑造新国民，其动因在于论证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新国家政治文化的培育作为精神依托。孙中山顺应世界潮流发展，努力探索民主、共和的道路，他信奉自创的叁民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没有以此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任务，但经过发展后成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其中的重要思想被国共两党所吸收和借鉴，继续完成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任务。因此，孙中山的国家观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贡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也有重要的地位。要客观全面分析孙中山在民国初期国家观的内容，不仅要通盘考察他进行的坚决革命斗争，还要在历史背景下分析其中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孙中山的国家建构方略虽未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但他始终如一地维护国家完整统一、追求强国富民的目标，以及“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经受得起历史考验而被人们推崇，时至今日，作为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共同尊崇的伟人，他的精神对维系两岸同胞情感、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依然发挥作用。
席长城[3]2010年在《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成熟,在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内在理想追求、强烈爱国主义、深厚爱民情感等叁重伦理色彩,包含着民为本的伦理精髓。尽管由于孙中山本人的阶级属性及当时时代的限制,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实践贯彻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但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却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发展,重新审视和正确把握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必将有力助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伦理道德启示价值。第1章为文献综述,主要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现状进行评价。第2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缘由及意义、思路框架及方法、研究可能与创新,阐述为什么要研究、怎么研究、研究有何创新。第3章为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渊源。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社会背景,阐述西方先进伦理思想的影响,把握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形成的内在土壤和外在影响；同时,对新旧叁民主义思想进行概念界定与关系比对,把握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的完善改进过程。第4章为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从唯物辩证、历史辩证等角度进行阐述,包括唯物认识论、二元历史观等。第5章为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分别从新民族主义爱国伦理、新民权主义民主伦理、新民生主义均富伦理叁个方面进行阐述,着力把握以民为本思想精髓。第6章为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的反思,按照实事求是、正反辩证的原则,对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第7章为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的启示,根据当前发生形势及伦理思想本质,着力探讨爱国、民主、均富伦理思想的传承与应用,具体阐述在祖国统一、社会公正、经济发展等叁个方面的实用伦理价值。第8章为结论,对孙中山新叁民主义伦理思想主要研究进行总结性探讨。
皮庆侯[4]2006年在《孙中山民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主权逐步丧失殆尽,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沦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孙中山领导自己的政党和同志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腐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长达叁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其革命家的宽阔胸襟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逐步把反对封建专制和殖民统治结合起来,不断地融入国内外新的革命潮流之中,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孙中山不仅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开明进步的思想家,他不仅以其光辉的革命业绩名垂青史,还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树,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他创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同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着名的民生主义,作为他发展经济和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从而谱写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交织着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得到反映。作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孙中山把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丰裕美好视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民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农民阶级社会经济纲领中的平均主义和改良派的“普鲁士式道路”的倾向,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铺平了一条与民主革命政治路线相适应的、迅速发展的道路,并高瞻远瞩,规划了气魄宏大的建设蓝图。 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伦理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道德烙印。孙中山既继承了我
曾科[5]2014年在《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主义的学理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国家目的论，而其更为广阔的历史根据则内在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方的国家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国家主义适应了近代中国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需要，因而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本文以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揭示出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中、西国家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本文所使用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指1918—1930年；“文化、政治思潮”主要是指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叁民主义。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梳理国家主义的西学渊源及其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国家主义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是与自由主义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其学理主要包括国家目的论和国家主权论。国家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因为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正是国家主义的基本诉求之一。从词源上看，汉语文献中“国家主义”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深化的时期。然而，当国家主义传入中国时，它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突变。清末时期传入中国的国家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最初发轫于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运动；1923—1925年间中国少年自强会、大江会以及醒狮社等国家主义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1925年5月五卅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国家主义思潮由兴起走向高涨；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爆发，既使一度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顿时低落，也使国家主义呈现出某些新的面貌。第二章考察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社会载体——国家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对《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进行个案分析，揭示其身份特征、聚集途径以及分化、解体的情况。《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叁章从现代性的视野来考察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系。从中西文化观上看，国家主义者强调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融汇，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一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以及新文化派所提倡的“西化”论，是刺激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直接原因。在国家主义者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国家主义者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国家主义者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国家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且迎且拒的复杂态度。这种复杂态度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第四章探讨国家主义者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并揭示此中透露出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某种关系。民族自决原则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兴盛，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国家主义者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现实设计了民族自决的方案。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民族自决的唯一出路是各族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是允许蒙、藏独立建国。其理论困境则是在军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存在深度紧张。透过国家主义者的民族自决论述，可以发现其鼓吹的“国家主义”接近于“公民民族主义”。第五章从20世纪2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来解读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沟通的一面。“一战”后世界主义虽盛极一时，但国际社会仍然是“强权战胜公理”，自由知识分子与国家主义者都主张调和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上颇多契合之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普遍关注，自由知识分子提倡西化论，主张按照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来建设新文化，国家主义者则趋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对于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双方难以沟通。1920年代国内相继出现北洋军阀专制政权和国民党专制政权，自由知识分子奉行一贯的改良路线，国家主义者则坚守革命立场，双方虽有互动、对话，然始终难以携手合作。只有多层次地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才能够理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沟通并存的复杂关系。第六章考察中共建党至北伐战争爆发前（1921—1926）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中共建党初期就制定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策，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争取。由于受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洗礼，国家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中共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接受了中共的“联战”。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共所宣传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为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的国家主义者所不能认同，后者断然拒绝了中共的“联战”。与此同时，中共也愈发强调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国家主义者的“联战”价值有所下降，但仍在争取之列。直至北伐战争爆发，中共才彻底放弃对于国家主义者的“联战”，将其径直列为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双方关系彻底决裂。第七章研究孙中山逝世后（1925—1930年）国家主义者对叁民主义的认识及其演变。以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为界，1925—1930年间国家主义者对叁民主义的认识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联国反共”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着重澄清了叁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从理论上实现了国家主义与叁民主义的对接与融合，对叁民主义基本上持继承与肯定的态度。在后一阶段，由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参与到叁民主义“本体”问题的讨论中来，对叁民主义基本上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与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国家主义者围绕叁民主义展开的种种论说，是以其政治利益、政治主张的实现为核心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应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主张有所不同，其对叁民主义的认识随之而变。文章最后为“结论”部分。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将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理念概括成“国家至上”，同时揭示了中、西国家主义的几点区别：首先，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西学来源并不限于西方的国家主义，它还把国家主义之外的西学成分纳入其中。其次，中国近代国家主义采取了“托古”的论述策略。第叁，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具有“国家—个人”、“国家—世界”、“国家——民族”叁个参照系，西方国家主义则只具有前两个参照系。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终极价值诉求是和平主义与世界大同，西方国家主义则逐渐发展成为鼓吹对外扩张与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化特质，这一特质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立。这与鼓吹对外侵略的西方国家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造成这一本质区别的历史、文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传统的大同思想、“仁爱和平”的人文理念，制约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不至滑向黩武的军国主义。其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现实环境，决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所面临的时代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
杨园园[6]2011年在《孙中山宪政思想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孙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而奋斗终身的战士,其宪政思想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希望从基本概念入手,深刻分析宪政思想构成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原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原貌。本文主要运用了比较研究、跨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方法,在充分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以法学宪政理论为基础,综合作逻辑上的推导和实证的分析。本文分为引言和五章具体内容。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现在中国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的现状和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写作过程中主要的研究方法,为论文正文的展开奠基充实的理论背景。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概述了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叁民主义不仅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孙中山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所有其他理论的渊源。在本文中也以一定的篇幅对叁民主义加以介绍,旨在对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找到法理依据。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第叁、第四这叁章。孙中山宪政思想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其中对国家政体研究较多,最能体现宪政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权能分治、五权宪法和革命程序论,这叁项构成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主要框架,包含了他的思想的主要精髓,所以笔者从叁方面入手,作为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的基点。其中,权能分治作为其宪政思想的基础,以孙中山对人的划分为法理渊源,以人民管理政府的政权和政府自身管理的治权为内容,从根本改变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为宪政发展指明了道路；五权宪法作为其宪政思想的核心,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矫正了叁权分立代议制的弊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理论——由五院分别行使五权,是中西合璧的成果；革命程序论作为其宪政思想的实现方式,是确保最终达到“宪法之治”,实现民主的具体过程,以军政、训政、宪政叁个阶段为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步骤,反映了民主革命的一般进程。最后一部分概述了孙中山宪政思想对近现代中国建设的影响,分别从对近代宪政思想的建设和现代体制的完善所做的贡献展开论述。
王鑫[7]2014年在《学界对孙中山“新叁民主义思想渊源”的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孙中山自1925年提出新叁民主义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学者们对他的新叁民主义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专着、论文,取得了许多成果。孙中山新叁民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有社会历史根源、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思想等叁个方面。本文就近些年来学界关于他的新叁民主义的思想渊源的研究作简单的介绍。
陈尧[8]2014年在《孙中山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在发动辛亥革命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了后人的思想空间。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整体思想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以进化论和生元说一以贯之，启蒙了国民视野的同时也奠定了救亡的理论基础。他的进化论与认识论相结合，促进了知行的转型；与道德观念相结合，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伦理关系；与社会历史观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民生史观；与文化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开放式的学习态度。他的生元说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但肯定了无神论的思想，而且还论证了人类意识的起源，放大了精神的作用。他以哲学思想为根基，建立了庞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目的是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中国突驾式的发展，以稳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孙中山的道德思想、文化思想、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透视进化论和生元说在其整体思想中所发挥积极作用，挖掘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意义，寻找人的精神在建构民国时所体现出的能动性，进而探究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而付出的诸多努力。
刘佳[9]2014年在《孙中山的“权能分治”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在近代民主革命中,孙中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他借鉴欧美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其一系列独有的政治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不断地与时俱进,成为指导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权能分治”理论是这些政治思想中的精髓。对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的研究是为了能将其中的合理观点运用到政治生活中,这对于我们当前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腐败滋生,为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创造条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权能分治”由始至终都贯穿着民主主义精神,时刻体现“主权在民”这一思想。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的产生是在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吸取与批判的同时秉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权能分治”理论主张国家的权与能要分开,目的是既全面保障人民权利,又充分发挥政府效能,并且提出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准则是以人民权利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它的根本出发点是想通过对人民权和政府权的分开,使这两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是指政府的权力即治权不仅要维护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且还要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使人民有权管理政府,政府又能够发挥“万能”政府的效率。以“权”制“能”思想的提出使人民主权意识开始苏醒,这种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是对新的政权模式的探索。虽然“权能分治”理论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也真诚地体现出主权在民的精神,但是由于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他本人世界观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导致这个理论在横向权力的配置及“政权”与“治权”的架构方面等存在一些不足。为此,基于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所引发的思考以及在实践中所提供的有益参考,有待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施茂林[10]2012年在《中国法治思想长河与伏流探索——以韩非子与孙中山法治思想为题》文中研究表明一、历史脉动之底流中国法学思想渊源流长,早于殷商之前,易日:"师出法律",诗经:"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尚书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明刑弼教",国语日:"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寓意法家思维,成文法则起源于殷商之际~①,迨春秋末期,封建制度崩盘,诸国无视周天子之权势,各自兼并吞食,贵族政治式微,随着工商活动繁荣,新的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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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中山宪政思想述评[D]. 杨园园. 山东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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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思想研究[D]. 陈尧. 黑龙江大学. 2014
[9]. 孙中山的“权能分治”理论研究[D]. 刘佳. 河北工业大学. 2014
[10]. 中国法治思想长河与伏流探索——以韩非子与孙中山法治思想为题[J]. 施茂林. 近代中国.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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