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教育研究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道德教育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传统道德的现代解读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然而，如何对其进行解读，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影响，如何体现特色，如何理解东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如何突破长期以来在道德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形成的“西方化”思维定式等问题均需要认真思考。笔者试图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与演化进行另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读。
一、范式解读与道德教育研究价值取向反思
任何一种研究均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之下的研究，其思想成果往往差异很大。它不仅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价值取向，同时也关涉着研究者对其所面对的各种研究成果的评价与选择。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史研究专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范式”。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是共有的范例。”[1]范式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或者研究共同体的学术标志，而同时，范式也成为约束共同体成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隐形或者说是潜在的规范。
库恩认为：“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都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对一组科学家而言根本无法证明的定律，另一组科学家有时却认为直觉上很明显。”[2]这种“倒转乾坤”式的转变，如同“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柜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3]就这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4]而导致这种科学革命的原因正是“范式”的转变。范式的转变，从内涵与外延上均改变了科学传统中的常规认识，它使得科学家的研究视角进入到另一个层面，其话语体系以及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而“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5]
库恩的范式理论自一开始便深刻地影响到西方的科学研究。被介绍到中国后，库恩范式理论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理论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少研究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的学术发展、文化比较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构建具有独立的学科意义的范式成为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主题。
有研究者认为，缺乏科学研究“范式”与因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科学革命是中国传统科技乃至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而，“范式”这一术语成为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主流话语。今天，范式理论甚至成为中国学人用以评判一个学科是否独立或者是否成立、成熟的标志。不少学者所称的学科的话语体系危机也是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着眼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危机主要是指学科发展的危机，或者指学者所认为的身份危机（在教育学、比较文学、美学等学科均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如此观点）。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原因其实就在于“他学科”范式与话语体系的大量移植，使得一些学科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此外，还因为科学共同体界限的模糊。
然而，我们看到，也应充分理解，对“范式”的使用不可过宽、过泛，也不宜单一、片面地使用此理论，更不宜绝对化。在过去人们进行的有关中国文化或道德教育传统的研究中，更多地使用西方式的“范畴”和“话语体系”，研究者试图以西方的方法、理念诠释中国文化与道德教育建设问题，其结果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的消极定位与判断。或者试图通过对西方一切有利的东西经过如此思维方式的锻造为我们所用，进而构建一个新的体系。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化”倾向明显，而基于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内在发展逻辑的“本源式”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固然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学意义，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独特性，它的革命并非是新的思想对旧的传统的完全否定与取代，而是继承中的新的阐发。这种阐发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
范式的转变并非意味着将所研究的对象视为完全不同的他物，而是在更大的、更宽阔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时空中重新重视所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这种新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危机，倒不如看做是一种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扩张与进展，或者说是新的思想与方法产生的契机。范式本身也是不定的、动态的。在对范式理论的运用中，我们也应进行多角度、历时态的审视。
二、文化的独特性与范式转换的差异性
就道德教育研究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两种情境。一方面，是要用“范式”规范我们的学术语言，以使我们能够融入道德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不至于自说自话，从而失去表达学术主张、得到“他者”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对道德提出的新要求必然要求突破已有的范式，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研究的革命。因为，“文化建设或日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不是一种孤立的精神现象，而是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有着其深刻的客观性，它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元抽象、逻辑的体用论形而上学的做法来支撑中国的学科，使其丧失自身的活力变成不能自立的瘫儿”[6]。而那种淡化或忽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内在逻辑的研究思路与“西方化”的研究范式，忽略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机制的独特性与多元道德传统文化影响的共存性特点。如果以西方科学哲学范式作为唯一的研究模式来诠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则一方面会导致片面、单一的研究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种片面而影响到系统、科学的道德教育理论建设。
目前的普遍情况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道德或道德教育时，下意识地便要从西方伦理学与教育传统中或者从西方道德心理学理论中寻求根源和文化滋养，这是一种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学术倾向。
任何道德规范或理论的产生，都并非单个人的个人意志和主观意愿，而是有着深刻、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与背景，其发展和演变也只能遵循内在逻辑，外在的观照虽然是必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然而，真正的生长与发展却离不开其内在的社会土壤与文化传统，这一点就如同库恩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的内外条件一样。不过，与库恩所主张的科学史中的自然科学研究有很大差异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到其研究结论。可以这样说，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下所构成的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文化的差异，这种共同体既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异质的。我们不能脱离这一实际去讨论中国的道德教育理论建设问题。
三、科学共同体的重新定位与学术队伍建设
范式转变的另一关键问题是库恩理论中所谈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设问题。具体地说，是否有一支专门深入研究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高水平研究队伍？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以研究中国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传统为己任并有着自身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的科学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近年来，与科学共同体内部沉寂现象相对的是，传统道德理论的“墙外花香”，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已经通过这种“科学共同体”的再创造，正在逐步重新回到大众的生活之中，并开始在不经意间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傅佩荣、于丹等也正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无论这种现象背后的学术含金量如何，它们至少让大众从另一个层面认识并初步了解了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也看到了这种现代诠释的可能性，或许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范式”的雏形。多年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在理论上的式微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仍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这一点从我们专门从事德育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工作者的心态中便可看出。很难相信，一个对自身所从事的研究内容缺乏自信的人，会对其理论本身有很好的研究和实质性突破。
不能否认库恩的范式理论对于解释科学危机的产生以及新范式的出现所带来的科学革命具有的积极意义，更要深刻领会他所主张的革命其实就是世界观的转变。这里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链环：范式转换带来观念转变进而引起科学革命，而革命后的科学又必然以新的范式来维护。这种转变既是必然的，也是无形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的世界观的差异尤其重要，也至为关键。同时，对于我国的学术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前，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者面临着一些非常迫切也是意义重大的任务：即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如何使中华文化既融入世界文化大流，又保持自身特色。这成为我们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种神圣的使命。
需要注意的是，与国际接轨并非单纯地接受与照搬其研究范式，这一思路本身就陷入了“一元论”的片面陷阱，它已经暗含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落后的思想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我们所进行的研究的一个可能的结果便是：表面繁荣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思想上的贫穷，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便是对文化全球化的无个性追逐，继而可能就是我们在当代自身道德教育理论建设上特色的缺失。同时，我们还要厘清的观念是：理论创新并非仅是与国际接轨，也绝对不是以西方的话语体系来代替学术的研究，内在的文化领悟与挖掘也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更有文化底蕴的、更具生命力的现实的创新。
四、挑战与机遇：传统道德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挑战已经悄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就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而论，要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勇气和胆识，更需要领悟天地人生真谛的大智慧。这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之功，也不是简单的研究成果的堆积。要构建一个新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的诠释体系与系统，使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的新认识成为新时期普遍被人接受的东西，需要创造性的研究。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够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7]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诠释，既不是人们常常论述的继承，也不是完全的改造，而是要以新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对其进行重新定位与创造性突破，这其中不仅是“范式”的转换，更涉及思维方式的改造和重新定位。这是由于“尽管每一位科学家都会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有所意识，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普遍的迹象可以告诉科学领域中甚至最为敏锐的观察家，下一场革命将在哪里发生、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即使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也无法精确地预见他们自己将会引起什么样的革命。在科学中之所以无法准确地预见革命将在哪里发生或它将由什么构成，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科学彼此都可谓是‘艺术’。在一个领域中某项不可预见的革命性革新，也许会为某个别的领域提供手段，从而导致该领域取得惊人的进展。这是因为，某一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性进展，往往信赖于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革命，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快速地按指数增加的”[8]。
本文所倡导的“范式”转换，并非如库恩所主张的科学革命中的“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而是试图以一种整体的、多视角的范式实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整合式、多层次、立体式的整体开发与利用，不是简单的、分割的与片断式的碎片继承。由此，它将一方面使得我们对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至于因缺乏比较和借鉴而陷入“孤独”的“自说自话”的境地，同时，也不至于使具有悠久传统与积淀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理论蜕化为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建设的陪衬或是附庸。其实，范式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系列范畴的转变问题，而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是整个思维模式的变革。它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