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元结构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中国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很显然，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已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单元结构，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二元结构经济格局已被突破，标志着三足鼎立的传统农业、农村工业和城市现代工业的三元结构经济新格局已经形成。中国三元结构经济存在和发展有着自身内在的机理，特别是农村工业为什么能构成独立的一元，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三元结构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宏观经济背景：历史和现实
二元结构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主要经济特征。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年）一文中，根据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性或非再生性，将国民经济分为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通过对这两大社会部门要素转换关系的实证分析，勾勒了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刘易斯二元结构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把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重心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结构的转换过程联系起来，揭示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消长机制。二元结构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所开拓的二元结构经济的分析方法，比西方其他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总量分析方法，更逼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然而，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理论，虽然是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无限供给前提出发的，但分析的主要是资本积累如何在现代工业部门产生，并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忽视了对传统农业领域本身的改造。在他看来，农业对经济发展是不能作出贡献的，充其量只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在他的二元结构经济理论中，农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之中。视农民为被动的要素，只能消极等待流出农业部门。因此，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现实指导作用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离开农业本身的发展，离开农业发展对工业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要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建国以后，执行的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它没有使数千亿元资本与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分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大量转移。由于工业化原始积累对农业剩余的强制剥夺，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农业十分落后，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工业超前发展，农业发展滞后的畸形，使原有的二元结构经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稳定。
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在刘易斯二元结构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实行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非但没有消除二元结构经济，反而扩大了它的反差。
实践证明，刘易斯由二元结构经济直接向一元结构经济转换的“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虽然被认为大致符合某些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但这一理论对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说，则是不适用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城市现代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容纳力和吸引力要比刘易斯理论所预想的要小得多，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集约化程度提高等原因，城市现代工业的就业增长率必然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例如印度自第一世界大战以来，旷日持久的工业化并未能使国内工业真正起飞，近百年中，农业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却从65%左右上升到77.8%，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城市传统部门（包括零售商业、小型建筑业、体力劳动型的服务业等等），虽然其收入水平之低与农村的最低生存费用相似，但还是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这个种部门，结果又形成“过早的城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水平还不很充分的情况下就已形成高度的城市化，如墨西哥城市人口比例已达到66%，阿根廷已达到83%，而墨西哥首都人口1960～1980年增加近一倍，1980年已占全国人口的13.5%。这种城市贫困社会膨胀现象，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二元结构经济在这种条件下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并非是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更是一种恶化。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结构转换，受到了双重困难的压迫，在中国超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经过强化的二元结构经济使得城市现代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更小，甚至还不足以容纳城市本身新增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资源的稀缺，和城乡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十分迫切。由于两部门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致使中国由直接二元结构经济向一元结构经济转换成为不可能。换句话说，在中国这种超稳态的二元结构经济条件下，无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还是依靠城市现代工业的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的差别都成为不可能。然而，也正是这种来自传统农业中土地对剩余劳动的排斥以及低收入的贫困压力，来自城市大工业资本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福利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的这种双重结构矛盾困扰，才使中国农村工业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城市大工业两大板块的夹缝中产生壮大起来。以乡镇企业崛起为核心的中国农村工业，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但是这一介乎于两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的脱颖而出并持续高速增长，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弱化了二元结构经济的强度，打破了过去超稳态的二元结构经济的平衡，也打破了中国农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的低水平循环，成为沟通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和改变二元结构经济格局的桥梁，从而使中国的二元结构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国民经济呈现出了三元结构经济的新的格局。
二、农村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广大农民利益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把以往实行超工业化时期强制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业过剩劳动力、而且要把由于农业生产力进步引起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一起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但是，由于现有的城市现代工业吸收如此众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困难重重，因而，在农业活劳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只能迫使这一部分农业不需要的剩余劳动力窝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转化为潜在的过剩人口。这部分人的劳动对于农业生产总量的增加来说是无效劳动，不创造价值。因而这种潜在过剩人口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和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这是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城市职工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统购统销体系被打破之后，一方面农民从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中得到与其耗费劳动成正比的报酬，从而释放了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农民从这种对土地使用权中取得了相对自由的就业选择权，从而创造了他们脱离土地进入其他非农产业的条件。尽管自1979年以后，国家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益，然而，与非农产业相比，农民在小块土地均分、经营规模狭小的传统农业范围内的务农收益，仍然较低。在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农民自然把目光集中到了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上。高收入的吸引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城乡分隔封闭体制依然如故，这种长期形成的格局在短期内又无法打破的情况下，离土不离乡，以兴办乡镇企业为主要标志的农村工业，就成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方式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三、农村工业存在和发展的独立性
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新的一元结构的农村工业，自然有其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农村工业独立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其客观的经济原因，而且有它自身的特点。
第一，现代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分散化和复杂化，需要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工业利用自己小型化、灵活性等比较优势，通过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组合，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使一些分散性、技术落后的手工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得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另外，因为资金短缺，中国现代工业的技术创新大多集中在一些新兴产业和新型产品上，产业成长超越了劳动密集型阶段，留下了结构空白，这些市场空间尚存在的许多盈利不高但却有发展余地的领域，由于没有现代工业的参与，也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第二，中国农村工业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再一个缘由是有自己的资源、市场优势。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有相对廉价的资源，一般来说，农村地价只为城市的20～50%，厂房造价为城市的50～75%，因接近资源产地，农村工业不仅能保证充足的资源供应，而且减少了资源的运输费用，更主要的是农村工业需要的人力资源价格低廉。这些因素不仅降低了农村工业发展的成本，而且强化了农村工业的生存竞争能力。
第三，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以工兼农的兼业性和中国农民的恋土情结，弃农不弃地，也是中国农村工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中国农村工业中以工兼农的兼业农民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与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世界上许多国家农村二元结构经济的变动是与农民身份的游离与耕地集中经营双轨并进的，而在中国则是一轨单进，尽管农村工业的崛起，使农村产业构成的实际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村人均十分狭小的耕地面积的土地集中速度却极为缓慢。这与中国农村工业大多就地发生产业转型，离土不离乡是紧密相联的。
中国农村工业的兼业性特点，不仅适应了现阶段农民的基本要求和心态，而且也减少了由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波动，缓解了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许多摩擦和矛盾。显然，兼业的存在是对传统体制下农民固守土地的自然经济的一种否定，它标志着农民已由传统农业向商品经济迈出了一大步，这是农村商品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以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农村工业发展中的兼业性在较长时期内是不会消除的，并将继续发挥作用。然而，兼业毕竟是经济转换时期的产物，即它既是农村工业化的产物，又是农村工业化不彻底和不完善的产物。
兼业不是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为三元结构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最后目标，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后目标应该是由三元结构经济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元结构经济的完全转变。
四、农村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而且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新的单元结构。
从国民经济的结构变革方面来看。中国农村工业以较快的速度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革，使中国经济从原来的传统的二元结构经济向新三元结构经济转变，这不仅缩短了二元结构经济转化的时间，而且还构筑了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全新格局。
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沟通了二元结构经济向一元结构经济转化的通道，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对流，从而促使整个国民经济由低效益结构向高效益结构的转化，加速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农村工业的发展消除了资源利用的结构缺陷，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一方面，农村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又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缩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而也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工业的发展纠正了中国向重工业过度倾斜的超工业化战略，成功地进行了丰富的劳动力对稀缺资本的替代，从而消除了资源利用的结构缺陷，使资源得到了最大效率的利用，又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只有与劳动过剩和资本短缺这一失衡的资源结构相适应，才能保证劳动对资本的高替代弹性，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工业化获得高的经济效益，从而使经济进入现代成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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